<![CDATA[四川省社会科学院]]>/zh-CNThu, 30 Jul 2020 00:00:00 GMTThu, 30 Jul 2020 00:00:00 GMThttp://blogs.law.harvard.edu/tech/rsssy-blog generator120<![CDATA[四川省社会科学院]]>/ui/img/logo.jpg/<![CDATA[我所昝宝毅、杨华军分别当选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会长、副秘书长]]>/926094/59231.aspx 

我所昝宝毅、杨华军分别当选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会长、副秘书长

 

2020年7月5-7-26日,社会学研究所党支部副书记杨华军副研究员、四川省社科院禹羌研究所兼职副所长昝宝毅等参加在绵阳北川举行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大禹文化活动暨2020(庚子)年大禹诞辰祭祀典礼”。

来自省内外以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数百人,齐聚北川禹王广场,共祭祀华夏人文初祖。整个活动还包括了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北川大禹纪念馆奠基典礼等。其中,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昝宝毅当选为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会长,杨华军当选为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秘书长。
同时,举行了大禹研究会研究成果《大禹传奇》绘本发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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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0Thu, 30 Jul 2020 03:52:00 GMTThu, 30 Jul 2020 11:52:00 GMT
<![CDATA[政治学所肖雪莲作《协商民主视角下的社区精准治理:目标、困境和路径》学术分享]]>/913165/59229.aspx2020年7月28日,政治学所肖雪莲老师作了题为《协商民主视角下的社区精准治理:目标、困境和路径》的学术分享。她主要从社区精准治理的主要目标、现实困境、协商民主与社区精准治理的耦合性以及路径选择几个方面进行阐述,论证了把协商民主引入社区治理能为人民群众提供精准管理和服务,创建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实现社区治理的高效能运作。全所同志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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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莲0Thu, 30 Jul 2020 02:46:00 GMTThu, 30 Jul 2020 10:45:00 GMT
<![CDATA[李后强当选成都市社科联第五届理事会主席]]>/101009/59224.aspx2020年7月29日,成都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暨市第十四次社科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在成都市委小礼堂隆重召开。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等领导出席大会开幕式。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当选成都市社科联第五届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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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后强在讲话中代表所有新当选理事表示,成都市社科联一定不辱使命,牢记重托,勤勉履职,竭诚服务,团结带领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市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不懈的努力,为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供智力服务。李后强指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做到工作项目化、项目工程化、工程责任化、责任人头化,到位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努力助推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使成都市社科联在全国社科系统有地位、有面子、有威望、有影响,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成都力量。

在随后举行的成都市第十四次社科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上,我院“成都市河流治理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获得二等奖,“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李羚研究员的研究报告《成都城乡社区治理中党的领导机制探索》、柴剑峰研究员的论文《成都科技人才发展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研究》、罗子欣副研究员的论文《天府文化散论》、高洁副研究员的研究报告《环城生态区建设与治理有关问题研究》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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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维丹0Thu, 30 Jul 2020 01:34:00 GMTThu, 30 Jul 2020 09:33:00 GMT
<![CDATA[夏良田研究员主编的《法治监狱建设的四川实践》正式出版发行]]>/926097/59222.aspx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加强对法治监狱建设的探索和研究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中“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新时代新型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重要途径。                              

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夏良田博士历经两年多时间,在四川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及相关监狱的大力支持、帮助和配合下,多次深入基层监狱单位、深入基层干警调研,对四川在法治监狱建设过程中所做的科学布局、整体规划及各项法治建设具体举措进行全面的务实调研。在此基础上撰写的《法治监狱建设的四川实践》一书近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对法治监狱建设的基本理论、法治监狱建设的意义、法治监狱建设的工作原则、保障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四川省监狱工作七十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法治监狱建设的四川实践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充分反映了四川监狱法治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法治监狱建设的四川实践》一书的顺利出版发行,必将对我国监狱法治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社会学所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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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0Wed, 29 Jul 2020 04:38:00 GMTWed, 29 Jul 2020 12:35:00 GMT
<![CDATA[应强化民族走廊建设比较研究]]>/101009/59221.aspx为高质量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藏羌彝文化走廊建设研究”,借鉴吸收西北走廊学术研究成果和建设经验,7月15日—24日,院党委副书记、项目首席专家陈井安研究员率课题组赴甘肃、宁夏调研民族走廊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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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调研敦煌研究院文献信息中心

课题组在酒泉市重点调研了敦煌研究院和相关文化遗产。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敦煌研究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夏生平向课题组详细介绍了敦煌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藏传佛教与河西走廊石窟艺术的关系等;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庄飞等与课题组座谈,介绍了酒泉区域内民族的历史渊源、人口分布、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情况。在酒泉期间,课题组还调研了沙洲古城遗址、尚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悬泉置遗址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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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调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悬泉置遗址

课题组在张掖市重点调研了河西学院。河西学院是甘肃省属普通本科院校,也是河西走廊区域唯一的本科院校。课题组一行调研了该校艺术创意中心、民族文化长廊、院士专家工作站、祁连山菌物文化馆、河西讲堂、河西历史文化馆等地,并与河西学院党委组织部、办公室、宣传部、统战部、科技处、各文科学院和科研平台负责人,部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和国家民委项目主持人座谈交流。双方围绕推进河西走廊与藏羌彝走廊间科研工作对接融合、学术交流、科研项目合作、科研团队建设、研究的心得及方法、人才联合培养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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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在河西学院座谈交流

课题组在武威市重点调研了凉州文化研究院和相关社区。课题组一行先后在凉州区荣华街惠泽社区了解民族融合和基层社会治理等情况,在鸠摩罗什寺、武威文庙、雷台汉墓等地调研历史宗教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凉州文化研究院长张国才、副院长王守荣等与课题组座谈交流,详细介绍了凉州文化研究成果、下一步打算以及双方合作的领域和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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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座谈

课题组在兰州市重点调研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并与相关专家学者座谈。甘肃社科院副院长安文华主持会议,科研处处长董积生、社会学研究所马亚萍研究员、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李骅副研究员、丝绸之路研究所魏静副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围绕河西走廊和藏羌彝走廊建设与课题组展开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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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在宁夏社会科学院调研

课题组在宁夏期间重点调研了宁夏社会科学院和相关社区。为进一步研究民族自治区与多民族省份在社会治理的异同,对比单一少数民族社区、民族融合社区、汉族社区基层治理方面的经验模式,课题组专程前往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的吴忠市金星镇金花园社区。该社区常住居民13850人,其中回、满、蒙、藏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5%,探索总结出“七彩家园”“七星服务”“四治融合”“社区邻居节”等系列经验。在宁夏社会科学院调研期间,院党组书记彭生选与课题组一行座谈交流,详细介绍了宁夏区情、民族特色和对外交流情况。副院长段庆林研究员主持学术交流座谈会,科研处处长郑彦卿、法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永芳研究员、西夏研究院负责人魏淑霞研究员、法学社会学研究所姜歆研究员、文化研究所张治东副编审等专家参加会议,大家围绕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党项族与西夏文化、文化改革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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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调研“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金星镇金花园社区

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三个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前后提出的学术概念,这是我国学者的原创性理论。“民族走廊”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空间,具有基本的共同性,但在流动性、边缘性、古老性、遗存性、变异性等方面又存在不同特征。如西北走廊更加开放,民族流动性大、变化多;而藏彝走廊则更多保留着世居民族。我们应以民族地区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强化民族走廊建设比较研究,指导解决紧迫性、基础性、战略性问题,助推各民族之间文明互动与学习互鉴。

课题组成员廖冲绪、刘伟、翟琨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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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维丹0Wed, 29 Jul 2020 02:59:00 GMTWed, 29 Jul 2020 11:03:00 GMT
<![CDATA[全球单体面积最大摄影棚预计10月投入使用]]>/101003/59215.aspx7月28日,全省智慧广电产业发展大会召开,位于成都市郫都区的中国(成都)超高清视频创新应用产业基地也正式揭牌,这是国家广电总局批复的省部共建的全国首个国家级超高清视频创新应用产业基地。

中国(成都)超高清视频创新应用产业基地落户成都影视硅谷。成都影视硅谷致力于打造集影视科技、高新视频、沉浸式超高清、影视拍摄、特效制作、文创旅游、会议博览等于一体的大型文创科教产业园区,目前确定落户入驻的企业达到120余家。

四川是全国超高清视频产业链最全的省份,超高清视频摄录编设备技术水平、产业规模、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中国(成都)超高清视频创新应用产业基地的揭牌,也标志着其中核心项目“现代高科技摄影棚群落及5G超高清摄录演业务支撑云平台”加速建设。现代高科技摄影棚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预计将于今年10月交付投入使用,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单体面积最大摄影棚。

会上,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和四川传媒学院签署协议,共建智慧广电学院。成都银行与成都影视硅谷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支持智慧广电产业发展暨首批贷款协议落地协议,全力支撑四川智慧广电产业高质量发展。会上,还为成都市智慧广电综合实验区和自贡荣县等5个智慧广电实验区授牌。

副省长杨兴平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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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吴梦琳0Wed, 29 Jul 2020 02:17:00 GMTWed, 29 Jul 2020 10:16:00 GMT
<![CDATA[《蜀韵纪事》第一辑出版发行]]>/101004/59214.aspx为展示巴蜀灿烂文化,宣传四川人文风情,让公众从历史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上进一步了解四川,2019年12月,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纂的《蜀韵纪事》第一辑由新华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电子版已在四川省情网“数字方志”上线发布。

《蜀韵纪事》第一辑从2018年度“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中精选出133篇,分“蜀地赞歌 芳华流年”“纵横巴蜀 源远流长”“青史留痕 琳琅四川”“聚目英杰 名留今古”“非遗记忆 薪火相传”五大板块,多角度、多方位展示四川历史人文魅力。

“蜀地赞歌 芳华流年”板块,由“红色记忆 光辉历史”“改革开放 勇往直前”“亲历改革 见证发展”三部分组成。既有记述民族危亡之际,川军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畏牺牲,英勇抗日的英雄事迹,又有作为抗战大基地,四川人民捐钱粮、造武器、修公路、建机场,送出的川军占全国抗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记载;更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四川经济的飞速发展。

“纵横巴蜀 源远流长”板块由“舆地纪胜 蜀川纵览”和“城市传奇 风云今古”两部分组成,主要介绍天府之国的由来及四川各市(州)的历史源流、建置始末和当代风貌。选取四川具有代表性的区(市)县,叙述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该部分是展示四川的城市名片。

“青史留痕 琳琅四川”板块由“传世地标 辉煌岁月”“绚丽瑰宝 璀璨人文”“老城记忆 似水流年”三部分组成,主要从四川众多的历史文化中精选部分予以呈现,记录了四川现今保留、出土和传承的人文遗产,让读者领略巴蜀大地灿烂的人文魅力,讲述了随着时代变迁,在四川逐渐消失的城市记忆。

“聚目英杰 名留今古”板块由“名人巨匠 灿若星辰”和“当代英杰 誉满八方”两部分组成,主要追忆了四川的历史名人。四川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涌现出许多耀眼的人物,无数的名人巨匠,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非遗记忆 薪火相传”板块由“传统节庆 热闹欢喜”“民间艺术 多姿多彩”“民俗表演 绚烂璀璨”三部分组成,主要介绍了四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非遗记忆汇聚,以展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蜀地非物质文化。

为充分发挥“存史、育人、资治”作用,传承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讲好四川故事,传播四川声音,下一步,四川省地方志办将把“方志四川”每年发布的优秀文章结集公开出版《蜀韵纪事》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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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0Wed, 29 Jul 2020 02:19:00 GMTWed, 29 Jul 2020 10:15:00 GMT
<![CDATA[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督查组向四川反馈脱贫攻坚督查意见 彭清华会见督查组一行 魏山忠尹力邓小刚出席反馈会]]>/101003/59213.aspx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7月22日至28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四川督查组,对我省2020年脱贫攻坚工作情况开展督查。督查组在川期间,省委书记彭清华会见督查组一行。28日,在成都召开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督查四川省脱贫攻坚工作意见反馈会上,督查组组长、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反馈督查意见,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邓小刚汇报我省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赴四川督查组由水利部和国家电网公司联合组成,并邀请致公党中央参加。连日来,督查组分4路深入我省剑阁县、沐川县、金阳县和美姑县,实地走访14个乡镇、18个村,访谈县乡村干部87名、农户123户,查看扶贫项目15个。

魏山忠指出,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政治站位高,“四个意识”强,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坚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目标不动摇,以彝区等深度贫困地区为主战场,脱贫攻坚举措务实、成效显著,问题排查整改力度大、效果好,能够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督查组同时发现,四川在基础资料、产业扶贫、公益性岗位、危房改建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

魏山忠强调,要持续开展查漏补缺,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和饮水安全等短板弱项,确保问题不反弹、群众持久稳定受益。要紧盯重点问题,继续加强对凉山州7个挂牌督战县的攻坚力度,聚焦突出问题精准帮扶,全面完成凉山州挂牌督战任务。要有效防止返贫致贫,精准对接外出务工人员,帮助尽快返岗复工,加强对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人口的动态监测,及时将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纳入帮扶范围。要做好收官工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充分运用脱贫攻坚形成的精准理念、精准做法推动乡村“五大振兴”。要压实工作责任,围绕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督促基层干部尽快熟悉调整后本区域的整体工作情况,保持扶贫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工作出现断档、责任不到位的情况。

尹力就贯彻落实督查意见提出要求,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尽锐出战、全力冲刺,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要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逐一明确整改的目标、措施和时限,压实部门和地方责任,加强挂牌督战,确保按期整改到位、见到实效,同时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回头帮”,不断巩固提升问题整改成效。要以此次督查为契机,举一反三,加快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提升我省脱贫攻坚工作的质量和成色,要推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督查组副组长、国家电网公司党组副书记韩君,省委常委、省直机关工委书记曲木史哈,以及督查组其他成员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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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钟振宇侯冲摄影田为0Wed, 29 Jul 2020 02:15:00 GMTWed, 29 Jul 2020 10:14:00 GMT
<![CDATA[2020首届长三角体医养康护融合发展论坛召开]]>/101004/59212.aspx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陈炼)7月25日,2020首届长三角体医养康护融合发展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

本次论坛由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指导,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上海交通大学护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院管理处联合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卫生政策研究所、上海市老年学学会老龄产业专业委员会协办。沪苏浙皖卫健委、医保局、体育局以及上海市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等单位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健康长三角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震,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梅哲,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鲁翔,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委会主委陈文华等领导嘉宾以及来自国家体育总局,沪苏浙皖发改、卫健、体育、民政等政府部门领导,高校、医院专家学者及健康产业实践专家等近百人参加本次论坛。开幕式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姜文宁主持。

为健康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黄震在致辞中回顾了上海交通大学悠久的办学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奋发图强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他提出,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提升社会总体健康水平刻不容缓。在此过程中,体育、医疗、卫生、养老、康复、护理的融合将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此次健康长三角研究院举办跨学科、跨地域的“体医养康护融合发展”论坛,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各方专家能够贡献智慧,助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为健康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上海市发改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处副处长吕军焘介绍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进展,他回顾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医保异地结算、税收便利服务等政策的出台,同时表示未来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居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张录法作健康长三角研究院院况汇报。他具体介绍了研究院建设的背景意义、筹建过程和运行机制,阐述了研究院建设定位、并分享了研究院成立一年以来的主要成果以及未来计划及展望。他表示,研究院将立足“健康中国”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积极发挥跨地域、跨领域、跨学科优势,整合内部资源做优存量;探索“小核心、大外围”创新人才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出发,致力构建健康政、事、产、学、研、创、智、用的完整闭环。

会上成立了“体医养康护融合发展研究中心”,由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主任陈作松、姜文宁、上海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党总支书记陈铿、张录法共同揭牌,黄震、赵光圣、梅哲、鲁翔、陈文华和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美国国家医学院国际院士励建安共同见证。会上还举行了健康长三角研究院体医养康护融合发展研究中心聘书颁发仪式。黄震先后为励建安、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运动健康工程中心主任程蜀琳颁发名誉主任聘书,为上海交通大学体科所所长孙麒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学科带头人、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委会主委陈文华颁发顾问聘书,为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王会儒教授颁发中心主任聘书。

明确跨领域融合发展新思路

在学术报告环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院管理处处长邵新华主持了“体医养康护融合发展”圆桌会议。赵光圣结合体育局的工作,分析了体育与健康的关系。梅哲从实际工作出发,介绍了民政部门以特殊人群为服务对象所做的工作。鲁翔介绍了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陈文华认为体育和康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介绍了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委会开展相关工作的情况。

王会儒主持主旨演讲环节。励建安发表了题为“运动是医药”的演讲,阐述了运动对于保持健康的作用。国家体育总局体医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原主任郭建军发表了题为“体医融合发展新进展”的演讲。他提出,中国已经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如何颐养天年,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体医融合解决康养领域两个核心内容,即让老年人能够有足够的自理生活能力,并且有能力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美好生活,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这些问题的解决亟需体医康养多方融合,最终实现更好的效果。

学术研讨环节分为两个单元,围绕“体医养康护融合发展理念”“体医养康护融合发展的实践案例”两个主题展开。第一单元由上海体育学院科研处处长曹振波主持。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赵金忠,山东大学护理学院陈斯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原处长、交大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院蒋宏,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李龙,上海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学院庄洁教授等参会人员围绕“长三角体医康养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及理论探索”发表了看法。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主任章晓懿、上海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党总支书记陈铿作发言点评。

第二单元学术研讨环节聚焦体医养康护融合发展的实践案例,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产学研结合办公室主任唐靖一主持。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韩挺、浙江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高莹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吴锦宇副教授、上海体育学院中国武术博物馆副馆长王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护理学院袁晓玲分别分享了体医康养护实践中的产品设计、临床医学应用等优秀案例。安徽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花家涛教授、庄洁为案例做了点评。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处处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建南作总结发言。他提出,上海交通大学非常重视理、工、农、医、文各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希望通过本次论坛真正实现跨学科、跨界合作,后续相继产出多项研究成果。本次论坛进一步明确了“体医养康护”跨领域融合发展的新思路,论坛产生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案例也将获得相关领域内更多专家的关注与共识,为落实“健康中国”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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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 夏立 陈炼0Wed, 29 Jul 2020 02:12:00 GMTWed, 29 Jul 2020 10:11:00 GMT
<![CDATA[采取有效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109011/59211.aspx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这一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指示再次表明,粮食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守好基本田。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东北地区以珍贵稀有的黑土地资源而闻名,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优势区、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以吉林松辽平原为例,当地就有“黄金玉米带”“大豆之乡”的美誉。回顾历史,上世纪50年代末开发北大荒时,面对广袤而肥沃的黑土地,人们发出了“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的赞叹。如今,东北黑土地上产出的粮食总产量和商品粮分别占全国的1/4和1/3,足见黑土地作为粮食生产战略资源的重要价值。同时也要看到,几十年来的高产稳产,不可避免会对黑土地肥力造成一定透支,出现土壤有机质下降等问题。

还应看到,人多地少的国情,使我国农业生产一直处于高投入、高产出状态,耕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保障粮食安全,关键是要保障粮食生产能力,确保需要的时候能够产得出、供得上。因此,要加强农田建设和耕地保护,加强耕地土壤改良、地力培肥和治理修复,全面提升耕地质量,让耕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更好发挥基础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为抓手,积极开展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工作,努力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守好用好“饭碗田”,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才能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赢得主动。

以前拼面积、比产量,现在拼绿色、比质量,粮食生产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如今,在东北农村,很多农家院子里都停放着免耕播种机。随着农民土地保护意识的增强,“保护性耕作”正在黑土地上悄然兴起。例如,利用现代耕作技术让农作物秸秆覆盖还田,能够有效减轻土壤风蚀水蚀、增加土壤肥力和保墒抗旱能力,提高农业生态和经济效益。数据显示,全秸秆覆盖免耕5年后,土壤有机质能增加20%左右。耕地质量变化是渐进性的,肥力流失小问题难发现、大问题难治理,恢复起来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必须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构建综合治理技术体系,通过系统治理、综合施策,采取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让各类型耕地永葆肥力。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眼下夏粮已实现“十七连丰”,作为全年粮食产量“大头”的秋粮正处于田间管理关键期。耕地保护不仅要以保障粮食产能为首要任务,确保“吃得饱”,还要为提供高品质的农产品奠定良好的资源环境基础,实现“吃得好、吃得健康”。像重视保护大熊猫一样重视保护黑土地,增加绿色优质产品供给,推动大国粮仓向绿色粮仓、绿色厨房转型升级,“中国饭碗”一定能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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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钦0Wed, 29 Jul 2020 02:07:00 GMTWed, 29 Jul 2020 10:05:00 GMT
<![CDATA[高校职称制度改革,关键在落实自主评审权]]>/109011/59210.aspx7月27日,人社部办公厅、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意见明确,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职称评审的首要条件,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等“五唯”倾向;不简单把论文、专利、承担项目、获奖情况、出国(出境)学习经历等作为限制性条件。

其实,不论是将师德表现作为首要条件,还是破除“五唯”,它们指向的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职称评审要“落实自主评审”,下放职称评审权。也只有落实了自主评审权,才能真正将师德与职称评审挂钩,才能更好破除“五唯”倾向。

职称评审为何会存在“五唯”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高校缺乏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与评审权,这导致不少高校没有自身明确的办学定位,往往就围绕着一系列行政性指标办学,并把这些指标变为考核、评价教师的指标。

对症施策之方,就在于赋予高校充分的办学与评审自主权,同时推进高校建立现代治理结构,在评审中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保持评价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让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可以根据办学定位来科学评定。

这次意见就呼应了这份期许:明确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自主组织评审、按岗聘用,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条件不具备、尚不能独立组织评审的高等学校,可采取联合评审的方式……职称评审办法应包括教师评价标准、评审程序、评审委员会人员构成规则、议事规则、回避制度等内容。

制度设计有了,接下来就看高校怎么利用好自主评审权。“放”对应的是“接”,只有高校接好职称评审这一棒,才不至于“不放就死,一放就乱”。

从现实看,近年来的职称评审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跑”“要”现象甚至“潜规则”问题。以往强化论文、课题、项目、奖项等硬性量化指标,也是为防止“暗箱操作”、“人情交易”。

而在取消SCI论文、课题等前置刚性指标后,如果传统的评审机制不变,就可能滋生出更多的灰色评审问题。这就需要高校尽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中的作用,建立起权力、利益因素干扰教育评价和学术评价的“防火墙”。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还明确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职称评审的首要条件,可如果职称评审中就充斥着弄虚作假,弘扬师德也就无从谈起。最坏的情况就是:出现有评审权的领导凭关系亲疏,评价教师的问题,继而会给教师负面的师德示范,损害教师的职业荣誉感。

意见为此要求建立回避制度。而有效的回避制度,不是给某位领导“画地为牢”,要求其回避与之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某个教师的评审,而是权力根本无法干涉评审进程与结果。

当下,有的高校组建的学术委员会中,明确校长不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并限定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行政部门领导数量,以此实现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避免行政权“染指”学术事务。但这可以往前更进一步: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不能止于校长与学术委员会领导职务的切割,还要避免最终的决策权仍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学术委员会的决策只是作为行政决策的参考意见。

由此观之,职称制度改革的重点,应该聚焦在落实学校自主评审权上。破除五唯是“标”,改革评审机制是“本”,标本兼治,方能深化推进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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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扬0Wed, 29 Jul 2020 02:06:00 GMTWed, 29 Jul 2020 10:04:00 GMT
<![CDATA[网络文化与经典能擦出多少火花]]>/109011/59209.aspx近日,“老版四大名著电视剧”在B站正式上线,引起不少网民的关注。据媒体调查统计,上线一个多月,这四部经典电视剧的播放量,都超过了千万。由这些经典作品衍生出的拼接、鬼畜式短视频,更是不计其数。在弹幕视频网站上重温经典影视剧,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娱乐方式。

经典的魅力,正在于其可以突破时代的界限,给人以深刻的体会。美国思想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经典作品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在于它能构建一个内部逻辑与情感自洽的世界,甚至形成一种文化范式,并被其他作品所模仿。从这个角度上看,多年来一直被学习、戏仿、重构的“老版四大名著电视剧”,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经典。

此次登陆B站,给这几部经久不衰的电视剧带来了新的元素,那便是年轻人热衷的“弹幕文化”。通过弹幕,网民可以随时在屏幕上写出自己的看法。这些弹幕或点赞,或吐槽,或令人捧腹,或引人深思,与视频原内容形成了生动的“互文关系”。以《三国演义》为例,当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时,屏幕上满是网友发的弹幕——“俺也一样”,这原本是张飞在剧中的台词,却成了现在流行的网络词语。至于早就火遍全网的“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情节,更被许多年轻人戏称为“万恶之源”,覆盖在这段剧情中的弹幕不计其数,其中不乏才思敏捷之作,观众在敲击键盘、发出弹幕时,也享受着自己的表达被他人“反馈”的快感。

网络弹幕是年轻人表达个性思想的新鲜渠道之一。尽管这些弹幕未必都与四大名著电视剧调性相符,却无疑是年轻人创意与生活态度的集体展示,而这也与经典影视剧的“再解读性”特质相契合。

网友对“弹幕版”四大名著的态度,还体现在“补白”行为上。不少人喜欢通过弹幕在视频上“开疆拓土”,一旦发现没有或者有极少弹幕的剧情,他们就会有“签到”的冲动,于是就有了“一口气××集”“发现一片新领地”“我先把弹幕刷起来”之类。这也反映了年轻人对网络文化的一种态度:不必非要在众声喧哗的空间发声,也可以寻找一片安静的网络空间,在上面营建属于自己的“新世界”。

