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四川省社会科学院]]>/zh-CNWed, 03 Jun 2020 00:00:00 GMTWed, 03 Jun 2020 00:00:00 GMThttp://blogs.law.harvard.edu/tech/rsssy-blog generator120<![CDATA[四川省社会科学院]]>/ui/img/logo.jpg/<![CDATA[少一点“今天播种 明天催粮”的形式主义]]>/109011/58177.aspx形式主义的顽固性众所周知。近日有媒体调研发现,一些形式主义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出现了新动向新变种,“牌子减了事情不减”“面子减了里子不减”的情况相当普遍。

从基层一线的“吐槽”来看,越是重点领域重点工作,扶贫、环保、防疫等等,形式主义越容易蠢蠢欲动;越是要求“减负”的重灾区,越容易遭遇反弹。这边三令五申精简会议报告数量,那边微信群、方案计划、材料表格纷至沓来。

形式主义为何难以克服?很多时候是政绩观问题没有解决。紧盯工作进度,要求落实见效,本无可非议。可什么事都不是一抓就灵、立竿见影,更不能投机取巧,非要马上出政绩,要求短期内呈现风生水起的效果,免不了只能工作不够、材料来凑了。“排场”和“套路”,挤压着干实事的空间,而无论事情大小、职责轻重,动辄“一票否决”,也让一线人员虽然“压力山大”,却也不敢落后。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对于基层单位来说,样样都是“上级要求”“程序规定”,哪个都马虎不得。而各条线之间常常互不通气,同一事项的材料,这个部门要,那个部门也要,材料需要重复报送。说起来,每个部门都贯彻“减负”;做起来,各个部门都有要求。林林总总加起来,压在一线人员身上就是“千斤锤”。基层干部分身乏术,在资源有限、精力有限、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以形式应付形式主义。

破除这种恶性循环,首先要矫正政绩观,不能今天刚撒种子,明天就要催着收粮食,逼得下面不得不瞎对付。另一方面,要创新工作机制,把权责利分清楚。比如,从“条块分割”转向共治共享,上级各部门之间多通通气,帮助基层减少无谓的重复劳动。

“基层干部呼吁减负,绝不是害怕辛苦,而是希望累得值得、忙得有意义。”减少一些无用功,营造实实在在干事的氛围,才能催生更强大的社会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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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华臻0Wed, 03 Jun 2020 02:13:00 GMTWed, 03 Jun 2020 09:55:00 GMT
<![CDATA[地方须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109011/58176.aspx据媒体近日报道,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起草了《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及说明,并在6月28日前公开征求意见。据悉,北京还将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报告、举报制度,将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作为统一的社会报告、举报电话。

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的情况看,建立健全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是事关人命乃至国运的大事要事。早发现、早报告、早调查、早确认、早应对,是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二之选。这个机制,当然不是纸面上的一系列条文规定,而是活的、可操作、可执行的制度,是预案完备、反应灵敏、应对有方、措施有效的一整套运作机制。北京市以及各地建立地方一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是对国家层面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补充和补牢,是织密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网络之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关键点就在一个“早”字。因此,任何阻碍早发现、早报告、早调查的行为,任何阻塞或变相阻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报渠道的行为,任何拦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行为,都是从根本上动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从而使其形同虚设的行为。从非典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蔓延和防控过程看,早发现、早报告、早调查、早确认、早应对,对疫情的防控来说,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挽救无数生命,节省防控成本,从而避免社会停摆带来的损失。在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调查、早确认方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应该树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放过一个(疑似)”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有效性。在此,《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有关“对非恶意报告的单位和个人,不予追究责任”的规定,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市在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时,可以更加周全地考虑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可操作和可执行性。条例(草案)中有关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紧急时可以越级报告,和社会报告、举报制度以及设立报告、举报电话的措施,都是让这个制度活起来的必要条件。

地方一级制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是国家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网络的终端。这些地方,就是那些需要应急处置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地,因而是最早、最直接接触、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层面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是否灵敏和有效,决定于地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是否灵敏和有效。没有地方一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就不可能有全国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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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厦幽0Wed, 03 Jun 2020 02:12:00 GMTWed, 03 Jun 2020 09:53:00 GMT
<![CDATA[像绣花一样精细治理城市]]>/109011/58175.aspx“杭州惊现绿色停车位!”日前,杭州市主城区某车道出现了4个连在一起、被涂成绿色的停车位,地上写着“限时20分钟”。杭州交警部门介绍,这几个绿色车位是杭州最新推出的“限时停车位”试点,用于缓解短时停车问题,前期会集中设在医院、菜场、学校附近。

不得不说,“限时停车位”很人性化。停车买药的、上厕所的、接孩子的、临时吃饭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乏“临时”的使用场景,但却饱受停车之苦,担心罚单随时贴上来。“限时停车位”算不上伟大的发明,也增加不了多少管理成本,却能有效解决人们的“痛点”,无怪乎得到群众的赞赏。当然,比起停车位本身,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管理部门积极作为,没有一味走“限”“堵”老路,而是探索出了“松”“疏”模式,内蕴着精细化治理的智慧。

正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所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活动的中心,特别是大城市,问题一般随着人口数量增多集中呈现,老旧小区脏乱差、黑臭水体依然存在、共享单车乱投放、养狗管理不规范、乱摆摊铺噪音扰民……每一个领域、每一项工作,都是一次检验、一项考验,尤其需要相关部门拿出绣花针功夫,把精细化要求贯穿到各个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这方面出发,“限时停车位”给我们的启示是,城市的治理能力不仅体现在高楼林立上,更体现在对民生琐事的关注度上。一些看似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的小事,背后是经久不息、反映强烈的民意诉求。城市治理必须着眼于此,从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着手,把群众方不方便、舒不舒心、满不满意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

推进精细化治理,还必须更新观念,实现管理和服务的有机结合。过去,有的地方迷恋“一刀切”,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即使取得了表面成绩,也可能暗地里积攒了矛盾。而服务式的理念,要求相关部门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事实,从而精准施策、对症下药。因此,城市不仅要有严格交规,更要有关注民生的“限时停车位”;不仅要追求市容美好,也要给合法合规的商贩留空间;不仅要破解“崇洋媚外”,更要兼顾地名里的乡愁……

总而言之,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像“限时停车位”这样的好点子,多多益善。期待更多地方能从中受到启发,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小事入手,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执法等各个环节持续用力,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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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青0Wed, 03 Jun 2020 02:11:00 GMTWed, 03 Jun 2020 09:52:00 GMT
<![CDATA[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民工就业增力]]>/109011/58174.aspx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人社部近日印发《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下文简称《计划》),决定在今、明两年开展大规模、广覆盖和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计划以在岗农民工、城镇待岗和失业农民工、农村新转移劳动力、返乡农民工、贫困劳动力等为主要培训对象,每年培训农民工700万人次以上。

农民工的就业创业能力,不仅关乎着他们自身的收入水平与幸福指数,而且也事关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当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9亿,是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正如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民工就业具有总量大、稳定性差、保障弱的特点,易受经济波动影响。可见,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同样是一道民生课题。

技能是立身之本,也是就业之基。此次人社部出台的《计划》,就是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稳定农民工工作岗位、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助力贫困劳动力增收脱贫的重要抓手,大力开展建筑、机械、维修、家政、养老等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培训,以及网约配送员、直播销售员、汽车代驾员等新职业新业态培训。

 《计划》中明确,以企业为主,组织开展在岗和待岗农民工以工代训,实现以训稳岗;以输入地为主,组织转岗和失业农民工开展定向定岗培训,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以输出地为主,组织返乡农民工开展就业创业培训,促进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这就为广大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多方位的便利。

当然,开展好职业技能培训,需要各地相关职能部门及企业切实主动行动起来。一方面,行业、企业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对接人力资源市场、企业和农民工需求,做好各类培训组织工作。另一方面则要落实好农民工免费培训政策、参加培训的贫困劳动力生活费补贴政策和企业以工代训政策。将这些补贴政策应落实到位,才可以提高农民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主动性,确保参与培训的质量。

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资助以训稳岗,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相信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广大农民工一定可以不断提高本领,利用好国家扶持政策,积极就业创业,奔向幸福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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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李喆0Wed, 03 Jun 2020 02:09:00 GMTWed, 03 Jun 2020 09:50:00 GMT
<![CDATA[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召开2020-2021年河北蓝皮书选题策划会]]>/101010/58173.aspx5月20日-21日,河北省社科院按照学科片分组召开2020-2021年河北蓝皮书选题策划会。院党组书记、院长、省社科联第一副主席康振海出席会议并指导讲话,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省社科联常务副主席彭建强主持会议并专题指导。来自省政府研究室、省发改委、省统计局、省委党校、河北经贸大学、河北日报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会指导。经济卷、社会卷、农业农村经济卷、文化产业卷、人才卷、法治卷、传媒卷和旅游卷的执行主编、副主编、主要编撰者及办公室、科研处的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各卷蓝皮书负责同志就本卷蓝皮书编撰主题与体例框架等方面内容进行了介绍,并从把握好正确政治方向、2020年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和学科专业的角度逐一给予点评和指导。与会专家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河北蓝皮书已经成为省社科院的一项品牌工作,皮书深入研究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对河北发展的一种纪实性研究成果,成为各级领导判断省情和形势的重要依据。今后,要在学术规范性、资料的权威性上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康振海院长对每本蓝皮书的编撰大纲进行了逐一点评指导。他在会议总结讲话中指出,这两年河北蓝皮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编撰质量逐步提升,已经全部纳入到全国皮书系列,进入到国家级皮书学术共同体,这对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皮书研创具有标志性意义。今后皮书研创关键是要把质量放在首位,总目标是把蓝皮书品牌擦得更亮,一要与时俱进。蓝皮书是河北年度工作的另类总结,从研究的角度记录了河北改革发展历程,每年蓝皮书的创作都要充分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中心工作和创新成果,在指导思想、体例结构和研究内容上做到有重点、有进展、有创新。二要反映整体。每卷本蓝皮书都要从本学科研究领域全面反映河北的重点工作、重大事项、最新进展,其中政府的重要决策、社会的重要事件、市场的行为和数据都要有所体现。三要深入调研。每一位蓝皮书撰写者都要把创作过程变成结合实际的过程,要深入实践、接触社会、充分调研,找到思想的闪光点、问题的创新点,并运用鲜活的材料、第一手的数据进行撰写。四要协同攻关。蓝皮书各卷本是一个创作集体,要团结协作、集体攻关,互相启发、相互切磋,不断增强协作创新、集体创新能力。

从1997年始,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蓝皮书已连续出版20余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成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重要品牌,并成为河北省“两会”代表和委员的参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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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瑧0Wed, 03 Jun 2020 02:04:00 GMTWed, 03 Jun 2020 09:49:00 GMT
<![CDATA[四川盐亭花林寺“真实年龄”更正]]>/109004/58172.aspx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8日发布消息称,该院古建研究所于2011年至2015年期间对四川绵阳市盐亭县富驿镇火星村花林小学内的花林寺大殿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查,认定花林寺大殿建造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比过去认为的建造年代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提早了近300年。今年10月7日,国务院核定公布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盐亭花林寺名列其中,并将年代更正为元代。

盐亭花林寺大殿是李昌祖和蒲氏夫妇一家为送儿子德荣出家而兴建的,自元代建造起,由李、蒲两家世代捐修,是他们家族的香火庙。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研究所馆员赵元祥介绍,花林寺大殿“真实年龄”得以更正的背后,是考古工作人员综合运用科学方法的成果。

他说,2011年花林寺大殿还只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研究所调查时注意到大殿前檐采用“减柱造”做法,将三间合为一间,用一根通长11米多的大额承托斗栱,带有早期建筑特征。

2012年,考古工作人员通过建筑考古学方法分辨出建筑始建时期和后期改动的构件,并对各类木构件取样进行碳十四测年,测定始建期木材距今约700多年,后期改动木材则分散在多个时间段,同时还发现了多个时代的20多条墨书题记,这些题记不仅能用来判断建筑年代,还透露出与建筑相关的人和事。

2015年,考古工作人员又用红外摄影技术重新拍摄墨书题记,使原先因木材变色而难以辨认的墨迹清晰显现,发现了大元辛亥年题记,确认了大殿创建的具体年代为元至大四年(1311年)。

赵元祥表示,运用这套方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研究所新确认了四川省内20余处古建筑的建造年代,修正了不少以往的错误认识,这些成果将于今年11月在第三届“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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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依桐0Wed, 03 Jun 2020 02:05:00 GMTWed, 03 Jun 2020 09:46:00 GMT
<![CDATA[北京垃圾分类慢卡在哪里]]>/109008/58171.aspx自5月1日修订后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虽然北京市各区在针对垃圾分类上做了不少工作,但想要借助《条例》实施的东风,将垃圾分类真正做出实效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

近日,零废弃联盟举办“道不远人——《垃圾分类新时尚系列案例》发布会”,会上,来自北京、上海、厦门等城市的垃圾分类专家分别分享成功经验,为北京市垃圾分类建言献策。

顶层制度如何执行到位

“有位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先动起来,才能让居民从迟疑的观望者变为积极的行动者’。”在《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体系及立法作用浅析》作者、上海爱芬环保项目主管韦璐看来,上海立法前就通过多方探索,发现“党建引领”和“定时定点”是最为有效,立法明确了分类责任在居民,并通过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物业、业委会组成工作组,唤醒居民责任。

上海严格执行“不分类,不收运”,倒逼生活垃圾管理责任人确保分类纯度;城管执法、考评结果公开,让全社会知道政府的决心和信心。上海市不断吸收市民的合理化建议,完善考评指标和配套设施(如设立洗手盆),让垃圾分类最终获得了民心。

韦璐建议,北京垃圾分类应由党建引领,建立社区相关方协同工作机制。社区党组织、居委会通过定期工作会议等方式,有效促进垃圾分类各相关方(物业公司、业委会、第三方分类收运公司、社会组织、居民积极分子等)统一认识,明确分工,协同推进。特别是在老旧社区,更应注重发挥居委会在社区相关方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作用。

社区动员如何有效落实

尽管北京市从1996年开始就有区域实施垃圾分类,但在这24年中,始终存在垃圾分类过于粗放,宣传动员不够有章法,与制度的配合不够的问题。据相关人士介绍,此前尝试过动员居民志愿者,却没有同步采取撤桶措施,志愿者无法兼顾多组垃圾桶,与扔垃圾的居民难以顺利沟通;后来一些小区设立了“厨余小屋”,可以保障愿意分类的居民分出的厨余有出口,但是,不少小区并没有标识牌指示这些厨余小屋的位置以及开放时间,加上原来的桶没有撤销,让很多居民误认为小区没有实行垃圾分类。

本次《条例》明确规定了从垃圾产生源头到后端处理一系列相关主体的责任。仅靠小部分居民自愿分类,在《条例》实施之后已经显得不够,产生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承担生活垃圾分类义务,这是相比原条例的一大变化。

福建环协副秘书长黄厚新建议,北京可先行在一些社区尝试撤桶并点,把各小区所有分类点位用明显标识牌告诉居民,指出分类投放点的位置,建立全民分类的设施条件,还要建立公开透明、注重实效指标的考评制度。长久来看,当社区层面实施良好分类工作后,城市后端对于分类垃圾的处理能力也应当与之匹配,避免功亏一篑。

如何建立好垃圾分类

长效机制

零废弃联盟政策主任谢新源介绍说,《条例》将物业作为生活垃圾管理责任人,但目前对物业的收费机制却是按照预估的垃圾量来定额收费——即使物业通过垃圾分类减少了混合垃圾量,但垃圾费却不会减少,使得垃圾分类对他们来说变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事。

相反的,园林垃圾不能进入生活垃圾处理体系,物业需要自己付费外运处理,因此有些小区就采用就地堆肥来解决。“我们建议建立混合垃圾按照实际清运量收费、并且费率应高出分类的厨余垃圾较多,物业才有动力开展垃圾分类。计量收费制度如果真正落实,无疑将成为北京垃圾分类的一大亮点。” 谢新源说。

谢新源建议,短期内,采取党建引领多方参与的动员工作机制和撤桶并站的收运模式很重要,但从长期看,要对居委会和物业实行双激励。对于居委会这种具有行政性质的单位,应当以考评作为主要激励手段,主要指标应定为居民参与率。而对作为市场主体的物业,建议主要靠经济杠杆来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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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静严0Wed, 03 Jun 2020 02:00:00 GMTWed, 03 Jun 2020 09:41:00 GMT
<![CDATA[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109000/58170.aspx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通过这一制度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依托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和政治依托。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由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为我们党长期执政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基本功能的伟大成就。历次宪法修改,均旗帜鲜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更是明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第一章总纲的第一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制度载体。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由其所决定的党的执政地位,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法规,在国家治理中得到全面贯彻、充分体现和有效执行而得以实现的。具体而言,就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途径和制度载体,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也就是说,宪法明确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和方式,并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形式行使国家权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不是平行的。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它们的权力都来自人民。因此,人民代表大会的独特地位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就是要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并加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建设;就是要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使人民群众更为有效参与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中来。同时,还要健全人大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和议事规则,完善论证、评估、评议、听证制度,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基础和实践载体 

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要坚决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就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而要实现这些具体任务和目标,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前提。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展开和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各项工作和各项治理,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为此,要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立法权,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立法全过程,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要领域立法,以良法保障善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立改废释并举,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全国人大负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地方人大负有保证宪法在地方得到遵守和执行的职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要不断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尊重宪法权威,落实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等;就要落实并优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的立法程序,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就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落实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力,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几个重要方面。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安排之中,这正是中国式民主的科学性、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必须保持政治定力,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程同顺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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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同顺0Wed, 03 Jun 2020 01:52:00 GMTWed, 03 Jun 2020 09:33:00 GMT
<![CDATA[古代北非多元文明的流变及其特色]]>/109006/58169.aspx古代北非是多种古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不同文明在互为杂糅和兼容并蓄的过程中所凝聚的强大能量,推动着北非历史的演进,并使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古代北非多元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文明都在古代北非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首先是古埃及文明和古波斯文明的影响。古埃及文明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借助母权制、传统宗教制度和“神授王权”的意识形态,先后经历了早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埃及等多个发展时期,共建立了31个王朝,延续时间长达3000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埃及人以其卓越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独特的传统文化:象形文字、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卡纳克神庙、帝王谷、孟农巨像等遗存,以及发达的数学、几何学、建筑学、天文星象学和医学等。因此,一些学者称埃及是非洲历史的真正精华。古埃及文明构成了古代北非历史演进的一条鲜明主线。

古波斯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代前期进入伊朗。公元前550年左右,阿契美尼德人在伊朗高原崛起,建立了当时版图最大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奠定了古波斯文明的根基。古波斯文明的辉煌,在器物层面上表现为宏伟华丽的新都——波斯波利斯城,精美的浮雕和岩雕,连接帝国各地、被称为“御道”的交通网络,以及沟通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等基础设施。此外,还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典章制度建设上,尤其是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成为后来中东地区出现的各个帝国和王朝纷纷效仿的样本。如同古埃及一样,波斯人对君权神授和正统观点的强调,深刻影响了波斯的发展。波斯帝国作为几乎囊括整个古代近东文明地区的奴隶制帝国,吸收了多种文明的先进性,表现出波斯文明的多样性和一定的包容性特征,并且超越了原有的文明中心即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成为主导性文明。所谓“波斯帝国的文明秩序”,就是以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强大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为后盾,并通过更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建立起来的。古波斯文明的非凡价值还在于,在波斯帝国统治埃及大约13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亚非文明的互动性交往,推动了古代北非历史空前的跨越式演进。

古代北非文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古希腊、迦太基和古罗马文明对北非历史的再塑造。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公元前30年罗马消灭托勒密王朝,在300年左右的时间里,北非进入“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创造的文明是一种综合了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多因素后而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新型的文明。它使古代北非原有文明区域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等都受到了希腊文明的影响。希腊化时期的埃及经历了辉煌和繁荣,亚历山大城不仅是各种商业活动的中心,而且引领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关于太阳系的理论、阿基米德定律的创立、圆周率的划分、运用经线和纬线计算出地球周长的近似值等,都陆续出现于亚历山大城。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埃及也成为北非历史上跨文化主义的典型案例,马其顿人的宗教信仰与埃及人的宗教信仰交融在一起。