“弹幕版”四大名著电视剧不仅再次验证了经典作品的非凡魅力,也让观察者通过这些色彩斑斓、信息叠加的弹幕,看到年轻网民的创造力。随着网络用户群体进一步年轻化,这些有趣的表达方式与态度,必定会显现出更加多样的形态。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网络文化还能和经典碰撞出多少“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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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帅0Wed, 29 Jul 2020 02:04:00 GMTWed, 29 Jul 2020 10:02:00 GMT
<![CDATA[堤坝里现违建是监管防线失守]]>/109011/59208.aspx据央广《中国之声》等多家媒体报道,连日来,受长江大流量来水和强降雨影响,秦淮河水位居高不下,南京市一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而就在南京市江宁区杨家圩市民公园旁的秦淮河大堤上,却有几家无规划审批手续的违建餐厅仍在营业。7月26日夜,南京市相关部门组织对违建的门窗、装修设施、砖砌墙体等进行拆除。目前,南京江宁区纪委监委已介入调查,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工作人员也赶赴当地,核查安全隐患。

堤溃蚁穴,气泄针芒。在秦淮河大坝的肚子里开酒吧、开餐厅,本就影响了堤坝的安全,给堤坝造成安全隐患。实际上,据一些经营者透露,坝体内已经常渗水。这说明,大坝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警报。在当前南京市面临的防汛压力下,这些建在秦淮河大坝肚子里的酒吧、餐厅更显突兀。而即便当地防汛的压力不大,出现在秦淮河大坝里的酒吧、餐厅的突兀性、不当性、违法性和危害性也丝毫不减。

秦淮河大坝出现违建,意味着监管的失职渎职,意味着法律防线的失守。这件事的违法属性非常简单清晰,易于判定。我国水法和防洪法均规定,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危害河岸堤防安全的活动。《南京市防洪堤保护管理条例》也规定,禁止破坏、侵占、损毁防洪堤及其附属设施;禁止在防洪堤管理范围内从事建房、取土或其他危及防洪堤安全的活动。针对上述违法行为,相关法律法规亦明确规定,水行政主管部门、河道主管机关可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排除阻碍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相应罚款等。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根据情节轻重,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媒体报道看,自2012年开始,南京江宁城建集团就依靠秦淮河大坝防渗墙建了5间管理用房,并从2013年开始将其中4间进行招租从事餐饮经营。但从一开始,这些建筑就因位于河道管理范围,无法办理土地及规划手续,形成了违规建筑的事实。2014年媒体对这一问题进行曝光,但江宁城建集团并未认真整改。同时,当地各级政府、水行政部门、河道管理机关、河长则均有失察失管、监督履职不到位的责任。就像大坝表面看起来固若金汤实则“空肚”一样,相关的管理责任表面看来各在其位实则缺位。正是这种缺位、容忍甚至变相默认了秦淮河大坝的多年“空肚”运行。

洪水无情,防汛抗洪无小事,容不得丝毫侥幸、懈怠,容不得丝毫监管缺位。近年来,一些地方屡屡曝出河道里建房子、河滩边建游乐园、河坝上建别墅等问题,且有些问题整改困难,迁延日久,风险隐患极大。笔者建议,针对影响防汛抗洪的违法问题有必要多元介入,多向发力,多措并举。一是参照食品安全监管、污染防治工作中的有奖举报制度,建立举报妨碍防汛抗洪行为奖励制度,充分发动民众监督,征集问题线索;二是参照土地保护卫片(卫星遥感图片)执法制度,建立大坝、堤防以及相关工程的卫星拍照执法制度,利用大数据进行监督;三是检察机关、公益组织等加强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公益诉讼;四是公开相关违法行为的整改进度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五是对失职渎职的监管部门和责任人员依法依纪严肃追责、应追尽追。这些措施联合起效,就能倒逼责任主体补全责任漏洞,守住责任底线,就能让堤坝里的违建无处藏身,失去生存的空间,从而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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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锋0Wed, 29 Jul 2020 02:02:00 GMTWed, 29 Jul 2020 10:00:00 GMT
<![CDATA[2020年“天府万人计划”天府社科菁英推荐名单公示]]>/125001/59206.aspx 


经院党委研究决定,2020年“天府万人计划”天府社科菁英推荐人选为郑文睿陈果、付宗平、刘福敏、高杰5人,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0729日至84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以书面方式向科研(外事)处或机关纪委反映,并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以便核实查证。凡匿名、冒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028—87013450(科研(外事)处)

  028—87067046(机关纪委)

电子邮箱:349098176@qq.com

 

 

                                        科研(外事)处

                                         20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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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月0Tue, 28 Jul 2020 09:02:00 GMTTue, 28 Jul 2020 17:00:00 GMT
<![CDATA[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与中心城市建设]]>/109001/59205.aspx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我国经历了从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到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再到新时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也在不断缩小。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区域政策精准化、城市接轨融合普遍化、区域协作平台多元化等,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区域发展还不够协调的问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为集聚各类要素的主要载体,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方面可以发挥较大作用。在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议实践过程中,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特征、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如何通过中心城市建设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特征

区域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城市体系的合理化、城市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方面;其主要过程在于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促进居民和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空间上自发地进行区位选择,目标是实现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历程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已经论述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一系列战略的落地实施不断提高了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1]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五大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战略,涵盖我国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以及黄河流域等重要经济区域和人口集中区域。在这些国家战略的推动下,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出现一些新的特征:

(一)区域政策精准度不断提升

新时代区域政策的精准度在不断提升,城市分工也在不断细化。一方面,区域政策实施的空间单元在不断缩小。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指出,要缩小政策单元,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并多次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应当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来推动区域合作。一般而言,政策单元过大往往使得政策操作性不强,而具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规划在协调行政区利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更好地推动“多规合一”,从而通过保持政策的精准性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近年来,为更好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区域发展政策的精准性,国家不仅出台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跨区域规划,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在小尺度空间下安排部署了雄安新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通过与“四大板块”战略、城市群建设的叠加,形成“块—轴—带”的多层次区域发展空间格局,不断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3]

另一方面,区域功能也在不断细化。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于行政边界带来的跨区域合作失灵,因此通过市场的力量打破行政区划桎梏的影响、促进资源在空间的合理布局尤为重要,而实现区域功能的细化能够引导资源的流动方向,更好地发挥市场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完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形势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通过强化各类区域的主体功能来优化国土开发格局。[4]从全国层面来看,《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以及禁止开发区域”四大类主体功能区。这一功能区的划分使得区域功能进一步细化,相关政策举措的针对性也进一步增强,对于引导经济资源的合理布局具有重要影响。

从单个地区层面来看,承担重要生产功能的各类产业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等园区,由于具有相对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优惠政策,集中了城市大量生产技术、资金和人才,不仅能够通过产业发展形成区域“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而且通过有效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且通过“飞地经济”模式向外输出,在实现自身产能结构优化的同时,优化产业空间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接轨融合发展不断涌现

与大城市毗邻的中小城市依托大城市发展的现象正在不断涌现。对于大城市而言,由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土地资源、水资源等日趋紧张,需要通过向外疏解部分功能来促进自身转型发展;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相对而言,则城市规模偏小、科技水平较低、经济资源较少、公共服务资源较为薄弱。因此在实际发展实践当中,中小城市通过借用大城市的科技资源、人才优势、开放平台和市场规模,能够促进本地科技研发水平的提高、创新资源的集聚、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以及产品销售渠道的通畅,从而逐步成为大城市的经济腹地。例如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及其周边地区①,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加强融合,一方面不断释放了上海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以及周边城市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5]

大城市与其经济腹地的融合发展是新型城市合作关系的重要体现。当前区域协调发展正在不断升级,这种升级主要体现在空间尺度上,即实现区域之间从大空间尺度、相对不精准的区域合作,走向小空间尺度、相对精准、指向明确的城市合作。[6]在这一升级过程中,由城市专业化分工互补产生的城市间合作效应是重要基础。以往各地为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强调本地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使得城市合作更趋向以交流学习为主;随着城市分工的逐渐细化,城市间相互需求逐渐形成,使得跨区域合作逐渐深化,产业错位发展的思想逐渐显现。

(三)区域协作平台更加多元

长期以来在不同层面上形成的多重区域协作平台,共同推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到省级层面上“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战略的叠加,再到地级市层面上的城市合作平台建设,以及当前部分地区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县市共同推进的都市圈建设,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深入实施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完善和拓展。[7]

首先,在大的区域板块上,几大区域发展战略之间实现了空间范围重叠和良好衔接。战略之间的叠加效应优化了区域发展格局,例如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叠加,从空间格局上来看加强了跨区域之间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产生区域经济联系的轴带关联效应;长江经济带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叠加,则促进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之间的联系。

其次,以地级市为主体的各类经济协调会是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平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市级层面上成立了一大批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空间范围覆盖全国各主要经济区域,在推动跨区域市场整合、打破行政区分割、推动经济横向联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随着区域协调发展的进一步深化,跨区域经济协调会的组织架构、区域协作机制等的不断完善,合作内容也在不断深入。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长三角地区在省级统筹下建立起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三级运作机制,其中 1997 年正式成立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是协调层中的重要一环,以市长联席会议为主要方式进行运作,主要负责对决策层达成的共识进行安排部署和工作推进,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合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小尺度的跨区域协作平台正在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一大着力点。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精准化以及功能分区的细化,小尺度的次区域协作平台作用凸显,包括都市圈建设、产业平台合作、飞地经济等,其内涵在于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提供载体,便于各类要素在大城市及周边地区之间进行自由配置,进而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开展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例如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以雄安新区建设为契机,利用小尺度的协作平台建设来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同时促使北京、天津与环京津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得到加强;上海毗邻区接轨上海发展是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不仅能够提升上海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同时也能为上海发展提供新空间,提高上海经济辐射力,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及长江经济带建设,2019 年成立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通过系统集成和深入落实一体化发展重大改革举措,推动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二、中心城市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尽管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状况总体向好,但是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区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势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区域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因此,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当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一)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挑战

区域发展协调性仍有待提高。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社会总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区域内部仍面临着协调性不足和发展不平衡问题。从区域层面上来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区域发展分化上,在原有东西部经济差距存在的同时又出现南北经济分化现象,中西部地区以及北方地区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核心城市数量太少,使得更多要素在不断朝着东部、南方大城市转移,“孔雀东南飞”现象依然存在。[8]尽管近年来出现一些“劳动力回流”现象,但是劳动力转移和人才流动的总体方向仍然是向着大城市集中。[9]对于区域内部而言,不平衡则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城市体系不够完善、大中小城市协调性不足,要素和资源在城市间的分配结构还不够合理。一般而言,中西部地区相比于东部地区而言,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相对分散,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从而影响了区域内部的城市分工和协作,使得经济联系不够紧密。

城市间合作渠道不通畅。对于不同类型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而言,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存在差异。例如,对于大城市而言,拥堵、污染、资源短缺等“城市病”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大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小城市而言,主要面临科技水平较低、城市缺乏吸引力、人才和资金要素流失等问题;而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而言,则主要面临发展动力不足导致的转型难、资金短缺等问题。因此,中国超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推进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内部挖潜,还需要向外寻找新的城市发展空间;同时,中小城市需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科技力量转化等措施来提高自身发展水平。[6]然而在当前的区域协调发展中,行政壁垒、协调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存在,可能影响城市间的合作,导致城市合作受阻。

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不健全。协调机制建设是区域之间、城市之间开展全方面合作的重要制度保障,它包括区域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机制、产业分工和协作机制、政策调控机制等方面,当前由于考核体系的影响、合作意愿的不统一、行政级别的不对等、利益分配的不均等原因,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发展还不完善,导致城市间的合作往往由于无法突破制度障碍而受到影响,协调发展机制的不健全影响了城市间合作渠道的建立。例如省际班车的开通、异地医疗报销、科技资源利益分配等问题,阻碍了区域和城市间的协调发展。为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出台《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强调以更加有效的协调机制建设来保障和推动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

总的来看,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当中,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需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找准突破点,即通过中心城市建设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形成城市群和区域发展的核心,进而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引领作用过程中,拓宽城市间合作渠道有助于加深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交流范围和合作领域;通过协调机制建设保障和支撑城市合作,使合作双方共

同受益,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中心城市建设是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尽管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实践层面上,关于重点推动大城市发展或者重点推动中小城市发展引起了较多讨论。[10]然而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中心城市一般具有较高的经济集聚能力和辐射能力,因此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从实践上而言,撒“胡椒面”式的区域发展政策应当尽量避免,加强政策的精准性和时效性,更加聚焦发展实际。从世界范围的发展经验来看,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是发达国家主要城市发展的典型做法。

中心城市一般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和辐射带动作用。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中心城市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水平、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等,能够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更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11-12]因此资源、要素等向中心城市的集聚往往能够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从而形成区域“增长极”。随着中心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以至于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中心城市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即“城市病”问题、城市增长空间不足等,导致中心城市需要通过转型发展来提升自身发展潜力。中心城市主动向周边地区进行部分产业、人口、技术、公共服务的转移,同时周边地区主动为中心城市的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和产业,共同促进了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当前的实证研究中,孙斌栋和丁嵩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长三角城市群中临近大城市有助于促进小城市的经济增长。[13]刘修岩和陈子扬针对全国地级市的研究发现,小城市可以借用中心城市的相关功能和规模经济效益来促进本地的经济发展,弥补自身短板。[14]

以中心城市建设来引领区域协调发展能够提高政策精准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中心城市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分类精准施策,加强建设用地资源向中心城市倾斜。[4]从发展实践来看,优化城市体系结构、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有助于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其中,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是影响城市群发展质量的关键,《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也指出要“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将中心城市建设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发力点,通过提高区域发展政策的精准性来提高发展效率。其内在逻辑在于政策单元的缩小能使得发展的共性问题更加集中,发展的利益诉求也更加一致,发展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提高了区域政策的精准性。[7]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逐步加快,中心城市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区域,在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上将更加针对本地区的未来发展需要;在区域功能划分的基础上,通过分类施策,提高“人地钱”挂钩政策的精准性,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

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发展是世界主要城市发展的普遍做法。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世界主要城市如纽约、东京等的发展过程当中,其普遍做法是先吸收集聚资源形成增长极,而后通过都市圈建设来发挥中心城市引领作用。一方面,中心城市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因此实现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人才等资源的集中有助于推动中心城市形成科技创新优势、人才优势,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15]另一方面,中心城市集聚过度也必然产生资源的向外输出,使得中心城市与周围的地区由于分工、协作的关系形成了紧密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联系,通过交通基础设施联系形成都市圈。因此,中心城市通过溢出效应来带动周边地区是城市发展中的典型做法。

三、中心城市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促进区域更加协调发展,关键在于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在政策层面上加强对中心城市的倾斜,并采取建立城市协作机制、促进基础设施联通、推动公共服务共享等保障措施。

(一)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

要素的自由流动是推动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区域“增长极”以及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根本途径,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有助于推动中心城市集聚和辐射能力的提升。市场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策略在于建立统一的市场环境、实施同步的市场化改革举措、发挥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力。[16]具体而言,一是以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为主要区域,以打造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主线推进统一市场建设,消除以往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行政分割现象以及准入限制带来的行政扭曲现象,着力推动市场准入标准的统一,以及市场共同监管体系的建设。二是加强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市场化改革举措的统一,积极交流和总结各地“放管服”改革的有效举措以及在营商环境优化中取得的经验,通过经验的复制推广来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减少要素在不同区域流动过程中的摩擦,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三是积极发挥企业、个人等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力,通过企业尤其是重点企业的产业向外转移、科技成果孵化、产业链条布局等手段加强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并通过产业转移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分布。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还需要推动政府间市场监督及执法等举措的协同,包括市场监管机制、信用信息互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协同。

(二)加快区域协作平台建设

协作平台是要素流动发挥作用的主要载体。协作平台的作用在于理顺城市之间的合作关系,通过发挥各城市的禀赋优势来形成良好的分工,促进生产资源、科技研发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加快区域协作平台建设,主要包括积极探索园区合作模式、加快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以及区域平台协作保障机制建设三个方面。具体来看,一是积极探索园区合作模式,应当以各类经济园区为主要载体,参照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上海张江高新区“一区多园”的融合发展模式,加快园区平台对接,把中心城市的创新优势和科技优势通过产业转移和科技孵化来转移到周边地区;深化园区发展环境改革,优化园区市场化环境,积极吸收自贸区改革试验的成功经验,为产业转移和科技孵化提供更多便利,从而发挥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二是加快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在园区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应当加快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通过打破行政边界,以项目化合作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在经济、生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并加大制度试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17]三是加强区域平台协作保障机制建设,主要包括平台利益共享机制和成本运营分担机制等,在协作管理的基础上,以利益共享和成本分担机制建设来破除制度约束对平台合作造成的激励不对等问题,从而强化经济关联。

(三)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力度

中心城市的发展以及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策支持。政策作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以往部分“一刀切”的政策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这是由于不同区域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发展问题也不尽相同造成的。对于中心城市而言,促进中心城市发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需要实施政策倾斜、提高政策精准性、加强政策的整合力度。具体来看,一是实施政策倾斜。中心城市发展往往面临土地短缺、空间受限等问题,而劳动力等资源却在不断地向中心城市集聚,因此在促进中心城市发展当中,应当实施“人地钱”挂钩政策,积极协调落实中心城市发展的政策需要,不断推动建设用地资源向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倾斜。[18]二是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针对中心城市发展及中心城市如何更好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进行政策研究,不断细化政策单元和主体功能区划分,强化分类精准施策,健全产业合作、人口流动、空间布局、土地指标等各类政策的精准支持措施,并缩小政策尺度单元,通过编制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融合发展规划来协调发展定位、提高政策的精准性。三是加强政策的整合力度,推动产业、交通、人口、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协同,形成政策体系,例如在吸引人才方面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型人才和专业型人才引进政策,鼓励人才创业,建设国际化人才特区,推进国际人才进出便利化,增强对国内外各类人才、资本等要素的吸引力,加大对合作区域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等。

(四)加快中心城市都市圈建设

都市圈是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较多城市群发展规划、城镇体系规划中均提出都市圈建设的有关内容。2019 年国家发改委专门下发《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都市圈建设要“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为方向”。从当前的发展实践来看,加快中心城市都市圈建设应当注重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坚持规划引领,推动多规合一,通过制定都市圈发展规划来协调城市发展关系,以都市圈品牌建设来形成融合发展合力,实现区域联动发展。二是实现基础设施联通,重点推动市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服务建设,加快市郊(域)铁路、跨城(省)通勤班车建设和运营,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新型交通运输方式来缩短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不断扩大中心城市生产生活功能向外辐射的范围,从而加快资源的跨区域整合,提升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19]三是推动以提升居民福祉为目的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共享发展为目标,加快推动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力度,不断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合作,探索推进都市圈范围内的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方面享有同等的服务,实现都市圈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

(五)加强区域文化的共同开发和保护

文化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地区认同感的重要力量。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融合发展,需要以文化为纽带,共同挖掘、塑造和丰富区域共有人文精神内涵,共同推动传统文化保护,通过加强区域间人文交流来增强文化的认同。一是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外来文化的融合,创造独特的文化魅力,提升百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也会增加对国内外人才的吸引力。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区域独特文化基因,共同挖掘具有地区特色的人文底蕴,打造地区特色文化品牌,在区域合作中不断增加文化活动的类型、丰富文化活动的形式。三是推动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文化产业的交流合作,以“文化+”战略来组织活动,推动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实现文化融合发展,以新技术、新应用、新传播渠道来推广地区传统文化,释放文化新动能,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

注释:

① 上海毗邻区指江苏省昆山市、太仓市、吴江区、启东市、海门市,浙江省平湖市和嘉善县。

参考文献:

[1] 张学良,林永然 . 都市圈建设: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J]. 改革,2019(2).

[2] 孙久文 . 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发展与创新[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4).

[3] 魏后凯,年猛,李玏 .“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J]. 中国工业经济,2020(5).

[4] 习近平 .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 求是,2019(24).

[5] 张学良,林永然 . 新常态下大城市与毗邻地区融合发展:上海及其毗邻地区的实践[J]. 科学发展,2018(5).

[6] 张学良,陈建军,权衡,等 . 加快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J]. 区域经济评论,2019(2).

[7] 肖金成 . 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确立——新中国区域发展 70 年回顾[J]. 企

业经济,2019(2).

[8] 张贡生 . 经济带建设:政策依据、现实挑战和路径选择[J]. 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20(1).

[9] 夏怡然,陆铭 . 跨越世纪的城市人力资本足迹——历史遗产、政策冲击和劳动力流动[J]. 经济研究,2019(1).

[10] 蔡继明,高宏,刘媛 . 城市化路径选择:大城市优先还是小城镇优先[J]. 河北学刊,2017(6).

[11] 张学良,林永然 . 打造现代都市圈 推进新型城镇化[N]. 经济日报,2019-02-28.

[12] 陆铭 . 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J]. 经济学(季刊),2017(4).

[13] 孙斌栋,丁嵩 . 大城市有利于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J]. 地理研究,2016(9).

[14] 刘修岩,陈子扬 . 城市体系中的规模借用与功能借用——基于网络外部性视角的实证检验[J]. 城市问题,2017(12).

[15] 陈钊,陆铭 . 首位城市该多大?——国家规模、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影响[J]. 学术月刊,2014(5).

[16] 陈自芳 . 70 年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反思与推进[J]. 区域经济评论,2019(5).

[17] 林永然 . 以中心城市建设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N]. 学习时报,2020-06-01.

[18] 潘士远,朱丹丹,徐恺 . 中国城市过大抑或过小?——基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18(9).

[19] 安树伟,孙文迁 . 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及其提升策略[J]. 改革,2019(5).


作者简介:林永然,男,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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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然0Tue, 28 Jul 2020 08:44:00 GMTTue, 28 Jul 2020 16:42:00 GMT
<![CDATA[2020年第一批次院级项目结项名单]]>/125001/59204.aspx按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管理办法》规定,科研(外事)处组织专家,对2020628日前提交结项材料的科研项目进行了成果鉴定。现将结项课题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2020第一批院级课题结项名单.xlsx

 

科研(外事)处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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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月0Tue, 28 Jul 2020 07:45:00 GMTTue, 28 Jul 2020 15:43:00 GMT
<![CDATA[文明本质的深层解读与中国智慧]]>/109002/59203.aspx

文明是人类活动的积极成果和历史凝成的生存体系,涵盖了人类实践的广阔时空,承载着人类精神的恢弘历程,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永恒而根本的依托。当代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正处在“两个大局”深刻浮现的历史大变局之中。置身于这样重大的历史关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明观为指导,深刻回应当今世界的文明进步诉求,注重以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去揭示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以世界历史的开阔眼光去阐发文明关系的本质要求,以人类进步的价值关怀去把握文明发展的本质承诺,进而深层解读文明的本质,是当代中国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

 

文明属性的深入揭示:多样、平等、包容

 

探讨文明的本质属性及其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在近代以来的数百年时间里,西方在人类文明发展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在人类对文明本质的阐释和把握上长期占据着主导位置。但由此带来的后果却是面对文明问题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西方文明观的基本思路不仅显现出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在“解决”某些问题的同时又不断地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矛盾与冲突。面对这一深刻的历史和思想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多样的、平等的、包容的;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这一系列重要论断,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特征即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既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刻纠偏,又阐发了当代中国在文明本质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思想立场。

文明在本质上具有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如同生物多样性是大自然的根基和本质一样,文明多样性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坚实根基和永恒指向。纵观人类文明演进的浩瀚历程,每一种文明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民族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体现着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代表着一方文化的沃土和绿洲;而各个民族所创造的不同文明,既各有千秋、各具姿容,又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出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建构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

马克思曾经指出,“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而“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这就表明,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种文明,既是人类实践创造的成果,又都对维系人类永续生存与发展具有根基性的支撑作用与意义。只有深刻把握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才能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开阔人类文明的时空,涵养人类文明的活力,才能让世界各国人民享有更富有内涵的精神生活、开拓更富有选择的未来。

文明在本质上具有平等性。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无数历史研究和考古材料已经充分证明,在人类漫长而辉煌的文明历史中,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都是历史长河中人类劳动与智慧的积淀,都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都饱含了自己的生存发展意志,都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必须看到,如同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一样,世界上也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正因为如此,不能因为一种文明存在某些优点或者在历史上曾经处于领先地位,就把它看得完美无缺;也不能因为一种文明存在某些缺点或者在历史上曾经处于靠后位置,就把它看得一无是处。只有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才能深入理解文明的真谛,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把握文明的本质;只有抛弃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打破文明隔膜的坚冰,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一种文明才能不断获得发展与进步的支撑,人类文明总体也才能获得永续发展的基石。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傲慢和偏见是阻碍人们正确把握文明本质的最大障碍,平等和谦逊才是帮助人们正确把握文明本质的正心诚意;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也必然是灾难性的。

文明在本质上具有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本质,决定了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有差异和不同,但文明多样性作为人文世界的根本特征,同时也决定了文明差异非但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相反却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和基本标志。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矛盾,是历史的常态,关键是能否以正确的文明思维去认识和对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从而在海纳百川中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在兼收并蓄中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在和而不同中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些人所谓的“文明冲突”之所以发生,原因并不在于文明之间存在差异,而恰恰在于无视了文明差异的客观存在及其人类正义属性,在于否定文明的特殊性和文明差异的合理性,在于把自己带有偏见和谬误的文明观强加于人、改造别人,而究其实质,不过是为了掩盖自身狭隘的特定立场、特定利益和特定意识形态。因此从根本上说,文明之间本没有冲突,文明差异不仅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反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及其智慧的结晶,都是美的结晶,都值得尊重和珍惜。正确对待不同文明的特点及其差异,关键是要有欣赏文明之美的眼睛和推崇文明包容的美美与共胸怀,努力摒弃非此即彼、二元对立、零和博弈、一家独大的陈旧思维,从而在差异性与共同性、地方性与全球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关联中不断深化对文明包容性的把握能力和认同自觉。

 

文明关系的深刻阐发:交流、互鉴、共存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怎样对待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历来是蕴含在人类思想史和生存发展实践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自15世纪末地理大航道开通以来,随着西方在经济、军事上的日益强盛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开始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大大地膨胀起来,以“西方至上主义”“殖民主义”“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为代表的种种社会思潮,不仅成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催化剂,而且是导致众多国际问题的重要根源。与之相伴随,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以“主奴哲学”“东方学”等为代表的理论建构,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诸如“冲击—反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等人文思维模式,也长期左右和支配了人文社会科学关于不同文明形态之间互动关系问题的思考与判定。由此可见,不论是对文明关系的历史状况进行“病理学”诊断,还是就文明关系的观念建构做出当代澄清,都迫切呼唤着新的思想成果。正是直面这样的历史和思想语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阐明了正确对待和处理文明关系的本质要求即交流、互鉴、共存,既是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思潮的深刻纠偏,又表征了当代中国在文明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格局和实践智慧。

以交流超越隔阂。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的历史。人类文明不仅其出现是多源的,而且文明的发展也只有在不同文明的传播互动和对话交流中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正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之间的交互传播,才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发展扩张提供了重要文化基础;而中世纪阿拉伯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交流,则对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量。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大洋航道的开通和世界市场的开拓,文明交流不仅成为文明本身最为直接而现实的存在形态,而且是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出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进入21世纪以来,直面人类历史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历史,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强大动力的历史大趋势,在充分肯定文明交流对于不同文明突破自身界限而实现相互借鉴和发展繁荣的重要性的同时,又充分认识文明隔阂在引发文明衰落上的现实性、复杂性、深刻性,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具有时代高度和未来纵深的必然要求。

以互鉴超越冲突。一部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文明互鉴不断超越文明冲突的历史。佛教源自印度,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影响遍及世界;儒家思想源起中国,却受到众多西方思想家的推崇,时至今日仍然展现着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沿着古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明以及天文、历法、医药等重要文化成果传入中国,而中国的四大发明、农耕业以及养蚕、陶瓷技术等,也伴随着清新的渭城朝雨和悠扬的丝路驼铃走向世界。可以说,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世界及其历史延续,正是在文明互鉴中才得以塑造而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不可否认,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模一样的文明形态,文明作为在特定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特定生产生活生存形态,其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式必然受制于生产方式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阶段,由此导致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存在差异。但是,文明差异既不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更不是取消文明多样性的理由。相反,正是在文明的广泛交流和相互借鉴中,不同文明才能够既得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又得以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中实现丰富和发展。

以共存超越优越。一部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文明共存不断超越文明优越的历史。回顾历史,一方面在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人类已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成果,另一方面战争和冲突也从未远去,让世人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历史一再证明,没有相互尊重,人类就难以和平共处;没有世界和平,人类就难以向前发展;没有文明共存,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文明的独立自存。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持续推进,在把人类文明发展推进到历史的又一个高峰的同时,也推动了人类更加现实而内在地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唇齿相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文明共存正是人类克服诸种挑战和风险、超越各类“鸿沟”和“赤字”的强大动力和永恒底蕴。人类历史与现实已经反复证明,文明共存是维系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本条件和永恒正义,文明优越则是窒息人类文明多样性乃至文明发展生机活力的幽暗意识和强权意志。

当今世界,尽管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始终构成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文明交流互鉴始终构成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文明共存始终构成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和最高理想的历史趋势,却始终浩荡向前。

 

文明发展的深切承诺:共商、共建、共享

 

人类文明的发展正面临着深刻的矛盾和困境: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人类文明的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世界格局深刻变动,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不同的文明观念及其话语建构此起彼伏、激烈争锋,人类文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困境。直面这一矛盾而复杂的人类境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系列重要论断,阐发了推动文明共同发展的根本路径即共商、共建、共享,既是对历史终结论和反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思潮的深刻纠偏,又展现了当代中国在文明发展问题上的根本承诺和积极建构。

坚持发展共商。所谓共商,是指在发展问题上要集思广益,好事大家商量着办,让发展能够兼顾不同文明的利益和关切,体现不同文明的智慧和创意。显然,与近代以来西方把自己视为全球事务的主宰者和支配者并着力打造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偏执心态和行动姿态不同,发展共商或者说文明共商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它坚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可以在人类共同事务上积极建言献策,都可以围绕本国的合理需要对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发挥积极影响,同时又努力避免对别国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指手画脚;它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在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法律制度、营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对各自事务和全球事务的发言权。

坚持发展共建。所谓共建,是指在发展问题上要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不同文明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并持之以恒加以推进。与二战结束以来包括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以对外援助等各种名目实施的国际合作模式不同,发展共建或者说文明共建的根本路径在于:它坚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平等参与者,都可以围绕自己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战略共同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它强调不同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上要共同参与和平等合作,务实开展经济、金融、贸易、投资、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宏观政策协调,共同探讨和建立符合各国国情的合作模式,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并进。

坚持发展共享。所谓共享,是指在发展问题上要坚持让文明交流互鉴和共商共建的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个文明,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与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以掠夺、竞争为常态的思维与作为不同,发展共享或者说文明共享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它坚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富足安康、远离贫困,合力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它强调要充分调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积极性,在努力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的基础上,以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能动性、创造性,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从而现实地推动不同文明形态都能够享有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人类历史既是文明形态的发展史,也是文明观念的进步史,并从总体上表现为文明形态发展与文明观念进步在相携相推、相促相进中实现辩证提升的人文历程。面对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层困境和挑战,面对人类文明观念更新的历史呼唤,同时着眼于中国道路在人类文明发展格局中的史诗般崛起,我们相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明观为指导,坚持以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承诺,不断深化当代中国对文明本质的深层解读,不断推进在文明关系和文明发展上的观念塑造和实践指引,不仅将为世界呈现一个更加自觉自信的文明中国,而且也将为人类推动一个更可期待的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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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鹏志0Tue, 28 Jul 2020 07:35:00 GMTTue, 28 Jul 2020 15:32:00 GMT
<![CDATA[从居民收支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109007/59202.aspx

世纪之交,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居民收入水平持续较快增长,消费水平稳步提高,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人民生活正阔步迈向全面小康。

居民收入水平持续较快增长,全体居民收入翻番目标接近完成

居民收入水平持续较快增长。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分享到更多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红利。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基本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首次跨入3万元大关,比2000年实际增长4.4倍,年均实际增长9.2%。我国居民用60年时间实现了人均可支配收入跨万元大关,分别用5年时间实现跨2万元与3万元大关,居民收入水平持续较快增长,不断迈向新台阶。

全体居民收入翻番目标接近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按现价看,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是2010年的2.45倍。按可比价看,2011—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年累计实际增长96.6%,全体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接近完成。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迈过2万元大关,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首次超过2万元。新世纪以来,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较快增长,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820元,首次超过1万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市场平稳较快增长,营造便利、安心、放心的消费环境,有效增强了居民消费信心,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首次迈过2万元大关,比2012年增长[1]78.9%,年均增长8.7%。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逐步实施,极大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农村居民消费增速连年快于城镇居民。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63元,比2012年增长64.0%,年均增长7.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元,比2012年增长99.9%,年均增长10.4%,年均增速快于城镇居民3.1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恩格尔系数显著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较快增长

恩格尔系数显著下降。新世纪以来,居民衣食住行标准全面提高,消费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8.2%,比2000年下降14.0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7.6%和30.0%,分别比2000年下降11.0和18.3个百分点。

交通通信支出大幅增长。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现代化通信工具逐渐进入居民家庭,居民交通出行更加便捷,沟通交流更加高效。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2862元,比2000年年均增长14.7%,快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速3.6个百分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3.3%,比2000年提高6.1个百分点。

医疗保健水平不断提高。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居民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902元,比2000年年均增长13.4%;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8.8%,比2000年提高2.9个百分点。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的推广建立,农村居民看病就医更加便利。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比2000年年均增长15.7%。

活质量明显提升,居住条件显著改善

食品消费更趋营养高品质。在居民食品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消费结构更加均衡营养健康。

生活家电普及率明显提高。进入新世纪,城乡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不断增加,各类生活家电全面普及。2019年全国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20.6台、空调115.6台、电冰箱100.9台、洗衣机96.0台,主要生活家电拥有量已基本实现户均1台。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2000年城乡居民平均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不足1辆,至2019年,全国居民平均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35.3辆,实现从无到有的飞跃。

居住条件显著改善。近年来,党和政府千方百计解决居民住房难的问题,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大幅提高,居住质量极大改善。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9.8平方米,比2002年增长62.1%;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8.9平方米,比2000年增长97.2%。

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成就。2013—2019年,我国农村已累计减贫9348万人,年均减贫1335万人,7年累计减贫幅度达到94.4%,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9年末的0.6%。

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贫困地区[2]减贫成效明显。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7元,是2012年的2.22倍。2019年末,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362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了5677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23.2%下降至2019年末的1.4%,年均下降3.1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加,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公共服务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多,居民收入增长难度加大。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一定会如期实现。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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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晓丹0Thu, 23 Jul 2020 14:49:00 GMTTue, 28 Jul 2020 15:11:00 GMT
<![CDATA[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的政策取向]]>/109012/59201.aspx

第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我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国内市场的高质量供给。具体来说,可以以产业创新为主要抓手,积极探索和试点科研成果按照市场规律实现高效率产业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发挥我国所有制经济协同优势,使较多分布于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和较多分布于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在动态竞争中形成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

第二,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改善国内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扩张内需规模和优化内需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富民水平是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终点,也是重点和难点,需要从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两个方面共同发力。尤其是在当前疫情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下,可以采取多种优惠组合政策,分步骤分阶段地补贴广大工薪阶层,提振国内消费能力。

第三,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但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发展国内价值链的根本驱动力,但不能将其与“闭关锁国”划等号,相反,要以更加开放的理念来促进国内经济循环。建议加快塑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打造开放、宜居的全球性城市,来吸引全球跨国企业、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

最后,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制度创新中的容错纠错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我国仍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协调和创新,健全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是鼓足干劲、提高效率的重要保障,而且,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门类齐全、体系完整、规模庞大的产业体系,也都意味着我国对于新的制度或政策拥有更大的进退余地。可以说,健全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是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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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 凌永辉0Tue, 28 Jul 2020 05:49:00 GMTTue, 28 Jul 2020 13:47:00 GMT
<![CDATA[国学大典北京高峰论坛:专家纵论疫情下中华文化使命]]>/109002/59200.aspx5月“致敬国学: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线上启动之后,2020710日,作为国学大典系列活动之一的北京高峰论坛以现场加连线的方式举行。本次高峰论坛由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贵州心悠然酒业提供战略支持,论坛议题围绕“继承创新:疫情下的中华文化使命”这一主题展开。

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传播界、企业界人士等共同就疫情后的社会发展趋势、文化在疫情中的角色、国学对疫情后社会重建的贡献、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疫情下的文化与文明冲突等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展开对话与交流。

凤凰网总编辑邹明代表联合主办方致辞,邹明在致辞中表示,疫情下与病毒的抗争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文明的延续,不仅需要医疗技术,也需要文化的力量,传统文化在其中理应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联合主办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重要愿景,“正是为当下乃至未来的经济民生、人心天下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邹明表示,希望全球华人国学大典能汇聚海内外思想文化名家与各界精英的真知灼见,通过举办系列讲座、高峰论坛、组织国学评奖,以及各种创新产品活动,能够真正“传道以济民”,并且推动文明之间的正向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先生以“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反思”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张立文先生从古今中外的不同角度,论述了自我认识、集体主义精神、自由与正义观、民主与平等、天下和合等思想观念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文化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凸显了其伟大的价值和魅力。而中华文化中“协和万邦”、“仁民爱物”、“兼相爱”等闪耀着先贤智慧的崇高理念,正是促进人类协作共赢的宝贵思想财富。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先生主旨演讲的题目是“何谓‘大同’”。王石先生认为,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不能过度夸张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不能过度夸大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更不能把不同文化对立起来。从人类发展趋势看,从未来世界的视角看,许多传统的、天经地义的概念,都应该以“天下”为单位重新定义。王石指出,好的文化,兼具现实性与未来性,是未来在今天的样子。要更多地反思整个世界的人文状况,要更多地看到不同地域文明的共同性,追求人类的共同价值与相通心理,科学和真理没有流派之分,不应人为设置障碍,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趋势,也不会因一时的困难而逆转。

接下来的论坛圆桌对话里,7位嘉宾围绕“后疫情时代传统文化如何济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中国文化书院秘书长、中华孔子学会国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苑天舒,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总冠军彭敏,广州珠江云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黄震宇同台对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发起人李亚鹏则通过连线的方式参与讨论。

圆桌对话第一个议题是疫情影响下的社会变化。葛承雍认为,疫情促使我们更多地反思自身文化的问题,面对现今的复杂情况,盲目乐观或过度悲观都是不合适的。干春松指出,人类要认识到可能自己恰好是这个地球最大的危险。苑天舒指出应当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思考今天的世界。冷凇看到疫情之后传统文化“知识下山”的风口,提出应以更接地气的方式把深邃的思想“还给”民众。肖永明、彭敏和黄震宇都对未来表示乐观,认为疫情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最后一定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开始新的历程。

围绕文化应在面对全球性灾难时扮演什么样角色的问题,葛承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一定要学习优秀、先进的、能带来人类进步的文化。干春松也提出应注重文化的多样性。苑天舒强调文化促人反思的价值,“它可以让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的长河里面看问题”。冷凇特别期待主流媒体把无数的年轻人中亚文化和丧文化的内容拉到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当中。彭敏强调文化在灾难中的“记录”作用和“给力”的作用,他还特别引用了蒲松龄的两句诗:“故人珍重加餐饭,万里风云路正长”。黄震宇认为,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许多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责任与担当,正是文化精神的现实体现。

肖永明重视文化在灾难中安顿、抚慰心灵的作用;而天下一家、义利之辨、顺应自然等观念,对疫情等诸多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意义。李亚鹏则在连线中说,疫情下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反而更大,特殊环境促使人们更多关注自己的内心,开始对文化的主动性的选择。

圆桌对话第三个议题是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帮助疫情下的社会秩序重建。冷凇认为,国学知识与传统文化的普及还很不够,他特别倡议学者们拥抱大众媒介,甚至组建学者MCN,以更加多元的方法传承传播国学思想。葛承雍和彭敏都表示中华传统中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念对社会重建至关重要,如诚实守信、守正出新等。干春松则指出,需要冷静地看待传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不能认为国学“包治百病”,一定要有一种更谦虚的学习的态度。

三位书院界的嘉宾从不同角度分享书院及文化机构可以为社会重建发挥的作用。苑天舒介绍他不只一次地见证国学与传统文化对地方、企业的积极影响;肖永明表示相信传统文化不仅能够为社会重建提供精神力量,文化资源的挖掘、文化产业的振兴也必然为经济的复苏提供有效动力。李亚鹏认为,传统文化能够促进我们对自然的接触,对自身的了解,并使家庭在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之下达到更美好的一种和谐,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黄震宇则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指出国学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并形成企业与整个社会的良好互动关系。同时,国学中蕴含的创新精神,也是企业所必不可少。

圆桌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华传统文化如何有助于解决文化、文明间的冲突”。葛承雍指出,应铭记“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思想问题靠谩骂是解决不了的。干春松说,中华文化强调自我反省,“三省吾身”。苑天舒同样强调自我反省的重要性,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冷凇和彭敏则都赞同从多元的格局与角度看待和理解问题,从差异中找共性,理解各自的是非与立场。肖永明特别谈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还有很多的类似智慧与价值原则,可以为重建疫情后的秩序提供帮助、支持。

李亚鹏表示,人类与人类之间,更应该找到一个彼此和谐相处之道。这应该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应该共同探寻的方向。

虽然此次高峰论坛以现场加连线的方式进行,论坛现场并没有观众,但多达六十余万网友在线观看论坛,并积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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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秋0Tue, 28 Jul 2020 05:49:00 GMTTue, 28 Jul 2020 13:46:00 GMT
<![CDATA[辽东半岛在东北亚早期文化交流中的枢纽地位]]>/109002/59198.aspx

辽东半岛三面环海,地处欧亚大草原东端,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原地区经胶东半岛或辽西走廊和东北亚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通道,也是中亚、西亚经欧亚大草原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东西交流的必由之路,这奠定了辽东半岛在东北亚文化交流中的枢纽地位。通过系统研究,笔者初步建立起辽东半岛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距今约7000年—距今约4100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小珠山一期文化、后洼下层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小珠山四期文化和小珠山五期文化;距今约4100年至战国晚期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上马石瓮棺葬类型、双砣子三期文化和双房文化。

 

辽西区文化的东传

 

研究表明,小珠山一期文化源于辽西区的兴隆洼文化。兴隆洼文化晚期,开始向辽东半岛及其以东地区输出以“之”字纹平底筒形罐为主的器物及文化,小珠山一期文化遗存几乎均为压印“之”字纹平底筒形罐即是兴隆洼文化东传的显著反映。后者并以辽东半岛为中转站持续向东传播,形成后洼下层文化。朝鲜半岛的美松里下层遗存、堂山早期遗存和西浦项早期文化,都含有“之”字纹平底筒形罐文化因素,这种文化因素在东北腹地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也有普遍发现,因此这一区域也被称为筒形罐文化系统。

以附加堆纹为主要特征的偏堡子文化,最早产生于下辽河一带,南下形成小珠山类型(小珠山四期文化)。吉林大学赵宾福教授认为偏堡子文化的附加堆纹因素应是受到辽西区小河沿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若此,则小珠山四期文化源于辽西区的小河沿文化。朝鲜半岛境内的西浦项第Ⅳ期、新岩里等遗址,陶器的装饰手法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叠唇和附加堆纹的运用;其二是所谓雷纹的大量运用。俄罗斯远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扎伊桑诺夫卡、奥列尼等遗址也有这种雷纹因素,上述这些文化因素也应受到了辽东半岛考古文化的影响。

辽西区文化的东传,最有影响的当数积石冢这类遗存。黄、渤海地区积石冢最早可追溯至辽西区兴隆洼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时期是辽西区积石冢发展的最高峰,此后积石冢这类文化遗存不见于辽西区。有趣的是,辽东半岛地区在红山文化之后出现了积石冢,而且一直延续到东周时期。研究表明,辽东半岛地区的积石冢源于辽西区的红山文化,其传播路线是自辽西向东,越过下辽河折而南下,到达辽东半岛南端。辽东半岛最早的积石冢应为大连瓦房店市的小岛积石冢,时代约为小珠山四期文化时期;而辽东半岛最南端的积石冢应为老铁山·将军山积石冢,时代约为双砣子一期文化时期。这一传播进而东折,黄海北岸双砣子一期文化时期的大连张家岚后山积石冢即其反映;接着沿黄海北岸向东,最后传至朝鲜半岛的北部。

 

胶东半岛文化的北上

 

胶东半岛白石村文化、邱家庄下层文化等在小珠山二期文化时开始与辽东半岛接触。小珠山三期文化时期,吴家村和郭家村遗址的统计数据表明,大汶口文化因素占比28%,说明这一时期胶东半岛对辽东半岛的影响开始大大加强,有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北上迁徙。数据显示,小珠山四期文化虽属偏堡子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但海岱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因素仍占比达22%。至小珠山五期文化时期,海岱区龙山文化以更为强势的态势影响着辽东半岛,小珠山五期文化的陶器数据分析显示,具有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的器物占比超过65%

从双砣子一期文化开始,辽东半岛进入青铜时代。该时期胶东半岛延续着对辽东半岛地区的强势影响,数据显示,双砣子一期文化遗址中的龙山文化因素合计占比近64%,而老铁山·将军山积石冢等双砣子一期文化墓葬出土龙山文化因素占比应在90%以上,说明墓葬中的龙山文化因素较遗址更高。到双砣子二期文化时期,辽东半岛南端完全被纳入海岱区文化系统,笔者称之为岳石文化双砣子类型。在夏商交替之际,岳石文化开始从辽东半岛南端收缩,上马石瓮棺葬类型可以看成岳石文化的遗留。至晚商的双砣子三期文化时期,海岱区文化从辽东半岛完全消失,辽东半岛的本土文化才得以重新崛起。据山东大学王青等学者的研究,双房文化东周时期,齐国与海北的贸易活动又开始趋于频繁,贸易的物品包括名贵毛皮、铜兵器等。战国中晚期,中原战乱导致人口的迁徙、贸易的发展以及齐燕国君对海上仙境及不死之药的追求,使得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交流再次焕发生机。

稻作等农业的北传具有划时代意义。新石器时代初期孕育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在本区域产生后开始向外传播,其中一路北传进入山东地区,约在龙山文化早期进入胶东半岛,杨家圈遗址发现的稻作农业遗存即是证明。同时期的小珠山五期文化时期,稻作农业通过胶东半岛传入辽东半岛,王家村和郭家村遗址均发现有当地种植的稻作遗存。稻作农业传入辽东半岛后,北传至阜新,高山台文化的勿欢池遗址中发现有可能是水稻田和水渠的遗存;此后,还进一步东传至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地区的稻作农业绝大部分发生在相当于小珠山五期文化时期或更晚,这一稻作农业的东传路线正与严文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现相吻合。此外,从旅顺王家村和吴家村的浮选结果来看,在小珠山三期文化时期,伴随着胶东半岛文化的北上,小麦和大豆等农作物也通过胶东半岛传入辽东半岛。

此外,小珠山三期文化的彩陶钩连纹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朝鲜半岛称之为螺旋纹,俄罗斯远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扎伊桑诺夫卡、奥列尼等遗址也发现了这种纹饰,这也是胶东半岛地区文化北上的反映。

 

辽东半岛文化交流枢纽地位的形成

 

上述种种文化互动,东西路线为辽西—辽东—朝鲜半岛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列岛;南北路线为胶东半岛—辽东半岛—东北腹地,或到达辽东半岛后向东传播。当然,这种交流也有逆向的,但均以辽东半岛为中心。

辽东半岛还有两种发轫于当地的文化遗存在东北亚地区影响深远,其一是石棚,其二是曲刃青铜短剑。石棚之所以成为露出地面的一种遗存,毫无疑问是发挥标识作用,同时还应有瞻仰和祭祀的功能。从石棚出土物看,随葬品既不丰富也不贵重,而且石棚的封门石从发现情况看均是只有下部的半封之态,这说明在石棚的使用过程中并无防盗意识。现今留存下来的均是中、大石棚,基本都建在低山丘陵或山前台地之上,标识性极强。辽东半岛地区石棚的祭祀功能尚缺乏必要的证据,但朝鲜半岛的石棚一部分具有祭祀功能则很明显。

关于辽东半岛石棚的产生年代,有不同认识。从出土物分析,辽东半岛石棚的时代最早约在商周之际,东北亚其他地区发现的石棚年代均晚于辽东半岛地区,如朝鲜半岛的石棚年代最早约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但朝鲜半岛地区的石棚数量是整个东北亚地区最多的;日本九州地区石棚的年代在绳纹晚期末段到弥生中期,明显晚于朝鲜半岛。因此辽东半岛地区应是东北亚石棚的最早产生地,之后北向辽东北部乃至吉林南部地区、南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区扩散。

曲刃青铜短剑,国外学术界称之为辽宁式铜剑、琵琶形铜剑,国内学术界则称之为东北系铜剑或曲刃青铜短剑。主要分布于中国的辽宁、吉长地区和朝鲜半岛,在中国的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胶东半岛、黑龙江局部地区和日本列岛的南部地区也有发现。此种曲刃青铜短剑约产生于西周中晚期,从其产生到消失大约经历了八、九百年时间,在东北亚历史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曲刃青铜短剑当起源于辽东半岛,后向吉林、辽西和朝鲜半岛等地扩散,日本列岛南部的曲刃青铜短剑应是朝鲜半岛传入的。研究表明,辽东半岛地区的曲刃青铜短剑和石棚等标志性文化因素传入朝鲜半岛后,逐渐融入当地考古学文化中,并获得本土化发展,与之一同传入的还有铜戈、铜矛等,这种影响一度也波及日本列岛。

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早期中外文化交流,在推动东北亚地区文明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辽西区和海岱区先进的文化、发达的农业在辽东半岛碰撞、交汇,然后融合、发展,同时与东北亚地区的其他文化相互影响,推动着这一区域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文化、生业、社会研究”〔17JJD7800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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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昭峰 韩宇宁(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0Tue, 28 Jul 2020 05:48:00 GMTTue, 28 Jul 2020 13:45:00 GMT
<![CDATA[我国世界史研究中外文数据库的利用]]>/109002/59199.aspx

据笔者调查,国内主要图书馆购买的以及可免费利用的外文专业数据库资源,已超过千种。这些数据库就文献类型而言,可分为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与会议论文、报纸、档案、统计资料、报告、书目与文摘、图片、音视频等。就收入内容而言,历史学涉及史学理论、世界通史与断代史、地区国别史(涉及70个左右的国家)、传记、文物考古,其他学科如地理、哲学与宗教、政治与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语言与文字、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也有很多资源可以参考。世界史研究需要利用数据库尤其是外文数据库,这是无须争辩的问题。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对这些数量庞大的数据库进行利用。本文从定名与定性、专题数据库的建立、数据库内容考辨三个角度,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所谓定名与定性,是指对数据库的名称、性质和收录范围有清晰的认识。