迦太基是作为马格里布地区第一个文明单元呈现在古代北非舞台的另一个重要帝国,大致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它是来自地中海东南沿岸黎凡特地区的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建立的殖民地。后来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并控制着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到利比里亚的地中海沿海和大西洋海岸线的广大地区。腓尼基人通过与说柏柏尔语的当地居民的交往和通婚,创造了一种叫作“布匿”的混合语言文化。迦太基人主要从事海上贸易,以及跨越撒哈拉沙漠的黄金和象牙交易。及至公元前1000年的后半期,迦太基成为覆盖西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强大贸易帝国。有研究者评论道:“作为城市国家的迦太基试图像一般的帝国那样进行统治,并能够维持几个世纪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亚里士多德赞扬迦太基的“政体”,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寡头制政体。雇佣兵由柏柏尔人和伊比利亚的辅助兵作为补充,构成了贵族政府的武装力量。

然而,随着迦太基人在与罗马人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的三次布匿战争中的败北,迦太基古城最终被罗马人夷为平地。罗马势力迅速向北非拓展,陆续征服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和柏柏尔部落,统一了北非,先后设阿非利加(即突尼斯)和埃及两个行省,北非沿海地区与内陆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所谓的“罗马化”。在罗马人对北非长达近6个世纪(公元前146年—公元439年)的统治下,北非农业和商业得到迅猛发展,发达的农业为罗马提供大量所需给养,成为帝国的粮仓。同时,罗马人还在北非修建了上百座城市,这些城市大都以罗马的商业区、竞技场、运动场和浴室等为建筑风格,至今北非还存有许多罗马古迹。

古代北非文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早期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是继犹太教之后在公元1世纪发源于巴勒斯坦的第二个一神教,具有跨文化的特征,反映了希伯来人的一神论、古埃及宗教死而复生的永恒观念和希腊人的哲学思想。北非、尼罗河流域和非洲之角等地区的各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信仰者群体之一。公元2世纪前半期,埃及与北非其他地区的一些城市中已出现众多基督教团体,而且基督教在穷人和政治上受压迫的人之中传播得最快。2世纪末,非洲基督教徒在亚历山大创办的教理学校——迪达斯卡利亚,成为早期的基督教学术中心,并产生了一大批对基督教早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神学家和理论家。

早期基督教的不同教派曾围绕耶稣在多大程度上是神和人这个本质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参与争论的两个重要派别即阿里乌主义派和基督一性论派都以埃及为据点。这两个派别的教义同基督教主张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相左,先后被罗马教会和帝国宣布为“异端”和“异教徒”。基督一性论派在公元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上被宣布为异教徒后,经受住罗马教会和帝国旨在取缔和摧毁其信仰所发动的进攻,形成了埃及新的基督一性论的科普特教派。较之其他地区,科普特教派改变了北非和尼罗河流域的基督教发展轨迹,其内部产生了一种有别于罗马天主教教会或东正教教派所辖领地的宗教形式。

自公元7世纪上半叶起,基督教未能抵御另一新的一神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向北非迅疾拓展,最终确立伊斯兰教在北非的主流宗教地位。作为征服者,初创时期的伊斯兰教“顺应现世”,大量基督徒纷纷改宗。同时,阿拉伯帝国实行伊斯兰教的低税制,与拜占庭对北非属地强征高税形成明显反差,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吸引力。与此相反,基督教则因不同教派之间的长期内斗和分裂不断削弱着自身力量。特别是其教义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北非大多数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无法应对伊斯兰教强劲的拓展之势,基督教因而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变化。唯有科普特教派在埃及扎下根,时至今日,科普特教派仍是代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团体和信仰的机构。

综上所述,多种文明的汇聚、碰撞、融合和更替,构成了古代北非历史流变波澜壮阔的画卷,并为探究北非的古代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源泉和重要线索。它们不仅弥补了阿拉伯人因忽略伊斯兰教诞生前古代北非史研究所造成的文献史料短缺的不足,而且启迪人们从文明交往的视阈进一步认识和领悟不同文明间交往的内涵、类型、因素、属性、规律和本质等,文明交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尤其是物质、精神、制度等层面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简言之,文明交往也是研究和解读古代北非历史的一把钥匙。

 

王铁铮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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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铮0Wed, 03 Jun 2020 01:47:00 GMTWed, 03 Jun 2020 09:29:00 GMT
<![CDATA[张序研究员参加省政协重点调研]]>/903040/58168.aspx日前,省政协委员、省社科院管理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序研究员参加由省政协副主席杜和平率领的调研组,赴阿坝州理县、阿坝县、红原县和若尔盖县,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川西北黄河流域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开展重点调研。调研组由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部分委员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他们冒着风雪,先后深入查针梁子——长江黄河分水岭、曼扎塘湿地自然保护区、唐克镇白河社区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基地、辖曼镇西仓村草原沙化治理点、花湖湿地科普教育基地、安多和嘉绒商业街、更攀农牧民专业合作联合社等地,通过听取介绍、实地察看、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有关情况。阿坝州政协主席尼玛木和相关州县人员陪同调研。

(院党委统战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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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志坚0Tue, 02 Jun 2020 09:19:00 GMTTue, 02 Jun 2020 17:00:00 GMT
<![CDATA[民主党派专家新作《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问世]]>/903040/58167.aspx日前,由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省社科院管理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序等著的《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50万字,是我国迄今第一部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的公共服务学术著作。

《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主撰张序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管理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从事公共服务研究已有十几年,主持两个以公共服务为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在全国率先开展硕士研究生公共服务课程教学。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他深感公共服务学理性著作的重要性和缺失的影响,萌发了组织人员进行专门研究的想法,希冀通过公共服务基础理论研究,结合中外公共服务的演进和现状,形成一部在国内公共服务研究领域较为全面、权威的公共服务理论成果。经过几年努力,厚重的《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最终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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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党委统战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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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志坚0Tue, 02 Jun 2020 09:08:00 GMTTue, 02 Jun 2020 16:49:00 GMT
<![CDATA[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做到“三个坚持”]]>/109007/58166.aspx

今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这为我们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到“三个坚持”,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

其一,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定盘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无论是脱贫的数量还是脱贫的质量都前所未有,贫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中国减贫方案和减贫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又叠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使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时间更紧。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此,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对脱贫任务重、整改任务重、巩固成果任务重的地区进行重点帮扶;抓实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以强化责任落实制度为总抓手,严格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责任制;加大督查力度,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和各环节,加强扶贫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其二,坚持“四个优先”。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今年“三农”领域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因此,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必须把“四个优先”落到实处。一是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要将精兵强将充实到脱贫攻坚队伍中,有针对性地选配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熟悉“三农”工作的干部担任贫困乡镇党政主要领导,精准选配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打造一支能打硬仗的攻坚队伍。要在脱贫攻坚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提拔使用干部,对表现突出的干部要大力褒奖、大胆使用,通过用好干部工作指挥棒,充分激发决战一线干部的工作潜力。二是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要加快建立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构建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享共赢的互利互惠机制,改变资源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格局,推动人才、资本、项目、土地、技术等资源向脱贫攻坚一线集中。三是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要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和金融优先服务领域,加大公共财政倾斜力度,中央财政要继续增加专项扶贫资金规模,各级财政也要保证脱贫攻坚的资金需求。四是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推动公共服务资源更多向农村特别是脱贫攻坚一线倾斜,持续改善路、水、电、物流等基础条件,有效破解困扰群众的上学难、就医难、养老难等问题。

其三,坚持激发内生动力。目前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但越是接近目标,就越是要重视补足可能出现的短板和不足,激发贫困人口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释放贫困群众努力奋斗的潜在能量,从而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推进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要以深度贫困地区、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严格对照标准要求,集中力量攻关,构建起适应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的支撑保障体系。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加强对贫困群众的思想引导,破除“等靠要”等不良习气,不断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在动力,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加大教育扶贫政策实施力度,加快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全面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此外,还要做好相关政策的衔接。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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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凌0Sun, 31 May 2020 02:29:00 GMTTue, 02 Jun 2020 16:27:00 GMT
<![CDATA[郑泰安副院长到法学所指导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925078/58165.aspx2020年6月2日上午,郑泰安副院长在法学研究所A704会议室组织召开2020年度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会议。法学研究所相关教师参加此次会议。

郑泰安副院长重点提出四项工作要求:一是熟悉规则、遵守规则;二是严守纪律、保守秘密;三是高度重视、谨言慎行;四是一把尺子、一量到底。

郑泰安副院长强调,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主体责任落实,提高规矩和责任意识,加强纪律约束,充分认识招生复试工作的重要性,必须严格按照研究生学院制定的规则与流程,履职尽责,确保圆满完成招生复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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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0Tue, 02 Jun 2020 08:21:00 GMTTue, 02 Jun 2020 16:04:00 GMT
<![CDATA[我院证券法研究团队集体亮相全国性在线直播讲座]]>/925077/58164.aspx2020年5月31日晚上,由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承办的“瑞幸咖啡案例研究”系列讲座在线开播。系列讲座邀请境内外证券法学著名学者和青年精英主讲,听众主要来自国内高校师生和资本市场业界人士,本期是系列讲座第七期,讲题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法律责任与风险防范”。讲座以当前国内外资本市场高度关注的“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案”为例,重点解读今年3月1日实施的新证券法。我院在国内法学界享有“证券法权威专家”声誉的周友苏研究员率法学所证券金融法团队蓝冰副研究员、钟凯副研究员、钟洪明副研究员、李君临助理研究员共五人集体上线直播,从不同角度对新证券法、瑞幸咖啡案及国内外关注的热点法律问题与听众进行分享。

本次在线直播是我院法学团队集体亮相全国性学术讲座的首次,也是该系列讲座中主报告人和与谈人来自同一单位的首场,团队成员不仅全部为我院法学科研人员,而且均是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和理事,格外引人关注,来自国内知名高院和业界人士的听众达到2200余人。讲座开始时,主持人浙江大学李有星教授专门向听众推介了我院证券法研究团队及其由法律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团队成果《证券法新论》,听众通过讲座互动系统普遍反映,演讲内容前沿精彩,学术含量高。这次直播讲座充分展示了我院证券法学研究的整体实力,扩大了我院及其法学研究所在国内学界和业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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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0Tue, 02 Jun 2020 05:38:00 GMTTue, 02 Jun 2020 13:19:00 GMT
<![CDATA[未来十五年乡村振兴的时空维度、社会条件及预测]]>/109001/58163.aspx

根据中央部署,未来十五年是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时期。各地应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急躁冒进,不是要建设一个比城市更好的乡村,而是要建设一个过得去的、能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可以为绝大多数农民提供退路和保底的乡村。城乡关系重组是惠农投入和乡村建设必须考量的社会条件,条件不成熟,时机把握不当,往往会失败。 

一、因时因地制宜: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我们由此而进入后脱贫攻坚时代。经过坚苦卓越的努力,中国终于有望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脱贫攻坚时代,脱贫攻坚如何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全国农村工作重点如何由精准扶贫转向乡村振兴,成为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 

从乡村振兴战略来讲,按 2018 年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分三步走: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换句话说,即使从现在开始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到 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才只是基本实现;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只有到了 2050 年,乡村才能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强富美”乡村才能全面到来。 

按三步走的安排,2020 年开始进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第二步。也就是说,从 2020 年由脱贫攻坚所对接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二步,即对接到再经过十五年奋斗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是直接对接到第三步即建设“强富美”的乡村。 

尤其脱贫攻坚重点所在的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比较差,虽然农民脱贫了,地方经济基础却普遍比较落后。这些地区农村工作重点转换时,就尤其要注意对接到经过十五年奋斗才能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振兴第二步的战略上,就尤其要防止错误对接到乡村振兴第三步即“强富美”的乡村建设上。   

遗憾的是,当前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时,不仅发达的东部地区普遍将乡村振兴战略等同于美丽乡村建设,试图短期内即实现“强富美”的目标,而且中西部地区也普遍存在急于求成思想,试图通过集中资源、重点突破、打造亮点的形式建设美丽乡村,从而将有限的资源重点用在了脱离地方实际的乡村振兴形式上,没有做基于保底的乡村建设工作,其实,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我们在这方面是吃过急躁冒进的大亏的。 

二、未来十五年乡村建设重点在保底 

乡村振兴是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而展开的。当前和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将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主要表现就是农民持续进城,农村人口越来越少,进城农民越来越不再依靠农村而可以在城市获得体面生活条件。中国只有当绝大多数农民进城了,农村只剩下很有限的农民,才能改变当前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格局,农户才会有相对较多的农村获利机会,农户也才可能凭借农业致富,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也才具备可能性。换句话说,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不过,在当前阶段,虽然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60%,户籍城市化率却只有 45%,几乎所有进城农民都刻意保留了农村的退路。当前中国农村 70%以上农户家庭也因此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在全国一半以上人口都还要依托土地、70%以上农户仍然耕种土地的情况下,农业致富就不可能,“强富美”的乡村振兴就不可能。 

当然,当前农村虽然很难让农民致富,却对农民十分重要。这个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可以为数量庞大的相对弱势的农村人口提供保底,包括这样三部分农村人口。一是缺少城市就业机会、难以进城的农村相对弱势群体。二是进城失败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无法体面在城市安居,他们就宁愿回农村来过农村体面、安宁的生活。三是需要在农村养老的老年人。很多农村老年人即使自己子女在城市事业成功,他们也不愿与子女在城市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而宁愿回农村生活。原因无他,就是与子女一起生活不自由。所以他们是为了自由而宁愿抛弃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条件。在农村生活,与土地结合起来,有收入,有意义,清静自然。在熟人社会中生活也有价值感。 

显然,以上三部分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几乎包括了所有农民,他们并非不愿意过体面的城市生活,而是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他们很难获得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就业与收入。农村虽然不能发财致富,却可以为难以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农民提供在农村体面生活的保底。农村作为他们的退路特别重要,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保障,而且还体现有精神意义。 

农村这个保底的退路,不仅对中国农民很重要,而且对国家来说也很重要。2001 年笔者就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凭借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才能从容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也才能平稳有效应对 2020 年的新冠疫情。2020 年 2 月中下旬,笔者及其团队分别在湖北以

外的 14 个省,共计 104 个无疫村,两次进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调研。结果显示,外出务工者人数不到往年的 30%。农民工虽停工停收,却享受疫情期间乡村生活,并仍具有短至数月,长至两三年维持生计的能力。在就业与社会稳定之间,乡村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使得亿万农民工失业“不过是饭桌上多添一副筷子”。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正是有了农村这个退路和保底,中国才能从容应对中华民族崛起道路中可能的任何风浪。 

农民进城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个艰难且相对长期的过程。农民进城,一般是先到县城买房,让子女获得较好的城市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服务,不过县城缺少就业获利机会,因此会再想方设法到大城市买房。开始是年轻人进城,再逐步全家进城。 

在这个艰难且将持续相当长时期的农民进城过程中,国家要为农民提供无法进城或进城失败时的农村保底,因此就要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农民依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家庭策略,以在保证基本安全的情况下面体面进城。当前中国农民是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的,即他们所有关切在于能否及如何体面进城。农民家庭策略是以农村资源支持城市,农村就不只是青壮年劳动力流失,而且是几乎所有资源都进城去了。农村资源流出,村庄空心化,传统农村社会逐步解体,乡村发生巨变,城乡剧烈重组。一切都不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变动和不确定。因此,乡村建设的保底、化解风险的作用越发显著。在未来十五年,中国乡村建设的重点是保底式的、基础的。我们不是要建设一个比城市更好的乡村,而是要建设一 得去的、能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可以为绝大多数农民提供退路和保底的乡村。 

三、城乡关系重组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未来十五年的乡村振兴,投入农村的资源和实施的乡村建设项目,必须置于城乡关系的背景下来思考。城乡关系是观察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社会结构。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极,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城市全面深化改革与农村保持相对稳定是相反相承、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关系。 

从新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来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城乡关系。一是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分离阶段,城市从农村提取资源,农业支援工业建设。二是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体制被打破的阶段,放开了对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限制,却并非未同时放开资本下乡,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几乎所有农户家庭都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农民家庭再生产仍然在农村完成,农民在城市挣钱,在农村消费。农村劳动力进城了,农民家庭收入增加了,

农村逐渐繁荣起来。三是进入 21 世纪,城乡关系悄然重组阶段。农民家庭行为发生重大改变,即农民家庭不再从城市挣钱回农村花,而是想方设法进城留城,在城市安居。农民家庭虽然还存在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只不过现在是农民家庭留守务农父母支持子女进城,为进城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至少是减轻进城子女的家庭负担,比如父母帮忙带孙子,父母留守农村生活成本业比较低。父母留守农村也为进城子女提供了进城失败的退路。 

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都形成了“老年农业+中坚农民”的结构,这是一个基于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基础上自生自发形成的稳定结构,是当前农村保持生产生活秩序的最为重要的村庄结构条件。家庭中老年人留守农村可以为农民家庭进城提供支持。农村可以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退路,这种退路不仅是经济上和社会保障上的,而且是心理安全上的。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村庄为所有农民提供了一个居住的载体、生产的载体、生活的载体、意义的载体、归宿的载体。村庄熟人社会意味着,村庄是农民亲朋邻里的所在,农民在村庄中可以轻松获得社会支持,保持村庄生活的意义世界和历史感。农村也有助于应对乡村老龄化问题,他们能从村庄共同体获取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持。因此,国家在城乡关系上面,一方面放开了农民进城的限制,一方面又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强调不允许农民失去土地。 

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目前每年惠农资金早已超过 2 万亿元。在农村调研时,很容易看到由国家投资的惠农项目。可惜的是,很多惠农项目投入成效存疑。大型且集中的投入,如各种农业综合体,动辄数千万上亿元投入;中型分散投入,如农村雨污分流项目,每个项目数百万元;小型项目,如农村改厕等,若做追踪调查,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项目投入都不成功。不仅国家财政投入项目大多不成功,而且资本下乡也大多血本无

归。2008 年某地列入国家城乡统筹示范区,推动资本下乡,几乎所有下乡资本都是开着宝马进村,骑着自行车逃离。很多地区农民将积蓄用于在农村建高标准住房,却基本上没有住过。地方政府推动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农民难以适应集中居住,且搬入楼房建筑质量很差。精确扶贫,易地安置,为贫困户建了新居,贫困户却不愿搬入新居而仍然住在老房子。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在做全域旅游规划,美丽乡村如火如荼,在可以预见的不久就可以看到巨资

投入的这些规划和建设再次失败。一方面国家向农村转移越来越多资源,社会也在农村有巨大投资,另一方面是大量投入农村资源低效使用,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有人对最近10 多年惠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一定可以发现问题极大,教训却没有吸取。 

惠农项目之所以容易失败,一个基本原因是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城乡关系重组之中,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城市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极,农村 GDP 占比越来越低。经济发展的机会在城市,农村则为难以体面进城群体提供了保底。在保底的农村要建设“强富美”以及要寻找获利机会,自然相当困难。 

在乡村巨变、城乡重组的背景下面,国家向农村投入资源主要应当是保底性的,应当是在农村资源净流出背景下应对维持基本生产生活秩序难题的。在这种实际条件下,试图急于二、未来十五年乡村建设重点在保底 乡村振兴是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而展开的。当前和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将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主要表现就是农民持续进城,农村人口越来越少,进城农民越来越不再依靠农村而可以在城市获得体面生活条件。中国只有当绝大多数农民进城了,农村只剩下很有限的农民,才能改变当前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格局,农户才会有相对较多的农村获利机会,农户也才可能凭借农业致富,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也才具备可能性。换句话说,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不过,在当前阶段,虽然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60%,户籍城市化率却只有 45%,几乎所有进城农民都刻意保留了农村的退路。当前中国农村 70%以上农户家庭也因此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在全国一半以上人口都还要依托土地、70%以上农户仍然耕种土地的情况下,农业致富就不可能,“强富美”的乡村振兴就不可能。 