一般而言,因数据库开发者都会提供数据库名称,定名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其一,数据库开发者有时会改变数据库的名称,从而导致在不同的馆藏地或不同的学者引用中对同一数据库标引不同。如美国档案类数据库“美国解密档案在线”(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原名为“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期刊类全文数据库“综合学科学术文献大全”(Academic Search Complete),原来的英文名为“Academic Search Premier”。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标引以最新名称为准,同时了解其历史名称。其二,存在总库、子库的情况。如HeinOnline法律数据库有60余个子库,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字化收藏”(Digital Collections)有300多个子库。一些开发商或代理商,还会重组其数据资源,形成新的总库。如Gale公司,它把旗下部分报纸期刊类的库组成Gale NewsVault,又把以档案为主的300余个子库组成“珍稀原始典藏档案”(Archives Unbound,简称AU),还把这两个库和它的其他偏重原始档案文献的子库组合起来,形成了Gale Scholar超大型数据库。就个人利用而言,清晰的子库名称更重要;但由于一些馆藏只标引了总库,所以也需要了解总库名称。其三,馆藏机构的标引方式,也会造成名称的混乱。比如,有的馆藏只列翻译而无原文名称,各馆藏有时翻译名称不同,以及有的馆藏根据购买情况重新拟定数据库名称。如国家图书馆购买了AU中亚洲的部分专辑,命名为“珍稀原始典藏档案合集:亚洲”(Archives Unbound Asia)。

确定性质指确定文献的收录类型。前文已提及,外文数据库的文献类型包括图书、期刊、报纸、档案等。不同类型的文献,在史学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或作为目录检索路径,或作为前期学术史,或作为史料来源。在开发商或图书馆的数据库介绍中,会说明文献的类型或特征。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文献是基于现代的出版类型进行分类的,它很难完全体现人类过去所积累的文献的所有特征,所以只能是相对性的。比如,档案在今天往往指代有密级的、生成之时尚不能为一般公众查看的文献,但对于古代史而言,甲骨、碑铭、纸草文书、木板文书等,不管其当时的利用范围如何,都已是研究那个时代的珍贵“档案”了。

确定收录范围,指弄清数据库收录的内容特征。在数据库的介绍中,一般会对此作出说明,如“早期英文书籍在线”(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的介绍,一般会说明其收录的数量(12.5万余种、超过2250万页英文著作)、时段(14731700年之间)、类型(名家著作、皇家条例及布告、军事、宗教和其他公共文件、年鉴)、学科范围(历史、语言、音乐、美术、物理学、妇女研究)等。但确定内容特征有时也会有一定的困难,上文提及的总库与子库的情况是其中之一。有的数据库有很多子库,但图书馆一般只会选择部分子库购买,而标引时却用总库名称,这样就很难知道该库在某一具体馆中的子库收录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很多图书馆会选择数据库中与本校教学科研密切的模块来购买,从而导致即便没有子库的数据库,在各馆中收录内容差异也较大。比如Sage期刊库,有的馆(如首都师范大学)购买了500多种现刊,有的馆(如北京大学)则购买了800多种现刊。同名数据库各馆收藏不同,会让同一检索在不同的馆藏出现差异甚至差别较大。此外,有的数据库以模块形式呈现,模块下内容较多,而模块名称却未必能完整展现其收录内容。如ProQuest历史库的一个模块“越南战争和美国外交政策(19601975年)”(Vietnam Wa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601975)是一个单一的数据库,从其名称来看,只能判断其与越战有关。但这个数据库收录内容广泛,含有104个子辑,内容极其丰富,比如有成系列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从肯尼迪到尼克松时期的国家安全文件等,实际上是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资源。像这类数据库,不了解其子辑内容就没法深入利用。

 

 

定名与定性是我们利用外文数据库的起步工作。接下来,就可以大体判断某一数据库与我们所从事研究的关系,从而确定是否要加以搜集和利用。类似于做专题文献书目一样,在从事一项专题性的学术研究时,也要围绕该研究搜集在线资源,做一个专题数据库的列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专题数据库搜集时面不能过窄,它们不仅要包括与某一研究直接相关的数字资源,也要包括一些宏观性质的及可能相关的其他数据库。如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绥靖外交,首选当然是英国的外交档案以及重要人物的文件集,如收录了60余册《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年》的“英国海外政策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数据库、内维尔·张伯伦和奥斯丁·张伯伦的文件集(The Papers of Neville ChamberlainThe Papers of Sir Austen Chamberlain)、“丘吉尔档案”(Churchill Archive),次选是这一时期的内阁文件(Cabinet Papers)和国会文件的系列数据库(U.K.Parliamentary Papers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Hansard等),最后是反映当时媒体动向的重要报刊,如“大英图书馆报纸”(British Library Newspapers)、《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伦敦新闻画报》《图画邮报》等。同时,通过“英国外交部机密印刷件:北美,18241961年”(Confidential PrintNorth America18241961)、“英国外交部:美国通信”(British Foreign OfficeUnited States Correspondence)、“英国外交部档案:日本,19191952年”(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Japan19191952)、“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191980年”(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191980)等英国档案数据库,以及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外交档案数字资源,可了解围绕英国绥靖行动有关国家的互动。以上搜集偏重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有关、相对原始的文献,也不能忽略一般的通用数据库,比如图书资源(约50种)、期刊资源(约30种)、学位论文资源(十余种)等。

 

 

在搜集到相当的电子资源后,还要进行内容考辨的工作。这一考辨,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

一是观察数据库资料来源和开发机构。一般而言,政府机构公布的本机构所掌握文献的权威性,高于其他来源;知名开发商、学术机构开发的专业性数据库,高于一般网络资源。例如,我们要查美国人口数据,最优先利用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发的“美国事实发现者”(American Fact Finder),它可以提供美国人口、住房、经济和地理数据的来源;关于美国农业人口,则要参阅农业部的“国家农业统计数据”(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它提供了自1840年以来美国各州和地区的农业人口普查数据;还可以利用明尼苏达大学的“美国国家历史地理信息系统”(Nat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它提供了1790年至今的美国人口普查和其他全国性调查统计资料,包括带有地理空间属性信息的人口、农业、经济等方面的数据。

二是注重数据形式和原实体之间的关系。就人文学科的多数数据库而言,其数据往往来自某种实物。利用这种数据库时,除了传统利用实物载体要注意的考辨等工作外,还要考察数据形式同原实体之间的关系。如纸质文献在电子化的过程中,是完整电子化,还是部分电子化?电子化的文献是如何排列的,这种排列同原始文献的排列关系何在?等等。如ProQuest公司开发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其文献选取和组合模式是围绕某一国家安全问题,抽取来自不同机构的档案,并按时间先后组织在新的子辑中。虽然所抽取的档案是完整扫描,但它并不会完整扫描原档案所在卷宗或系列,研究人员只能通过不同档案的时序排列建立起联系。利用这类数据库时,有时还需使用相关的配套指南、大事年表、人名索引等工具。

定名与定性、建立专题数据库、内容考辨,是利用外文数据库的基础工作。做好这些工作,研究者可以更高效准确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电子资源。当然,它们并非利用外文数据库注意事项的全部,如从知识考古学角度,可以讨论数据库开发的知识背景、开发动机、开发人员组成、文献著录方式等;从文献挖掘角度,可以讨论挖掘工具的选用、关键词选取、算法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使用数据库时需要考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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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百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0Tue, 28 Jul 2020 05:48:00 GMTTue, 28 Jul 2020 13:45:00 GMT
<![CDATA[社会学研究所党支部组织学习党纪党规知识并测试]]>/926176/59197.aspx2020年7月21日上午,社会学研究所党支部召开支部会议,学习院党委相关文件,以及党纪党规知识并进行现场测试。受支部书记廖冲绪同志委托,会议由党支部副书记杨华军同志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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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学习分两个议程进行。首先,深入学习了中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委员会2020(10)号文件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政办公室第三期“党政工作通报”。随后,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进行“党纪党规测试”。

会后,党员纷纷表示要时刻把党的纪律印在心中、刻在脑中,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做一名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的共产党员。

 

(候蔺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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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0Tue, 28 Jul 2020 05:08:00 GMTTue, 28 Jul 2020 13:06:00 GMT
<![CDATA[社会学研究所在凉山脱贫攻坚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926097/59196.aspx原标题:我所在凉山脱贫攻坚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

 

凉山是影响全省乃至全国决战脱贫攻坚的控制性因素,在脱贫攻坚最关键、最吃劲、最紧要的冲刺关口,为进一步探索激发综合帮扶政策效能,打好脱贫攻坚战,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华军等深入调查研究,撰写了《关于进一步激发综合帮扶效能的建议》,获省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

参与该对策建议的还有人事处副处长朱泓宇同志,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赵小波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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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0Tue, 28 Jul 2020 05:07:00 GMTTue, 28 Jul 2020 13:04:00 GMT
<![CDATA[第三届全国医疗保障高峰论坛在京举行]]>/101004/59195.aspx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译心)7月19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医疗保障专业委员会承办的第三届全国医疗保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是“推进医保深化改革,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兼医保专委会主任申曙光、医保专委会顾问韩凤先后担任主论坛主持人,医保专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仇雨临主持了圆桌论坛。论坛采用了线下论坛加线上直播的模式,来自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机构和医保专委会的专家近100人现场参会,700余人在线上参会。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顾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在主旨演讲中提出,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全面改革在制度建设的意义上可谓是开启了医疗保障制度现代化的征程。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总体战中,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优势进一步彰显,治理迅速高效。他强调,积极而稳妥、扎实而有序地推进医疗保障制度现代化,实现全面建成中国特色高质量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目标任务,务必把医疗保障制度现代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深刻认识、全面把握医保制度现代化的内涵要求和基本特征,要统筹协同、系统集成、行稳至远、止于至善。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黄华波围绕医保基金监管发表了主旨演讲,他介绍了我国医保基金监管的工作进展,中央对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的重大决策,并对当前医保基金监管的形势做了全面分析。

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司长刘金峰发表了题为“国民营养计划与健康中国建设”的演讲。他提出,医疗保障领域应多关注、多支持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特别是临床营养治疗、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规范化应用的医保政策支持,把握形势、群策群力,推动国民营养计划贯彻实施,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娄洪从医保投入持续增长、支撑基本医保制度巩固提升、支持大病保险制度逐步建立、支持重构和优化医疗救助制度、支持新医保体系建设、在医改中承担兜底责任等六方面介绍了公共财政支持医保制度建设、改革与发展取得的成效。他认为,应加强医保预算绩效管理,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追责”。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在“抗疫实践探索分析中国医疗保障发展”的主题演讲中提到,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李玲教授通过分析中国抗疫斗争胜利的原因,提出了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了探索实现全民健康的中国道路,国家应从治病模式转变为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模式。

国家药物与卫生技术综合评估中心研究员赵琨分享了关于创新药物准入与目录动态调整两个问题的思考。创新药物可能带来医疗费用增加和临床效果的不确定,要从成本、效果、支付意愿等方面思考,实现优先领域确定,把控创新药物准入。她提出,要依据成本效果预算影响、临床效果、不确定性程度与范围、创新性、法律和政策约束、实施现实性和实用性、社会价值、伦理、公平和人权等方面做出判断,对目录进行动态调整。

国新健康党委副书记、总裁李永华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为推进医保治理现代化贡献力量”为题发表演讲。他从对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初步认识、积极参与充分发挥第三方社会力量的优势作用、强化社会力量参与医保质量创新的效能三个方面发表了系统看法。

在圆桌论坛上,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胡欣、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总会计师李敬伟、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技术部主任杨建龙分别从医院管理、药品和耗材等角度对医保信息标准化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秘书长兼医保专委会常务副主任严娟提出,医保信息业务编码统一后,可以实现医保业务之间的数据贯通,各统筹区之间的数据贯通以及国家和各省(区、市)之间的数据贯通,从而促进医保精细化管理,提升医保公共服务水平,并推进医保其他领域改革。

最后,与会嘉宾在现场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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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译心0Tue, 28 Jul 2020 03:14:00 GMTTue, 28 Jul 2020 11:10:00 GMT
<![CDATA[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丛书(8卷)编撰工作启动]]>/101004/59194.aspx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明海英 邓明亮)7月25日,2020年第七期珞珈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论坛(云会议)举行。会议以“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丛书”启动与交流为主题,聚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丛书”编撰工作启动和各册图书写作大纲交流。

来自云南大学、宜宾学院、重庆工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工程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湖北工业大学、湖北文理学院、南昌大学、安徽大学、长江出版社、光明日报社等单位5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

会议由武汉大学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传清主持。在论坛开幕式中,吴传清详细介绍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丛书”的发起背景、专家团队成员和写作进展。该丛书的策划,始于长江出版社社长赵冕2019年11月的倡议。根据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实践重点、热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丛书”共策划8本图书,聚焦“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先行示范研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路径和政策研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研究”“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研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长江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研究”等。

长江出版社选题策划部主任张琼代表长江出版社参加丛书编撰工作启动仪式并致辞。张琼表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丛书”要突出区域性、资料详实、逻辑性强、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和实践指导性,以提供对策性的分析研究成果。

在交流环节,各册丛书编撰团队分别介绍了各册写作大纲和工作进展,并围绕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据悉,会议由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长江出版社联合主办,由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武汉大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多学科研究团队、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长江经济带专业委员会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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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海英 邓明亮0Tue, 28 Jul 2020 03:08:00 GMTTue, 28 Jul 2020 11:05:00 GMT
<![CDATA[限缩抑或扩张: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的立法选择]]>/109000/59193.aspx一、问题的提出:限缩还是扩张?

所谓强制执行公证,是指双方当事人共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对特定的债权文书办理赋强公证,从而使该债权文书转换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如果债务人不及时履行债权文书载明的债务,债权人即可跳过审判程序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公证具有多方面的制度价值,如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帮助债权人快速实现债权;减少进入诉讼的纠纷,从而减轻法院诉讼压力。强制执行公证制度发源于古代意大利,并随着商业日益发达和罗马法复兴而传播于欧洲诸国。民国初年,强制执行公证制度开始传入中国,迄今已有百年之久。然而长期以来,整个公证制度在中国处于较为边缘的状态,由此导致强制执行公证制度在现实中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功能。晚近以来,由于中国商品交易的日益发达,强制执行公证在商业交往中的功能和优势逐渐显现,愈来愈多的民商事主体开始选择适用这一制度,以此有效保护自身债权和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其中,强制执行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如何设定,也就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作为强制执行公证制度的核心环节,适用范围设定的宽或窄,将直接影响强制执行公证在市场交易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范围。在理论层面,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中国本土,长期以来均存在“扩张主义”与“限缩主义”的理论争议。主张扩张适用范围,意味着强制执行公证可以更为广泛地参与市场交易活动和更为有效地发挥其制度优势,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债权;而主张限缩适用范围,则认为可以减少制度适用的风险,有利于保障债务人的合法权益。而在实践层面,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正在悄无声息中扩张,其与现行立法和基本法理是否冲突?是否存在潜在的制度风险?这些问题正困扰着当前的司法实践和立法修订。鉴于此,本文将深入剖析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的理论争议和实践困惑,结合公证法、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法理,对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的立法设计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充分发挥该制度在纠纷预防与化解中的应有作用。

二、立法沿革:从相对限缩到逐步扩张

(一)民国时期:主要仿效德日立法

强制执行公证制度自民国时期建制以来,其适用范围便因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变迁之中。民国政府于1935年颁布的《公证暂行规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证法规。《公证暂行规则》第11条规定:“就以给付金钱,或其他代替物,或有价证券之一定数量为标的之请求,所作成之公证书,载明应因迳受强制执行者,得依该证书执行之,但债务人提起异议之诉时,受诉法院得斟酌情形,命停止执行。”民国政府于1945年正式施行的《公证法》亦沿袭这一规定,对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未作调整。纵观民国时期,强制执行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借鉴德国和日本的立法,适用于给付金钱、代替物及有价证券等方面的债权文书。彼时,强制执行公证制度刚刚引入中国,因此在适用范围方面基本上是仿效德日立法,并没有太多的本土色彩。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限缩的适用范围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了有效恢复经济发展,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司法部先后单独或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文件督促各地尽快建立公证制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等地公证机构即对私营工商业与国家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加工、订货、承揽、包销、建筑合同等开展了强制执行公证[1]。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1956年司法部发出《关于公证业务范围问题的通知》,同年就江苏省司法厅提出的问题作出《关于证明有强制执行的效力的范围等问题的批复》,其中指出“证明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只是针对“没有疑义的债权文书”,其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债权没有纠纷和债务人有履行能力。因此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公证制度及强制执行公证制度并未得到社会的高度认知,国家对于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并无具体的限制,只是在适用条件方面限制为“没有疑义的债权文书”。而且,因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因此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然而,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导致整个公证制度几近废除。

(三)《公证法》出台之前:以货币、物品、有价证券为主

改革开放为强制执行公证制度的复兴提供了历史土壤。1982年4月,国务院制定了《公证暂行条例》,并将“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限定为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198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已公证的债权文书依法强制执行问题的答复》,再次重申只有“追偿债权、物品的文书”才能适用强制执行公证,而一般的合同文书则不能适用。鉴于中国证券行业的快速兴起,1990年12月司法部出台《公证程序规则(试行)》,对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作了相应的扩张,即由原来的“追偿债权、物品的债权文书”扩张为“给付货币、物品或有价证券的债权文书”。与此同时,还将“追偿债权”改为更为精准的“给付货币”。经过多年的实践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根据实际需要,在2000年联合印发的《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中,对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作了清晰明确的列举:(1)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2)赊欠货物的债权文书;(3)各种借据、欠单;(4)还款(物)协议;(5)以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学费、赔(补)偿金为内容的协议;(6)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条件的其他债权文书。从当时实务的角度来看,以上列举只是对“给付货币、物品或有价证券的债权文书”的详细列举,其实并未扩大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

(四)《公证法》出台之后:适用范围逐步扩张

经过各方博弈与协作,新中国第一部形式意义上的《公证法》于2005年8月正式出台,标志着中国公证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出台的《公证法》第37条将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确定为“以给付为内容”债权文书。也即,债权文书只要含有给付内容即可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给付”在民事实体法中,意指债权人得向债务人要求的、而债务人必须给予债权人的。给付并不以财产价值为限[2],因此给付包括金钱给付和行为给付。常见的给付内容包括:交付物品、支付金钱、转移权利、提供劳务、提交成果、不作为等。据此而言,《公证法》关于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的规定,其实非常抽象和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债之关系”。其后在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发布的《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范围限定。多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为深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在2016年6月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将具有给付内容的和解协议、调解协议也纳入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2016年,为了配合国家打好“金融风险防控战”,提高金融机构的债权实现效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服务银行金融债权风险防控的通知》。该通知将融资合同、债务重组合同、还款合同、还款承诺、担保合同、保函,以及符合该通知第2条规定条件的其他债权文书,也纳入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从中可知,自从《公证法》出台之后,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便处于不断扩张之中,从原有的较为简单的债权文书扩张至新型金融合同等较为复杂的债权文书。

总体而言,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在立法层面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从最初的“追偿债权、物品的文书”到“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文书”,再到“以给付为内容的文书”。其扩张的背后,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逐步成熟不无关系。

三、理论争议:扩张的动因与反对的声音

立法的变迁总是根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剖析中国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的逐渐扩张,亦可发现其与当时经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分析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扩张的动因,务必从经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并挖掘出制度利用者背后的动力和逻辑。

(一)扩张的动因:制度利用者的需要

从法院角度而言,在“诉讼爆炸”日益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司法现象之时,法院开始努力将纠纷解决从国家和司法机关的垄断下向社会开放,将纠纷解决功能由法院向社会转移[3]。尤其是在中国,民商事案件数量的持续增长,同时导致中国民事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的负荷日益繁重。因此,在民事案件数量持续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如何维系法院的承载能力和减轻法官负担,成为中国当前司法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4]。针对这一挑战,充分发挥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将部分纠纷分流至法院之外,推动 “诉源治理”已经成为法院的必然选择。而公证制度作为预防司法的重要一环,既可预防纠纷,亦可助推纠纷解决,逐渐受到司法改革决策层的重视。尤其是通过强制执行公证,债权人可不经民事审判程序,直接申请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其对于疏减法院讼源、防止纠纷进入法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扩大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即成为避免纠纷进入法院、减轻法官司法负荷、提升司法品质的必然选择。由此,作为制度利用者的法院,无疑是扩大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的重要推手。

从债权人角度而言,简化债权实现程序与节约债权实现成本是债权人愿意适用强制执行公证的根本原因。通过利用强制执行公证制度,一方面,债权人可以产生督促债务人践约的效果,正如悬挂在债务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具有间接威慑作用,使其时时不敢懈怠或拖延履行,从而避免发生纠纷;另一方面,债权人可以在发生债务违约之后,跳过审判程序直接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使其债权得以迅速实现。而若选择民事诉讼进行权利救济,将面临诉讼迟延的风险,不仅徒增诉讼成本,而且实质影响自身权利的实现。因此,不少债权人,尤其是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准金融机构,也纷纷开始运用强制执行公证制度;并且在金融机构的积极推动下,部分新型债权文书也逐渐纳入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由此可知,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扩张背后最为重要的行动者就是债权人。

从公证机构角度而言,在全面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背景下,扩张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是改变公证长期处于司法制度边缘的现状、展示自身制度优势的绝佳时机。长期以来,学术界视公证为民事程序法学之细枝末节,实务界则重诉讼而轻公证,导致公证在民事司法和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功能未能得以充分发挥。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大陆法系的德国,国家层面将公证与诉讼并列为民事司法的两大支柱,诉讼负责事后的纠纷解决,而公证则专门承担预防性的司法任务[5]。两大支柱之间分工明确,衔接顺畅,共同维护着德国民事私法秩序。因此,若要改变中国公证制度在民事司法系统运行中“失声”的局面,就必须在提升公证机构公信力和提高公证员执业素养的基础上,扩张公证权的影响范围。而对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予以扩张,就是公证机构试图发挥自身功能优势、扩大自身制度影响的可行方式。此外,全国范围内的公证机构正在由行政体制向事业体制转变,改为事业体制后的公证机构,意味着其不再由政府全额拨款,而是按照市场规律和自律机制运行,故而其必须积极拓展办证范围,以此保障公证机构具有充足的运行经费。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公证机构总是在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扩张中扮演“急先锋”的角色了。

综上可知,作为强制执行公证的制度利用者,法院、债权人和公证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均是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扩张的原动力。然而,与以上主体积极推动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扩张不同的是,学术界与法院执行部门①对此问题却颇为谨慎,甚至发出不少反对的声音。

(二)反对的声音:不宜随意扩张

针对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扩张的趋势,以学术界和法院执行部门为主的反对声音也逐渐兴起。反对者认为,尽管强制执行公证在保障私权和疏减讼源等方面的功能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适用范围越宽越好,理应作出相应的限制,理由主要如下:

首先,出于平衡保护债务人利益的需要,在设定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时应相当谨慎。保障债权人的权益能够及时并快速的实现是强制执行公证制度的主要功能。债权人通过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可以跳过程序保障较为严密的权益确定程序而直接进入权益实现程序,迅速实现自己的债权。然而,如果过于注重提高债权的实现效率,或有可能会损害债权实现的正当性。民事强制执行是以国家权力强行介入债务人的生活领域,因此必须保证强制执行具有实体和程序上的正当性。实体上的正当性即必须确保债权人实体权益的存在。而依据现行公证程序,公证员在办理强制执行公证过程中所扮演的只是单纯的“证明者”角色。公证员只是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并加以记录,并不像审判程序中那样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和言辞辩论的程序保障机会,亦不对债权文书进行实体上的正当性审查,故债务人面临着极高的不当执行风险[6]。如果债务人在遭受不当执行时,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若仅限于简单的货币、物品等债权文书,此时执行回复起来也比较容易;但是若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扩张至不动产或复杂的债权文书时,执行回复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因此,从平衡保障债务人权益、使其免受不当执行风险的角度来说,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不宜过度扩张,而应限缩为简单和明确的债权文书。

其次,鉴于目前中国公证制度尚不健全,轻易扩张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将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风险。“打铁还需自身硬”,若要扩大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首先公证机构必须具备足够的公信力与过硬的办证质量。否则,只会使更多的强制执行公证成为错误公证,最终反而会浪费当事人的成本,折损公证的公信力。客观而言,目前中国公证机构的公信力和办证质量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时任司法部长张军在2018年全国公证工作会议中提到,目前公证质量问题突出存在于涉及财产的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等业务领域[7]。可以说,作为公证制度生命线的公证质量正面临着极大的威胁。而在如此情况下,再将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显然是与公证质量的现状不相适应的。除公证质量不足之外,公证程序的不完备亦是反对者不支持扩大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公证机构只拥有核实权而无调查权,并且在办理强制执行公证过程中往往只注重书面证据材料的审查,只注重程序合规而轻视实体审查,据此作出的公证债权文书,容易引发执行异议和裁定不予执行的结果。如此一来,只会徒增当事人的权利实现成本。

最后,由于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审查和执行救济环节尚不完善,因此也不应当随意扩大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民事强制执行系以国家公权力强制介入私人权益的实现过程,且以迅速高效实现债权人权益为目标,这就难免出现侵害当事人权益的问题[8]。因此,为保障民事强制执行的实体正当性,德日民事强制执行理论均认为,需要强制执行过程中设置事前审查机制和事后救济机制。然而,反对者认为,目前公证债权文书在执行审查和执行救济两个环节均不完善,容易影响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的实体正当性,因此不宜扩大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就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审查而言,目前全国范围内执行机构并未对其审查范围、审查方式、审查权限等问题达成共识,因而造成审查尺度不一、审查标准不同等问题[9]。而以上问题的存在都将影响公证债权文书最终能否及时顺利履行,以及公证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故在法院执行机构尚未对公证债权文书司法审查形成共识之际,贸然扩张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妥。就公证债权文书的事后救济机制而言,目前各地法院的做法也不尽一致[10]。以上种种问题的存在,导致强制执行公证在实践中容易产生错误,诱发制度风险。

四、立法选择:基于程序保障的扩张主义

如前所述,学界与实务界关于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的宽窄设定尚未形成共识。具体而言,理论界大多主张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应当保持谦抑;法院执行部门大多认为,为了保证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实体正当性,应当仅允许对较为简单的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而公证实务部门出于扩大自身业务范围的需要,大多从扩张解释的角度主张只要是法律规定的“债权文书”,即可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就此争议问题,结合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司法实践需要,强制执行公证的立法应当走向基于程序保障的扩张主义。