当然,当前农村虽然很难让农民致富,却对农民十分重要。这个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可以为数量庞大的相对弱势的农村人口提供保底,包括这样三部分农村人口。一是缺少城市就业机会、难以进城的农村相对弱势群体。二是进城失败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无法体面在城市安居,他们就宁愿回农村来过农村体面、安宁的生活。三是需要在农村养老的老年人。很多农村老年人即使自己子女在城市事业成功,他们也不愿与子女在城市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而宁愿回农村生活。原因无他,就是与子女一起生活不自由。所以他们是为了自由而宁愿抛弃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条件。在农村生活,与土地结合起来,有收入,有意义,清静自然。在熟人社会中生活也有价值感。 

显然,以上三部分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几乎包括了所有农民,他们并非不愿意过体面的城市生活,而是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他们很难获得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就业与收入。农村虽然不能发财致富,却可以为难以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农民提供在农村体面生活的保底。农村作为他们的退路特别重要,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保障,而且还体现有精神意义。 

农村这个保底的退路,不仅对中国农民很重要,而且对国家来说也很重要。2001 年笔者就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凭借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才能从容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也才能平稳有效应对 2020 年的新冠疫情。2020 年 2 月中下旬,笔者及其团队分别在湖北以

外的 14 个省,共计 104 个无疫村,两次进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调研。结果显示,外出务工者人数不到往年的 30%。农民工虽停工停收,却享受疫情期间乡村生活,并仍具有短至数月,长至两三年维持生计的能力。在就业与社会稳定之间,乡村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使得亿万农民工失业“不过是饭桌上多添一副筷子”。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正是有了农村这个退路和保底,中国才能从容应对中华民族崛起道路中可能的任何风浪。 

农民进城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个艰难且相对长期的过程。农民进城,一般是先到县城买房,让子女获得较好的城市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服务,不过县城缺少就业获利机会,因此会再想方设法到大城市买房。开始是年轻人进城,再逐步全家进城。 

在这个艰难且将持续相当长时期的农民进城过程中,国家要为农民提供无法进城或进城失败时的农村保底,因此就要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农民依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家庭策略,以在保证基本安全的情况下面体面进城。当前中国农民是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的,即他们所有关切在于能否及如何体面进城。农民家庭策略是以农村资源支持城市,农村就不只是青壮年劳动力流失,而且是几乎所有资源都进城去了。农村资源流出,村庄空心化,传统农村社会逐步解体,乡村发生巨变,城乡剧烈重组。一切都不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变动和不确定。因此,乡村建设的保底、化解风险的作用越发显著。在未来十五年,中国乡村建设的重点是保底式的、基础的。我们不是要建设一个比城市更好的乡村,而是要建设一建设美丽乡村,试图通过制度来固定正在变动的关系,试图鼓励在农村发财致富,就可能开了历史倒车。 

总之,乡村振兴不能太着急。待到农村巨变结束,城乡重组结束,城乡均衡发展阶段到来,建设一个“强富美”的乡村的时机才会到来。在农民快速进城,乡村剧烈变动,城乡关系重组的阶段,建设“强富美”乡村的惠农政策,就是误判了时机,也因此会失败。惠农政策应当真正惠及所有农民,尤其是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秩序的保底。因此,当前阶段惠农政策的重点不是要建设一个比城市好的农村,而是要建设一个不那么差的农村。 

伴随城市化的进程,乡村消失是农民自然选择的结果。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不宜拔苗助长,在城乡关系迭变之际,大力投资收效甚微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亦不应强行合村并居,仅为实现宅基地的低效再利用。换言之,决策者应遵循农民由理性支配的进城节奏,假以时日,当中国经济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再进行更加合理的美丽乡村建设,也不宜迟。 

 

作者简介: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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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0Tue, 02 Jun 2020 03:44:00 GMTTue, 02 Jun 2020 11:24:00 GMT
<![CDATA[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公开征集关于“六稳”“六保”政策措施落实的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101003/58162.aspx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为深入贯彻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政府及其部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从6月1日起面向社会征集关于“六稳”“六保”政策措施落实的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

此次征集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和享受落实支持企业纾困发展政策措施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人民群众在就业创业和享受落实基本民生保障政策措施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三是根据形势变化,需要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及时调整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四是有关地方和部门在工作落实中不担当、不作为、不会为、任意决策、任性执法、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以及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线索。

企业和群众可以登录中国政府网(www.gov.cn)或下载国务院客户端,进入国务院“互联网+督查”专栏,也可以关注中国政府网微信公众号,进入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小程序反映问题线索、提出意见建议。国务院办公厅将对收到的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整理,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研究处理,推动解决实际问题,切实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纾困解难。对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社会反映强烈、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重要问题线索,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将直接派员进行督查。经查证属实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附:国务院“互联网+督查”专题征集小程序码(见下图)


这是国务院“互联网+督查”专题征集小程序码。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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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管理员0Tue, 02 Jun 2020 03:24:00 GMTTue, 02 Jun 2020 11:07:00 GMT
<![CDATA[研究生学院2019——2020学年度研究生发表优秀学术论文奖获奖公示]]>/912020/58161.aspx2020年优秀学术论文获奖名单公示.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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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院培养办0Tue, 02 Jun 2020 02:46:00 GMTTue, 02 Jun 2020 10:28:00 GMT
<![CDATA[我院举行2020年上半年中国史博士后进站面试遴选会]]>/912020/58160.aspx

 

6月1日下午,2020年上半年中国史博士后进站面试答辩在行政楼四楼第四会议室举行。答辩专家组由段渝研究员、李明泉研究员和幸晓峰研究员组成,组长由段渝研究员担任。答辩由院博管办主任柴剑峰主持,答辩记录人为院博管办李崑。

本次申请进站的博士是毕业于南开大学的汤锐博士,其申请进站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合作导师是李明泉研究员。答辩按照我院博士后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经过申请人陈述、专家提问、申请人答辩、专家评议等环节,与会专家们紧密结合申请人进站科研计划汇报情况,就申请人员的学术水平与发展潜能分别进行了集体评议,最后一致同意汤锐博士进站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会上,各位专家结合汤锐博士的《博士后科研计划书》对其提出了建议。各位专家希望汤锐博士对于计划开展的研究题目再斟酌优化,从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分层次开展研究,突出研究重点,必要时题目可以添加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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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博管办 李崑0Tue, 02 Jun 2020 02:45:00 GMTTue, 02 Jun 2020 10:26:00 GMT
<![CDATA[制裁成瘾 霸道成性]]>/109011/58159.aspx长期以来,单边制裁可谓美国外交“驰名全球”的招牌。近日,美方故伎重施,以中国全国人大推进涉港国安立法为借口,肆无忌惮地抛出制裁威胁,又上演了一出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霸凌闹剧。必须严正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容许任何势力挑衅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美方炒作制裁的分贝越高,越暴露出他们背离国际道义的本质。涉港国安立法纯属中国内政,中国推进相关立法合情合理合法,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显而易见,美国一些政客不甘心看到香港长期稳定发展,挖空心思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威胁对香港实施制裁。美方出台措施限制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签证,又威胁调查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上述做法严重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完全违背中美两国人民开展友好交流的愿望,必将进一步损害中美经贸关系和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多人质问,美方一向高调标榜的“开放自由”跑到哪里去了?事实证明,美国一些政客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国际道义和外交公理,只有“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市侩心态和卑劣手段。

“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对于美方的制裁把戏,世人早已看清。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美方一贯抱着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倚仗本国的某些优势,动辄对他国实施单边制裁,毫无国际规则意识可言,已成为影响正常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因素。美国罗德岛大学教授尼科莱·佩特罗在《美国制裁成瘾》一文中认为,要理解“制裁”在美国外交中的角色,最好的方式是将其理解成一种“上瘾症”。佩特罗不无讽刺意味地指出,当美方看世界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华盛顿环城公路内”时,制裁就成了一种慰藉,并渐成习惯。

美国一些政客以谎言“塑造外敌”、在国际上拉帮结派搞对抗的危险做法,特别是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极端亢奋的对抗性言行,已引发大量质疑和批评。许多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一些政客沉迷于通过打造对中国示强的形象来捞取政治私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警告,美国右翼当前对中国的指控是“鲁莽且危险的”,可能使世界陷入冲突。美国前驻华大使鲍卡斯将美方近来炮制“中国威胁论”的狂热,与昔日“麦卡锡时代”相提并论——世人评价,上世纪中叶美国政客约瑟夫·麦卡锡将“无比的大胆和某些方面的巧妙撒谎”结合在一起,其欺骗手法“与一般的颠倒黑白有天壤之别”,一度把美国拖入极端仇视与猖獗迫害的噩梦。

“前车覆,后车戒。”美方制裁成瘾,但充其量也就是一种政治“自嗨”,纯属枉费心机。道理不言自明:当今世界,早已不是美国一些政客所想象的、按照零和博弈逻辑运转的样子。国际体系自有规则和公义,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可能轻易被美国的霸权意志所左右。近年来,美国外交屡屡上演“极限施压”,耍弄种种“退群”“断供”手段,但没有哪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真正向美方屈服,反倒是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影响力不断被销蚀。此次美方对华威胁制裁,也引发了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齐声谴责。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直言,涉港国安立法问题完全是中国内部事务,美方扬言就中国全国人大推进涉港国安立法对中方实施制裁,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自我优越感和放肆任性,美方此举不利于他们在其他问题上同中方开展有效对话。

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挑战的当下,中美合作对于全球共克时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美方理应选择同中方加强抗疫等领域合作,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我们奉劝美方,尽快收起制裁成瘾的把戏,尽早收敛霸道成性的做派,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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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扬0Tue, 02 Jun 2020 02:40:00 GMTTue, 02 Jun 2020 10:22:00 GMT
<![CDATA[践行“人民至上”,用好用活民法典]]>/109011/58158.aspx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从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起草民法典算起,民法典编纂的过程足以称为“六十六年磨一法”。六十六年间,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底图上描绘出波澜壮阔的画卷,一路爬坡过坎,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法典根植于当代中国之实际,汇集十多部民事单行法,科学而系统地回应了时代之问。民法典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良法让法治存在于人们的行动之中,从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共同信仰。正所谓,善治始于良法,良法孕育善治。所以,有人把宪法比作高高飘在空中的旗帜,把民法比作踏在大地上的“脚步”。虽然每一步看起来都平淡无奇,但正是这些扎实的脚步,把国家的治理目标落实了下来。民法典作为“万法之母”,不仅为国民的民事权利提供了全面的保障,而且维护法律秩序、引领良好风俗,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推力。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再完善的法律文本,如果不能有效地实施,也会有损法律的权威,还会阻碍法治的实现。民法典要在实施中,与其他配套规范性文件共同发挥出体系的合力。同时,民法典要通过法律解释和审判实践,不断完善自身的体系,维护法律的尊严。对同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的国家有关规定,要抓紧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要发挥法律解释的作用,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保持民法典稳定性和适应性相统一。

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在字里行间呼应着社会现实,呵护着人民的权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征。譬如,民法典彰显对网络时代隐私权、虚拟财产的保护,细化网络侵权责任;民法典创设“胎儿利益保护”,把人格权保护拓展至“摇篮以前”……民法典的问世,是完善社会治理和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然而,民法典有所为也有所不为。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民法典自然无法尽善尽美、面面俱到。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变化,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人类文明史上,优秀的制度成果往往是大国崛起的标配。同时,优秀的制度文化涵养着国民的素养和精神,不断把大国崛起引向新的境界和天地。德法合治兼修历来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所以,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使它成为全民法治教育的蓝本,并以此培育人民群众的权利思维、公共意识和理性精神,让法治中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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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言0Tue, 02 Jun 2020 02:37:00 GMTTue, 02 Jun 2020 10:19:00 GMT
<![CDATA[化解民生痛点,擦亮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招牌]]>/109011/58157.aspx5亿人次“随申码”亮码服务,过半事项不见面办理,城市运行突发事件提前预警,公共场所人流热力安全管控……据5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今年以来,上海精心编织的“两张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接连发力,成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精准高效的“神器”,有力牵引城市治理现代化。

据报道,“一网通办”主要指市民、企业打开“随申办”APP,从注册办企到婚嫁办证,动动手指一键“下单”,材料缩减、时间缩短;“一网通管”主要指城市运行系统里的每一处地下管线、高楼大厦、交通枢纽甚至每一台车都拥有“身份档案”,城市运行的实时指标勾勒出超大都市每时每刻的“生命体征”。

“两张网”的概念相对宏观,一些市民的感受更具体真切,暴雨预警“早收到”,居住证“秒办理”,老旧小区“刷脸进”,开个餐馆“跑一次”……一些统计数字折射出相关应用和服务的受欢迎程度,电子证照调用量迄今突破1.4亿次,“随申码”上线三个月使用量5.2亿次,等等。

近年来,上海的城市治理如治堵经验和成效、政务服务的好差评机制等广受好评,其关键词都指向了智慧治理、精细化服务、让数据多跑腿等,这也是时下诸多城市的治理和服务在追求、遵循的原则和路径。

或许有人觉得,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其他城市难以复制其经验。如果只从资金、资源的投入和实力,硬件的配置等因素上考量,上海的优势可能确实超出其他一些城市,但从治理理念、思路、趋势上来说,各个城市之间其实是共通的。比如,对大数据的收集、运用和共享,城市治理所需要的“绣花精神”,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等等。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社会治理现代化、智慧城市升级、打造“城市大脑”等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也是百姓关心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尤其是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城市如何用智能服务、智慧管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保持社会正常有序运转,越来越引起关注和思考。

事实上,一些城市提出、落实智慧城市建设,推进治理能力、方式升级已有数年,在信息采集、网络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开发应用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也为百姓生活创造了不少便利,其治理的精度、服务的温度、响应的速度都在提升。

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倾向。比如,重概念炒作,轻理念更新;重硬件投入,轻应用开发;重数据采集,轻平台建设;重技术研发,轻人文内涵;重项目建设,轻顶层设计等。说白了,推进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有时出现了喊口号、玩概念、炫技术、装设备的跑偏。

城市建设的每一笔投入、每一个项目,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服务的。比起若干新概念、新技术,百姓更关心的是身边的痛点能否尽快化解。比如有些井盖依然在“吃人”,有些高空坠物依然查不到肇事者,有些路段出行依然“堵堵堵”等。无疑,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应优先考虑这些在百姓看来更迫切的痛点和短板。上海市的智慧治堵,使该市成功跌出“十大堵城”之列,正是解决百姓现实痛点、提高城市运行秩序和效能的典范,这背后的秘诀值得认真探究、学习和共享。

化解民生痛点,不断改善百姓生活体验,让百姓享受到更高效便捷舒适的服务,需要在城市治理的每一个层面、细节下功夫,共同擦亮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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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林 琳0Tue, 02 Jun 2020 02:36:00 GMTTue, 02 Jun 2020 10:17:00 GMT
<![CDATA[云南发布全国第一部生物多样性白皮书]]>/101004/58156.aspx光明日报讯(记者张勇)日前,云南省发布了全国第一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白皮书——《云南的生物多样性》,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据《云南的生物多样性》白皮书介绍,经过多年的努力,云南省自然保护地体系日趋完善,90%的典型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森林面积、森林蓄积、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大幅增长,湿地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不断改善,退化生态系统得到修复,石漠化、水土流失面积逐年减少,全省建立了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166个,初步形成了由植物园、树木园、动物园、动物繁育中心等构成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全省85%的重要物种得以保护。云南建立了包括自然保护区、基因库等在内的遗传资源保护体系;成功驯化天麻、灯盏花等20余个药用植物品种,引种了以南药为代表的多种药用植物。

多年来,云南多措并举保护生物多样性,颁布实施了全国第一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滇池等九大高原湖泊实现了“一湖一条例”,丽江拉市海等9个保护区实现了“一区一法”;初步建立起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实施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云南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建立了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云南滇金丝猴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建设了云南自然保护区、云南植物标本等一批数据库,景东彝族自治县在中国率先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试点;推进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云南还持续加强生物资源合理利用及生物多样性减贫示范。云南是全国最大的核桃、澳洲坚果种植和生产基地,花卉、咖啡、坚果产值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黑颈鹤、犀鸟、滇金丝猴、亚洲象、白眉长臂猿等成为生态旅游名片,保山百花岭村赢得了“中国自然教育第一村”等美誉。云南还推进生物多样性国际交流合作。建立了与英国等多个国家和区域政府间对话交流机制,加强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东盟、南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流合作,促进了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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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勇0Tue, 02 Jun 2020 02:36:00 GMTTue, 02 Jun 2020 10:16:00 GMT
<![CDATA[“中国-南非专家网络视频研讨会”线上举办]]>/101004/58155.aspx中国社会科学网讯(通讯员 蔡春林 楚杨)为推动金砖国家持续深化学术交流、维护团结合作,在新冠肺炎疫情新形势下,5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和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主办、广东工业大学和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承办的“中国-南非专家网络视频研讨会”在线上召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秘书长栾建章出席开幕式。广东工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长蔡春林教授主持研讨会,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栾天罡致辞。来自中国与南非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位专家学者围绕“疫情全球蔓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与中南关系”会议主题就“疫情下中南战略伙伴关系”“中南携手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新冠疫情背景下中非合作新途径”等三个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形成了较好的研讨成果。

全球不稳定态势依然严峻

南非茨瓦内理工大学创新经济研究所教授拉希姆·玛哈拉杰(Rasigan Maharajh)指出,新冠疫情彻底改变了世界运行方式,严重影响了全球社会经济体系,社会各层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地缘政治不稳定和紧张局势持续许久、国际合作与国际协调的不足问题日益凸显、国家生产能力的缺陷和效率低下更加突出、以及国家治理能力不平衡等现存问题,都对中国与南非的进一步合作产生一定的阻碍。

南非国际关系委员会、中非人民友好协会主席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韦斯利?道格拉斯(Wesley Douglas)在演讲中提到,由于非洲正面临社会经济、公共卫生固有体系及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挑战,非洲社会缺乏承受完全封锁社会和经济后果的能力。南非政府十分认可中国应对此次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处理能力,并对中国给予南非在人力、资源、知识共享方面的援助表示真诚的感谢。

广东工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邹嘉龄强调了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具有成因多样性、传播国际性和严重破坏性,指出世界正面临权力主体多极化、价值理念分歧化与合作行为碎片化等突出问题。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的增长使得全球卫生合作从一个具有“低政治”特征的领域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这种将维护自身安全为首位的治理办法,不利于医疗资源及时流入受威胁国家和地区。

澳大利亚纽斯卡尔大学副教授弗兰克·阿博拉(Frank Agbola)展示了GDP、FDI、产业附加值、政府医疗保健支出等大量真实数据的变动,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国和南非等新兴国家的众多中小企业面临如下挑战: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弹性较弱、社会保障体系弊端逐步暴露、企业供应链或将中断、中小企业融资难、电子商务与信息通信技术面临变革等。

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大使格特·格罗伯勒(Gert Grobler)在其演讲中赞许了中国在新冠疫情斗争中极具责任感的全球领导形象。他表示,南非部署的5000亿南非兰特“社会和经济复苏计划”的成功与否,是未来南非国家稳定和福祉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彻底遏制的条件下,两国在很多问题上拥有共识,双方关系坚固良好,南非和非洲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的支持。

南非罗德斯大学教授帕特里斯·姆韦普(Patrice Mwepu)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间,南非罗德斯大学孔子学院(CIRU)与暨南大学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推进现有合作项目,并通过共享抗疫知识团结一致对抗新冠疫情。最后他强调,双方现有以及未来合作项目离不开中国与南非的真切支持,南非学者往返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之时需要双方共同维护专家及学者的安全。

夸祖鲁纳塔尔大学教授妮尔玛拉·戈帕尔(Nirmala Gopal)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南媒体对双方地缘政治关系的报道作了深刻解读与剖析。她指出,南非本身严格的劳动力市场和监管制度形成了南非极其复杂的商业环境,投资风险不容忽视。但是,南非与中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一种既多样化又充满活力的成熟关系,双方也都自愿通过协商解决任何挑战并维持这种和谐关系。