(一)社会现实需要扩张适用范围

首先,现实社会的需要是法律制度建构最根本的动力。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应当满足现实社会的需求而逐步走向扩张。从经济发展层面、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发展而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稳定发展是当前国家金融治理的关键议题。而强制执行公证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有力武器。因此,金融治理决策层日益重视公证尤其是强制执行公证在金融服务领域的适用,并积极推动强制执行公证的扩张。以《公证防范风险通知》为例,其中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扩大了强制执行公证在金融领域的适用范围,许多长期处于争议之中的债权文书类型,也被纳入适用范围。从地方规章层面来看,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工作的意见》等地方规范性文件,均对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进行了相应的扩张。由此可知,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为了更为充分地发挥强制执行公证在降低金融风险中的独特功能,扩大其适用范围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次,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亦是扩大强制执行公证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由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往并不十分受关注的公证也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崭露头角。作为“非讼领域法官”和“司法助手”的公证员,逐渐改变以往只是从事纠纷预防的形象,开始在纠纷解决领域大显身手。比如,将含有给付内容的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纳入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通过借助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提升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的执行效率。这是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对扩大强制执行公证最为直观的影响。

再次,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风险社会,在日益频繁的交易中往往潜藏着大量的法律风险,极易导致纠纷频发且复杂化。而强制执行公证,一是可以凭借其强制执行效力促使债务人认真履行义务,从而防范法律风险,使纠纷消弭于摇篮之中;二是可以借助其证据效力,在纠纷发生之后,可减少证明成本而加速纠纷的解决。强制执行公证在预防纠纷和解决纠纷中的巨大优势,使其成为分流案件、避免诉讼爆炸的重要工具,因而颇受社会治理决策层的信任和支持。正因为如此,为了更有效地抑制和预防纠纷的发生,国家层面开始扩张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以此鼓励民众运用强制执行公证制度。

综上可知,面对民事纠纷日益多发和法院司法压力加大的现实情境,若要充分发挥强制执行公证在纠纷预防和纠纷解决方面的制度优势,首先就是扩大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使更多的债权文书类型可以适用该制度。诚然,制度建构往往是环环相扣的,不仅仅要扩张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更需要公证机构自身能够保障公证质量和提升公信力,以及相关程序保障机制的建立健全。

(二)适用范围与程序保障的平衡

传统民事诉讼理论认为,民事裁判文书的执行力源于正当程序保障下的自我归责,即实体方面须有实体权利存在高度盖然性,程序方面须使当事人享有充分的攻击防御机会。与此不同的是,在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过程中,当事人并不享有进行充分攻击防御的正当程序保障。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力的获得是基于当事人执行合意的前提下,牺牲当事人部分程序保障权利以换取债权的快速实现。而在此背景之下,若要扩大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前提是必须加强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以此保证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实体正当性。换言之,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应与当事人的程序保障程度保持动态平衡,程序保障越完备则适用范围也可以进行相应扩张,而程序保障不足时则必须相应地限缩其适用范围。因此,扩大强制执行公证,既要充实公证过程中的程序保障(事前审查机制),还要完善执行过程中的程序保障(事后救济机制)。

就充实事前审查机制而言,核心在于保证公证质量,进而减少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的法律争议。现有的强制执行公证程序法规中,只是简单地规定了如何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合法性与真实性核实,相关程序规定的并不严密。因此,有学者认为可以将民事审判中的质证程序引入强制执行公证的办证程序中,并具体细化为告知义务阶段、审查义务阶段和判断义务阶段[11]。笔者认为,尽管引入质证程序确实能够有效提升强制执行公证的办证质量,减少后期发生纠纷的风险,然而这一做法也存在过度“诉讼化改造”之嫌,将减损强制执行公证的效率价值,因而不宜采纳。

更为合理的方式,应当是引入民事诉讼中的释明义务,即规定公证机构在办理强制执行公证过程中应对与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密切的事项予以释明。引入释明义务,目的在于当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扩张时,针对部分可能潜在债权债务争议的债权文书,即法律关系较为复杂的债权文书,公证机构应对其关键事项向当事人作充分的告知和提醒,防止当事人因法律知识的欠缺而作出错误或不完全的意思表示。引入释明义务既不会过多地增添公证机构的办证成本,同时又能提升当事人意思表示和执行承诺的有效性。目前,已有不少地方法规中对此作了相应的探索,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发布的《关于规范债权文书公证和强制执行及公证机构协助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公证机构应当事先告知当事人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意义,并对虚构债权债务的法律后果予以揭示。因此,公证机构在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过程中引入释明义务,是完善公证当事人程序保障、扩展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的重要前提。

(三)实现理性扩张的立法方式

实践中,有许多债权文书并不适宜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公证机构依托自身拥有的公证权难以做到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审查。尽管本文主张将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文书范围进行理性的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公证权的权限和能力,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因此,有必要对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文书范围进行相应的立法安排,这其中又涉及立法方式的问题。立法方式往往会影响法定范围在公证实务中的理解与操作,不同的立法方式其实践效果也大为不同。因此,在选择理性扩张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之后,如何进行立法方式上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依据《联合通知》的第1条、第2条的规定,现行制度对赋予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范围采用的是“概括+列举式”的立法方式。即先以概括的方式规定了赋予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然后再依次列举能够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文书类型,并以“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条件的其他债权文书”作为兜底条款。根据实证调研的反馈情况来看,这种立法方式能够较为明确地指引公证机构做出是否能够进行强制执行公证的判断。而对于其中没有列举的市场交易中出现的新型债权文书,则可以通过兜底条款的运用将其纳入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因此可以说,这种立法方式在实践中的运行效果较为良好。

不过,实践中也有观点认为“概括+列举式”的立法方式,对于将来可能出现的新型债权文书恐怕难以适用,且并非每个公证机构都能灵活运用兜底条款,也不是每个法院在执行的过程中都会对兜底条款的适用表示支持。而且,实践中大部分法院在对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审查过程中,对于没有在列举范围中的债权文书,往往是倾向于不予执行。法院在一些新型合同是否适用强制执行公证的问题上,司法尺度并不一致,故而有观点主张采用“概括+排除式”的立法方式,即首先规定能够赋予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再以排除的形式将不能进行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文书一一列明。这样就为公证机构和执行机构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指引,从而减少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执”的现象,提升强制执行的统一性。通过排除的方式,的确能够有效指明哪些债权文书不能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但其同样面临着无法穷尽列举的困境,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交易模式处于时刻变化之中,我们没有办法对不能进行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文书一一排除。

针对“概括+列举式”与“概括+排除式”各自面临的问题,可以借鉴《物权法》中关于抵押财产范围的规定,将可以抵押和禁止抵押的财产范围均予以规定。通过这种“概况+列举+排除式”的立法方式,对债权文书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所应具备的条件予以概况,而后对允许和禁止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文书分别进行规定,并保留允许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兜底条款。如此,既能为公证机构和执行机构提供明确的操作指引,避免司法实践中的不一致现象,同时还能减少本可以进行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文书被法院执行机构无辜拒绝的现象。列举的方式能够体现强制执行公证“有限主义”的立场,即并非任何债权文书皆可赋强,也与公证权的有限性相适应;而排除的方式主要是为了防止可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文书被法院无故不予执行,有利于保障公证权的行使和厘清司法权的干预程度。因此,关于强制执行公证适用范围的立法方式,其实内含着公证权与司法权的分工与协作的问题,通过科学的立法方式,能够实现“公证的归公证,司法的归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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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明0Tue, 28 Jul 2020 03:00:00 GMTTue, 28 Jul 2020 10:58:00 GMT
<![CDATA[阿联酋大力发展航天业]]>/109006/59192.aspx阿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近日首次将一张从地球附近远望火星的照片传回了地球,拍摄时它已在太空中飞行了100万公里。“希望号”于7月20日成功发射升空,根据计划,它将在太空中航行7个月,预计明年2月抵达环火星轨道,围绕其飞行一个火星年,收集大气层数据,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了解和掌握火星的气候条件。

“希望号”是阿联酋和阿拉伯国家的首个火星探测器。阿联酋总统哈利法表示,“希望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将推动阿联酋在太空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2014年,阿联酋宣布启动火星探测器项目,同年政府斥资54亿美元设立太空署。2017年,阿联酋提出百年火星战略,计划2117年在火星建立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实现向火星移民。2019年3月,阿联酋制定2030国家太空战略,规划了太空科学和研究、工程制造、试验和商业应用等79个太空项目,希望将本国打造为太空科学研究和商业应用的主要中心之一。

阿联酋主要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航天事业。“希望号”火星探测器由阿联酋与美国合作研发,在日本的航天中心发射,约有450人参与了该计划,超过一半的研究人员是阿联酋人。2018年,阿联酋首颗国产卫星“哈利法”地球观测卫星搭乘日本火箭进入太空。2019年,阿联酋首位宇航员哈扎·曼苏里搭乘俄罗斯“联盟号”载人飞船进驻国际空间站,成为第一位访问国际空间站的阿拉伯宇航员。

推进航天事业发展对于阿联酋的积极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评估显示,通过执行火星探索任务,阿联酋大大提高了科研能力,发现并培养了相关人才。评估认为,还有大量非航天领域的企业从相关技术的发展中受益。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境内目前有超过57个与航天领域相关的机构,创造了约1500个就业岗位。

分析指出,阿联酋希望通过推进航天业带动高科技发展和经济转型,降低对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资源的依赖。阿联酋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公司航空航天负责人巴德尔指出,在火星探索任务中研发的一些新材料、新技术可以运用在改善飞机设计、提高燃油推进效率等领域,未来也可以进一步开发太空旅游等商业方面的价值。

据当地媒体报道,阿联酋的火星探索任务激发了年轻人对于科学、技术、工程等科学学科的兴趣,选择相关专业的大学生逐年增加,高校正越来越多地开设相应的课程。阿联酋火星探索任务项目主管奥姆兰·沙拉夫表示,航天事业的发展将激励更多人进入科学和高新技术领域,促进构建以创新为基础、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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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輖0Tue, 28 Jul 2020 02:55:00 GMTTue, 28 Jul 2020 10:53:00 GMT
<![CDATA[我院召开2020年度第四次学术委员会]]>/101009/59191.aspx7月22日,我院召开了2020年度第四次学术委员会,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院长向宝云研究员主持,16位学术委员出席,科研(外事)处、院博管办相关同志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了我院杰出研究员的外审结果、《2018-2021年学科建设中期成果统计情况及相关建议》《关于修改院级课题结项标准的建议》、郭正模研究员专著出版资助、课题立项申请和我院新增博士后合作导师任职资格等事项,并研究讨论了我院《机构调整思考与建议》。学术委员围绕各项会议议题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向宝云指出,一是杰出研究员评选是我院一项新的制度安排,旨在鲜明学术导向、树立学术标杆、引领学术发展,对我院学科建设、科研发展、学风塑造具有积极的师范和推动作用。二是学科建设是我院一项重大的科研活动,也是提升我院学术水平和增强我院学术影响力的基础性工作,务必高度重视、切实推进,应瞄准本学科的前沿问题、核心问题、热点问题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加强追踪、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凝聚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力争在学科领域取得具有标杆意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三是院级课题结项标准对课题研究具有显著的导向作用,课题立项也涉及对我院科研资源的公平和科学分配,因而其结项标准应体现我院的科研发展的要求,也须充分考虑与我院后期资助、科研考核等办法的衔接,既要兼顾公平也要具有可操作性。四是在经济社会和科研事业发展的新形势下,我院研究机构应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党委政府决策需要、着眼于我院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实际进行调整,更好地发挥我院学术理论阵地和高端新型智库的作用,进而促进我院科研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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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月0Tue, 28 Jul 2020 02:43:00 GMTTue, 28 Jul 2020 10:43:00 GMT
<![CDATA[栗战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一条一条对照法律规定开展检查 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全面有效实施]]>/101003/59190.aspx本报北京7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27日在京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出重点,以点带面,一条一条对照法律规定开展检查,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全面有效实施。

栗战书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决策部署,全面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这次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目的就是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落实法律责任,紧抓不放,形成合力,久久为功,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效。

栗战书强调,要深刻认识土壤污染防治的重大意义,加强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着力解决土壤污染危害农产品安全和人居环境健康两大突出问题,有效防范风险,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要切实对土壤等资源实行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集约利用,走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要推进土壤污染防治与大气、水等污染防治协同联动,从工业、农业、生活等领域全防全控,有效切断土壤各类污染源。

栗战书指出,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本届常委会履职第一年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这次执法检查要围绕五个重点开展:一是法律重要条款和规定的落实情况,重点关注农用地、建设用地污染治理;二是政府法定职责的落实情况,推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严格履行领导职责、监管职责和工作职责;三是法律实施的保障与监督情况,推动财政、税收、金融等保障措施落实到位;四是违法行为的查处惩治情况,督促有关方面严格执行法律,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五是配套规定和标准的制定情况,推动有关部门加快出台、抓紧落实。

栗战书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周密部署,高质量完成检查任务。积极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普及法律知识,推动有关方面增强法治观念、履行法定职责、执行法律规定、落实法律责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切实提高检查实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丁仲礼出席会议,国务委员王勇出席会议并发言。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作了发言。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通过视频形式参加会议。

此次执法检查由栗战书委员长任组长,分为3个检查小组赴6个省份进行实地检查,同时委托其他省级人大常委会开展检查,实现31个省(区、市)“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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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比学0Tue, 28 Jul 2020 02:28:00 GMTTue, 28 Jul 2020 10:26:00 GMT
<![CDATA[全国政协民宗委召开宗教界主题协商座谈会]]>/101003/59189.aspx本报北京7月27日电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27日在京召开宗教界主题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我国宗教人才培养”座谈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宗教人才培养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关键问题。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突出问题导向,加强统筹协调,努力培养更多合格爱国宗教人才,促进各宗教健康发展,为提高我国宗教中国化水平、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1位政协委员、宗教界中青年代表和专家学者交流了工作经验,提出了意见建议。大家认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和宗教人才培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得到贯彻落实,人才培养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完善,宗教院校建设持续加强,教职人员队伍不断壮大;同时,人才培养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是宗教工作中的短板,应予以重视。

大家建议,做好新时代宗教人才培养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宗教界人士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五个认同”。要发挥宗教界主体作用,在总结各宗教人才培养传统模式有益经验基础上,集中力量办好宗教院校,认真落实相关规划,使之成为培养爱国宗教后备人才、正确阐释宗教教义、培训现有宗教教职人员的重要基地。要坚持质量优先,优化宗教人才层次和结构,重视培养高水平宗教界代表人士,加大基层宗教教职人员培训工作力度,帮助他们提高服务信教群众的能力水平。要拓宽人才培养渠道,继续探索利用国民教育资源培养宗教人才,普及国情、法律、形势政策、现代科学等知识。要支持宗教界开展对外交流,参与不同宗教和信仰间对话,开阔宗教人才国际视野。有关部门要加强教职人员队伍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宗教人才选拔任用和考核管理机制,指导宗教界完善内部行为规范,帮助宗教界解决人才培养中的突出困难和问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巴特尔出席会议。宗性、李光富、杨发明、马英林、徐晓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沈斌、苏志明、张风雷、湛如、郑筱筠等在会上发言。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人作了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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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冯春梅0Tue, 28 Jul 2020 02:26:00 GMTTue, 28 Jul 2020 10:25:00 GMT
<![CDATA[习近平将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101003/59188.aspx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7日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将于7月28日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开幕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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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Tue, 28 Jul 2020 02:24:00 GMTTue, 28 Jul 2020 10:23:00 GMT
<![CDATA[科研离不开勇于创新的科学共同体]]>/109011/59187.aspx近日,财政部组织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4—2019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基金”)开展了绩效评价,并发布《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绩效评价报告》。报告指出,“杰青基金”深入贯彻国家创新和人才战略思路,全面落实基础研究和科技改革的要求,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潜能,营造了良好的科研学术氛围,但也存在着个别项目研究追逐科学热点、创新性不够等问题。

“杰青基金”是旨在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而特别设立的科学基金,是具有很高社会认知度的科技人才项目。获得“杰青基金”的科技人才承载着中国攀登世界科技前沿、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重任。该群体中出现的个别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当前我国科研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追逐科学热点和潮流,尤其是跟踪模仿国外科研课题组,省去了试错的环节,也更容易出成果。“学术收益”短时期内可见,还有随之而来的名誉收益和经济收益,不失为向科研管理部门和公众“交答卷”的捷径。相比这些“短平快”的方式,耗时长、风险高、前沿性的基础研究就会少人问津。那么,这种“劣币逐良币”的现象应该如何消除?

激励科技创新呼唤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面对我国科技发展被“卡脖子”时,不少人发出诸如“亿万经费换不来一个铜板声响”的质疑声。诚然,这些质疑声未必毫无根据。但科学最大的魅力源于对未知的探索和对自我的挑战,科学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未知的过程,是一个深化认识、积累经验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它也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调整的过程,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高歌科学突破、颂扬技术成就,但不能苛求所有的科研过程都会有突破、出成果。

引导潜心研究呼唤鼓励成功的保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工作者的待遇有了显著提升,但与其实际贡献相比,收入水平依然偏低,对年轻科研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在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高度流通的时代,我们弘扬甘守清贫的奉献精神,也要使科研人员从智慧和付出中获取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更好地激发科研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科研经费的分配总是以竞争的方式获得,科研人员难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竞争上,出现“重申请、轻研究”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如何将更多资源赋权给科研院所,赋权给科研工作者个人,建立长效的持续的资助机制,使科研人员有充足而自主的科研经费从事基础研究,是科研管理部门亟待研究的课题。

提升科研高度呼唤勇于创新的科学共同体。一个好的科学共同体可以引领研究方向、激发思想创造,形成科学共同体内自我监督、自我激励的知识创新生态,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变革模式和发展质量。科技管理部门可以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战略部署,但是科学研究的具体进程和研究细节最好还是交给科学共同体完成,尽量减少行政干预,避免用行政手段评价科研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很多科学研究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科技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尊重科研规律的管理措施陆续出台,相信有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鼓励成果的保障机制和勇于创新的科学共同体,科研工作者在新时代可以轻装上阵、潜心钻研,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曾润喜,系重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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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润喜0Tue, 28 Jul 2020 02:22:00 GMTTue, 28 Jul 2020 10:20:00 GMT
<![CDATA[彭清华主持召开省委落实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聚焦重点查漏补缺 以钉钉子精神把我省巡视整改工作推向深入 柯尊平邓小刚出席]]>/101003/59186.aspx7月27日,省委落实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召开。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彭清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抓实抓细巡视整改各项部署,进一步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聚焦重点查漏补缺,以钉钉子精神把我省巡视整改工作推向深入,确保整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省政协主席、领导小组副组长柯尊平,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小刚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省落实中央巡视整改工作总体推进情况、省直有关部门牵头整改任务推进落实情况和巡视整改日常监督情况汇报。

彭清华在讲话中指出,巡视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把巡视整改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扎实抓好巡视整改落实,强化责任担当,突出问题导向,注重标本兼治,做到真督实查,巡视整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存在的薄弱环节以及整改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彭清华指出,要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持续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巡视监督不断深化的生动实践中形成并丰富发展的,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实践力量、创新力量,为我们持续深入做好巡视整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站在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识和推动巡视整改工作,用整改的实际成效向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交出合格答卷。

彭清华指出,要持续用力紧盯重点难点抓整改,进一步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效。强化整改落实,聚焦重点、分类推进,对有明确时限要求的整改措施要在规定时间内见底清零,对已完成的要定期“回头看”、防止反弹回潮或出现新的问题,对需长期整改的要经常抓、抓经常,建立常态化机制。当前要聚焦脱贫攻坚、高校和国企党的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集中力量查漏补缺。要把抓好巡视整改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彭清华强调,巡视整改是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负责同志落实“一岗双责”,牵头单位加强统筹协调,责任单位强化协同配合,共同推动各方面从严从实抓好整改。

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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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守帅0Tue, 28 Jul 2020 02:21:00 GMTTue, 28 Jul 2020 10:19:00 GMT
<![CDATA[尹力主持召开省政府第52次常务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全省培育发展新消费三年行动和跨境电商等工作]]>/101003/59185.aspx7月27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主持召开省政府第52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新消费培育、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县域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等工作。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做好当前“六稳”“六保”工作,加快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中央和省出台系列纾困惠企政策措施,深入开展“中小企业服务提升年”活动,大力实施“助企暖心”行动,精准施策帮助解决“经营难”“融资难”“用工难”等问题,让困难企业生存下来、恢复过来、发展起来。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对标国家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开展提升专项行动,为各类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政务服务。

会议审议通过《四川省培育发展新消费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通过实施文旅消费提振行动、信息消费提速行动、健康消费提质行动、夜间消费创新行动、时尚消费引领行动、传统消费升级行动、消费环境优化行动七大消费行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导向,努力克服疫情影响,促进全省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会议审议通过《中国(泸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提出充分利用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泸州综合保税区、泸州国家级电商示范基地等创新平台,建设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线下产业园区平台、综合国际物流平台三大平台,构建主体培育体系、信息共享体系、金融服务体系、信用评价体系、统计监测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帮扶服务体系、人才建设体系八大体系,推进管理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扶持模式创新三大创新,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完整产业链和生态圈,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会议听取脱贫攻坚工作专题汇报,要求聚焦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持续用力督战、抓紧查漏补缺、强化要素保障,努力克服疫情和汛期自然灾害等影响,抓好重点任务落实,确保目标任务如期按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本次常务会议开始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书记张伟讲解了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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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Tue, 28 Jul 2020 02:16:00 GMTTue, 28 Jul 2020 10:17:00 GMT
<![CDATA[搭建“四大平台”,进博会向全球传递“确定性”信心]]>/109011/59184.aspx当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的参展商、采购商聊起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时,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三个字——确定性,这是全球产业界和所有企业此时此刻最需要的希望。当前,疫情笼罩下的全球经济依然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而进博会是下半年唯一确定举办的大型国际综合展会,正是它的“确定性”给大家带来期待和信心。

事实上,第三届进博会“未开已热”。数据恰是明证:企业展规划面积增幅达20%,仍“一位难求”。参展的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览面积同比增加14%,一批企业连签三年,确保“万无一失”……

进博会的确定性,来自中国的一诺千金。这个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展会,将如期在线下举办,意义非凡。它向世界再次表明“中国承诺”:这不仅是一场国际经济贸易交流的盛会,也代表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

进博会的确定性,也来自过去两届所爆发的“硬核”实力。首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金额578.3亿美元;第二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额攀升至711.3亿美元。中国“大海般”的市场,让各国参展商实实在在看见了商机,他们有意愿、更希望把“全球首发”“亚洲首发”带到这个世界级舞台上。

进博会走到第三年,敢于用确定性对冲不确定性,不仅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还必须要用一届精彩难忘的盛会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勇气,证明在疫情困难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本届进博会将全力搭建并发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作用,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活力。

搭建国际采购平台,铸就了进博会的“庞大身躯”。这是一个“买全球、卖全球”的平台,为全球企业拓宽进入中国市场、开展国际合作的“航道”。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这“身躯”要站得更稳,关键在于创新,要精心策划展会新内容,积极探索办展新模式,努力打造服务新体验,让全球参展商不仅能跨越千山万水相见洽商,也能屏对屏无缝隙沟通促成交易。

搭建投资促进平台,加快了进博会的“前进脚步”。已经成功举办两届的进博会,如今其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日渐增强,既促进贸易往来,也积极带动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奔腾向前的强大力量。进博会让展品变商品,让参展商变投资商,为外资进入中国、投资项目对接合作提供了新平台。

搭建人文交流平台,成为进博会“张开双臂”迎接各国来宾的标志。进博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为增进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搭建平台,勾绘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大画卷。

搭建开放合作平台,好比是进博会的“中枢神经”。进博会是中国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它深刻阐明了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坚定信念,表达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

100天后,又一次,中国搭台,世界合唱,那定会是一曲疫情特殊时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籁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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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晶卉0Tue, 28 Jul 2020 02:18:00 GMTTue, 28 Jul 2020 10:17:00 GMT
<![CDATA[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关键在融合]]>/109011/59183.aspx从广州市驱车一个多小时,就来到了地处粤北的清远山区。日落时分,西望一片烟霞,山色掩映其中。对于久居城市的人来说,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对乡村来说,乡村旅游拓宽了致富奔小康的道路。市民的需求和乡村的发展,在此交融。

很多开车的人知道,城市和乡村的区别之一,就是手机导航软件的精度。越是大城市,定位精度和导航路线的优化程度越高,到了乡村往往就差一些。然而,笔者乘车行驶在清远乡间的道路上时,发现导航软件的规划路线相当精准。翻越一个个山头,穿过一条条小路,准确抵达目的地,这是一个以经营旅游业为主的村子。精准显示的路线和精确的用时,体现了导航技术的日益发展完善,也说明这条出行路线的受欢迎程度。当地村民说,将来还要在路口进一步完善指示牌,在电子地图上也要做好标注,让导航更精准,为更多自驾出行的游客提供便利。