中南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刻不容缓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大使格特·格罗伯勒(Gert Grobler)呼吁,中国和南非应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助力经济恢复、提升全球卫生治理能力、消除错误信息导致的负面舆论影响。中国与南非应在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南南合作四大合作平台现有机制的基础之上,继续在经济、人文交流和全球治理方面进一步加强磋商与合作,以更具战略性、针对性以及更注重实效性的方式朝着更高层次的合作迈进。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进一步蔓延,除了制度和机制方面的优势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刘继森教授认为:一是中医药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字是91.5%确诊病例使用中医药,总有效率达90%以上;二是主动隔离、自我隔离,群防群治。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教授妮尔玛拉·戈帕尔(Nirmala Gopal)对中南媒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增加中国与南非外交国际影响力;第二,改善中国的公共关系,向南非公民传达中国善意;第三,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大规模科学研究,以测试南非公民对中南贸易关系的看法;第四,分析上述统计结果以改善未来中南贸易关系。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江时学提议全球卫生治理应以科学与技术、国际组织领导力、国际合作三大支柱为基础。为了中国与南非更好地应对新冠疫情以及后续国际形势变局,他建议:第一,中南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共同建立预防特定疾病的疫苗联合研究小组;第二,中国与南非在抵制美国霸权主义及单边主义的行动中,要发出更响亮的新兴国家声音;第三,南非可帮助消除非洲对中国形象的误解。

积极利用中非抗疫合作新机遇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提出疫情之下中国南非合作的新机遇。他说,第一,疫情让南非暴露互联网、远程医疗和远程教育发展的短板,而中国在这方面开发了很多适用技术,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商务模式。疫情之下,中国和南非可在这些领域展开合作。第二,深化和扩大中国和南非共建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的合作。第三,中国和南非合作推动其他非洲国家的经济特区和园区建设,以中国的资金、技术、品牌优势,加上南非的地理、文化、物联优势,强强联手,在其他非洲国家推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组装和生产,不仅满足本地区的需求,也开拓欧洲、北美的国际市场。第四,中国、南非共同推动与多边机构合作,充分发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南非建立的非洲区域中心的作用,联合中国、南非的金融机构,加大对非洲经济融合、工业化、基础设施发展的投入,帮助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助力非洲实现《2063年议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陈认为:部分非洲国家逐步放松疫情防控措施,开始进入“防疫第二阶段”。经济发展是非洲国家开启“防疫第二阶段”的主要原因,但由此带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由于中国前期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采取了全面有效的防控策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医疗救治、科学研究、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经验,非洲国家对“中国药方”的期待急剧增长。对于非洲国家在新冠疫情中可能出现的经济、卫生风险,我国应及早关注、及早应对,巩固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的积极形象。

广东工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蔡春林教授在会议总结时认为,疫情虽然使全球经贸及投资活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但是疫情同样为中国与南非在公共卫生、互联网等创新领域创造了合作新机会,例如远程医疗、数字贸易,中南数字经济合作有望成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新的增长点。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和南非的互相支持充分显示了两国关系坚实的基础,为疫情之后继续夯实和扩大合作增添了新的动力。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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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春林 楚杨0Tue, 02 Jun 2020 02:18:00 GMTTue, 02 Jun 2020 10:02:00 GMT
<![CDATA[保安纳入见义勇为认定范畴是善治回归]]>/109011/58154.aspx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其中规定,保安员、辅警、治安联防员、交通协管员等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与违法犯罪分子英勇搏斗或者实施抢险、救灾、救人行为,应当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公民救助有赡养和抚养义务的直系亲属的行为、有监护职责的公民救助被监护人的行为,应当视为履行法定义务,不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

近年来,见义勇为的评定与认定颇受关注,一些地方严格缩限见义勇为者认定范畴,引起公众疑虑。现在广州市放宽认定标准,将负有约定义务人员也纳入见义勇为范畴的做法,有利于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尴尬,解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引导更多急公好义者挺身而出。

以约定义务人员中的保安员为例。根据2004年国务院颁行的《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保安的职责就是保护单位内人员的人身安全,据此不少人认为,既然保安的职责是保护单位内人员的人身安全,那么保安在上班时间抓小偷、抓凶犯等,就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是应尽的义务,不是做职责外的事情。然而,不能因此将履行抓小偷职责而受伤、牺牲的保安、辅警等人员,排除在见义勇为认定范畴之外。

保安虽然有保护单位平安、维护单位员工人身财产安全的任务与职责,但这属于合同约定的义务,并非法定义务。而且,这种职责和义务并非十分迫切、不可推脱的义务。譬如,虽然大多数劳动合同中都会约定保安应该保卫安全,包括抓小偷、罪犯,或救助遇险人员,但法律和劳动合同都没有要求保安必须抓小偷、罪犯,必须救助遇险人员。

保安、辅警、协管员等负有的约定责任义务,与警察、消防员等负有的法定责任义务有本质区别。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必须履行特定职责,不能有丝毫推卸退缩。如警察接到报警时,应当依法抓捕小偷等违法犯罪人员,应急消防人员接到求救时,应及时出警救助遇险人员。法定责任人员实施相应的行为属于职责所系,如果不积极履责并造成严重后果,应承担政纪处分甚至刑事责任。

当保安、辅警、协管等发现不法侵害或危险时,在可以报警求助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就属于不顾个人安危的急公好义和见义勇为。对此,民政部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明确指出,国家对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依法予以保护。

此外,保安、辅警等一般属于临时聘用人员,工资、福利等保障有时跟不上,他们如果受到伤害,如果没有制度兜底,极易落入凄惨境地。而具有正规编制的公安干警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伤害的,均有工伤保险等国家财政兜底,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保安、辅警等约定义务人员若因见义勇为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们的合法权益更应得到充分保障,必须为他们提供全面、持续、稳定的褒奖与抚恤。

让见义勇为者得到本该得到的保障和褒扬,这是人性和常识的回归,也是公平和善治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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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奉楚0Tue, 02 Jun 2020 02:18:00 GMTTue, 02 Jun 2020 10:00:00 GMT
<![CDATA[“干”新基建,民营企业“能不能”?]]>/101006/58153.aspx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金句——“谁能干就让谁干”,与一个热词——“新基建”,碰撞出火花。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继4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定调新基建要“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之后,再次释放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将更加开放,特别将向民营企业开放的强烈信号。让谁干首先取决于谁能干。面对万亿级的新基建市场,民营企业有没有能力干?有没有优势干?有没有意愿干?应该干什么?应该怎样干?本报记者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共同为民营企业如何参与新基建把脉支招。
1 能不能干?首先要看有没有能力干
●民营企业与新基建的关系“天然”“紧密”
●政府对新基建与民营企业的碰撞寄予厚望
记者: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中民营企业扮演的角色是否发生了变化?
庞超然(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简单地讲,新基建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将更加紧密,新基建更加需要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也更加需要新基建。新基建投资规模巨大,仅在5G、数据中心等领域,今年的投资总额预计将达到2000亿元和4000亿元,综合来看,2020年新基建投资规模将达1万亿元到3万亿元。考虑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新基建的投资全部由国企和国有资本来承担,既不现实,也不合理。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是新基建不可或缺的投资主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和困难,国家和各省加快布局实施一批新基建项目,激发巨大市场需求,可谓对民营企业雪中送炭,如能抓住机遇,不仅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有望抢占到下一轮竞争的先机。
张麒(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与传统基建相比,民营企业与新基建的关系更加“天然”和“紧密”。新基建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融合汇聚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技术性、专业性。民营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已有较多的布局和投资,其对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也较国企更加敏锐,更贴近用户,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此外,广大民营企业,特别中小民营企业还是新基建的主要用户和受益者,未来它们有望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数字化转型。
达捷(四川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事实上,信息化新经济在中国客观上已形成了以民营企业为主要市场巨头的蓬勃发展局面。新基建将极大地助力信息化新经济的升级发展,进一步挖掘数字平台型民营企业的发展潜力,充分带动它们所联系的众多上下游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发展。
盘和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民营企业在新基建中扮演的角色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从参与程度上来说,民营企业将是新基建的主要建设主体,从技术来说,民营企业不仅能干,还可能干得非常漂亮,有机会挑起新基建的大梁。但民营企业也有规模大小之分,参与方式和角色也因此各有不同。
记者:民营企业在新基建中扮演角色的变化,是否也折射出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新期待?
张志强(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任):是的。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可以说政府对民营企业与新基建的碰撞寄予厚望。广大中小企业充分参与新基建,将有助于调动更多资源,鼓励不同主体灵活开展合作,加速新基建建设进度。广大中小企业充分参与新基建还有利于带动和完善相关产业链,带动更广泛的就业,对落实“六保”任务,实现“六稳”目标是极大的促进。
盘和林:国家之所以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新基建,是期望这些“新鲜血液”提升新基建的效率。从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来看,民营企业的效率其实是优于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的资金运用效率更高,资源配置更加市场化。现在大型央企、国企都在搞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再一次印证了,民营企业对市场效率提升的帮助是巨大的。尤其在激励机制上,民营企业较国企更加灵活。比如,民营企业往往会选择股权激励的方式激励科技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建立更加通畅、开放的人才成长通道和平台。这些积极因素,都将持续降低民营企业在新基建领域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极大提升建设效率。
庞超然:民营企业之所以能提升新基建的效率,除了机制体制的差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民营企业生产并掌握了大量的信息数据,数据是新基建最重要的资源。数据越丰富,价值就越大。民营企业参与新基建建设,将极大提升数据的丰富程度,为进一步挖掘数据的价值,整合资源提供可能,从而让新基建作为一项长期性、方向性的发展规划,发挥出它的真正实力,更好更快地推动传统企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2 能不能干?其次要看有没有意愿干
●技术不确定性大,收益预期不足,民企观望合情合理
●改进PPP等传统模式,探索适合新基建的开发运营新模式
记者:“能不能”还包含一层意思,就是“愿不愿”。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不少民营企业对参与新基建仍然持观望态度。
张麒:从理论上说,民营企业参与新基建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但实际上,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着尴尬的处境,要分享新基建的红利并不容易。抢占新基建风口,国有企业有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往往对国企的水平和承担项目的能力更加信任。因此,不少地方的新基建项目可能还是主要由国有企业来建设,民营企业多作为项目的分包商和供应商参与其中。这可能会导致民营企业在利益分配机制上的话语权不足。
盘和林: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有一定技术壁垒,所涉的新技术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相关的应用场景也不够完善。这使得目前新基建的收益预期不确定性较传统基建更大,观望是情理之中的事。
庞超然:尽管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有所区别,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民营企业要参与,必然会遇到一些老问题。比如,有些地方在招投标时,虽然没有直接限制、排斥,但会在招投标法规政策文件、招标公告、投标邀请书、资格预审公告、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以及招投标实际操作中,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设置各类不合理限制和壁垒,把民营企业挡在门外。另外,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较高,融资渠道有限等问题,同样也会挫伤民营企业进入新基建的积极性。
记者:也就是说,要让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愿意参与新基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利益分享机制必须公平,二是风险分担机制必须完善?
张麒:没错,新基建的很多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公共产品投入大,但收益和回报却未必很高。要想民营企业乐意投身新基建,首要问题就是要建立更符合民营企业需求的利益分配模式,将新基建的公共产品收益转化成企业收益。比如,可以通过经营授权或“谁用谁付费”的模式,让民营企业收回投资成本,实现盈利。但也要注意,收费标准如果太高,将不利于刺激需求,更不利于构建健康的产业生态。
盘和林:今年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在调动民营企业积极性方面,显示出了积极的信号。比如,最近的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就是在尝试用市场化的手段,给民间资本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回报,降低风险,从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基建项目。具体来说,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新基建,必须发挥好产业引导基金、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作用,将能够盈利的新基建项目和机会推向市场,让民营企业看到机会、把握机会。我认为PPP模式是适用于新基建的,但相较于国外,我们的PPP模式还有很大的不足,更多的时候被地方政府当成了一种融资工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带来更大的风险,必须加强监管和约束。同时,必须建立民营企业合理的退出机制,让民营企业和资本,既进得来,又出得去,让民营企业的投资真正变成收益,才能打消它们的顾虑,对新基建充满信心。
达捷:与传统基建项目不同,新基建项目更依赖数字化及其他高新技术,需要具备相当技术实力的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建设并主导后续的商业开发。所以,现有BOT、PPP模式都须酌情进行调整改进。比如,可以借鉴XOD模式(是以城市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类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城市空间开发模式)的发展理念,创新适合新基建的开发运营模式,满足民营企业的利益分配和技术积累需求。
庞超然:除了必须设计一套好的盈利机制和规则之外,还必须解决民营企业面临的诸多不公平待遇,建立公平竞争机制,让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都能参与到新基建的建设中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老问题”,需要在机制体制上下功夫,提倡“竞争中性”原则才能解决。政府在设计和拟定新基建的规则时,必须消除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设置的不合理限制,让参与各方机会均等。比如,在项目招投标时,除了必要的技术参数外,不能在公司规模、设备、人员等方面做出不必要的限制,以此充分保障民营企业的参与权,不让“隐形门”“弹簧门”把民营企业拦在新基建的市场之外。
3 能不能干?还必须回答怎样干
●深耕擅长领域,发力应用场景创设,服务产业生态构建
●保持正确合理的预期,瞄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
记者:民营企业参与新基建,应该怎样科学地干?
盘和林:我认为,新基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为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民营企业要干好新基建,应该量力而行,不能头脑过热。首先,必须做最充足的准备。新基建有科技门槛,对资本的参与要求更高,民营企业要认真分析可行性,充分考虑杠杆率和投资回报率等因素后再入场。其次,参与新基建,民营企业应与国企相互配合,国企应集中发力新基建中回报期长的领域和项目,民营企业可主要选择参与回报更快的新基建项目,尽快获得收益。第三,要想让新基建庞大的硬件资源转化为有效的生产力,必须依靠强大的工业软件,这正是中国软件产业的短板。民营企业可以在软件产业领域进行积极探索,以现实需求为驱动力,研发可适用于新基建领域的应用软件和基础软件,让参与新基建建设的各方力量能够充分协同合作。
王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随着新基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技术将“解锁”更多新的细分应用场景。例如,5G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的结合,将实现垂直行业的深度融合,让无人驾驶、智慧城市、远程医疗等应用场景成为可能。因此,民营企业应深耕自己最擅长的核心技术领域,通过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完善现有应用场景,创设更多的新应用场景,以此满足消费者层出不穷的新需求,更好服务良好产业生态的构建。
庞超然:随着新基建建设不断深入,我们有望看到一大批投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新基建项目渐次落地。四川的民营企业,应当从电子信息等省内传统优势产业里发现与新基建的结合点,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中,承接好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领域相关配套环节的项目建设工作。同时,建议密切关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有关新基建的新动向,防止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
记者: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王昊:在新的机会面前,资本往往是盲目的、短视的、过分逐利的。民营企业必须有所警醒,避免新基建领域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民营企业在新基建领域的投资行为务必和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面对新基建带来的相关产品和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不能一哄而上,盲目扩大规模,忽视创新能力提升,导致高端产业低端化发展。
张麒:新基建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仍然较低,只占整个基建的10%到15%。民营企业参与新基建投资,要有正确合理的预期,不要贪大求全,广撒网乱布局。我认为,民营企业应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和技术优势,在新基建使用频率最高、应用需求最迫切的地方,集中力量优先布局投资,才能让企业看到新基建的巨大价值,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其中,形成良好生态,共同让新基建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盘和林:新基建所涉及的诸多科技,均属前沿,又正处于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中。这让投资新基建类似于风险投资,既存在成功后带来巨大效益的可能,也存在失败的风险。一旦失败,代价往往是由企业来承担。因此,民营企业必须关注“风口”背后的风险,在充分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找到技术和商业的最佳契合点,合理投入,切忌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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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舟 周明华0Tue, 02 Jun 2020 02:15:00 GMTTue, 02 Jun 2020 09:57:00 GMT
<![CDATA[习近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101003/58152.aspx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行稳致远,久久为功。

习近平强调,海南省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准方向、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抓紧落实政策早期安排,以钉钉子精神夯实自由贸易港建设基础。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支持海南大胆改革创新,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到2025年将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2035年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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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Tue, 02 Jun 2020 02:07:00 GMTTue, 02 Jun 2020 09:47:00 GMT
<![CDATA[韩正在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 把握好分步骤分阶段的实施节奏 扎实稳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101003/58151.aspx新华社海口6月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组长韩正5月31日在海口主持召开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审议有关政策文件,研究部署今年重点工作。

韩正表示,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党中央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战略决策。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握好分步骤分阶段实施的推进节奏,只争朝夕、扎实稳妥,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蹚出一条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路子。

韩正强调,要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形成一批阶段性成果。要把握好体现中国特色的重要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和战略路径前进。要把握好制度集成创新这个根本着力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行“极简审批”制度,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在贸易投资领域实施“零关税”、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等制度,做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化便利化。要把握好“一线”放开和“二线”管住的关系,有力有序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打好全面封关的基础。要把握好海南的优势和特色,发展科技含量高、生态环保、有海南特点的产业,加快推进重点功能平台建设,使之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支撑。要把握好“制度创新+优惠政策+法治规则”的重要安排,实化细化政策措施,把“总蓝图”转化为“实景图”。要把握好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要求,完善监管配套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以监管创新支撑高水平开放,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

韩正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法治保障和人才支撑,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向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胡春华、何立峰和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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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Tue, 02 Jun 2020 02:03:00 GMTTue, 02 Jun 2020 09:45:00 GMT
<![CDATA[栗战书主持召开第五十八次委员长会议]]>/101003/58150.aspx本报北京6月1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1日在京召开第五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的重要讲话和大会精神,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代表工作计划修改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彼此贯通,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实践性,为全党全国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提供了指引和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宝贵经验,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至上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人民用权、为人民履职、为人民服务;深刻把握“两个大局”之间的多方面、深层次联系,深刻体悟危中有机、化危为机的辩证关系,为推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提供坚实保障;紧扣今年党和国家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助力实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人大立法职能,助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丰富人大制度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

会议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形成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起到了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心聚力的作用,展示了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攻坚克难、奋勇前进的意志和决心,展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会议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助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下一阶段工作最重要的是抓好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把大会部署的各项任务一项一项落到实处,确保完成预定目标任务。

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就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代表工作计划修改稿作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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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Tue, 02 Jun 2020 02:00:00 GMTTue, 02 Jun 2020 09:43:00 GMT
<![CDATA[尹力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调研时强调 进一步扎实细致科学做好工作 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101003/58149.aspx

6月1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前往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调研防境外疫情输入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防控一线的各方面干部职工,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更加扎实细致科学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进一步强化、优化常态化防控,持续巩固全省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维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尹力实地查看了解国际航班落地后防疫处置流程,要求相关部门单位对工作再梳理,动态调整优化、不断完善从“国门”到“家门”的闭环管理措施,确保防控到位有效,持续加强对入境航班和人员的管理服务。随后,尹力主持召开座谈会,与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和疫情防控专家会商进一步加强境外输入疫情防控工作。尹力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省机场、口岸等战线干部职工和医疗疾控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扎实的作风和辛勤的工作,为全省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充分肯定。当前,全国全省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果进一步巩固,但境外疫情仍在扩散蔓延,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我们面临疫情境外输入的严峻形势,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防控疫情的策略和措施,做足应对复杂局面的思想和工作准备,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航空口岸各项防控工作,严格依法依规实施入境检疫、病人隔离和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等措施,坚决防止境外输入引发本地疫情反弹,决不让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前功尽弃。要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充分运用先进设施设备和技术手段,努力把入境人员检测、接运、治疗、隔离、留观等工作做得更加精准、更加有效,坚决守住“第一道防线”。要举一反三查找工作漏洞,千方百计抓重点、攻难点、补弱项,努力前移防控关口,织密后续防控网络,确保从“国门”到“家门”无缝衔接闭环管理。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信息共享、协作配合,全省各地特别是成都市作为口岸所在地要主动担当,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积极支持、配合,凝聚形成外防输入的强大合力。要加大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普及力度,及时公布疫情信息,回应群众关切。要加大对一线干部职工、医务人员的关心关爱力度,切实做好工作防护,实现工作人员零感染。