在清远采访,不论在城区还是乡村,时不时就能看到这样的标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在清城区新桥村党总支书记吴灿开看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让发展的“导航图”更精准,就要让更多的城里人愿意到乡村来旅游、消费。这既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之举。为此,新桥村近年来不断发掘本地旅游资源,努力建设“新桥十景”,吸引游客前来。村里还和一些知名企业合作,打造种植、采摘、旅游、住宿等为一体的发展模式,让产业更兴旺、设施更完善、游客更满意、村民更富裕。在村民眼里,新桥村的村容村貌已经和城市小区没有什么两样。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还要让村民留得住。对村民来说,城市和乡村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很具体地体现为每年春节期间,家庭讨论的中心话题:开年是去城里挣钱,还是留下照顾家?以往,迫于生计压力,很多村民都要去珠三角的城市打工,一家人聚少离多。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在家门口就业。“修了路灯、通了公交车,出行、孩子上学都方便了。”在清远市连樟村的村民看来,路灯、公交车这些以往只能在城里看到的设施,是小康生活的重要标志。村里建起的扶贫车间、农业科技示范园,让村民的收入不比在城里打工少。去城市还是留在家,不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以前,市民和村民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收入上,也体现在技能上、理念上。采访过程中,最令笔者感到吃惊的,是当地干部群众的互联网思维、新媒体素养。比如清远市水西村的“乡村新闻官”刘逢明,讲起网络直播头头是道,用起新媒体来十分娴熟。通过互联网平台,当地的土特产品找到了更多销路。为了让贫困户也能掌握最热门的电商技能,当地政府推出了全程免费的专业培训项目。事实证明,有了足够的吸引力和正确的引导,五六十岁的农民老伯也能掌握电商技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农业发展与现代化的市场对接,需要的正是具备现代技术、现代思维的新型农民。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如今,在清远市,连接广州和清远的广清城际铁路建设已近尾声,预计今年10月底开通。届时,从广州北站到清远只需25分钟。城市和乡村的界限进一步消融,粤北和粤港澳大湾区走向融合,城乡发展、区域发展更加平衡的广东画卷,正在徐徐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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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龙0Tue, 28 Jul 2020 02:17:00 GMTTue, 28 Jul 2020 10:15:00 GMT
<![CDATA[以法治平衡“官民”天平,更好保护产权主体]]>/109011/59182.aspx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集中发布涉产权保护行政诉讼典型案例。最高法表示,该批典型案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坚持对产权的平等保护和全面保护,明确对行政机关侵犯产权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原则,提示各种所有制主体产权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时的救济途径。

此次典型案例发布,无疑颇具针对性:行政诉讼就是“民告官”官司,涉产权保护行政诉讼涉及的,往往就是企业或个人等针对政府部门损害产权物权提起的诉讼。最高法“首次集中”发布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也跟民营企业与个人产权保护强化的态势契合。而这正如最高法相关负责人就此次发布答记者问时所表示,行政审判是一座托起“官”与“民”的天平。也只有依法行政才能平等保护所有产权主体。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我国已基本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与产权保护法律框架,全社会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保护力度不断增大。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国有资产流失、侵犯私有产权等违法行为仍然存在,行政诉讼也时有发生,这次最高法发布的9个案例就是典型。

司法是产权保护的重要防线。对于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2015年翠屏湖爱乐置业等诉古田县政府一案,最高法的阐述就指出,行政机关与民营企业依法签订的行政协议应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应对符合法律规定解除行政协议给民营企业合法产权造成的损失依法给予补偿。这是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的要求,也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合法产权的要求。

而在2016年李三德诉宝鸡市渭滨区政府一案中,最高法更是指出,行政机关在对土地和房屋征收的过程中,应遵循“先补偿、后拆迁”原则,依法对被征收人进行安置补偿,在获得人民法院准许强制执行裁定前,行政机关没有直接强制拆除被征收房屋的权利。强调的对公民私人产权的实体保护,也是给依法行政提出了程序要求。

“诚信政府建设”“保护民营企业”“先补偿、后拆迁”……是产权保护的基本常识,也是近年来的重点工作。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外公布,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作出全面部署。作为中央在产权保护领域出台的首个文件,其对法治化的强调,也是对依法行政的强调,是为防止因滥用行政权力而侵犯产权主体划出法治底线,为平衡“官”与“民”的天平提供法治保障。

为此,加强产权保护,根本之策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一个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方面各环节的系统性工程。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到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行;从2004年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到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和2020年《民法典》“物权编”的通过,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每前进一步,对民众产权保护的制度调整也在前进一步。

其中,如何真正做到所有经济主体一视同仁,如何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如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家“经济原罪”……既是当前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重点难点所在,也是下一步加快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的必要前提。

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是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古人讲,“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强调的就是产权保护的基本功能。在当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产权保护法治化对于稳定经济预期至关重要。

此前,最高法即曾发布产权保护的意见,强调要结合案件审判,平等保护各类产权主体,推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此次最高法首次集中发布典型案例,则可视为产权保护的又一次法治重申,其重点仍然是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权力对产权的侵犯,进而用法治的力量撑起产权制度的“保护伞”,平衡“官”与“民”的这一座法治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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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扬0Tue, 28 Jul 2020 02:15:00 GMTTue, 28 Jul 2020 10:13:00 GMT
<![CDATA[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109013/59181.aspx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吉林考察时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此前在宁夏考察时,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发展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在陕西考察时,总书记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时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争取经济发展好成绩指明了努力方向。

前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指出:“预计2020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够实现正增长的,只有中国。”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呈现稳定转好态势。自4月份起,我国出口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5.8%和7.2%,新经济蓬勃发展,动能转换态势良好;经济一季度大幅下滑,但二季度企稳回升、由负转正,增长3.2%……这样的成绩,充分说明中国经济有着强大的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具有巨大的韧性与活力,具有行逆风船、走上坡路的能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向外看,我们要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向内看,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越是面临风险挑战,越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

从明年开始,我国将进入“十四五”时期,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意义十分重大。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推动我国经济风雨无阻向前进,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上下功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优做强,把提升全产业链水平作为主攻方向,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面对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着力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我们就一定能推动中国经济行得更稳、走得更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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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0Tue, 28 Jul 2020 02:06:00 GMTTue, 28 Jul 2020 10:05:00 GMT
<![CDATA[高考与新民]]>/109002/59179.aspx

高考,从来都不只是一场关于文化水平能力的简单选拔测试,它对于每一位社会公众而言,都具有或隐或显,或疏或近的内在关联。

它是一场盛大的国家仪式,这场国家仪式用两天的时间,向不同的公众诉说和传递着多重价值和意义,有关于公平、理想与权利。这种价值和意义的诉说遍及于国土南北与城乡的每一处考点,不管这处考点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灾难与困境(疫情、洪灾、地震等等),国家和社会各界都在努力保障且必须保障每一个考生获得公平参与的权利,这是一份庄严的国家承诺,也是一份饱融爱语的社会责任。

作为国家仪式的高考,是国家和人民为即将步入成年的年轻朋友们,也是正在茁壮成长中的国家新民们精心准备的一场集体成年盛典,这场国家盛典不仅仅是一场作为景观的成年礼,它的意义还在于,出题人代表国家和人民,用冰一样的困难磨砺、亦用火一般的热情勉励这些正在经历“冰与火”的18岁新民们:无论我们将来独自或集体要面对何种困难,请永远牢记那些让我们得以顺利成年并有幸参加高考的每一位普通人,他们是每一位父母、每一位老师、每一位警察、每一位医生、每一位农民、每一位工人、每一位......他们是普通人,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家真正的脊梁,他们才是真正的国家英雄,他们就是我们未来要成长成为的样子。

高考绝不是人生成败的角斗场,尽管对于遍布城乡的每一个考生而言,高考始终是打破阶层固化、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但高考分数的高低并不等同于人生出彩机会的多寡。事实上,高考只是缓缓拉开了新民们走向丰富人生的序幕,未来的一切,幸运的是“在路上”。

不久的将来,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势必有人欢喜有人忧,或酣畅淋漓,或心有戚戚,但无数过来人的经验告诉我们,高考的悲欢只是暂时的,比高考成败更神圣的荣光恰恰是独自面向本心,无论成败、无问西东,而这才是高考所承载的教育意义。真正完美的教育恰恰是忘记了那些高分经验、解题技巧、应试知识等之后剩余的部分,它包含对真理的好奇、对知识的热爱、对族群的眷恋、对弱者的同情、对自我的超越以及对生命的自省。

请相信那些以分数高低而论成王败寇的丛林逻辑从来都不是教育的意义,那些竞技场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精英主义劝勉教条从来也不是教育的真谛,尽管我们追求教育卓越,但绝不以制造符号式的群体分层为目标,尽管无数的学者一再论证教育的社会成层功能,但溯源教育的谱系学观察,不难发现那只是教育被捆绑的社会功能,因此,学者和政治家都在努力探索着一条更为公正、均衡、美好和幸福的未来教育之路。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居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全世界的世俗教育体系往往也都以高竞争性的制度设计分配稀缺性教育资源,在教育筛选轨道中越往上行,越是表现为少数成功者的入围和多数失败者的出局,教育似乎变成了一场场负重前行而血雨腥风的战役。今日的高考者,明日可能还会考研、考博,抑或进入职场展开新一轮的就业竞争。因此,谈“仰望星空”难免略显奢侈,更何况大地更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但是别忘了,教育的目的绝不在于个体一时一地一城一池的得失,教育成败的最终检验也绝不以世俗的功名利禄计,教育只有一个目的:成就个人所执的美好生活。这个美好生活恰恰是自省而自安的,教育在劝勉新民仰望星空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与脚踏大地相冲突,但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期待仰望星空,恰恰才是个体自省自安美好生活的开端。

刚参加完高考的年轻新民们,在已走完基础教育旅程的这个人生重点节点处,请认真审思,我们在高考前所接受的、从而形塑当下自我的教育,究竟更多只是经老师们嚼碎揉烂、未经自我创造性劳动而获取的重复性知识?还是通过反复规训而不假思索烂熟于心的习惯性解题技巧?抑或是一切为了分数而功利化选择性学习的囫囵吞枣?我们的创造力、想象力、思辨力、批判力、行动力,我们的公共性和同理心,我们的教育精神究竟收获多少?我们是否可以骄傲无愧地对自己讲:我是一名合格的毕业生。因此,高考分数的高低或许只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智识学业的成果,但并不能代表接受教育的优劣。

高考的结束,让作为国家新民的我们有时光有力量暂停匆匆脚步,想一想人类和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事。面对疫情、洪水、地震等各种灾害冲击下的周遭生命和族群的苦难,国家和社会让我们安心迎接高考,让我们在便捷的网络和安全的教室中安心读书,让我们在便捷的网络和安全的教室中安心读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新民的我们可以如此心安理得且理所当然的将刷题带来的知识增长理解为所谓没有浪费青春时光的教育成长?

因此,借高考结束的自由时光,一边思考未来的大学和专业选择,一边思考人之为人的生命意义、价值和行动,或许是高考后需要我们补上的一课。

走进身边的日常和附近,静下心来仔细看一看周围普通人的行动,听一听那些弱者的声音,做一做那些公共的事,记一记不是为文而积攒的平凡小事,走一段不远的路让自己暂时成为孤独的思考者和行动者。抑或哪怕只是听听隔壁阿姨的唠叨、帮助社区浇浇花,扶一扶行动不便的老者,读一读那些想读而未读的书。请放空自我,收拾焦虑,暂停“我之为我”如此重要且匆匆的规划,尝试着做一点国家新民们能做的事。

尽管要小心翼翼地尊重个体自由,但依然想要劝君切勿将高考后的放松变成放纵:沉溺于网络喧嚣,或游戏轰鸣,或一边对“主播们”熟悉地顺口吆喝 “666”。

让我们思考,当18岁开端的青年时光像一幕电影,从展开到落幕,一切寂静,春暖花开,记忆中让生命丰满、沉淀而甘怡的部分究竟能剩下什么?

最后,劝君再重新为自己写一次高考作文,请你们大胆假设。这一次,请忘记饱熟于心的高分技巧,忘记需要迎合出题者期待的文风教条,也不要想老师们老气沉沉的纠纠文风和无形的规约,我手写我口,我口述我心,请写出属于你们自己年轻的色泽,那才是少年走向青年的成长宣言,也是未成年人成为国家新民的公共精神,那里一定没有学究气、没有八股风、没有风行网络的作文点评专家们的一本正经与假大空。

请珍惜“大胆假设”。因为从高等教育开始,“大胆假设”背后的想象力培养,大学老师们多已无能为力,高等教育阶段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优势恰恰在“小心求证”上,从文献到方法,从方法到田野(实验室),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从教者发现,最可贵的价值和资源恰恰是“大胆假设”,是ideal,而“小心求证”往往可以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达至。由此,他们只能一再责怪基础教育,可是基础教育又能责怪谁呢?

我时刻想起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杨明奎先生的谆谆训言,并愿与君共勉:人贵有独立之精神,文贵有独到之见解。人云亦云则流于庸俗,睿智卓识非一日之功。

 

  

附:

原作文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春秋时期,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管仲和鲍叔分别辅佐他们。管仲带兵阻击小白,用箭射中他的衣带钩,小白装死逃脱。后来小白即位为君,史称齐桓公。鲍叔对桓公说,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非管仲不可。于是桓公重用管仲,鲍叔甘居其下,终成一代霸业。后人称颂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司马迁说:“天下不多(称赞)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班级计划举行读书会,围绕上述材料展开讨论。齐桓公、管仲和鲍叔三人,你对哪个感触最深?请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考写一篇发言稿。

要求:结合材料,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功名与道义》

 

李涛

 

史书多以成败论英雄,春秋功名大业屡居仁义礼信之首,烦不胜烦也。今日案上所浮、世间所传千秋文章之事,多如赢者通吃而精心拂饰之历史婢女而已。桓公成就霸业和管鲍之谊皆不出其右,然余视誉管仲、鲍叔、桓公者,皆为下流之辈而不足荐也。

少年小白,尚未成伟岸如桓公者,即生于乱世而长于强鲁,血雨腥风、强弩暗箭,受鲍公之训而早熟于群,峥嵘必历非凡之事,故性之积难免必先功而后德。功成岂可身退,必杀兄而诛兄侧,更奈何暗箭于前而罪人如管仲之流,必欲杀之而后快。然堂前恩师鲍公,力荐管仲为相,宣治世之能臣,成霸业之奇才,小白感羽之初翼,前已杀纠泄愤,先政而后德,无奈而拜之,无择之选而已。

鲍公举仲,非才学为先,疑为自保,伴君如伴虎。大凡蝇营小事,多同甘未可同苦,然天下大事,多同苦未可同甘,农人尚知狐死狗烹,智如鲍公者,岂可不识。故荐囚人管仲,意与后世之范蠡同风,非去野而大隐于世而已。况管仲为故友,历琐事而知根底,有才而无德之人,如灯幕皮影而已,可控也。

管仲之流,本有三计:一计为殉道忠烈而勇随于纠,成千古义士之名;二计为痴谑君前而扮愚于朝堂,成保身苟命之利;三计为随波逐流而浮沉天命,成天定命选之义。然管仲之流,三计皆未选,急忘旧主,跪拜于堂前,功名道义,高卑立下,如其前领战事,舍命而居后,争功而邀先,不足耻也。复念纠之去齐,成也管仲,败也管仲,索其缘由,不乏后世复虑也。

成王败寇,史故灰蔽,弹纸拂尘,掩长卷而惜,德艺兼备者,寡也。叹乱世之书,多赞功名而薄道义,先政后德,叹治世之书,多誉道义先薄功名,先德后政。故今日读史者而为学者,当祛弊除故,窥要择理,岂可人云亦云乎而流于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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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0Mon, 27 Jul 2020 10:30:00 GMTMon, 27 Jul 2020 18:27:00 GMT
<![CDATA[代际公正是个伪议题]]>/109002/59178.aspx

代际公正是公正论域中的独特议题。以往,人们全都是在无须加以申明的同一时空的大背景下谈论公正,而代际公正要谈的却是不同时空即不同代的背景下的公正。代际公正的议题是从西季威克开始的,最初只引起了庇古、拉姆齐、哈罗德等几个经济学家的关注,[]后经罗尔斯《正义论》一书有关代际储存问题的论述和“正义的存储原则”的提出,才又引起了伦理学、政治哲学、环境哲学等学科的关注与持续不断的讨论。

这些讨论大致从三个层面展开,一为代际公正的议题能否成立?二为代际公正应该是怎样的?三为这种应然的代际公正如何实现?显然,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存在递进关系,即只有解决了前面的问题,才能再来回答后面的问题。换言之,如果前面的问题不成立或未获解决,后面的问题也就不消谈或无法谈。由此可知,代际公正的议题能否成立,乃是代际公正研究的首要问题。

就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看,这个问题尚未获得共识性的解决,这就需要继续对之进行探讨,以求一个经得起所有拷问的坚实答案。

本文的探讨,将从回顾和评析已有的讨论开始,因为这是避免无效重复和进行所有有效新探讨所必须依赖的基础。而最后得出的结论将是:代际公正是个伪议题。

 

名称:“代际正义”还是“代际公正”?

 

在开始探讨代际公正议题能否成立之前,还有必要就此议题的名称做一个澄清。

此议题源自西方,共有三种表述,即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justice across generations”和“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其中以最后一种居多。[]这里且不管三种表述中的“between generations”“across generations”和“intergenerational”是否应该或都应该被译为“代际”,只说三种表述中都共有的“justice”一词该怎么翻译。由于在各权威英汉双解辞典中,“justice”都是既可对应中文的“公正”,也可对应中文的“正义”,于是这个议题在我国学界就同时有了两种译法和两个名称,即代际公正和代际正义。就像此前国内学者已普遍将“公正”完全等同于“正义”,并更愿意在这二者之间选用“正义”这个词一样,其典型证据就是罗尔斯那部名著就被译成《正义论》而不是《公正论》,参与此议题讨论的绝大多数学者,也都选用的是“代际正义”的名称。

但这其实是不可取的做法。

与英文不同,中文中没有可以将词汇“公正”与“正义”都统摄于其下的词汇,而这两个词,无论从字面还是词源来看,也都并不是一回事。字面上,“公正”的“公”是“私”的反义词,即无私;“公正”的“正”是“偏”、“斜”的反义词,即不偏、不斜;因而公正就是指正直而不偏私。例如汉代的班固就有“公之为言,公正无私也”的说法。[]但“正义”不是这种意思,而是指“正确的含义”。[]也就是说,“正义”的“正”指正确;正义的“义”指含义、意思、意义。例如汉代典籍有“故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之语。[]

从词源上看,在中国最早使用“公正”和“正义”这两个词的都是荀子,而且这两个词的上述词义也基本上是由荀子的使用确立的。具体而言,他的

“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公正,则下易直矣”之语,确立了公正是正直之意;[]他的“有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之语,确立了正义是正确的含义或正确的道理之意。[]因为他这句话的意思反过来说就是:只有做学问,求知识,懂道理的人,才不会是只追求富利,“以富利为隆”的俗人。

不过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这两个词之间也发展出了一定的关联。就像“正名”这个词,一方面是“正确命名”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纠正不正确命名”的含义一样,作为“正确的含义”或“正确的意思”的“正义”,若从反面讲,就是对不正确的含义或意思的纠正。是故,古书《五经正义》、《史记正义》之类书名中的“正义”,就都是意在声明:只有本书对经典的诠释才是正确的诠释,而此前的诠释则都是不正确的。若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屏群小之曲。述五经之正义”。[]正因如此,“正义”这个词就又衍生出了“纠错”、“纠正”的意思,而随后出现的所谓“正义之剑”、“正义之师”、“正义战争”等词组中的“正义”,就都是“纠正错误”的含义。由于错误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如不对、不义、不合法、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都属于错误,所以“正义”也与“公正”发生了关联,这就是“正义”成为了“公正”的下属概念,意为对不公正的纠正。[]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将“公正”完全等同于“正义”,同时也不应该将罗尔斯的《A theory of justice》译为《正义论》。因为这部书的主旨既不是诠释某个对象之内含的正确意思,也不是在诉求要纠正哪些错误,而是在讨论社会应该怎样进行资源分配,罗尔斯自己也申明,此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

再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议题,从其在学界已经展开的讨论内容说,此议题在代际的前提下所注重的究竟是“正直而不偏私”的意思,还是“正确的意义”的意思或“纠正错误”的意思?显然只是也只可能是前者,因为人们发起这个议题,就是想让当代人对后代人也“正直而不偏私”,却绝不是想让当代人对后代人也有“正确的意义”这种莫名其妙的关注,而纠正当代人对后代人的错误做法虽然也是有意义且需要讨论的问题,可也只能在搞清楚了当代人怎样做才算对后代人正直而不偏私之后进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当代人对后代人怎样做才正直而不偏私,也就没法识别当代人对后代人的错误做法,更谈不上对这些错误做法进行纠正。这就可以说明,此议题的中文名称,只应是“代际公正”而不是“代际正义”。

相反,倘若我们在此不做以上的解释及处置,而是把“正义”完全等同于“公正”,把“代际正义”完全等同于“代际公正中”,那么就至少会有两个不好的结果。一是浪费词汇,使我们从此再也不能只用一个词就表述出“对不公正的纠正”这种意思;二是会使一些已有的词汇变得荒谬,这就是“正义之剑”、“正义之师”、“正义战争”之类说法,这时只能被解释为“有正确含义的剑”、“有正确含义的军队”、“有正确含义的战争”。

“公正”与“不公正”是一对相反相成的共生概念,彼此都离不开对方,二者在现实中的关系也是如此。这就是,如果有一种状况被称之为公正,那任何与这种状况不相符的状况就都属于不公正。在任何一个现实社会,一旦出现不公正的事情,无疑都需要得到纠正,因而“正义”作为对不公正的纠正,就是任何社会都必不可少的东西。

与之同理,在代际公正论域,如果有代际公正,就也有可能出现各种不符合代际公正情形的代际不公,而对这些代际不公的纠正,就属于代际正义。因此,我们在此议题的研究中,确实有必要严格区分“代际公正”和“代际正义”这两个概念,彻底消除对这二者不加区分的误区,使之都用于应然之处。具体说来,代际公正,属于从正面阐述代际中的应然;而代际正义,则属于从反面强调消除代际中的不当。从现实的层面说,只要我们承认当代人已经对后代人做出了某些不公正的事情,就得同时承认,我们确实需要有代际正义这个概念,用于指称对后代有不公正做法的纠正。

 

问题:代际公正议题的既有论证是否成立?

 

学界关于代际公正议题可以成立的论证,大致可梳理为四种,这就是罗尔斯论证、功利主义论证、道义论论证和共同体论证。

虽然从逻辑上说,在代际公正议题中,首先需要解决该议题能否成立的问题。但从学术研究的实际发展过程看,学者们一开始谈论的却是如何实现代际公正的问题,而代际公正议题能否成立的问题则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代际公正议题的合法性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说。罗尔斯作为早期凸显代际公正议题的关键人物,大概也是这种想法,所以他只有一句话可以被视为代际公正可以成立的论证:“每一代不仅必须保持文化和文明的成果,完整地坚持已建立的正义制度,而且也必须在每一代的时间里,储备适当数量的实际资金积累。这种储存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包括从对机器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纯投资到学习和教育方面的投资,等等。”[11]

 但是,他却并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为什么“必须”做这一切?尤其是为什么“也必须在每一代的时间里,储备适当数量的实际资金积累”?当代人必须做的事情并非一定都与后代人相关,或者只能从后代人哪里才能得到合理性说明,比如当代人必须进行生产、必须防止天灾人祸就是只需从当代人本身出发就能得到充分说明的。当然,如果当代人储备资金是为后代人着想,那就的确会与后代人相关,不过这也不意味此事一定关乎公正。这里无非两种情况。其一,储备资金仅仅是指将前代人传给当代人的资金,再由当代人等量地传给后代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当代人为后代储备资金,而是前代人为所有的后代人储备资金,这就不需要当代人为此进行任何公正议题的思考;其二,储备资金是指超出前代人留给当代人资金总数之外的资金。由于这些资金只能是当代人的创造果实,那么是否储存和储存多少给后代人,就显然只须由当代人自己说了算,而无须设想后代人的意见,因为这属于当代人对后代人的赠予,而赠予并不关乎公正与否。因此,关于代际公正议题合法性的罗尔斯论证是不能成立的。

与罗尔斯论证只是他一个人的论证不同,功利主义论证出自多个学者的多种说法,不过经概括,它们最终也只是两句话:“一个功利主义者必然像关心他的同时代人的利益那样关心后代的利益”。[12]因为功利主义所主张的基本原则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里,第一句话是发起代际公正议题的西季威克说的,由于他涉及代际公正议题能否成立的问题也仅有这一句话,并且没有交代所谓“必然”的原因,因而后来的功利主义论证者就都把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了立论的基础,用其作为“必然”的理据。

功利主义论证同样存在缺陷,它的最大问题是,功利主义并不是一个已经得到人们普遍承认的正确道理,而是一种遭到诸多有效批判而无法进行辩解的有缺陷的理论。因此,用功利主义为代际公正议题进行合法性论证,充其量只能被功利主义者自己认同。另一个问题是,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不是在代际的背景下提出的,而只是以同代为前提,因而仅根据这个原则,其实还不能够说明为什么“一个功利主义者必然像关心他的同时代人的利益那样关心后代的利益”。因为“同时代人”与“后代人”毕竟存在差异。这个差异就是同时代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动具有相互施惠的效果,同时代人作为前代人虽然也可以使自己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活动包括后代人的利益,但后代人却不能使自己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动也包括前代人的利益。既然如此,前代人就不会有“像关心他的同时代人的利益那样关心后代的利益”的所谓“必然性”。所以,即便从功利主义阵营内部说,这种基本原则方式的立论也是不成立的。

道义论论证跟功利主义论证在方法上相似,也是从自己的原则出发立论。具体说,就是从康德关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原则出发来推论代际公正议题的必要性:“康德的绝对律令体现了对人类的普遍尊重,其主张的把人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的观点,在代际正义论证上有着更强的理论说服力……也就是说,不论是当代人之间还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彼此都应该作为‘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手段’来对待……当代人在实施可能对后代人造成影响的行为上,同样要尊重后代人作为人所享有的道德上的尊重,而不能任意实施损害后代人利益,或者剥夺其享有人类文明成果机会的行为,即,当代人对后代人是负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的。”[13]

与功利主义一样,康德的道义论也是饱受非议的一家之言,但其“人是目的”的观点还是可以得到普遍的承认。不过这仍然不意味道义论论证可以成立,因为它存在一个无法补救的“命门”,这就是在当代人之间可以做到的互为目的及彼此尊重,能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实现吗?确切说来,后代人能尊重前代人,实际地视前代人为目的并据此为前代人行事吗?显然不能。这就说明在论证逻辑上,道义论并不能从当代人的互为目及彼此尊重的前提,推出当代人也要视后代人为目的,也要尊重后代人的结论。

约翰·奥内尔会为缺乏相互性的道义论论证和功利主义论证背书,反对后代人不能以前代人为目的并为之带来利益的观点:“未来世代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或伤害:我们生活的成功或失败依赖于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完成我们的目标。”[14]只是这个辩解不经一驳。由于每个人的“成功或失败”,都已在其生命结束之时就被划上了句号,因而后代人再进行相同的努力,也只属于后代人自己的成功或失败。

随后,为了解决代际公正议题论证中,“我们可以为后代做事,但后代不能为我们做事”的难题,[15]共同体论证出场了。这种新论证的基本逻辑可以被提炼为:共同体是形成公正议题的充要条件,由于“跨代共同体”的存在是可以证成的,因而在代际之间就一定存在公正议题。只不过在参与共同体论证的学者中,有人是从义务的维度论证共同体是公正议题的充要条件,有人是从责任的维度论证共同体是公正议题的充要条件,有人是从权利的维度论证共同体是公正议题的充要条件。[16]可惜,由于所有的共同体论证者都共同地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致使他们不论是从哪个维度出发所做出的论证都毁于一旦,成了无用功。这个事实就是:共同体其实并不是产生公正议题的充要条件,因为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如家族与家族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等等,无疑也存在着相互对待中的公正与否的问题。这就是说,这些非同一共同体的主体之间也会有交往互动,而各自为之所采取的不同交往互动方式由于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可作公正或不公正的评说。既然公正也在共同体之外,仅凭共同体就不足以说明必有代际公正存在。

综上可知,已有的关于代际公正议题可以成立的所有论证,都因自身存在某种纰漏而未获成功。

 

续问:代际公正议题究竟能不能成立?