省政府秘书长张剡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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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胡彦殊0Tue, 02 Jun 2020 01:50:00 GMTTue, 02 Jun 2020 09:35:00 GMT
<![CDATA[四川省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大会召开 彭清华主持并讲话 尹力柯尊平邓小刚出席]]>/101003/58148.aspx


6月1日,四川省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大会在成都召开。省委书记彭清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有关团组审议讨论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充分认识去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抗疫斗争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显著成效,准确把握今年工作的目标任务和重大部署,积极对接和用好国家政策机遇,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抓好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省政协主席柯尊平分别传达全国两会精神及相关情况,省委副书记邓小刚出席会议。

彭清华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全国两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脱贫攻坚决战之年、实施“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的关键时期,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会议,审议通过了一系列工作报告及有关决定决议,成果丰硕,意义重大。抓好全国两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是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及时组织传达学习,扎实开展宣传宣讲,推动全国两会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彭清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代会内蒙古、湖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审议及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指导性、实践性、针对性很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我们准确把握、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确保圆满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坚定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彭清华指出,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这是全年工作一项重要的指导方针。要结合我省实际,坚决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在财税、金融、就业等方面对助企纾困、稳定就业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扎实抓好减税降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社保费“减免缓”等工作,统筹做好特殊群体就业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实际问题,让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有获得感,让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有获得感安全感。要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继续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汇报沟通,协助做好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深入推进“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扎实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支持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谋划建好成都东部新区、宜宾三江新区等省级新区及毗邻合作示范区、重大改革试验区和协同发展区等平台,落实一批重大合作项目,确保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略不折不扣落地落实。

彭清华指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积极扩大投资,瞄准“两新一重”、老旧小区改造等领域,努力争取更多抗疫特别国债、专项债券额度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抓住国家增加铁路建设资本金重大契机,加快重点铁路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加快推动消费回升,着力壮大“4+6”现代服务业体系,实施收入保障计划和消费提升行动,支持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多措并举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5+1”现代工业体系,着力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全面推进“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建好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不断夯实产业支撑。着力抓好农业生产,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围绕建设“10+3”现代农业体系,抓好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设施、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抓好生猪生产,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

彭清华指出,要依靠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激发新动能。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动重点领域改革突破,做好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稳步推进村级建制调整改革,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和政策支持。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加快推动“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抓好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开放大平台建设,积极争取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聚焦全面小康目标打好三大攻坚战。抓好凉山州脱贫攻坚挂牌督战,一体推进发现问题整改,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抓好脱贫成果巩固和防止返贫工作,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坚决夺取收官之战全面胜利。突出依法、科学、精准治污,打好污染防治“八大战役”,抓好突出问题整改,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切实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稳妥有效应对各领域风险,加强各类安全风险排查和防范处置,扎实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彭清华指出,要大力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支持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支持省政协依照章程履行职能,支持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推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加快依法治省进程,宣传解读好、执行实施好《民法典》,推进城乡基层治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确保全省社会大局稳定。要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梳理一批重大事项、重点项目和政策清单,争取更多纳入国家“大盘子”。坚持多规合一统筹做好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空间规划,加大对市(州)规划制定的指导,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驻川机构、在川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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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守帅摄影欧阳杰0Tue, 02 Jun 2020 01:44:00 GMTTue, 02 Jun 2020 09:30:00 GMT
<![CDATA[“防蓝光”究竟是护盾还是噱头]]>/101012/58146.aspx近期,不少学校选择用网课的方式让学生在家学习,因此手机、平板、电脑等成为学生的必备产品。家长普遍担心,长时间上网课,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视力。不少商家趁机打着“防蓝光”“防辐射”“防近视”等口号推出防蓝光眼镜,声称该类眼镜可有效保护视力。

5月1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在家上网课导致用眼过度的问题,给出了指导和建议。在发布会上,专家明确指出防蓝光和视疲劳与近视防控无直接关系。

然而,《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和实体店里,带着“防蓝光”“防近视”等标签的眼镜仍然受到学生和家长的青睐。

沾上防蓝光就好卖  月销量可达万余副

《法制日报》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以“防蓝光眼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有的商家月销量可达2.5万副,其中价格最低的仅需5.9元,最高的可达3781元。

淘宝数据显示,在选择防蓝光眼镜的价格上,33%的消费者选择了56元以内,60%的消费者选择了56元到169元,9%的消费者选择了169元到489元。

《法制日报》记者随机点开一家月销量超过2万副、防蓝光眼镜定价为69元的眼镜店,发现商家着重宣传产品“抗蓝光”“抗疲劳”“防辐射”“防近视”的功效。但在眼镜的详情介绍里面,卖家仅展示了镜片防蓝光的数据,并未对其功效作出直接说明。从该商家评论区的晒图和文字可发现,购买该眼镜的不仅有学生,还有中老年人。

这些打着类似宣传口号的商家客服均对《法制日报》记者称,他们所售的防蓝光眼镜能有效防止近视。

一位电商平台上的眼镜店客服说,防蓝光眼镜的作用是过滤来自电脑手机的蓝光辐射,有护眼功能,长期佩戴能缓解疲劳。对于经常上网课的学生来说,佩戴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

杨江(化名)是一名学生家长,他深信防蓝光眼镜对孩子有帮助。据杨江介绍,近年来,他身边有不少家长给孩子买防蓝光眼镜,有近视的,在配眼镜时基本都会选带防蓝光功能的镜片;不近视的,也会买一副平光的当作护眼神器。

“最近,我看到孩子要么一直捧着手机不放,要么拿着iPad一直玩儿,只能尽可能减少电子产品对他的眼睛造成伤害,所以就去眼镜店买了一副防蓝光眼镜。”杨江说,他不敢在网上随便购买,要先带着孩子去实体店试试看。

那么,线下眼镜店的情况如何?

《法制日报》记者又随机走访了某购物商场的眼镜店。与电商平台相比,实体店销售的防蓝光眼镜价格较高,且不同品牌的防蓝光眼镜价格差别很大。例如,国内品牌的价格一般在500元左右,进口品牌贵一点的价格可达上万元。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防蓝光眼镜价格也有差别,但主要是400元至1000元。

该眼镜店店员解释称,价格差别主要是由于镜片的厚薄造成的,与防蓝光功效的好坏无关。

据这名店员介绍,目前,市场上的防蓝光眼镜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膜层反射”技术的防蓝光镜片,即在镜片表面镀一层膜,减少蓝光反射;另一种是“基材吸收”技术的防蓝光镜片,即在镜片材料里面添加抗蓝光基材因子等特殊物质,以吸收蓝光。

“好一点的防蓝光眼镜不会把蓝光全部过滤掉,而是过滤有害蓝光,透出有益蓝光。”该店员说,“在日常生活中,购买500元左右的防蓝光眼镜就足够了。”

随后,该店员随机选择了一款防蓝光眼镜进行防蓝光测试。只见她拿出一只激光笔,照射在防蓝光眼镜上,过滤之后的蓝光明显减少,只能看见一个小蓝点。而不防蓝光的普通眼镜在进行上述测试后,穿透的蓝光无明显变化。店员称,测试的该款防蓝光眼镜可防止95%的蓝光。

《法制日报》记者又随机走访了另外几家眼镜店,发现都有防蓝光眼镜出售。多家店员称,最近购买眼镜的顾客基本上都是冲着“防蓝光”功能来的。看到《法制日报》记者戴着近视眼镜,有的店员还热心推荐了防蓝光镜片,称如今有很多消费者在配镜时都会选择防蓝光镜片,经店员推荐的成交率几近95%。在相同品牌、相同材质的情况下,防蓝光镀膜镜片的价格普遍要贵100元至300元。

蔡秦(化名)正在某高校就读硕士研究生,刚做完眼睛手术。由于经常要看电子屏幕,他担心视力受到影响,所以在朋友的推荐下购买了防蓝光眼镜。

在购买之前,蔡秦特意对防蓝光眼镜进行了了解,他知道防蓝光眼镜并不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可有效防止屏幕对眼睛的伤害,但是在佩戴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看屏幕时眼睛好像确实不怎么酸胀了”。

检测报告随处可买  防蓝光膜充斥市场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有些家长在售后反馈中留言称:“戴了防蓝光眼镜后,感觉到头晕、恶心、想吐。”

根据科普中国报道,蓝光的确有可能对某些眼部组织造成伤害,但蓝光的最大来源是阳光,其他来源包括荧光灯和LED灯。屏幕上的蓝光曝光量远小于太阳的蓝光曝光量,且目前市场上声称能保护眼睛免受蓝光影响的眼镜是缺乏有效证据证明的。

此外,在调查中,《法制日报》记者还发现某电商平台上,多个不同品牌的卖家针对其所卖的眼镜给出了相同的防蓝光检测报告,而某些商家给出的检测报告要么模糊不清,要么图片太小,无法辨认内容。

于是,《法制日报》记者又以关键词“检测报告”在某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发现有许多提供防蓝光检测报告证明的卖家,价格为50元至300元不等。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也有大量卖家提供此类证明。

除了防蓝光眼镜以外,《法制日报》记者发现,用于电脑、平板、手机等数码产品的防蓝光膜也是许多消费者的选择,价格为20元至600元不等。某防蓝光膜卖家称,其所售的价格为30元的防蓝光膜可有效保护视力,且适合夜间使用。

除了防蓝光眼镜、防蓝光膜,《法制日报》记者还发现,各大手机应用商城也提供许多防蓝光模式的软件,如夜光源、护眼大师、护眼卫士等。该类软件通过改变手机屏幕亮度和颜色,实现其所提供的防蓝光模式。

另外,安装了Windows 10系统的电脑也可提供一项名为“夜间模式设置”的功能,描述称“屏幕发出的蓝光会在夜间影响你的睡眠。开启夜间模式可减少屏幕蓝光,提高你的睡眠质量”。启用该功能后,屏幕亮度略微偏暗和偏黄。在安装Mac OS Catalina的苹果电脑上,也有与Windows 10系统相类似的“夜览”功能。不过,该功能并没有被描述为“可减少蓝光”,并且可由用户自行调节屏幕色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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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0Tue, 02 Jun 2020 01:47:00 GMTTue, 02 Jun 2020 09:28:00 GMT
<![CDATA[这个“救命神器”你会用吗]]>/101012/58147.aspx近年来,关于心脏性猝死的事件屡屡发生,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数据显示,心脏性猝死是我国心血管疾病的主要死亡原因,每年约有54.4万人因此离世,院外复苏成功率在1%以下。

今年两会上,如何防治心脏性猝死,以及被誉为“救命神器”的自动体外除颤器(以下简称AED)在公共场所的配置和使用问题,也成为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就此,记者日前专访了长期从事心脏性猝死研究和防治工作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吴林教授。

非专业医疗人员也可以利用AED来抢救心脏性猝死患者

人类的心脏像一台动力泵,把富含氧与营养的血液输送至全身每一个细胞。当发生心脏骤停这种致命性的心律紊乱时,心脏不能有效泵血,患者就会直面死亡的威胁。

“当心脏不能有效收缩、失去动力时,3~5秒就会眼前一片黑暗,8秒钟就会因为脑供血不足而失去意识,15秒钟就可能出现类似癫痫样的抽搐发作。”吴林介绍说,如果在4分钟内周边有人能立即呼叫急救系统,同时对患者进行心脏按压,最好借助AED这种简易除颤器进行心肺复苏,如此患者生存率可高达50%以上。“救治的时间每延误1分钟,生存的可能性就下降10%。”

他指出,如果不及时加以干预,持续4~8分钟以上即可因缺氧而使脑组织发生不可逆的损伤,随即很快死亡。即便侥幸心脏恢复跳动,也可能导致多器官的损伤,特别是脑损伤。

“一旦身边出现心脏性猝死的患者,一般表现为突然的意识丧失,呼叫没有反应。”对此,吴林提出可以挽救患者生命的措施——现场拨打急救电话120,同时对其心脏按压,最好是进行早期AED电除颤,“这样可使急救成功率提高3倍”。

何为AED?吴林介绍说,AED是一种便携式医疗急救设备,一旦打开,可自动发声指导操作的流程,自动检测心跳,并在需要时自动进行除颤,使用非常简单方便。国外在心脏猝死的高发场所,甚至国际航班上都配置AED。

“非专业医疗人员也可以利用AED来抢救心源性猝死患者,而有些公共场所的AED上标注‘需要专业人员使用’是不妥当的,影响了对患者的抢救,希望从法律层面上予以纠正。”吴林强调,如果想知道自己所在地区AED的存放地点,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搜一搜”功能搜索“AED导航”即可。

亟须普及AED配置并保障救人者权益

机场、火车站、地铁站、大型购物中心以及运动场所等公共场所,常常是心脏性猝死的高发地带,配置AED可以有效提高心脏性猝死抢救的成功率。

目前,我国AED配置数量过少、应用更少的状况普遍存在。吴林坦言,虽然在上海、深圳、大连等地的公共场所,AED的配置率增高明显,但就全国来说,各地公共场所配置的AED只有约2万台,每10万人拥有不到1台,远不能满足我国每10万人中超过41人发生猝死的急救需要。他建议,各级政府应该重视并支持AED的配置工作。

据悉,欧美国家AED的配备数量为每10万人超过400台,日本每10万人接近300台,我国香港地区为每10万人10台。

在公共场所完善AED的配置固然重要,但是对施救者权益的保障也不可忽视。吴林强调,应从立法上保障施救者的权益,豁免他们因为救人而需要承担的任何责任,更要从法律上避免被讹诈或带来麻烦——否则,即便安装再多的AED,无人敢对猝死者施救,也是起不到作用的。

“为提高整体急救水平,整合呼救反应系统、加强对呼救电话的定位能力都是进行快速救治的重要措施。”吴林补充。

提升公众现场急救意识和能力

心脏性猝死的现场复苏成功率,不仅取决于医生及医疗救护人员的急救水平,更取决于公众。“尤其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者认识水平、对急救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能否及时参与抢救并对患者进行初步心肺复苏。”吴林强调。

患者出现心脏性猝死后,目击者能够在呼救后及时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或者除颤是关键。“单纯等待急救人员到达只能降低复苏成功率,这种现象是我国公众现场急救意识薄弱、急救能力低下的表现。”吴林指出。

目前,大多数人获得急救知识的途径是通过媒体或者一些医疗机构的宣传平台,通过专业培训机构获得急救知识和技能演练的机会非常少。他建议,应该普及和推广心肺复苏急救知识,让急救常识成为公众的必修课,可以纳入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以及警察、消防员、警卫、乘务员、营业员等重点职业的入职培训课程,形成完整的教育培训体系,让更多人学会急救。

吴林最后强调,降低心脏性猝死的最佳方式还是预防其发生,包括对可能发生猝死的个人进行一级预防和对心脏骤停生还者进行二级预防。“对有家族猝死病史或者存在多重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高危人群,要积极进行猝死风险评估和个体化预防、治疗,以便有效降低心脏性猝死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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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振娅0Tue, 02 Jun 2020 01:48:00 GMTTue, 02 Jun 2020 09:28:00 GMT
<![CDATA[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攻坚克难]]>/109013/58145.aspx困难挑战越大,越要深化改革。从坚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到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再到强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对深化改革开放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作出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既定目标的关键一招。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农村改革,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许多富有针对性的改革开放新举措,聚焦重点难点发力,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重要着力点。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唯有以更大力度抓改革、以宽广胸怀促开放,方能危中寻机、化危为机,奋力开创发展新境界。

深化改革开放,要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上下功夫,大力破除积弊,释放发展活力。把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作为重点,不断打通堵点、补上断点,通过制度力量激发蛰伏的发展潜能,是赢得发展主动权的明智之举。要围绕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清除各种“梗阻”,以公正监管维护公平竞争,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创新创业创造打造更广阔舞台。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基本稳定,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深化改革开放,要运用创新思维解决新问题、把握新机遇。天下之事,非新无以为进。机遇和挑战并存,关键看我们如何应对、怎样作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免不了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不能抱着过时的老办法不放,而应因时因势谋划新对策,才能破局开路。当前,各种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要打破思维定势、摈弃陈旧观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既加强引导,又审慎包容,努力创新管理方式和治理手段,让新生事物更好地成长,让新动能加速壮大。

政策贵在务实,改革重在落实。人民群众、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是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尺。抓改革谋发展,就是要向着人民群众的需求去办,奔着市场主体的困难去做。各地各部门要算大账、长远账,也要算精细账,把各项改革举措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多做雪中送炭的实事,多办强信心暖人心的好事,让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有真真切切的获得感,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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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0Tue, 02 Jun 2020 00:31:00 GMTTue, 02 Jun 2020 08:16:00 GMT
<![CDATA[托育服务建设须快马加鞭]]>/109007/58144.aspx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养老、托幼服务。有两会代表委员指出,在人口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加剧的大背景下,每个孩子都应得到精心养育,做好托育服务是各级政府完善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增强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当前,我国托育服务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微观层面看,家庭养育最优但缺乏制度保障,家政服务是有益补充但不规范,托育需求旺盛但有效供给不足。宏观层面看,托育服务涉及业务领域众多,协同不力、市场无序、队伍缺失等问题较为突出。下一步,应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及相关政策文件基础上,加快完善托育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家庭后顾之忧。

笔者建议,应搭建涵盖健康营养、科学照护、安全保障、早期学习的综合性服务框架。现阶段应以0—3岁儿童及其家庭的合理需求为出发点,为儿童、家长、主要养育人提供适应其合理需求的服务,主要包括营养健康、科学养育、安全保障、早期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应明确家庭、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服务供给重点。家庭是第一责任主体,应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履行好养育职责。政府一方面要为最广大的家庭提高养育能力、开展早期教育提供宏观指导,营造社会环境,建设示范项目;另一方面要为特定儿童及家庭提供兜底保障和服务。市场力量按照市场规则,提供市场化的托育相关服务。产假、育儿假以及弹性工作安排都是有利于父母更好平衡工作和育儿关系的重要途径,下一步需在这方面积极探索并完善相关政策。

建立健全家庭主责、政府兜底、社会补充的经费投入与分担机制很有必要。家庭作为儿童养育的第一责任主体,承担大部分托育服务费用。当家庭遭遇困难时,政府履行保基本的兜底责任,社会提供补位性质的帮助和支持。政府保基本、兜底线,主要是负担政策保障对象的相关投入、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及运营费用、公益性普惠性服务的补助和补贴等。政府支出也可以发挥引导和带动社会投入的作用。应发挥卫生健康、教育、民政等部门的优势,发挥社会组织、社工机构、专业智库的作用,充分利用各部门现有的服务平台和基层阵地,加强合作、优化与提升。服务内容既要重视婴幼儿情绪和社会性、语言、认知等方面的指导,也要重视提供婴幼儿生长发育、营养、疾病预防等方面的指导。应特别重视对家长科学育儿的指导,教授家长具体、可操作的知识和方法,提高家长的育儿信心和能力。

在笔者看来,有必要加快公益性托育机构建设,重视困境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在社区层面发展一定数量的公共托幼机构和儿童课外看护服务机构,以满足不同情况家庭的现实需求。可以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提供更多的育儿便利条件。同时,要将困境儿童(特别是重病重残儿童)、经济困难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家庭优先纳入公益性的托育服务范围,并由政府进行兜底保障。在加强对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同时,未来应通过政策调整和服务支持,尽可能实现更多的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的父母待在一起,避免家庭责任缺失。

此外,还应加快制定托育服务领域的行政法规,逐步推动更高层级立法程序,明确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权限,制定准入标准和行业规范,优化收费和定价管理,建立行业运行监测评估体系和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依托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学前教育、儿童保护、社区工作、计生、妇联等领域的力量特别是基层一线人员,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建设专业化、职业化的托育服务人员队伍。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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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宇0Sat, 30 May 2020 03:10:00 GMTMon, 01 Jun 2020 16:24:00 GMT
<![CDATA[四川经济副中心建设研究]]>/109005/58143.aspx近年来,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我国不少省(区)相继建设了经济副中心。四川省鼓励绵阳、德阳、乐山、宜宾、泸州、南充及达州7个区域中心城市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本文对各地经济副中心城市进行比较研究,旨在为四川经济副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全国经济副中心城市建设情况

1.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已有14个经济副中心城市(见表1),分布在广东、河南、湖北、江西、甘肃、陕西和宁夏7个省(区),总体上看,呈现出五个发展特点:

(1)从地域分布看,经济副中心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长江中游、关中平原等主要城市群。7个建有经济副中心的省(区)中,位于东部地区的只有广东省,中部、西部地区各有3个省(区),中部为河南省、湖北省和江西省,西部为甘肃省、山西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

(2)从建设数量看,广东、宁夏和江西均有3个经济副中心,广东为珠海、汕头、湛江,宁夏为石嘴山、固原、中卫,江西为九江、上饶、赣州;湖北经济副中心有2个,分别为襄阳、宜昌;河南、甘肃、陕西经济副中心均只有1个,分别为洛阳、酒泉和宝鸡。

(3)从培育模式看,以政府主动培育为主。国内建有经济副中心的7个省(区),都出台了相关规划,明确了其地位。如《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2017-2030年)》明确提出以珠海、汕头和湛江为副中心。

(4)从发展趋势看,越来越多的省(区)开始培育经济副中心,而且很多已建有经济副中心的省(区)着手培育新的经济副中心。如河南在巩固提升洛阳中原经济副中心城市地位的同时,也在推动开封等新型副中心城市建设工作。

(5)从发展成效看,设置经济副中心对区域经济影响较大。宜昌、襄阳在2003年成为湖北经济副中心后,两地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由2005年的9.3%和8.7%上升到2018年的10.3%和10.9%。进而推动湖北在全国排名由2005年的第12位提升到了2018年的第7位。

2.建设经验

(1)制度上予以支持。一是高配干部,宜昌、襄阳市委书记均由湖北省委常委担任,在高层不断推动下,保证经济副中心建设热度始终不减。二是成立专职机构,研究和督办落实支持政策及措施,如陕西省设立了宝鸡副中心城市建设协调领导小组。三是下放功能权限,结合实际选择更为灵活的发展方式,如湖北省下放了工商审批等权限。

(2)功能定位上予以明确。在政府相关规划中,在明确经济副中心地位的同时,明确其功能定位,与主中心呈错位发展之势。

(3)政策资金上予以倾斜。如陕西省每年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宝鸡副中心城市建设。河南省与洛阳市合作设立总规模为500亿元的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支持洛阳市产业转型升级。

四川经济副中心标准体系分析

四川作为人口资源大省、幅员广阔、经济区特征差异明显,因此,有必要在环成都经济圈、川东北、川南经济区各培育一个副中心,最大程度辐射带动各个区域经济板块协同发展,提升全省经济整体高质量发展。

1.四川经济副中心推进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成熟的经济副中心城市建设标准体系,本文分析各省(区)经济副中心城市建设情况,同时结合四川实际,提出四川经济副中心建设标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综合实力强,主要体现为经济总量高,发展质效好。经济实力能够反映出经济副中心与主中心的互动能力和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二是创新驱动水平高,主要体现在科教水平方面。创新驱动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并服务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三是区位交通条件优,主要体现为与主中心距离适中,同时拥有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体系,实现经济副中心与主中心及周边城市的高效往来。四是城市发展潜力大,主要体现在拥有较大的城市发展空间、相当的人口规模以及优质的教育卫生医疗等配套服务设施,辐射和影响经济腹地范围较广。鉴此,笔者建立了四川经济副中心城市推进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4大类21项指标,其中体现经济综合实力的指标有10项,体现创新驱动水平的指标有3项,体现区位交通条件的指标有3项,体现城市发展潜力的指标有5项(见表2)。依据该指标体系,对省内7个经济副中心候选城市按照所在经济区进行了分析研究,综合评判。

(1)从成都平原经济区来看,候选城市中有绵阳、德阳、乐山3个位于成都平原经济区。绵阳更有条件率先成为经济副中心。一是从经济综合实力看,绵阳市在总量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有很大的领先优势。2018年绵阳地区生产总值总量领先德阳89.92亿元、乐山688.73亿元。发展速度方面,2018年绵阳市增速为9%,与德阳市持平,领先乐山0.3个百分点。发展质效方面,2018年绵阳市城镇居民收入为3.44万元,领先德阳0.02万元、乐山0.07万元,农村居民收入高于乐山,比德阳市低0.05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高于德阳0.1个百分点,比乐山低1.4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利润总额方面,绵阳与德阳、乐山有一定差距,德阳、乐山分别是绵阳的2.52倍、1.44倍。二是从创新驱动水平看,绵阳相较于德阳、乐山领先优势较大。2018年绵阳市R&D经费投入高达152.4亿元,投入强度为6.61%,分别是德阳市、乐山市的2.67倍、10.16倍,专利授权量6651件,高新技术企业272家。三是从区位交通条件看,绵阳虽距离成都120公里左右,但其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德阳距离成都60公里,距离过近;乐山距离成都130公里左右,虽较为合适,但其在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等方面不如绵阳,而且乐山至今还没有机场。四是从城市发展潜力看,绵阳2018年末常住人口、城区建成区面积、城镇化率、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及高等院校在校生等指标都要高于德阳和乐山。

(2)从川东北经济区看,南充比达州更有优势。一是从经济综合实力看,南充的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非农产业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及规上工业利润总额等8项指标高于达州,仅有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2项指标低于达州。二是从创新驱动水平看,南充在R&D经费投入强度、专利授权数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方面都要优于达州。三是从区位交通看,达州距离成都超过400公里,难以具备承接主中心外溢功能。南充距离成都250公里左右较为适宜。民航吞吐量以及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方面,2018年南充分别为94.29万人次、543.17公里,领先达州44.29万人次、119.58公里。四是从城市发展潜力看,2018年南充城区建成区面积达145平方公里,是达州(100.3平方公里)的1.45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和高等院校在校生等指标也都要高于达州。

(3)从川南经济区看,宜宾比泸州更有条件率先建成经济副中心。一是从经济实力看,宜宾地区生产总值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规上工业利润总额6项指标高于泸州市。其中,2018年宜宾地区生产总值总量2026.37亿元高于泸州(1694.97亿元)331.4亿元,规上工业利润总额372.28亿元,是泸州市(171.72亿元)的2.17倍。二是从创新驱动水平看,2018年宜宾在专利授权量(1724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52家)方面分别比泸州(1787件、85家)少63件、33家,但在R&D经费投入强度方面,宜宾高于泸州0.48个百分点。三是从区位交通条件看,宜宾是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四川省南向开放枢纽,2018年民航吞吐量为97.49万人次,领先泸州73.98万人次,随着宜宾五粮液机场正式通航,联通效力会更强。四是从城市发展潜力看,2018年宜宾常住人口高于泸州,其他指标如城区建成区面积、城镇化率、高等院校在校生方面稍逊于泸州,但差距并不大。

2.制约因素

(1)与省外发展较好的经济副中心比较,四川建设经济副中心存在四个方面差距:一是经济综合实力差距明显。从地区生产总值看,2018年绵阳、宜宾和南充经济总量分别为2303.82亿元、2026.37亿元和2006.03亿元,非农产业比重分别为86.9%、87.8%和81%。而洛阳、宜昌和襄阳地区生产总值都超过4000亿元,最高的洛阳达到4640.8亿元,分别是绵阳、宜宾和南充的2.01倍、2.29倍和2.31倍;非农产业比重大都超过90%,最高的珠海市达到98.3%,分别比绵阳、宜宾、南充高11.4个、10.5个和17.3个百分点(见表3、表4)。二是创新驱动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专利授权量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方面。2018年绵阳、宜宾、南充专利授权量分别为6651件、1724件和1442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为272家、52家和52家。同年珠海专利授权量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为17090件、722家,专利授权量分别是绵阳、宜宾和南充的2.57倍、9.91倍和11.85倍。三是联通能力尤其是民航及高速公路建设方面较弱。2018年四川省北向、东向、南向交通枢纽绵阳、南充和宜宾民航吞吐量分别达到393.9万人次、94.29万人次和97.48万人次;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412.27公里、543.17公里和258.55公里。同年珠海民航吞吐量达到1122万人次,是绵阳的2.85倍;高速公路方面,襄阳、宜昌和九江都超过了600公里,江西赣州更是高达1490.26公里,是南充的2.74倍。四是城镇化率方面差距尤为明显。2018年绵阳、宜宾与南充城镇化率分别为52.53%、49.64%及48.1%,只有绵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2.29%)0.24个百分点,宜宾、南充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但是洛阳、宜昌与襄阳已步入“60%”的大关,珠海达到90.08%,而经济总量远不如四川7个经济副中心候选城市的石嘴山2018年城镇化率也超过了70%。

(2)四川建设经济副中心城自身的不足。一是顶层设计等保障性执行措施不足。与其他省(区)“指定”经济副中心的方式不同,四川是引导区域中心城市争创副中心。但经济副中心建设标准条件确定和权威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等顶层保障性执行措施的暂时性缺位不利于

全省经济副中心建设。二是经济规模普遍不大,且与主中心差距逐年拉大。经济副中心城市必须具备一定的体量和规模,在经济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之间形成梯次型联动格局。四川建设经济副中心城市经济总量需要达到3000亿-5000亿元。但目前,候选城市中经济总量最高的绵阳不过2300亿元左右。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9%左右测算,至少需要4-5年才能达到总量目标。其他经济总量小于绵阳的要达到这个目标所需时日更长。此外,虽然近年候选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快于成都,但总量仅相当于成都的1/9-1/6,且差距逐年拉大。三是产业结构不优,部分城市主导产业竞争力不强。2018年候选城市中非农产业占比均未超过90%。从支柱产业看,襄阳、宜昌支柱产业都有汽车、装备制造等,与绵阳、德阳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产值却存在差距,2018年襄阳汽车产业实现产值2149亿元,而德阳仅为206.3亿元。同时,同质化竞争较为明显。从各地十三五规划主导产业来看,7个经济副中心候选城市规划均将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作为主导产业,相似度较高。四是互联互通能力不足,开放水平不高。各城市间铁路网络覆盖不足,尤其是高铁运营里程不足、等级偏低,候选城市与全国主要经济中心城市交通通达度不高。宜宾、泸州拥有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但是受限于下游地区航道等级和三峡船闸制约严重,通航能力较弱。2018年,候选城市中除绵阳、泸州外贸依存度在10%以上外,其他城市均较低,其中,德阳、乐山在5%左右,而南充、达州尚未突破1%。反观九江、上饶、洛阳等经济副中心,外贸依存度都已达到15%左右。五是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2018年候选城市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9.58%),仅有绵阳(52.53%)、德阳(52.4%)城镇化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2.29%),达州与全省平均水平相差近7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根据各省(区)统计公报及年鉴整理,下同。

注:“-”代表数据未公布或没有此方面数据。

政策建议

1.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推动经济副中心建设工作

一是高规格组建“四川经济副中心建设协调领导小组”,明确经济副中心发展目标、功能定位、建设标准及评价方法,引导候选城市完善发展思路和规划。二是建立省级部门、候选城市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规划产业布局、交通建设等领域重大事项。

2.优先考虑重大产业布局,壮大城市综合实力

一是在重大产业项目布局方面,根据候选城市综合情况,优先向其倾斜。同时在基础设施、要素保障和人才发展等方面出台具体支持举措。二是制定负面清单,下放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增强候选城市发展自主性。三是通过搭建与主中心协同发展平台、共建协同发展试验区、探索利益分享机制等,深化与成都的全方位合作。

3.依托城市自身资源要素,差异化发展主导产业

一是围绕“5+1”现代产业体系①,依托候选城市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按照差异化协同发展原则,明确候选城市发展方向。同时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着力优化调整候选城市产业结构。二是加快制定全省重点产业空间布局规划,明确2-3个产业主攻方向,由省级层面统筹布局重大产业项目,以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

4.畅通城市对外联系大通道,提升开放水平

一是加快打通候选城市直达全国主要经济区的高铁出川大通道。不断完善城际快速路网、支线运输机场布局。整合泸州、宜宾和乐山的港口资源,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二是以四川自贸试验区开放合作平台为抓手,如支持有条件的候选城市设立国家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港及口岸机场等,提升开放水平。三是健全招商机制,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着力构建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5.积极探索候选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一是支持候选城市以优化空间结构、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为重点,加快推进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为承接重大产业项目落地预留空间。二是以体制改革为抓手,搞活城市建设。可尝试将城市建设、管理权限按照属地原则有序下放到县(区)。三是抓好中心城区建设和管理。统筹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科学规划和布局中心城区功能,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着力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切实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要素集聚能力和科学管理能力,进而增强区域辐射、吸纳带动能力。四是加快县城和特色小镇建设。全面提升中心城区、县城、特色小镇与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水平,培育打造一批商贸、旅游、工业、农业及文化强镇。

注释:

 ①“5+1”现代产业体系:“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五个支柱产业和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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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全红 赵倩倩0Mon, 01 Jun 2020 08:19:00 GMTMon, 01 Jun 2020 16:04:00 GMT
<![CDATA[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文版出版发行]]>/101002/58142.aspx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日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85篇。该书日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我国外交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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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Mon, 01 Jun 2020 07:16:00 GMTMon, 01 Jun 2020 14:57:00 GMT
<![CDATA[四川:关爱保护儿童 今年办10件实事]]>/101003/58141.aspx记者近日从民政厅获悉,为切实维护儿童合法权益,省儿童关爱保护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台《2020年全省儿童关爱保护保障工作10件实事工作方案》,包括落实兜底保障政策、维护受教育权益、强化康复服务、打击违法犯罪等10个方面。

落实兜底保障政策方面,我省将实施“儿童福利信息动态管理精准化提升年”专项行动;全面落实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及时足额发放基本生活费;为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政策等。

维护受教育权益方面,我省将加强控辍保学,确保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落实好全省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

强化康复服务工作方面,我省将为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儿童提供手术、康复训练、辅具适配等救助,将符合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纳入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范围。

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方面,我省相关部门将加大对失职父母的批评教育、训诫、处罚和警示宣传力度,依法追究失职父母或侵害人的法律责任,依法打击故意或者恶意不履行监护职责等各类侵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推进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信息库建设,依法严厉打击教唆、诱骗、组织、强迫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对监护人恶意逃避监护责任,骗取国家补助资金的违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落实强制报告义务方面,针对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或失踪、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责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疑似遭受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的,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及其工作人员负有强制报告责任,必须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

此外,还将做实法律援助工作,简化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请程序,为儿童案件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强化宣传教育引导,把家庭监护纳入家庭教育重要工作。加强基础能力建设,支持村居妇联主席兼任儿童主任,在乡镇和村居配齐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推进专题项目工作,其中深入推进“童伴计划”扩面提质,2020年项目村力争达到1000个。开展关爱服务活动,组织留守儿童到父母务工地开展探亲夏令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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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丹0Mon, 01 Jun 2020 07:12:00 GMTMon, 01 Jun 2020 14:54:00 GMT
<![CDATA[彭清华祝全省少年儿童“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101003/58140.aspx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彭清华代表省委,向全省各族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良好祝愿,向为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辛勤工作的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彭清华指出,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非同寻常。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中华民族再次在重大危机面前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我省广大少年儿童也为之作出了努力和贡献,经受了教育和锻炼。昨天,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全国广大少年儿童,勉励大家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炼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少年儿童的关心爱护,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彭清华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希望全省广大少年儿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和殷切嘱托,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从小学习做人、学习立志、学习创造,学好文化知识,练就强健身体,提高综合素质,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站在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关心重视支持少年儿童工作,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各级团组织、少先队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自觉肩负起为党育人的神圣使命,把广大少年儿童团结好、教育好、带领好,大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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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守帅0Mon, 01 Jun 2020 07:11:00 GMTMon, 01 Jun 2020 14:52:00 GMT
<![CDATA[以政府“紧日子”助百姓“好日子”]]>/109011/58139.aspx“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人大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政府过紧日子是全国两会的重要部署之一,各级政府和部门必须把“紧日子”作为严格纪律,坚持节用裕民,把政府日子过得更紧、让百姓生活过得更好。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受到影响,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较为困难。同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力保障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财政支出仍要保持一定强度,财政收支矛盾加剧。

面对减收增支压力,坚持政府过紧日子成为必然选择。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本来就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这个特殊时期突出强调,更加凸显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比如,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中央本级支出下降0.2%,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地方财政要继续压减“三公”经费,严控会议差旅、咨询培训、论坛展会等经费。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对过紧日子的各项要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严格落实到位,要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执守简朴、力戒浮华,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要让日子真正“紧”起来,绝不能敞开口子花钱,坚决把该压的压下来,该减的减下去,把过紧日子作为习惯和常态。

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财力虽然紧张,但民生问题马虎不得,要切实兜牢民生底线,把压减出来的资金,用于加大对疫情防控、三大攻坚战、“三农”等重点领域的保障力度,用于更好落实减税降费,确保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让百姓、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我国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特别是一系列财政政策力度空前,比如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达到3.76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3.7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这些“万亿元级”的资金安排,容不得“大手大脚”,绝对不能浪费。

理财之道,不仅要勤俭节约,还要善于精打细算、提高效率。对于这些宝贵的资金,要优化支出结构、强化绩效管理,切实提质增效,把每一笔钱都用在紧要处、刀刃上,花出最大的效果。特别是要把“六保”放在突出位置,将今年扩大财政赤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增加的财政资金,全部用到市县基层,为稳就业保民生提供支撑。

2020年是我国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同时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各级政府要切实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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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金华0Mon, 01 Jun 2020 02:45:00 GMTMon, 01 Jun 2020 10:26:00 GMT
<![CDATA[让孩子们拥有更好的世界]]>/109011/58138.aspx在疫情防控中,我们看到了爱国主义情怀,看到了团结就是力量,看到了科学和专业的价值,看到了信仰信心、大爱大义的可贵。疫情还带给我们对于生命以及生命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启示我们自觉把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紧密结合……所有这些内容,孩子们有的亲眼目睹,有的亲身经历,有的还需要我们耐心而智慧地告诉他们。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对每个孩子来说,这都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日。2020年有多么不平凡,这个儿童节就有多么不简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看着孩子们在阳光下撒欢儿,我们有一些庆幸,更多的是坚定:一定要给孩子们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孩子们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

目前,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走出家门,有序进入学校,在明亮的教室里认真学习。阴霾慢慢散去,但疫情注定会留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甚至会对他们的成长和人生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也决定了,今年儿童节无法回避“疫情”这个背景。快乐是成长的主题,快乐也是儿童节的主题,强调疫情的背景,关注疫情带来的影响,无损于儿童节的快乐主题,这是一种有内涵的快乐,对于孩子的成长和人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场疫情到底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什么影响,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到底想要给孩子们传达什么。疫情防控中涌现出来许多感人的事例,这是最生动的教材,是孩子成长的最好营养品。在疫情防控中,我们看到了爱国主义情怀,看到了团结就是力量,看到了科学和专业的价值,看到了信仰信心、大爱大义的可贵。疫情还带给我们对于生命以及生命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促使我们培养良好的品行和习惯,启示我们自觉把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紧密结合……所有这些内容,孩子们有的亲眼目睹,有的亲身经历,有的还需要我们耐心而智慧地告诉他们。

日前,全国妇联、中央文明办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各地和各部门开展“六一”儿童节系列庆祝活动作出部署。通知指出,要厚植广大儿童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广大儿童的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营造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家庭、社会环境,加强对特殊儿童群体的关心关爱。所有这些工作,正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更有内涵、更有意义的儿童节。

我们今天想让孩子体会的内涵和意义,也是我们希望孩子未来能够拥有的财富和价值。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最好的教育就是享受童年的乐趣,在阳光下快乐成长。而最好的教育,从来都是身体力行。正如有人所说,一个整天捧着手机的家长,如何去要求孩子好好学习,一个消极颓废的成人,又如何给孩子心中种下阳光。我们作为教育者和监护者,自己更应该深入反思——我们到底能为孩子做些什么。

有人说,一些成年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想要孩子做到的,自己根本就不去做。尤其是那些想要伴随孩子一生的价值观,成年人如果自己都不怎么相信,更不去坚守,又如何对孩子提出要求?当我们教育孩子时,在很多方面其实也是在向孩子学习——正如纯真、质朴、自信、阳光等优秀品格,不应该随着年龄增长而消逝,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保持“赤子之心”。