 

尽管已有的代际公正议题论证全都不能成立,但此刻还是不能得出代际公正议题不成立的结论,因为后面还有可能出现某些新形式的论证,其中或许就有可以成立的。这就说明,仅从反面反驳还不能彻底解决该议题究竟是否成立的问题,还需要从正面对问题进行探讨。

那么,“后面”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呢?由于“后面”是无限长远的,论证的新形式又难估其数,这是否可说:要想彻底驳倒代际公正议题永无可能?对代际公正议题的否证,将永远只能是防守型的?

不是,虽然从反面反驳不能彻底证明代际公正议题是不成立的,但是从正面分析就有可能。而以下的三种论证就都实现了这种可能性。

其一,代际公正议题中的“后代”或“后代人”无法确定。因为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也缺乏对二者进行合理分界的有效方法和客观标准。所有参与代际公正议题讨论的人都知道,代际公正议题所说的“当代人”和“后代人”,是指整体意义上的人,即人类意义上的人或国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指家庭或家族意义上的人。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明确的,而且两代人之间必然会存在一段清晰的时间间隔,也就是代际间隔期。在家庭中,“当代人”就是通过婚姻相结合的夫妻,“后代人”就是这对夫妻未来可能会有的子女。而从这对夫妻的结婚之日到他们的第一个子女的出生之日这段时间,就是这个家庭的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代际间隔期。由于一个家庭只要经三代传承就会形成家族,因而家族的当代人与后代人同样会是明确的,只不过需用新的表述来说,这就是,它总是以还未出生的最低辈份的家族成员为后代人,而已经在世的所有家族成员,则不论其辈份是高是低都属于该家族的当代人。而从首个最低辈份者的诞生之日上溯至上一辈份者中的首位诞生者的诞生之日,就是该家族的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代际间隔期。

可是,整体意义的人就不是这种情况。一方面,整体意义上的人是众多不同家族及无数个体家庭的集合,相互之间根本没有统一的血亲辈份排序,这就无法再用类似家庭家族的划代法来分出整体意义上的当代人与后代人。另一方面,整体意义上的人由于人口基数庞大,每日每时甚至每分每秒都会有新生人口诞生,因而整体意义上的人乃是连续不断的,在时间上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用来识别前代与后代的代际间隔期,用为区分当代与后代的时间分界线。当然,我们可以全然不顾这些而对之进行人为的划分,比方说把距当下100年之后出生的人视为后代人,而在此之前的则全都视为当代人。可这马上又会面临新的难题:为什么要以100年为界,而不是30年或50年或150年或200年?难道这里能说出什么道理吗?或许多数人会说,参照人口的世代自然繁衍周期来看,以30年为界应该是可取的。但是由于整体意义的人在时间上实际并不存在一个没有任何新生人口降生的间隔期,那么代际公正如果意味会对后代人有不同于当代人的对待(从该议题的设立看,肯定意味会有不同对待,否则就不需要设立该议题了,只需用当代人互相对待的方式对待后代人即可),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要使那些比后代人即30年后出生的人仅仅早出生几天、几小时甚或几分几秒的人,有不同于对待后代人的对待?在这种不同的对待中,岂不意味某种不公正的存在,从而有违代际公正所诉求的公正?

其二,代际公正议题其实无关公正,因为公正需以同等对待的互动关系为必要前提。所有参与代际公正议题的人都会同意,此议题所说的“当代人”是指当下的所有在世者,“后代人”则是指所有还未出生的未在世者。因为如果后代人也是在世的,那在世的后代人与当代人的关系,就同当代人与当代人的关系毫无二致,就没有必要在公正话题之下再设置代际公正的议题。于是代际公正成为多余的概念,需用“奥卡姆剃刀”剔除。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不管人们是如何不同地理解和定义公正,都不会否认公正作为一种规范,是用于人们的互动关系的,含有让人们相互同等对待或一视同仁的要求。可是,由于代际公正议题中的后代人是未在世者,既不能如罗尔斯所说为当代人做任何事情,也没有可能像当代人对待他们一样对待当代人,所以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并不存在互动关系。而没有了互动关系这个必要条件作为前提,也就不会有什么关乎公正的问题。这就是说,当代人将自己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作为储备留给后代人之类,体现的根本就不是公正。

那体现的是什么?

是赠予也是仁爱,因为赠予和仁爱,都属于不求回报的给予,出自行为者的自愿,不以对等互利互报的互动关系为必要条件。因此,即便那种随意设定当代人与后代人的时间分界线的做法是可以容忍的,代际之间还是没有公正问题正可言。就此,代际公正议题的共同体论证中的责任派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里体现的也不是赠予和仁爱,而是责任,而责任关乎公正。这个反驳似是而非。如果一种责任是相关方经互动形成的,那才关乎公正。相反,如果只是某一方自己要求自己承担的,就还是无关公正,因为他不做这样的承担,人们也不能指责他不公正或者违背了公正的要求。因而这种自己赋予自己的责任的实质,还是不求回报也不求同等对待的仁爱。

这时或有人指出:在代际公正议题中,还有为后代预留自然资源的问题。由于自然资源既不是由当代人创造的,也不是仅属于当代人,而是属于整个人类,其中也包括当代人的后代,因而这就是一个关乎分配公正的问题,即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同等地分配自然资源?这个问题的实存同时说明,公正无需以互动关系为必要条件,只要存在利益关系即可。

但是这个反驳同样难以奏效。就算为后代预留自然资源是一个分配公正问题,也会因存在无法解决的实际困难而化为虚无。这就是,由于后代人在数量上是无法计算的无限多,而即便只是地球上的各种自然资源的总量也是难以准确估量的,这就根本也永远算不出来当代人该给后代人预留多少自然资源才算做到了同等对待,合乎分配公正。所以,为后代预留自然资源的确就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公正问题,也不是能通过公正视域所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用这个事情推出的“公正无需以互动关系为必要条件”的观点,也自然失效。并且,下一个论证还将更清楚地说明,公正就是必须以互动关系为必要性前提条件的。

其三,根据对全称公正概念的正确定义,亦可知代际公正的说法不能成立。从逻辑上说,代际公正作为全称公正的一种特殊类型或下属概念,应在全称公正概念的定义域之内,具备该定义所给定的本质性要素,否则它就一定不属于公正,犹如不含碳元素的石头不能被称为有机物,而代际公正就正是属于这种状况。

不过这里的麻烦是,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全称公正给出的定义甚多且不同,一直存在争议,我们又该能从哪里获得关于全称公正的正确定义?学术研究的“举贤”可以毛遂自荐,我在前几年的一篇文章中给出的“公正就是按共定规则待人”,可谓全称公正概念的正确定义,因为这个公正定义是从几个可以得到公认的前提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的,能够经得起任何拷问。其推推导过程在这里再简要地复述一下:首先,公正是一种待人之道,因为一人世界不会有公正问题,所以这个推论前提具有客观性,应无异议。其次,个人组成多人社会的根本动机在于这样会使每个人都活得更好,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因而一个社会的公正待人之道就应该是能有利于其中的每一个人的。再次,社会的待人之道是由社会规则构成的,这也是客观事实,因而要想使社会的待人之道有利于每个人,就得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定立社会规则的权利并共同定立社会规则,这样才能防止出现偏私的待人之道,形成公正的待人之道。因此最后的结论就是:公正就是按共定规则待人,而不公正就是未按共定规则待人。[17]

不难发现,这个定义即使不能将以往所有的公正定义也至少是大多数的公正定义都涵括在自身之中,如公正就是让每个人各得其应得(梭伦)、公正就是“平等地分享”(苏格拉底)[18]、“公正就是相约不相互伤害”(普罗塔格拉)[19]、公正就是行事“要遵守契约”(霍布斯)[20]、“公正就是服从代表共同利益的习惯”(赫起逊)[21]、“公正就是一视同仁”(葛德文)[22]、“公正就是通天下都认为如此的那种事情”(伏尔泰)[23]、公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卢梭)等等,都或者属于按共定规则待人的不同情形,或者属于可从按共定规则待人得到合理解释。而这一点,也是我这个公正定义的可取性的彰显。既然正确的公正定义就是按共定规则待人,那就显然不可能有什么“代际公正”,因为未在世的后代人根本无法与当代人共定规则。同时说明,互动关系的确是公正的必要性前提条件。

总之,由于以上三种论证的每一种都是对代际公正议题不能成立的有效证明,所以现在可以说,代际公正乃是一个伪概念,代际公正议题乃是一个伪议题。并且可知,家庭家族意义上的代际公正概念和代际公正议题,也同样只能是伪概念和伪议题。因为这一意义的代际公正,虽然能明确地将当代人与后代人相区分,但还是缺乏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和共定规则的可能性。

 

余论:为后担忧怎么解?

 

在得出以上最终结论之余,还需要解答一串不可回避的后续疑问:尽管代际分界线不好划,当代人毕竟是有后代的。在此前提下,如果代际公正的确是不能成立的伪议题,那这是否意味着当代人再无须为后代人担忧并为之谋划?既不需要为之储备一定资金,也不需要为之预留自然资源?如果为后担忧仍是有必要的,那么离开了公正视域又能怎么进行和怎么解决?是不是只能在你说的仁爱的名义下进行,最终使之成为一个自愿选择和怎么都行的事情?

我的回答如下。

首先,由于家庭的代际分界是客观的也是清晰的,家庭层面的为后担忧是有必要,并可以用仁爱的方式应对。事实上,数千年来各个家庭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即上一代在爱亲的驱使下,为下一代谋划和准备更好的生活起点。这个方式虽然不适用于人类层面的为后担忧,因为我们已知仁爱是出自于自愿的行为,因而如何施爱就不能被统一规划,变成必行的统一行为,但是它在客观效果上,等于是用把任务分散到各个家庭的方式,也解决了人类意义的当代人如何为后代储备资金的问题。只是它还无法解决其中的该如何给后代人预留自然资源的问题,因为自然资源不属于每个家庭所有,家庭也就无权处置共享的自然资源。

其次,在人类层面上,当代人的确无须为后担忧,也不需要考虑如何与后代分享资源。这倒不是因为人类意义的代际之间缺乏一个客观而清晰的分界线,也不是因为仁爱在这个层面不适用和解决不了预留自然资源的问题,而是在于当代人其实只须谋划好自己的发展即可。因为一方面当代人的发展是向未来延伸的,另一方面当代人的后代人每时每秒都在诞生,这说明当代人的未来与后代人的出现是重合的,因而只要每一代当代人都努力使自己活得越来越好,就意味着每一代后代人都会有比自己的前代更好的生活条件。如是,我们还有什么好为后代担忧的?具体说来,只要当代人使自己越来越富裕,后代人就会有更多的可用资金;只要当代人使自己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后代人就会有更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只要当代人能开发出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和替代性自然资源,那么即使某些不能再生的有限自然资源被当代人用竭,后代人仍会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可用。并且,由于这些好于前代的状况是每个后代人都会乐见其成的结果,所以他们也就肯定不会指责前代人对他们有任何的不公正。反之,当代人也不会为之抱怨或嫉妒后代人有好于自己的生活起点,因为这不过是自己活得越来越好的副产品。于是,那个在代际公正议题下总也谈不清楚和怎么都不好办的公正问题,也在此顺便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这就等于本文又从另一个维度用另一种方式再度证明,代际公正的确是个伪议题,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给出如何防止对后代不公的对策,反而只会添乱,使本来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变成在理论上永远都无解的问题,更遑论如何付诸实践!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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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0Mon, 27 Jul 2020 10:22:00 GMTMon, 27 Jul 2020 18:20:00 GMT
<![CDATA[代际公正议题的既有论证是否成立?]]>/109012/59177.aspx


学界关于代际公正议题可以成立的论证,大致可梳理为四种,这就是罗尔斯论证、功利主义论证、道义论论证和共同体论证。

虽然从逻辑上说,在代际公正议题中,首先需要解决该议题能否成立的问题。但从学术研究的实际发展过程看,学者们一开始谈论的却是如何实现代际公正的问题,而代际公正议题能否成立的问题则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代际公正议题的合法性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说。罗尔斯作为早期凸显代际公正议题的关键人物,大概也是这种想法,所以他只有一句话可以被视为代际公正可以成立的论证:“每一代不仅必须保持文化和文明的成果,完整地坚持已建立的正义制度,而且也必须在每一代的时间里,储备适当数量的实际资金积累。这种储存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包括从对机器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纯投资到学习和教育方面的投资,等等。”

但是,他却并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为什么“必须”做这一切?尤其是为什么“也必须在每一代的时间里,储备适当数量的实际资金积累”?当代人必须做的事情并非一定都与后代人相关,或者只能从后代人哪里才能得到合理性说明,比如当代人必须进行生产、必须防止天灾人祸就是只需从当代人本身出发就能得到充分说明的。当然,如果当代人储备资金是为后代人着想,那就的确会与后代人相关,不过这也不意味此事一定关乎公正。这里无非两种情况。其一,储备资金仅仅是指将前代人传给当代人的资金,再由当代人等量地传给后代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当代人为后代储备资金,而是前代人为所有的后代人储备资金,这就不需要当代人为此进行任何公正议题的思考;其二,储备资金是指超出前代人留给当代人资金总数之外的资金。由于这些资金只能是当代人的创造果实,那么是否储存和储存多少给后代人,就显然只须由当代人自己说了算,而无须设想后代人的意见,因为这属于当代人对后代人的赠予,而赠予并不关乎公正与否。因此,关于代际公正议题合法性的罗尔斯论证是不能成立的。

与罗尔斯论证只是他一个人的论证不同,功利主义论证出自多个学者的多种说法,不过经概括,它们最终也只是两句话:“一个功利主义者必然像关心他的同时代人的利益那样关心后代的利益”。因为功利主义所主张的基本原则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里,第一句话是发起代际公正议题的西季威克说的,由于他涉及代际公正议题能否成立的问题也仅有这一句话,并且没有交代所谓“必然”的原因,因而后来的功利主义论证者就都把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了立论的基础,用其作为“必然”的理据。

功利主义论证同样存在缺陷,它的最大问题是,功利主义并不是一个已经得到人们普遍承认的正确道理,而是一种遭到诸多有效批判而无法进行辩解的有缺陷的理论。因此,用功利主义为代际公正议题进行合法性论证,充其量只能被功利主义者自己认同。另一个问题是,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不是在代际的背景下提出的,而只是以同代为前提,因而仅根据这个原则,其实还不能够说明为什么“一个功利主义者必然像关心他的同时代人的利益那样关心后代的利益”。因为“同时代人”与“后代人”毕竟存在差异。这个差异就是同时代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动具有相互施惠的效果,同时代人作为前代人虽然也可以使自己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活动包括后代人的利益,但后代人却不能使自己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动也包括前代人的利益。既然如此,前代人就不会有“像关心他的同时代人的利益那样关心后代的利益”的所谓“必然性”。所以,即便从功利主义阵营内部说,这种基本原则方式的立论也是不成立的。

道义论论证跟功利主义论证在方法上相似,也是从自己的原则出发立论。具体说,就是从康德关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原则出发来推论代际公正议题的必要性:“康德的绝对律令体现了对人类的普遍尊重,其主张的把人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的观点,在代际正义论证上有着更强的理论说服力……也就是说,不论是当代人之间还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彼此都应该作为‘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手段’来对待……当代人在实施可能对后代人造成影响的行为上,同样要尊重后代人作为人所享有的道德上的尊重,而不能任意实施损害后代人利益,或者剥夺其享有人类文明成果机会的行为,即,当代人对后代人是负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的。”

与功利主义一样,康德的道义论也是饱受非议的一家之言,但其“人是目的”的观点还是可以得到普遍的承认。不过这仍然不意味道义论论证可以成立,因为它存在一个无法补救的“命门”,这就是在当代人之间可以做到的互为目的及彼此尊重,能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实现吗?确切说来,后代人能尊重前代人,实际地视前代人为目的并据此为前代人行事吗?显然不能。这就说明在论证逻辑上,道义论并不能从当代人的互为目及彼此尊重的前提,推出当代人也要视后代人为目的,也要尊重后代人的结论。

约翰·奥内尔会为缺乏相互性的道义论论证和功利主义论证背书,反对后代人不能以前代人为目的并为之带来利益的观点:“未来世代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或伤害:我们生活的成功或失败依赖于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完成我们的目标。”[14]只是这个辩解不经一驳。由于每个人的“成功或失败”,都已在其生命结束之时就被划上了句号,因而后代人再进行相同的努力,也只属于后代人自己的成功或失败。

随后,为了解决代际公正议题论证中,“我们可以为后代做事,但后代不能为我们做事”的难题,[15]共同体论证出场了。这种新论证的基本逻辑可以被提炼为:共同体是形成公正议题的充要条件,由于“跨代共同体”的存在是可以证成的,因而在代际之间就一定存在公正议题。只不过在参与共同体论证的学者中,有人是从义务的维度论证共同体是公正议题的充要条件,有人是从责任的维度论证共同体是公正议题的充要条件,有人是从权利的维度论证共同体是公正议题的充要条件。[16]可惜,由于所有的共同体论证者都共同地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致使他们不论是从哪个维度出发所做出的论证都毁于一旦,成了无用功。这个事实就是:共同体其实并不是产生公正议题的充要条件,因为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如家族与家族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等等,无疑也存在着相互对待中的公正与否的问题。这就是说,这些非同一共同体的主体之间也会有交往互动,而各自为之所采取的不同交往互动方式由于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可作公正或不公正的评说。既然公正也在共同体之外,仅凭共同体就不足以说明必有代际公正存在。

综上可知,已有的关于代际公正议题可以成立的所有论证,都因自身存在某种纰漏而未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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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0Mon, 27 Jul 2020 10:22:00 GMTMon, 27 Jul 2020 18:19:00 GMT
<![CDATA[论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法律设置]]>/109012/59174.aspx

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并非易事,它像许多其他风险事项的处理、风险领域的治理一样,没有办法避免因为缺乏完全充分的科学知识而形成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了事后证明没有必要采取的行动,就会被认为是过于严厉,只是依据臆测而为。“在风险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道德气候,它的特点就是在制造恐慌和掩盖真相的两个指责之间来回拉抽屉”。如果事后证明风险并没有预测的那么大,政府会被指责是制造恐慌(scaremongering);如果事后证明风险比原先说的大,政府就会被指责是掩盖真相。没有摆脱困境的出路,但“唯一的保障就是透明”。

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的预警、疫情信息发布以及诸多防控措施,需要我们持续进行反思、检讨与制度革新。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治理体系纵向和横向分布本就相当复杂,传染病防控又因为具有高度专业性而更加复杂,更为棘手的是,它的高度专业性与政治性交织捆绑在一起。突发传染病的信息发布,在实际操作上看似一个小小的行动,却是嵌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中,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因此,相应的法律设置应当精细考虑决策责任原则、就地效能原则、集中权威原则以及监督矫正原则,若能在制度设计上将这些原则巧妙地结合起来,必将有利于我们未来更好地预防和阻止像新冠病毒疫情那样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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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岿0Mon, 27 Jul 2020 10:21:00 GMTMon, 27 Jul 2020 18:18:00 GMT
<![CDATA[疫情后的全球化趋势]]>/109012/59175.aspx

疫情过后,短期内全球化进程仍将倒退,且倒退幅度和速度可能比疫情前更大。这主要是因为疫情之前导致全球化倒退的力量因疫情得到了强化,且疫情催生了新的反全球化力量。而疫情产生的支撑全球化的力量短期内还无法阻止全球化倒退。全球化倒退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损害,并将加深世界经济衰退程度,延长世界经济低迷时间,给世界经济长远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因安全需求产生供应链调整所导致的全球化倒退是疫情过后的一个重大全球风险。这一调整将使相当一部分国家和企业选择牺牲效率来满足安全需求,从而降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更为重要的是,各国为了鼓励供应链集中于国内而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可能对全球化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后全球化倒退的最大风险莫过于世界再次分裂为两个体系。这种分裂缘于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脱钩”“孤立”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支撑全球化的力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全球化力量将持续激烈碰撞,未来的全球化趋势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从长期来看,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将超过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全球化终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

在全球化中受损的群体、认为没有获取足够全球化利益的群体以及由于国家安全等原因而反对全球化的群体,试图在全球化倒退中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全球化倒退又会产生新的更大的问题,这些新问题只有通过全球化才能解决,因而又会再次促进全球化的发展。这也是全球化总能在曲折中前进的重要原因。

中国若能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充分地挖掘全球化的益处,更好地管控全球化带来的损害,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利益,则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努力将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就会更快地反超反全球化的力量,并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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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枝仲0Mon, 27 Jul 2020 10:21:00 GMTMon, 27 Jul 2020 18:18:00 GMT
<![CDATA[高考“唯分数”的形成机理]]>/109012/59176.aspx

价值认同是社会制度形成与实施的重要基础。高考“唯分数”作为一种制度运行方式,其得以形成与持续实施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价值认同。中国是考试的发祥地,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尤其是自公元605年隋炀帝始置进士科以来,中国开始进入科举时代,并逐渐形成了“学而优则仕”“考而优则仕”的社会认知与文化传统,而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演变为考试社会。即使在1905年科举制被废,科举时代得以终结,乃至封建社会宣告结束以后的近代社会和当代社会,考试仍然被作为最为重要的国家人才选拔方式。民国时期,考试权不仅与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并列,成为国家政治的重要制衡权力之一,而且还设置了专门的考试机构——考试院,统筹全国的各项重要考试业务。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政府于19381940年间还促成了短暂的全国统一高校考试招生局面。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沿用了民国时期的单独招考、校际联合招考以及区域统一招考等高校招生方式,而且还于1952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并延续至今。可以说,考试作为人才甄别与选拔方式,在中国自其诞生便备受推崇,被历朝历代所沿用、发展与完善。

究其缘由,一方面,在于考试具有现实的文化激励功能——阶层流动。科举考试在中国考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打破了前科举时代国家人才选拔长期处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固化局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与常态,并促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考而优则仕”等崇尚向学和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因此,在中国的文化基因里面,考试活动自古就蕴含了突破阶层、改变命运等正向激励功能。一方面,在于考试包含了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念——公平至上。纵观千年科举考试发展史,其历经了“报考资格从封闭到开放、取士标准从主观到客观、考试录取从追求考试公平到兼顾区域公平、考试规制从简疏到繁密”等系列变革,但“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公平始终是科举变革的关键词”[10]。通过不断变革,科举制度最终以其群众性、完备性、严密性等特点,塑造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制度形象,并整合出传统中国人在科举考试面前“机会均等”与“平等竞争”的价值共识[11]。而这种公平的价值观念又被后科举时代也即近现代的考试制度所继承与强化。可以说,由于自古至今的大规模纸笔测验类考试基本以“程文高下”“分数高低”为评判标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唯分数”不仅是一种考选模式,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选择和价值观念的认同。

 

分数优先与客观可比:高考“唯分数”形成的制度条件

 

制度是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追求更大利益的具有公共性、博弈性、激励性及惩罚性的系统规则[12]P28)。高考既是一项国家教育选拔性考试制度,又是一项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性制度,而高考“唯分数”在本质上是高考制度设计与实施的一种表现形态或运行方式。因此,探寻高考“唯分数”的形成需要从制度视角加以审视。长期以来,尽管“唯分数”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不够科学合理的人才选拔方式,但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里,“唯分数”可能是相对更优或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因为理想的制度运行需要有理想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指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形成人类相互作用的约束,它是由正式约束(法律、宪法等)、非正式约束(行为规范、习俗和自我施加的行为准则等)及其实施特性所构成”[13]P417)。约翰·L.坎贝尔也指出:“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包括了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监督与实施机制以及意义系统,并规定着组织得以运行、相互作用的背景”[14]P1)。换言之,制度是“由正式的成文规则以及那些作为正式规则之基础与补充的典型的非成文行为准则所组成”[15]P5)。因此,任何正式制度的设计与推行,除了其本身需要“理论正确”以外,还需要有与之相协调的“制度环境”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或取得较好的制度效益。