100多年前,鲁迅先生感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话题至今仍不过时,而且可以扩大为“我们现在怎样做成年人”。设立国际儿童节的初衷,是为了悼念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利。从保护儿童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太多太多,我们需要改变的也有太多太多。像要求孩子那样要求自己,经常以孩子为师,学习他们身上的美德,尽最大的努力让这个世界永远充满阳光,让孩子们永远在阳光下快乐成长……这都是成年人应该做到的。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参与者,美丽的花朵就应该在阳光下成长。在这次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孩子们也经历了一段特殊时期。他们看到了众志成城、迎难而上,他们也积极参与,展示了良好风貌。让孩子们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既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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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0Mon, 01 Jun 2020 02:43:00 GMTMon, 01 Jun 2020 10:25:00 GMT
<![CDATA[“新农商”将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主力军]]>/109011/58137.aspx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发言时表示,他在调研中发现,疫情期间,很多滞销农产品通过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得以售往全国各地,并和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在全国100多个县率先开启“政企合作,直播助农”新模式,帮助农户、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新农商”既是农民,又是电商,对于脱贫攻坚,对下一步的乡村振兴,都是大有可为的。

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是新时代农村产业发展理念的关键转变,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兴旺产业,关键在人。简单地说,就是要把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商”。

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比较薄弱,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模式是基本的国情、农情。由于技术欠缺、信息不灵、渠道不畅,小农户在农产品的种植、加工、销售、运输等产业链环节,均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优质农产品生产出来了却运不出去,运出去了却卖不上好价钱是普遍现象。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上,如果农产品不受消费者欢迎,就会频繁出现丰产不丰收、“谷贱伤农”的结果,最终使农业生产充满风险,农民增收难度很大。因此,尽快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将新时代的“农商”理念引入农村,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链的有机链接,就显得迫在眉睫。

如果说谋求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改变是从供给侧为“新农商”诞生提供了内生动力,那么消费升级的历史机遇则从需求侧为“新农商”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吃饱”这个最低层次的需求,在饮食上追求美味、营养、绿色、有机、安全和品牌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特点。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普及以及移动支付、快递众包、拼团购物等商业模式的革新,人们对高品质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更是被充分激发出来,各路物流和电商平台已然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展开布局。特别是在当前的疫情期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农商”在农资供应、产品销售和脱贫攻坚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加速了自身的成长。

新时代造就了“新农商”,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还需要更多的“新农商”。由传统农民向“新农商”转变,不只是外在身份的转变,更是深层次内在思维方式的转变。农业经营是一门技术活,电子商务更是需要技巧和方法,敏锐的市场嗅觉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本领,培育“新农商”,就是要培育一大批懂农业、懂电商、懂市场的新时代复合型农业人才。

懂农业是使“新农商”立足行业的基本功。“农商”首先是农民,作为农民,最可贵的精神还是勤恳、本分地经营农业生产。现代农业不仅仅是数量农业、糊口农业,更是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发展高品质农业,离不开“科技兴农、绿色优质”的质量意识。特别是在当前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有特色、无公害的优质农产品是立足市场、赢得口碑的根本保证。“新农商”要懂得用“工匠精神”打造农产品,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切实防范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新农商”还应懂得借助政策的力量,主动对接科技下乡,充分利用生产补贴,积极应用农业企业、合作社和科研院所培育研发的新品种,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土地流转、股份合作、统防统治、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农业一体化经营和生产性服务,提高农业生产质量与效率。

懂电商是为“新农商”打开销路的通行证。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今,网络技术打破了信息屏障,降低了市场信息传播和获取的成本。然而,网络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电子商务本身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需要学习相关的上网操作,尤其是对文化水平并不很高的农民,更需要对其加强培训,使他们能够得心应手地掌握电商销售技巧方法,让各类互联网应用为自己服务。此外,各地应加大财政投入,狠抓农村大数据中心建设,支持供销合作社、邮政快递企业等在农村建立物流服务网点,加强村级电商服务平台建设,集中打造地域电商品牌,有效推动农产品进城。

懂市场是让“新农商”赢得竞争的护身符。市场信息瞬息万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从浩繁的信息中去粗取精,把握住产品的卖点、销售的热点和消费的痛点,是让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农产品本身是同质化很强的产品门类,但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又变得极具差异性,这就需要农业经营者能够把产业链梳理清楚,打通农产品与市场的隔阂,能够及时了解市场动态、消费者喜好。这种对市场有着极度的敏感力,对产品有着很深的了解的新型农民人才非常少。对此,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要在充分研究分析当地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内外部环境、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引导“新农商”根据产业特点和市场情况自主决定产业发展,为他们在市场上保驾护航。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为乡村培养懂农业、懂电商、懂市场的“新农商”,符合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人才需求。可以预期,在乡村振兴中,一批又一批的“新农商”将为连通供需、融合城乡、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作者:邹一南,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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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一南0Mon, 01 Jun 2020 02:42:00 GMTMon, 01 Jun 2020 10:23:00 GMT
<![CDATA[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109011/58136.aspx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在当前背景下,我国政府把稳外贸稳外资作为重要的工作抓手,对推进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外贸外资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稳外贸稳外资是“六稳”的重点,与促进“六保”密切关联。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受到冲击。当前境外疫情仍在扩散蔓延,国际经贸活动受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已经深入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和影响,我国的外贸外资发展遭遇不小的挑战和风险。1至4月我国外贸外资总体上是下降的,但是4月份开始出现回升,这说明通过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稳外贸稳外资是可以实现的。

当前我国外贸外资逆势回升的态势明显,但是依然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从外资领域看,疫情使得国际投资锐减,但是国家间招商引资竞争依然激烈。从外贸领域看,我国在抗击疫情同时,3月份开始逐步复工复产,现在基本上满工满产,但是由于国外疫情日益严重,国际市场需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需求萎缩,外贸订单持续减少,这成为当前我国外贸恢复增长的硬性外部约束,充分说明稳外贸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目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和世界贸易仍然处于低迷状态,为了巩固稳外贸稳外资的已有成绩,促进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我国政府将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韧性较强的经济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优势,采取以下有力措施:

一是稳住外贸外资的主体,即通过采取多项“安商惠企”综合措施,稳住外资企业和外贸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从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供应链、产业链、人才等方面予以优惠政策支持,降低外贸外资企业的经营压力,激发企业活力。

二是积极扩大开放,释放外贸外资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从外资方面看,主要是继续大幅压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制造业、农业领域的开放水平,继续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全面落实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要以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为契机,完善外商投资促进、保护、管理的各项制度,全面落实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原则,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从外贸方面看,主要是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降低进出口企业的风险,同时发挥我国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支持出口转内销,积极扩大进口,筹办好第三届进博会。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提升国际货运能力。此外,还要继续推进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三是继续推进全球化深入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我国将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我国将继续遵守市场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加快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疫情之下全球化将继续推进,但又将出现很多新特性。应从新的现实出发,协同其他国家共同探索新的全球化系统解决方案,弥合矛盾与冲突,解决不足与问题,造福人类、造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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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菲0Mon, 01 Jun 2020 02:39:00 GMTMon, 01 Jun 2020 10:21:00 GMT
<![CDATA[2020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101004/58135.aspx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陈炼)5月28日,“2020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于信汇、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滕俊杰、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徐锦江以及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新闻界人士出席了现场研讨会。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汤蕴懿主持。

全方位展示上海文化发展

于信汇提出,从研究本身来讲,编写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是一项重要的本职工作。将我们的历史记录下来,把重点的话题说清楚,对未来的研究提出设想是我们研究人员的责任。蓝皮书全方位的展示了上海文化发展,作了全景式的记述,全景式的研究,全景式的分析以及全景式的展望。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蓝皮书的编写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传统,17个研究所都有自身研究领域蓝皮书的发布,其角度不同,专业领域也不一样。蓝皮书既是我们的研究平台,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平台,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既是参与者也是具体的实践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不应简单的变成书斋里的研究,而是期望大家能够“走出去”,能够介入到学术交流、相关领域的工作实践中去。

滕俊杰表示,2020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除了疫情之外,也是上海要基础建成文化大都市的年份。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用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的方式,每年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建树,为国际化大都市真正的创立做了专业的梳理和发布展示。上海有着充分文化积淀,充满着人文故事,能感受到文化的涌动,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我们应用各种形式把它一条条的展示出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跟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合作,跟文学所的合作,布局未来发展,为整个上海真正的致力于世界国际文化之林作出我们的努力。

王为松认为,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致力于体现整个文化的发展,也拓宽了文学所研究辐射的领域,把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整个城市发展诸多问题、时代热点与国家战略能够更好的融合起来。今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同时更应该看作是“十四五”的起步之年。传统的出版业或者是文化产业的布局应考虑好自身的未来发展。一个城市里面应有书店的灯光,有周末讲座的去处,这会给这个城市的今后带来深远的影响。我们应继续大力倡导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寻求符合当下时代发展的艺术表现方式,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能够跟世界对话。

徐锦江表示,蓝皮书不光是我们文学所,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也是整个上海文化系统的一个品牌,其影响力已走出国门。文学所致力于文化和文学双轮驱动,经过长期的耕耘和发展,蓝皮书从一本发展到七本的规模,成为了高端智库将基础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决策、实践应用结合得比较好的体现。蓝皮书本身的定位,是立足上海,辐射全国,连接世界,其体现了主流的导向,专业的研究和现实的建议。另外,前瞻性也很重要,蓝皮书应以超前的角度思考我们年度的状况,能够把握到趋势和动向,这样才能起到高端智库的作用。我们还要继续对蓝皮书加大宣传报道的力度,扩大其社会传播力和影响力。

发挥专长打造高端智库产品

会上,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总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荣跃明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公共文化研究室主任郑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占彪,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艳丽,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俗与非遗保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毕旭玲等执行主编简要介绍了7本蓝皮书的主要内容。

荣跃明表示,我们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应当拥有自己的产品,我们力求把这套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打造成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智库产品,体现其特色,当然也体现整个文学所研究的专长。在书籍的编写过程中,年轻的同志可以锻炼自身才干,增加自己的见识,深化自己的研究。蓝皮书同时也是一个平台,能够更广泛的联系上海市的同行、业界,包括管理部门的方方面面。我们应深耕文化领域,持续对正在发生的文化进展进行深入的了解,大家亟需一起努力,将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不仅成为文学所的品牌,也打造成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品牌,甚至是上海的品牌。

郑崇选提出,本年度的上海文化发展报告以新时代的上海文化发展为主题,深刻辨析了上海文化在即将开启的“十四五”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重点关注了文化发展领域的关键问题,研判新时代上海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方位,并提出了我们所研究的前瞻性发展路径。总报告聚焦文化创新力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型,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比较简单的梳理,深入思考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痛点问题,提出了“以文化创新力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动能转型”的时代命题。本年度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比较集中地关注了“率先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样一个主题,系统梳理了上海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历程,工作的成效,主要的做法。报告站在“十四五”规划的前期,分析了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仍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由率先基本建成向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陈占彪表示,今年的文学发展报告涉及人民文艺、网络文学、生态文学三方面。在人民文艺方面,文学在此次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报告认为,人民文艺的创作是要有立场的,题材可以没有禁区,但艺术要有高下,而且境界应有大小。网络文学方面,2019年或将成为动漫元年,网络文学及其衍生已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生态文学作为生态文明和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个延伸。我们发现,生态文学不只是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的纪实类的写作,而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警惕和限制,反思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和行为。

花建认为,文化产业蓝皮书这次的主题是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紧扣国家和市委市政府领导提出的“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作为主题来展开,体现了立足上海,辐射全国,展望世界的学术品位和研究成果。报告共分6个栏目,分别是打造创新生态,促进文化消费;结合数字经济,优化创新格局;开发新兴领域,推动遗产转化;建设演艺都市,加强产业集聚;扩大对外贸易,促进文化消费;推动文化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我们将其共同汇聚到文化产业蓝皮书中来概括,来分析上海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方面的新经验和新举措。

刘春提出,疫情对电影产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短期来看,直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但从中长期来看,也是倒逼电影产业的改革升级。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内在向好的趋势没有变,电影产业迅速恢复提升具有坚实的基础。上海电影产业优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知名影视创作机构的集聚,跨媒介IP的联合开发,流媒体带来的产业增长等优势,都表明了上海电影也是向阳而生,未来可期。

李艳丽表示,疫情对文化交流“走出去”和“引进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化交流蓝皮书包含四个常规的板块,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上海“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平台建设,国家形象与对外传播以及港澳台文化交流与实践。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互学互鉴应基于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作为“一带一路”文化领域桥头堡的上海,大力推进了“一带一路”城市间文化交流合作,积极创办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论坛、研讨会、交易会、博览会等平台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疫情的发生使日常生活受到影响,世界命运共同体如何更好开展文化交流等问题将会是2021年度关注的重点。

毕旭玲认为,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报告所确定的一个主题是推动长三角非遗一体化保护与发展。这是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在当前以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长三角非遗保护的方向。我们发现,非遗的很多体制机制的建构是不完善的,包括非遗自身的生存机制的建设并未完成。非遗的保护缺乏跟现代社会的互动,其生存不能只靠国家拨款来勉强维持。另外,应考虑非遗传承人的接班人问题以及传承能力的建设。另一个问题是文旅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着的遗产,从生产性保护的角度讲,我们可将其作为很好的文旅融合的切入点,有些非遗项目可以从文化性的引领、文化性的吸引、旅游性的整合着手,可以进行一些商业性的运作,成为非常好的文旅结合的主题。

展望上海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的品牌产品,由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编,已经连续出版逾十载,被列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和上海“两会”的指定选送书目。《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2020)》聚焦上海文学、文化、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电影产业、文化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7大领域,权威发布上海文化发展领域的热点和重点问题,概括、展望上海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

当代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上海文化发展报告(2020)》以“新时代的上海文化发展”为主题,在深入理解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将上海的文化建设放置于历史发展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辨析上海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重点关注一些文化发展领域的关键问题;《上海公共文化发展报告(2020)》以“率先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主题,聚焦新时代语境下上海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基本经验、面临挑战、制约因素和发展方向,为推动上海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及时的智力支持;《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0)》紧紧围绕“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以创新驱动为主旨,以体系建设为重点,以服务大局为导向,以扩大开放为特色,研究了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点、新经验、新进展;《上海文学发展报告(2020)》的主题是“‘时代问题’与文学回应”,探讨进入“新时代”的“人民文艺”的新要求和审美特征,“人民文艺”的历史实践和理论对今天的启示等。通过对这些文学问题的讨论,助力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上海电影产业发展报告(2020)》围绕着“工业流程升级背景下的上海电影品牌建构”核心议题,进行策划组稿,全书由总报告和产业热点、年度电影板块、聚焦上海板块、多方视野板块四个内容板块组成;《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2020)》表示,长三角非遗资源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主要经历了多源发生、一体化发展与多元转型三个阶段。这种一体化的发展历史形成了当代长三角各地非遗项目在类型分布上的一致性;《上海文化交流发展报告(2020)》以“完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主题,瞄准“一带一路”倡议扎实推进和顺利落地有关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为未来上海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2020)亮点综述》提出,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上海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强大动力。从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的高度,持之以恒地研究上海文化发展的规律、路径和愿景,敏锐把握上海文化建设的最新趋势和提升关键,正是社科院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上海文化发展报告》是全国范围内率先创办的第一种城市文化发展年度报告,也是从2000年开始至今每年连续撰写和出版、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城市文化发展蓝皮书。

历经近20年的深厚积累,《上海文化发展报告(2020)》系列包括7部研究专集,以丰富内容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和新的要求,系统梳理了当前上海文化建设面临的新背景,预测、展望了上海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提出未来上海加快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进一步提升上海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路径和具体举措,全面分析了上海文化建设的新成果、新机遇和未来愿景,体现了主流导向、专业研究、对策建议的结合,荟萃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亮点,成为把握上海文化建设的新颖视角和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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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 夏立 陈炼0Mon, 01 Jun 2020 02:13:00 GMTMon, 01 Jun 2020 10:03:00 GMT
<![CDATA[以绿色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109008/58134.aspx“十四五”是将绿色、高质量发展从理念转向实质性行动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时,在世界农产品需求持续上升、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中国将越来越需要提高自身农业生产能力的持续性,这对于实现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意义重大。

目前来看,我国“十三五”农业绿色发展的各项主要目标有望实现。农业总用水量呈现下降趋势,水资源利用效率总体提高。2018年农业用水量为3693亿立方米,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54,已经实现目标。化肥、农药利用率提高,投入品量实现双下降。2019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和农药利用率分别为39.2%和39.8%,已经非常接近40%的目标。化肥和农药投入量已经分别实现连续三年和四年下降,提前实现零增长。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不断提高,2018年,农膜回收率达到69%,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3.63%,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0%。

当前农业绿色发展仍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政策“重出台、轻落实”仍然存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以来,仅与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有5个,党中央国务院文件4个,部门文件13个。有多项政策均涉及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目标,但覆盖范围和目标界定不一致,在执行中易给地方带来困扰。一些激励措施还未落实,例如有机肥生产和使用的税收、运输、补贴优惠,沼气发电上网电价等政策。在其他领域也存在政出多门、落实不力的现象。

二是数据基础薄弱。农业领域点多面广,监测统计难度大,加上农业资源环境等问题近年来才实质性地受到关注,数据基础十分薄弱。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率目标是2020年达到85%。正是因为政策目标的高度量化,而秸秆的利用量、产生量都是估算数据,综合利用过程又难以核查,就容易滋生数据造假。2017年原环境保护部约谈有关地区,并通报其秸秆利用数据虚报水分高达90%。其原因可能出于考核压力,也可能出于不同部门之间对于估算方法的不同理解。类似地,畜禽粪便的产生和利用数据也不准确,却有75%的利用率目标。数据基础薄弱,在目标考核倒逼下,必然会带来“数字”上的达标,也给基层干部留下问责风险。

三是农业绿色补贴改革还需加快。2015年,财政部、原农业部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将过去的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政策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016年该项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改革后虽然补贴名称调整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但实质上在补贴的发放方式、对象、标准等各方面仍然主要延续过去的模式,与耕地地力保护并无直接关系。

四是行政执法“一刀切”时有发生。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前些年各地开展了禁养区划定工作,禁养区内禁止规模养殖。一些地方超越法律法规范围划定禁养区,甚至将禁养区变成无畜区。还有一些地区为了治理面源污染,对种植行为采取强力禁止的方式,这些实际上都是打着环保的旗号挤压农业生产。行政执法“一刀切”不仅会增加政策实施和后期调整的成本,也会影响政府形象、损害人民利益。

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和实现路径

农业绿色发展不等同于农业环境保护,更加强调绿色作为发展的驱动力,而不仅是发展中要兼顾的问题。农业绿色发展包涵三个关键要素:一是农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和环境退化脱钩;二是绿色投入品、绿色技术、绿色投资和消费带动经济增长;三是绿色与经济增长形成相互强化的良性循环,良好的环境、优质的农产品、休闲旅游收入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也反映了农业绿色发展从低阶向高阶发展的动态过程。首先是去污,即农业生产过程的清洁化。通过使用绿色生产技术和物资,减少化学投入品,节约高效利用自然资源,资源化利用农业废弃物,实现增产不增污、增产不增碳。其次是提质,实现产地绿色化和产品优质化。水质、土壤、空气等产地环境要素质量明显提高,生态系统得到改善,农产品质量也随之大幅提升,通过完善市场、倡导绿色消费,绿色、优质的农产品在市场中将得到市场溢价。最后是增效,绿色成为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逐步凸显,成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优质农产品、优美的乡村环境通过完善的产品和服务市场获得溢价,绿色和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农业绿色发展建议

第一,推行政策一本通制度,注重抓落实。借鉴地方“最多跑一次”的经验,同一项工作如确需要由不同部门分别出台政策文件,应由牵头部门负责进行政策的一致性核查,并将该项工作的所有相关政策汇总成册,作为各地各部门执行政策、国务院督查落实的依据。全面落实已有政策明文规定的各类措施。