高考“唯分数”形成的制度条件,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分数优先的招生录取规则。统一高考制度自1952年建立,便将考试成绩明确作为高校招生录取分配的重要参考依据。如《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指出:“关于应届毕业的高中学生……根据全国招生委员会所订招生调配计划并参考成绩及志愿,录取分配至各高等学校。”[16]P11-121962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一九六二年高等学校招考新生的规定》指出:“录取新生的办法,应该按照考试成绩的高低和考生志愿填报的顺序,从高分到低分,分段进行录取。”[16]P428-429)由此“分数”在高校招生录取中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强化。之后虽有几次调整,但主要是对录取分数段的调整,“以分取人”的总基调没有变。恢复高考后,高考分数在高校招生录取中的地位没变。同时,伴随标准化考试的推行,直观的“分数”逐渐演变为人们心目中的重要评判标准。可以说,高考制度对“分数”重要性的设计与安排,为高考“唯分数”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制度生存空间。二是客观可比的评价特性。标准化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是高考的两大测评方式,二者各有优劣利弊,标准化考试的优点在于考试内容客观可测、考试分数简单可比,而综合素质评价往往采取质性手段评价,不仅存在主观判断的问题,而且评价结果难以量化,使之在高校招生录取中长期处于“次要参考”地位,且硬挂钩后其最终所占高考总分的比重也较小。因此,客观可比、简便易行是量化“分数”自身的内在特质所决定的,尤其是在注重考试公平的背景下,高考作为高竞争、高利害、高风险的社会基础性制度,必然会趋于谨慎与保守。如同刘海峰教授所言:“高考虽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最不坏的制度。”[12]P366)或可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高考“唯分数”只是一种必要的制度之“恶”。

 

高度竞争与利益理性:高考“唯分数”形成的现实基础

 

制度的产生往往需要一定的现实基础,高考“唯分数”的形成也不例外。高考作为国家大规模教育选拔考试,不仅涉及利益群体众多,社会关注度高,而且竞争激烈,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的入学机会竞争异常激烈,这些现实情况构成了高考“唯分数”形成的外部条件。就竞争性而言,高考是典型的高竞争、淘汰性选拔考试。据统计,我国的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3.86%增长到2018年的81.13%20年间翻了2.4[17]2019年浙江、江西、广东等多省市的高考录取率更是超过90%。然而,从代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竞争的本科录取率来看,其总体偏低,并且本科层次越高竞争越激烈。如2019年高考普通本科录取率为44%,一本批次平均录取率为18%,这其中又大约只有5%的考生才有机会进入“双一流大学”[18]。可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基本决定着高考竞争的激烈性,这种高度竞争的态势又意味着考生、家长及社会对高考公平的更高要求与更高期待,而以客观刚性的考试分数为评判标准成为确保高考公平最便捷、最高效的选择。因此,高考的高度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高考“唯分数”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

就利益理性而言,基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每个利益相关者都会从自身角度出发追求利益最大化。高考作为大规模教育选拔考试,所涉利益主体主要包括考生、学校、市场、国家等,而不同的利益主体又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譬如,考生(含家长)的主要利益在于公平地考试竞争并获取更优的高等教育资源;学校的主要利益在于获得更高的升学率(中学)和优质的生源(大学);市场的主要利益在于长远地获取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国家的主要利益在于通过科学地人才选拔培养符合国家需要的建设者与后继人,同时国家(政府)作为高考政策的制定者,其利益还包括确保制度推行风险最小化,以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然而,在理性的利益博弈中,维护公平与社会稳定往往成为首要考虑的利益因素,而以分数为重的招生录取模式无疑具有先天的兼顾多方利益的优势所在。因此,利益理性也成为高考“唯分数”的重要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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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洲 曾思鑫0Mon, 27 Jul 2020 10:21:00 GMTMon, 27 Jul 2020 18:18:00 GMT
<![CDATA[国学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109001/59173.aspx近些年来,国学热的局面越来越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大力的提倡国学,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学本身就具有深深的魅力。对于企业来说仅仅依靠国外的管理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企业还是要扎根中国适合中国的风土人情,这样国学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就能够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一、将国学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的原因

中华文明历经了五千年而不衰,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奇迹。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的文化沉淀出了惊人的智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无数学派展开了思想上的碰撞,并且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近代以来,我们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怀疑。也正为如此,现代企业管理一般运用的都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多年下来有的企业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而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重视我们传统文化的倡议,希望我们重拾文化自信。国学与企业管理并非完全不相关,其中很多理论都能够对企业管理起到指导作用,让企业能够结合民族特色,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国学的具体运用

(一)儒家的中庸、仁义、修身思想的运用

儒家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思想的主流,它是由春秋时期的孔子所创立的。当时的社会礼崩乐坏,周王室的权利一天

不如一天,各地诸侯都自立为王。孔子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以仁义为主的儒家思想。在《论语》中关于仁义的论述有很多,但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曾子把孔子的仁义思想用忠恕之道来概括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谓的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即为恕,这两点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旧具有深刻的知道意义。

古代儒家的忠,是要求对君主忠心不二,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忠就是要对于顾客忠,对国家和社会忠。现代企业想要有长远的发展就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那么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就要做到诚信经营。儒家的忠到在企业管理中就可以被大战为忠诚于为大众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孔子又曾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这句活仍旧适用。企业管理用时刻心系企业员工的利益,所有的领导阶层要把员工的诉求摆在前列,只有充分的理解员工的诉求,才能让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和信任感[1],这样随着员工对企业归属感的增强,员工会越来越在意企业的发展愿意以自身的行动推动企业的进步,而不仅仅只是迫于生活的需要才来公司上班。儒家的忠恕之道一方面能够督促企业保证自己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又能够推动企业的内部和谐,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企业的质量就会有一个大的飞跃。儒家的发展是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子思的中庸之道被推上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庸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大体上来说大家都比较认同庸是用的意思,中是不偏不倚的意思,也就是所中庸这个范畴强调了适度的概念[2]。企业在管理的时候也一定要秉持着这个概念,要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在制度的制定上要保持一定的弹性,既要维护公司的合法利益,还要给公司留有退后的余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企业竞争上,在企业竞争时也不要一味地关注眼前的利益而与其他企业进行争执,要在竞争中留下合作的余地,保证公司的长远利益。

儒家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重视修身的作用,在儒家看来修身实际上是一个由小而大的过程,《大学》提出了修齐治平的目标,也就是说儒家认为个人的修身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更是要将修身的氛围推广到整个社会,形成完成的修身体系,最终做到以自身感化万民的程度,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也是这样的。作为企业的管理层一定要首先能够管理好自己才能够用管理好企业,管理层在企业中的位置就如同“君”,做为管理层要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的行为,当然修身的思想放在企业内部,并不仅仅之提升道德修养,还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大大提高,才能够让企业的员工产生信任感和尊重感,也就是说只有领导层自身的品质过硬才能让手下的员工效仿,推动整个公司人员素质能力的提升,从而才能形成良好的企业氛围。而对于整个企业的发展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一家企业严格要求自己,会带动相关企业也开始严格要求自身,从而形成良好的行业氛围,推动整个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儒家所说的“平天下”的良好态势。

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主要能够提升企业的内部和谐度,儒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每个人都是处于社会中的人,是要与他人发生联系的。企业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企业中的所有人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他们都需要与他人合作来共同推动企业的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也是一样,每个企业都不是单独存在的,整个行业的发展需要相关企业一起来推动。

(二)道家的无为无不为与上善若水思想的运用

很多人都认为道家的思想强调无为,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事实上道家所强调的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态度。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指的是对于事情的发展不要过多的进行干预,要在遵循事情本来的发展规律之上进行观察和适当的引导。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处理不当而导致矛盾升级的状况,这个时候就要采取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对于一些员工内部非原则性的矛盾公司不要过分的干预要让员工自己私下解决,这样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内部和谐与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领导层无为而治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给予员工一些工作自由的权利,更有利于员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和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

老子的思想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尚柔,《道德经》中说到“上善若水”,因为水最柔弱但是涵养一切其他生物。在公司管理中也可以运用这个思想。公司管理实际上并不需要太过强硬,我们常说强极则辱,过刚易折,企业管理可以采取怀柔政策[3],对员工的进行情感的引导与文化的熏陶,比简单的运用规则强制的要求员工的行为更容易被接受。运用道家思想对于企业管理来说主要就在于能够让企业形成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所有的企业员工都是企业的一份子,他们不仅仅是工作人员需要听从上级的安排,他们还是独立的个体,有着自我的独特性,道家的无为而治能够给员工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减少员工的压迫感,从而让员工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舒适。

(三)法家的重视奖惩的运用

法家的思想非常的重视礼法,在法家看来礼法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最佳规范。企业的运行虽然需要给员工创造一个轻

松自由的环境,但是这种轻松自由还是需要建立在规范制度之上的。一个企业要有详细的规章制度来确保企业能够正常的运行。企业的规章制度需要涵盖对员工的日常行为的规范,尤其在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上要守住底线[4]。当然,法家并不仅仅强调对不守法制人的惩罚,也认为要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用来推进人们的积极性。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也要注意奖惩并用的方法,在严格的规章制度在背后要建立起相应的奖励制度,这样不仅仅是强制的规范了员工的行为,还能够对于行为优秀的员工进行表彰,强化优秀行为,最终形成人人主动遵守规范,主动创造价值的局面。

法家思想被司马谈评价为严而少恩的同时又能够正君臣上下之分。对于企业来说运用法家的思想能够让员工对公司

产生一种力量上的认同感,作为员工需要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听从企业及上级领导的合理安排,这样才能够保证公司上下有一个合理的秩序,才能够维持公司日常的运行,否则所有人都可以对公司的决策置之不理,公司就没有办法执行任务。

三、儒法道三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上的融合

儒法道三家的思想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的缺点。儒家过于求中,难以尽其事;法家过于严苛,难以维护人心;道家过于自由,难以形成规矩。所以这三家在封建社会时期往往都是相伴出现的,以儒家为明面上的统治思想,辅之以道家的休养生息和法家的恩施并重,这样我们的封建社会才能持续两千多年。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更是如此,要将三者结合起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儒家讲求中庸之道,凡事都要留一线,容易造成做事不尽其力而以中庸为借口;道家讲究无为,容易造成在企业管理中出现相互推卸责任局面的出现;法家中刑罚,容易造成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对立,不易形成良好的内部环境。但是如果将三者结合起来,一方面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规范行为,一方面对于非原则性问题不多加干涉,另一方面在对员工和竞争对手的态度上多一些仁慈,这样更有利于在维护企业运行的基础上,推动企业内部关系的和谐,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四、国学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的意义

国学传承了了千余年的时间,一定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运用国学来对现代的企业进行管理,一方面更加的符合中国的风土人情,可以提高大家的舒适度,提高企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适应了和生存能力,从而进一步形成企业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的辨识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国学的活力,我们在近代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于是开始探索如何才能走向强大,有人认为是我们的文化过于腐朽落后才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于是传统文化遭到了唾弃。但近些年中国及中国企业的发展向我们证明了我们的传统国学仍旧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能够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并推动现代文化向着更好方向发展。

五、结语

我们的国学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它适合于我们的风土人情能推动企业的发展,上文中儒法道

的思想对于企业管理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当然我们的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儒法道三家,兵家的权谋思想可以在企业竞争是给企业提供思路;阴阳家的守衡思想可以让企业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墨家的兼爱非攻可以让企业形成和谐的相处氛围等等。总之,合理地利用国学思想能够让企业的发展更加顺风水水,同时还能够发扬中华文化,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林如婷.试论国学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000(024).

[2]孙淑艳 . 国学思想精髓及其对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启示[J].中外企业家,2016,000(006).

[3]杨李.《道德经》中的管理智慧探析[D].西南大学.

[4]王运启.国学中的"管理给养"[J].企业家信息,2015.

作者简介:邓锡斌(1979-),男,广东四会人,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化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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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锡斌0Mon, 27 Jul 2020 09:24:00 GMTMon, 27 Jul 2020 17:21:00 GMT
<![CDATA[专访许倬云:我不固守于任何学科或任何时代]]>/101006/59172.aspx在学术专业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专业著作日渐与大众脱节,大众不关心,也看不懂许多知识分子在某个细小领域穷其一生的研究专著。但是,这并不代表大众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需求和知识焦虑。

这些需求和焦虑,促使市面上出现了良莠不齐的大众历史读物。许多“戏说”、“水煮”和“演义”,靠着夸张耸动的情节而广受欢迎,而一些学者写的通史类著作,则因为过于严肃、学究和呆板被大家束之高阁。近年来,大历史类图书的畅销,或许就源自大众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偏好,以及对用一个清晰简明的框架去理解历史的渴望,但一些通俗的大历史著作对历史的解释往往过于简单,忽视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有着专业历史研究功底的许倬云所写的通俗历史著作,扮演了一座架在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的角色。《万古江河》《说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一起组成了许倬云经典的“中国三部曲”。与许多通史类著作不同,他不囿于一般通史的写作模式,而是用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平实畅达的语言去讲述中国文化成长的故事,因而在历史普及类著作里影响巨大,畅销多年。

许倬云没有写帝王将相或以政治变迁为纲的历史。他填补了通俗历史著作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心态史的空白。更为关键的是,除了叙述历史之外,他尝试用一种能照顾到历史复杂性的“网络结构”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他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尽可能地满足普罗大众对宏观历史解释的需求。许倬云为何会选择为大众书写历史普及类著作?他的历史写作算是大历史写作吗?他又是如何看待大历史热潮的?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当下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基本脱节”

新京报:你写过许多经典的历史普及类和通史类著作。如今,许多历史学家可能会选择某个专业领域,深耕一辈子。你也曾在其他访谈里说过,现在美国已经很少有知识分子会在公共媒体上发表较为通俗的文章。许多学者也没时间、没兴趣为大众做通俗性的写作,因为这并不能让其在学术体制内步步高升。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知识分子专业化现象的?你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社会史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何会从象牙塔里出来,选择为更广泛的读者去写一些历史普及类著作?

许倬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着外来输入的现代教育,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越“先进”,他们的著作离中国本土可能就越遥远。我们的社会整体是在不断改变,不断地走向世界,可是知识分子走得太快、太远,这使得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之间基本上处于脱节状态——知识分子和大众没法交流。

普通大众不知道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知识分子们写出一本本关于某个时代或某个学者的专著,对普通大众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立志要填补这个空白,我想建造几座“桥梁”,这些桥梁是连通历史与现代、大众与学术之间的通道。

“我写的书并不是真正的大历史著作”

新京报:当下,许多大历史写作在中国卖得十分红火。早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脍炙人口。如今,以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为代表的大历史著作成为畅销榜单的常客。有人质疑,许多大历史写作本身属于易于营销的那类知识,容易用一个结构简单、结论易懂的解释框架,帮助读者在一本书里快速地把碎片化的新旧知识整合起来,但会牺牲掉历史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你觉得你的通俗著作能归类为大历史著作吗?什么样的大历史著作,才算是一部好作品?

许倬云:在我早期的著作里,我做的是专题历史——有专门的断代、专门的研究范围,还有很深入的小细节。我用这些细节来建构、复活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人们怎么处理与世界和周边环境的关系。这方面的著作是我写大社会、大历史著作之前必定要有的自我训练。没有这些必要的基础训练,写出来的大历史著作将会是空泛的。

我写的书并不是真正的大历史著作,我主要用“网络结构”这样的观念把许多不同的个体、群体“interlock”——即互相套连起来,看它们互相刺激和互相引导后所产生的变化趋向,来指出在某个时代的某个问题上,哪种力量占着主导。然后,再换另一个角度看另一种力量,去理解历史复杂的变动现象。

我的工作其实和物理学家借用量子力学去建构对宇宙的认识很类似。他们想了解宇宙中种种粒子和结构之间的互动——它们怎么样从小变大,从结合到分离,再到结合,如何重组改变,构成现在的物理群体和物理现象。我跟他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我从大的文明宇宙里边,看到大家共通的文明。每个地区性文明都带着他们过去的传统,也带着过去的负担,更带着过去的“工具”。人们该如何从旧的“工具”转换成新的“工具”,并把旧的负担放到一边?或者,该如何把负担转变成“资源”,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些问题都是我想要去探讨的。

比如,我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本书里特别指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有一点《周易》的观念。古跟今、寒跟热、干跟湿等这样的观念,会在我们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文化上有所体现——不同的方向代表了干燥或潮湿、明亮或黑暗等。中国人的生活被这一套不断变化的大宇宙融合在一起。我的希望是,经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所理解的中国社会及其历史演化进程呈现给大家。这既让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过去,也让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

“希望在历史叙述中解释变化”

新京报:你的写作与一般通史写作有何不同?你如何定位自己的跨学科通俗历史写作?

许倬云:对于大历史,赫·乔·韦尔斯(H.G. Wells)等人都有相当著名且值得称赞的著作,但那些著作也都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的书在畅销了一阵之后,就没太多人注意了。他们的努力,在专家们的眼里就显得不够专业,过于空泛。我要尽量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对于每一个问题,我都尽量用专业工作中所获得的成果——其中不仅包括我的工作成果,还包括我的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同行所获得的收获,这些全都纳入我的写作结构之中,一起进行思考。

这是我写历史一贯的方式。这种方式跟我一般的美国同事的方式很不一样,也跟《中国大通史》更不一样。《中国大通史》里面可以有一百个题目,这一百个题目就会产生出一百个单元,但是,这些单元互相之间的时代联结会显得相当生疏。

美国的大历史著作也是如此。世界史、美国史、欧洲史或者文明史都只提供了一种叙述,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我盼望,我的著作能在叙述中“解释变化”。在变化的形态、模式得到理解之后,我们才能慢慢掌握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我的问题取向,是用结构的方式来看结构的变化。“变化”本身就是我的课题。人类学能够体现历史变化的某个部分,能为我提供素材,我就用它。其他学科同样如此。我不固守任何一个学科,也不固守任何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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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悦东0Mon, 27 Jul 2020 08:13:00 GMTMon, 27 Jul 2020 16:13:00 GMT
<![CDATA[用制度保障蓄洪区内民众利益]]>/109011/59171.aspx近日,安徽阜南受强降雨影响,淮河干流王家坝段超出保证水位,王家坝闸启动开闸放水,蒙洼蓄洪区启用,蓄洪区内4个乡镇、2000余名居民连夜撤离。王家坝闸于1954年首次开闸蓄洪,截至目前共开闸蓄洪16次。

蓄洪区启用,是为了保淮河下游安全,让更多人的生命安全不受威胁,体现出抗洪救灾“尊重规律、综合防治”的取舍和决断。对此,蓄洪区的民众是有所准备的。比如在蒙洼蓄洪区,当地民众在多年抗洪经验下,创造性地发明了两种生活区域——保庄圩和庄台,蓄洪区就如一个大水盆,水盆中放的小水盆就叫保庄圩,把盆反过来,盆底向上,人生活在盆顶上就是庄台,不论洪水在蓄洪区内怎样蔓延,在保庄圩和庄台的民众都是安全的。

但即便如此,蓄洪给民众带来的损失依然是巨大的。当地一位老人面对媒体叹息,今年他们家庄稼的长势很好,说到这里老人话锋一转,又毅然表示:“心疼咋弄呢,不能只想着自己。”毫无疑问,这些蓄洪区民众舍小家为大家的付出,令人感动,值得整个社会铭记。

启用蓄洪区保下游,是汛情危急时的不得已之举。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明确提到,要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这就要求在平常时期,蓄洪区必须做好防灾减灾的建设,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使得一旦蓄洪启动,可以做好地区居民安全保障和转移等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民众的损失。

对于无法避免的损失,也应该考虑完善相关补偿机制。当地民众顾全大局的态度和做法值得称道,但代价不能让他们独自承担。事实上,蓄洪造成的财产、种植、养殖等方面的损失非常惊人。以安徽颍上县3处行蓄洪区为例,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这3处行蓄洪区累计大小行洪45次,经济损失约62亿元。

类似的补偿机制,在有些地方其实已经初步实现。比如,2013年,《黄河下游滩区运用财政补偿资金管理办法》正式施行,黄河下游“滩区运用”将由财政进行补偿,此举将惠及数十万黄河滩区居民。类似的做法,可以推广到更多承担蓄洪泄洪功能的地区,给这些受灾的当地居民发放适当补贴,对他们为公共利益作出的牺牲予以道义上的感激和经济上的补偿。

洪灾当前,需要每个人的付出和努力,需要一部分民众坚守舍小家为大家的大局观,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个体权益的关注。维护防洪安全,也要尊重和保障洪区内居民利益,如此才更加公平。在法律制度层面上,亟须厘清责任,建立更为完善的补偿机制,彻底打消蓄洪区民众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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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平0Mon, 27 Jul 2020 08:04:00 GMTMon, 27 Jul 2020 16:02:00 GMT
<![CDATA[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筑牢防线]]>/109011/59170.aspx近期,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与现行法律及一审稿相比,二审稿总则部分增加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通过审判权、检察权的行使,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后面“司法保护”章节就具体方面进行了修改补充。司法保护是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意义重大。

司法保护,既保护刑事案件未成年受害者及离婚、抚养、收养、监护、探望等民事家庭纠纷所涉及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也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依法惩治与安置帮教相结合,预防和制止其继续犯罪,并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总的来看,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覆盖了刑事、民事、行政等案件办理的全过程。

对未成年人实施司法保护的目的之一,是尽可能地降低司法程序及后续结果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的消极影响。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社会上离婚率不断攀升,婚姻家庭类案件涉及的未成年人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情绪调节能力有限,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基于此,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充分保障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隐私权等合法权利,采取一定的经济救助、心理干预、转学安置等保护措施十分必要。

司法保护的对象同样包括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当前,公检法机关秉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依法对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属于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从轻或减轻处罚,安排教育矫治、跟踪帮教等措施,为其回归社会预留通道。考虑到公开审理案件可能会给未成年人带来心理创伤,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以充分保障其隐私权。

但司法保护并非“法外开恩”,宽容不是纵容,依法从宽与依法惩戒并行。最高检最近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中提到一起案例,重庆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办理周某飞、卢某等6人抢劫同学案,卢某仅15岁,但因其系主犯且有多次抢劫、殴打被害人等情节,检察机关依法对其提起公诉。由此可见,司法保护对未成年人而言,并不是一把无差别普适的“保护伞”,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一旦被法院定罪判刑,终将面临法律制裁。对于涉嫌犯罪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也会依法予以惩戒和矫治。这警示未成年人切莫心存侥幸而走上违法犯罪的歧路。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着中国的当下和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司法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作用,值得认真思考,也须付出更多努力。用好司法保护的双向保护原则,集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相信未成年人一定能够享受其应有权利,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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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玥0Mon, 27 Jul 2020 08:03:00 GMTMon, 27 Jul 2020 16:00:00 GMT
<![CDATA[形成消费和消费金融的良性循环]]>/109011/59169.aspx银保监会近日出台《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范银行互联网贷款,促进互联网贷款业务平稳健康发展。《办法》规定,互联网贷款应当遵循小额、短期、高效和风险可控原则,单户用于消费的个人信用贷款授信额度应当不超过20万元人民币,到期一次性还本的,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同时要求贷款资金用途明确、合法,真实支付消费所需。

近年来,个人消费贷款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实现全流程线上自动放款,互联网化趋势日益明显,极大地拓宽了消费信贷的覆盖面,也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当前,国内消费需求逐步上升,居民消费意愿回暖,消费信贷也随之复苏回升。人民银行最新调查显示,虽然受疫情影响,年初个人消费类贷款一度出现负增长,但从3月份起,个人消费类贷款明显恢复,由降转升,随后4个月平稳增长。

未来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释放消费潜力,仍需消费信贷添薪加力,构建良性、稳健的消费信贷市场。而培养理性消费、适度借贷的理念正是市场稳健发展的根基。夯实这一根基,需要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消费信贷金融机构是市场的搭建者,也是倡导理性消费理念的“主角”。这些年,消费信贷搭上金融科技的快车加速发展,不仅涌入了电商类和生活类平台,将消费信贷内嵌到产品销售各个环节,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也纷纷开始以低利率优惠促销,人们的生活中常常可见借贷消费的身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金融服务的门槛降低了,让更多人能通过借钱提前实现消费升级,也享受到竞争带来的实惠。但从另一面看,如果过度依赖金融产品透支消费,可能养成非理性超前消费的习惯,超出消费者实际所需的信贷额度,也会带来一些风险。适度借贷的观念需要金融机构悉心培育、呵护,只有营造健康、理性的行业生态环境,形成消费和消费金融的良性循环,百姓才能从行业长期稳健发展中真正持续受益。

消费者要主动培养理性消费理念,善用消费信贷,适度借贷。消费信贷主要是用来满足个人日常、高频、小额的消费需求,解不时之需,如果形成过度透支消费的习惯,背负超出自己偿还能力的大额贷款,甚至陷入多头借贷、以贷养贷的怪圈,一旦收入来源有所波动,就往往会带来无法承受的还款压力。理性的消费者应做好个人和家庭财务统筹规划,考虑自身实际需求、收支状况理性消费、量入为出,才能乐享消费金融带来的便利。

呵护行业健康发展,监管部门也要有作为。正是由于监管部门包容开放、鼓励创新,消费信贷的覆盖面和服务能力大大提升,产品日益丰富。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经营形势,监管部门要引导金融机构未雨绸缪,一方面扎牢风险防控的“篱笆”,防范资金用途不到位、风险管理不审慎的隐患,另一方面也要动态精准把握借款人未来的真实还款能力,引领消费信贷市场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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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洁0Mon, 27 Jul 2020 08:02:00 GMTMon, 27 Jul 2020 15:59:00 G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