第二,加强基础数据的获取,科学制定务实、可监控的农业绿色发展目标。加强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可监控可核查的过程管控,例如秸秆目标可定为“敏感时段无火点”、畜禽粪便目标可定为“规模化设施配套比例+无露天存放和偷排直排”等。在加强过程管理的同时,一方面以“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允许地方重新上报数据,将过去目标倒逼压力下的数据水分挤出;另一方面,加强各环节数据的监测和收集,逐步夯实数据基础。

第三,加强对执法和行政的督察巡查,对政策执行过失严格问责。对党和国家有关政策不落实、选择性落实、“一刀切”,或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会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建议近期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为契机,对各地各部门执行中央有关“三农”决策进行一次全面检视,以“农民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作为评判各地各部门是否正确、有效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依据,对上述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主体进行问责。

第四,不断深化农业补贴制度向绿色生态方向改革。推动相关农业补贴更大程度与秸秆粪便综合利用、减肥减药、农膜回收等绿色生产行为挂钩。在农机购置补贴中,将绿色防控、粪便资源化利用、秸秆粉碎、农膜回收等机械纳入名录。创新农业生态补偿方式,统筹工业和农业污染减排,在中央转移支付中拿出部分资金,在部分地区探索工业和农业间的排污权交易。加大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补贴力度。

 

金书秦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体制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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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秦0Mon, 01 Jun 2020 02:08:00 GMTMon, 01 Jun 2020 09:50:00 GMT
<![CDATA[民法典编纂争议问题的类型区分]]>/109000/58133.aspx一、引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如果从1954年启动第一次民法典起草工作算起,66年过去了;如果从1962年启动第二次民法典起草工作算起,58年过去了;如果从1979年启动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算起,41年过去了;如果从2001年启动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工作算起,19年过去了;如果从2015年3月20日启动第五次民法典编纂工作算起,5年过去了。这期间多少民法学人由黑发变白头,又有多少前辈民法学人,带着无尽的期待和满腔的遗憾离开了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在2020年,当人类步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我们终于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在成文法的法律传统之下,编纂一部民法典,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一件大事。尽管仅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讲,即使是成文法的法律传统,也未必一定需要有一部民法典。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作出了编纂民法典的政治决断,其实是给自己出了一道测验题,它要测验政治家的组织协调和决断能力、立法机关的立法能力、民商事审判和仲裁的水准、法学尤其是民法学研究的水平。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编纂民法典是对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一次检验。

编纂民法典是对一个国家民法学研究水平的检验,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在以往的民法学研究中,民法学界有没有对民法典编纂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都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充分的研究;二是民法学界以往在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是否积累了相当程度的学术共识。对于中国民法学研究而言,回答民法学界究竟积累了何种程度的学术共识,恐怕要回到所谓“元民法学”的层面上来进行考察,即从最低限度的学术共识着手进行考察。从域外的经验和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来看,元民法学的核心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塑造一个国家与民法学思考有关的取向、前见、偏好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中,与塑造价值取向有关的部分,将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通过民法典宗奉的立法哲学折射和体现出来。二是民法学的方法论。民法学方法论,在这里是指就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争议问题,进行有效论证的方法,而不是指民法学界通常关注的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以及法律漏洞填补方法,也不是指法律关系分析法或者请求权基础分析法。后面的两类方法都属于司法技术问题的范畴。

本文就力图从元民法学的层面出发,尝试对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重大争议问题进行类型区分,作为进一步探析这些争议问题讨论方法的前提和基础。这不仅是在民法典颁布的背景下,对中国民法学人一段特殊学术历程的简要回顾,更是指向民法典施行以后,如何在解释论上妥当确定民法典相关法律条文含义,并致力于推动建构对中国的民事法治实践具有解释力和回应力的学术体系的一次努力。本文的讨论还意在申明,分析和思考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重大争议问题,必须要始终贯彻两种基本的法学思维方法:类型化的思考方法和体系化的思考方法。类型化和体系化的思考方法相伴而生,如影随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可分离,当我们对思考的对象依照一定的标准去作类型区分时,同时也是在完成对思考对象的体系建构;而我们对思考对象所进行的体系建构,必然要建立在对思考对象进行类型区分的基础上。

二、民法问题

民法问题要么与民法规则的设计有关,要么和民法规则的适用相关联。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多属于民法问题,大多数情形下讨论的结论都要落脚在规则设计上。民法问题,依据关注对象、讨论内容的不同,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事实判断问题、价值判断问题、解释选择问题、立法技术问题、司法技术问题。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争议最大的当属立法技术问题,基本没有涉及的是关注规则适用的司法技术问题。

(一)事实判断问题

民法问题中的事实判断问题,关注的是生活世界中存在哪些类型的利益关系,以往对这些利益关系进行协调采用的策略是什么,采用这些协调策略希望实现的目标是什么,采用这些协调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目标。诸此种种,都属于事实判断问题的关注对象和讨论内容。

立法机关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之后,社会各界对此次民法典编纂表达了相当高的期待,希望这部民法典能够是一部21世纪的真正属于中国的民法典。期待一部21世纪的民法典,要求回答的是民法典的时代性问题,需要回应的是时代之问;期待一部中国的民法典,要求解决的是民法典的民族性问题,需要回应的是中国之问。民法典的时代性,要求我们明了我们身处的21世纪,尤其是进入了21世纪第三个十年,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它与孕育产生了《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比较法上重要法典的时代相比究竟有何不同?民法典的民族性,要求明了我们生活的国度,与法国、德国等其他国家相较究竟有什么差异?这些都是民法问题中的事实判断问题。

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围绕着总则编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存在有较大的争议。民法典总则编确认,“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应当保留“平等主体的”这一限定,肯定者属于多数,但否定者也立场鲜明。〔5〕事实上“平等主体的”这一限定,回应的是民法这个部门法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问题,即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交往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社会交往的主体,交往的能力大致是相当的。只有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民法工具箱中的工具才有用武之地,如果作出的是否定回答,就不仅仅是要不要“平等主体的”这个限定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编纂民法典的问题,是民法这个部门法还有没有自己存在的基础和前提的问题,是民法这个部门法要不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这里发生争议的,就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就此而言,“平等主体的”这一限定中所谓的“平等”,是作为一项事实判断的结论,它与民法典总则编确认的平等原则,有所不同。平等原则强调“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其所言“平等”,并不是在确认一个事实判断的结论,而是在表达一项价值取向,它强调在立法准则和司法准则的维度上,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非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不得兼顾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在行为准则的意义上,民事主体在民事交往中无论交往能力的强弱,都应平等相待。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就是否需要继续规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承包经营户的问题,也存在有较大意见分歧。这里涉及的首先也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在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如果已没有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承包经营户,或者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承包经营户正呈现逐步萎缩之势,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自然可以作出确定的回答,即在民法典中对其专设规定已意义甚微。但据2017年3月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在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从有关方面拿到数据看,到2016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是5577万,到12月份我刚刚拿到的数据,个体工商户是5929.95万户,半年时间又增加了将近400万户”;“农村的承包经营户,涉及中国大概2.3亿农户的利益,所以这次民法总则同样继续延续了‘两户’的民事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民事主体地位”。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事实判断问题的讨论结论,直接决定着是否需要后续依次启动价值判断问题、解释选择问题和立法技术问题的讨论。例如经由社会实证分析方法的运用,通过细致全面的社会调查,认真梳理分析第一手的资料,确定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特定类型的利益关系,就不需要考虑在民法典中对该种类型的利益关系作出价值判断,更无须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进行解释选择,权衡立法技术。只有经由社会实证分析方法的运用,发现存在特定类型的利益关系,才需要跟进考量如何去作出价值判断,进而在价值判断结论的基础上,进行解释选择,权衡立法技术。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编纂过程中遇到的非婚同居关系问题为例,有学者论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非婚同居者数量增加,涉及面广,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仅年轻人的婚前同居行为为社会所认可,中老年人的不婚同居也逐渐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模式”。只有以这样的事实判断结论为基础,才需要进一步去考虑如何在民法典上设计相应的法律规则,去回应非婚同居关系的问题。

就事实判断问题的讨论而言,其结论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该结论为“真”;偏离社会生活实际的,该结论为“假”。也即,事实判断问题的讨论结论,存在真假之分。

(二)价值判断问题

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关注的是哪些类型的利益关系适合用民法去进行协调;面对冲突的利益关系,究竟让哪些类型的利益得以实现,又阻止哪些类型利益的实现;究竟让哪些类型的利益优先实现,又让哪些类型的利益序后实现。换言之,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重点关注的是利益的取舍和利益实现的先后序位问题。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除了事实判断问题,就是价值判断问题。

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不少争论是围绕着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展开的。例如民法典如何回应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就此存在着绝对无效说和相对于特定第三人无效说的意见对立。相对于特定第三人无效是指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仅仅在和特定第三人的关系上才是无效的。这里的特定第三人是指合法权益被损害的特定第三人。但是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当事人,以及合法权益被损害的特定第三人以外的人而言,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都是不容置疑的。究竟是绝对无效还是相对于特定第三人无效,代表着对冲突利益关系不同的协调策略,表达的是不同的价值判断结论,这就是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诉讼时效制度的争议也比较大。首先是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长短及其起算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确认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2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民法典总则编则确认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而且是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有不少学者主张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进一步延长到5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究竟应当是2年、3年,还是5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究竟如何去进行确定?这些问题都是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其次是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对象问题。民法典总则编明确列举出了一些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的类型,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请求权,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返还财产的请求权,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的请求权等。除此以外,不少学者主张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请求权也不应适用诉讼时效。这些问题,同样属于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真假的问题,而且在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也没有对错之分。对于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也应当用社会实证分析的方法去梳理和确定针对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大多数人所持守的价值取向、所分享的价值共识究竟是什么。跟大多数人所持守的价值取向,所分享的价值共识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判断结论,就是会被民法典接受的价值判断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讨论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有一些论证负担规则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论证负担规则通常都产生于人们所分享的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以行为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究竟是绝对无效还是相对于特定第三人无效为例。认定民事法律行为绝对无效意味着动用国家公权力介入到具体的民事交往中,介入的方法是绝对否认按照当事人的预期产生法律效果,这是动用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交往态度最为严厉的一种方式。结合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针对民事主体的交往自由主张如此严厉限制手段的讨论者,应该在第一轮的法律论辩中承担论证的责任,申明究竟有何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才能支持得出这样的价值判断结论。而在第一轮的法律论辩中,主张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是相对于特定第三人无效的讨论者,在这一轮的法律论辩中,就可以被豁免论证的责任;而只需要在第二轮的法律论辩中,对第一轮法律论辩中负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是否达到了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程度,表达自己的反驳意见就可以。

(三)解释选择问题

在成文法的法律传统之下,需要用有限的法律条文,来应对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用专业、抽象的民法术语来解释、表达、描述、想象社会生活中的各类现象。换言之,只有完成从生活世界向民法世界的转变,民法这个部门法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民法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所关注的,就是生活世界中的哪些生活现象需要进入民法世界,以及要用民法世界中什么样的概念和术语来解释、表达、描述和想象这些生活世界中的生活现象。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表述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表示行为,一直存在有意见分歧。《民法通则》使用的是“民事行为”。依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只有满足了生效要件的民事行为,才可称之为“民事法律行为”。在编纂民法典过程中,有讨论者主张保留《民法通则》的指称方法,也有主张用法律行为来指称,还有主张用民事法律行为来指称。民法典总则编最终采纳了第三种意见。就这一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就是一个用民法世界中什么样的概念和术语来解释、表达、描述、想象我们所身处的生活世界的问题,这就是解释选择问题。

再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民事单行法中的民事主体,除了自然人和法人之外,还认可第三种类型的民事主体,即没有法人资格,但可以以自己名义参与民事活动的组织,称之为“其他组织”。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有学者主张应称之为“非法人团体”,也有主张称之为“非法人组织”,还有学者主张称之为“无责任能力社团”,民法典总则编最终采纳了“非法人组织”说。这同样是民法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

在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编纂的过程中,如何就民事法律行为作进一步的类型区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一个长期都存在争议的问题,那就是是否需要根据民事法律行为内容的不同,在民法典总则编中将其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进而在民法典物权编中认可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合同的存在?这仍然是一个民法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

既有的讨论中,有讨论者表达了这样的想法,认为是否接受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会导致在具体的价值判断结论上存在差异。换言之,主张这一问题并非解释选择问题,而是价值判断问题。持这一观点的讨论者还以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之效力判断为例进行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3条第1款确认,“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2款确认,“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该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得为生效合同。民法典合同编坚持了这一做法。但有讨论者据此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之所以得成为生效合同,就是因为区分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欠缺,影响的不是负担行为,即买卖合同的效力,而是影响处分行为的效力。的欠缺直接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目的是避免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在没有满足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就能够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这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欠缺不影响买卖合同效力的发生,但是影响出卖人合同义务的履行。因为民法典合同编给生效买卖合同出卖人课加的主合同义务是,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且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在未满足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出卖人可能能够履行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于买受人的合同义务,但却无法履行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的合同义务。以上两种方案相较,后一方案不但贯彻了鼓励交易的立法宗旨,还符合了比例原则的要求,当更为可取。当然,就后一方案,有讨论者进一步提出质疑,认为依据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基于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基于合同行为发生动产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规定,一旦出卖人把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不就能够移转其所有权于买受人吗?此时善意取得制度还有何用?对这一质疑,必须澄清的是:解释论上的共识认为,前引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不是关于基于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基于合同行为发生动产物权变动法律效果充分条件的规定,而是关于基于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基于合同行为发生动产物权变动法律效果必要条件的规定。没有满足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一个没有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出卖人,即使能够交付动产标的物,也不能履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的主合同义务。这一结论尚有可议之处。其实,即使不认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也完全可以认定为生效合同。例如甲和乙之间订立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甲既非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又非标的物的有处分权人,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不认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面对出卖人订立买卖合同时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欠缺,立法者在进行规则设计时,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选择就是让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欠缺直接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目的是避免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在没有满足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就能够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这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欠缺不影响买卖合同效力的发生,但是影响出卖人合同义务的履行。因为民法典合同编给生效买卖合同出卖人课加的主合同义务是,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且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在未满足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出卖人可能能够履行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于买受人的合同义务,但却无法履行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的合同义务。以上两种方案相较,后一方案不但贯彻了鼓励交易的立法宗旨,还符合了比例原则的要求,当更为可取。当然,就后一方案,有讨论者进一步提出质疑,认为依据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基于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基于合同行为发生动产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规定,一旦出卖人把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不就能够移转其所有权于买受人吗?此时善意取得制度还有何用?对这一质疑,必须澄清的是:解释论上的共识认为,前引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不是关于基于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基于合同行为发生动产物权变动法律效果充分条件的规定,而是关于基于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基于合同行为发生动产物权变动法律效果必要条件的规定。没有满足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一个没有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出卖人,即使能够交付动产标的物,也不能履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的主合同义务。

可见,即使不认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也得成为生效合同。这就说明,是否认可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本身,并不会导致不同的价值判断结论,因而围绕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的争论,不会是围绕价值判断问题的争论。以买卖交易为讨论背景,争论的实质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的履行行为,究竟属于民事法律事实中的民事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这就是用民法世界中什么样的概念和术语来解释、表达、描述、想象生活世界的解释选择问题。

解释选择问题,没有真假之分,也没有对错之别。不同的解释选择结论,只有可接受程度高低的区别。哪种结论更符合大多数人所分享的前见,该结论就是可接受程度较高的解释选择结论。但决不能据此得出结论,吻合少数人所分享的前见的结论,就是假的,或者是错误的解释选择结论。

申言之,不能因为民法典最终以民事法律行为来指称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表示行为,就得出结论说此前《民法通则》使用民事行为来指称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表示行为就是错误的。我们最多只能说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大多数人分享的前见,大多数人使用语言的习惯,是希望用“民事法律行为”来指称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表示行为。但当时《民法通则》起草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民法通则》起草的时候,大多数人分享的前见是接受用“民事行为”来指称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表示行为。曾有讨论者提出,《民法通则》选择使用“民事行为”来指称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表示行为,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即当时参加《民法通则》起草的一些前辈民法学家错误理解了适法行为的含义,误以为适法行为就是指被法律评价为合法的行为,而法律行为是适法行为的一种。既然适法行为就是被法律评价为合法的行为,法律行为也应该是被法律评价为合法的行为,那怎么会在法律行为之下还有“无效的法律行为”这样的说法呢?因而当时有前辈民法学家基于这样的误解,力主用“民事行为”取代了传统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来指称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表示行为。即使这一说法属于事实,也不能证成用“民事行为”来指称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表示行为,就是一个错误的解释选择结论。原因在于,这一说法揭示的是为何使用“民事行为”来指称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表示行为的动机问题。人们基于什么样的动机形成了一种语言使用的习惯,并不能证成语言使用的习惯就是错误的这一结论。

就解释选择问题的讨论而言,其核心和关键在于用社会实证分析的方法去梳理和确定,当下人们就某一解释选择问题广泛分享的前见究竟是什么?大多数人使用概念的偏好究竟是什么?吻合大多数人所分享前见的解释选择结论,就是更为可取的解释选择结论。因解释选择结论不存在真假和对错之分,我们自然应以宽容的姿态来对待其他的解释选择结论。

(四)立法技术问题

此次民法典编纂,最具争议的基本上都是立法技术问题。民法问题中的立法技术问题关注的是,如何在民法典中妥善容纳诸多价值判断结论及其附属因素。

以民法典的编排体例为例,民法典是否应当设总则编?人格权是否应当独立成编?是否应当设债法总则编?知识产权是否应当成为民法典独立一编?侵权责任是否应当独立成编?诸如此类,都是属于立法技术问题。

反对民法典设置总则编的讨论者,通常也会反对在民法典中设置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一般规则,而是主张调整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则,应当回归到民法典或者单行民商立法具体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所在之处;调整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的规则,应当回归民法典合同编;调整共同行为的规则,应当回归到民法典或者单行民商立法具体共同行为所在之处;调整决议行为的规则,应当回归到民法典或者单行民商立法具体决议行为所在之处。持这一观点的讨论者敏锐地观察到,所谓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其实主要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的一般规则,并非是对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共同行为和决议行为一概具有法律适用功能的一般规则。这一观点同时也意味着,“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是纯粹民法学领域的概念,不应出现在民法典中。“比较合适的做法是,维持合同法现有的体系基本不变化,放弃在总则中规定抽象的法律行为规范,而是将重点转向针对合同、遗嘱、婚姻合意等设置更加具体的,针对特定意思表示类型的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以上讨论,关注的也是民法问题中的立法技术问题。

就人格权应否独立成编的问题,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并不会因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差异,而就民事主体,尤其是自然人的人格独立、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相关的价值判断结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主张。讨论者的分歧在于调整确认和保障人格权益关系的法律规则,究竟应当如何在一部法典中进行妥当的位置安放,这也是一个民法问题中的立法技术问题。知识产权应否成为民法典中单独的一编,与此类似,同样是民法问题中的立法技术问题。

主张民法典应当设立债法总则编的讨论者,通常会提出如果没有债法总则编,债的类型区分及其相关规则、多数人之债的调整规则、债的保全规则、无因管理制度、不当得利制度将安身何处?而反对民法典设立债法总则编的讨论者,会主张债的类型区分及其相关规则、多数人之债的调整规则、债的保全规则、无因管理制度、不当得利制度等都可在民法典合同编中找到容身之地。我国民法典编纂采纳了后一种观点。这一争论,关注的也是民法问题中的立法技术问题。此外诸如监护制度究竟是应当规定在民法典总则编的自然人制度中,还是应当规定在婚姻家庭编中,关注的也是民法问题中的立法技术问题。

就民法典编纂背景下民法和商法关系问题的讨论,关注的核心就是民法典的立法体例的问题。学界就此问题无论观点如何,其结论一定与民法典的规则设计直接相关,这一问题属于典型的民法问题。尽管讨论者常常并不是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这两个术语,而且讨论者之间离形成最终的学术共识也还有不短的距离,但迄今为止的讨论,鲜见讨论者因为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或者因为对“民商合一”抑或“民商分立”持不同的见解,就导致对具体的民法规则或者商法规则的设计持不同的价值判断结论。可见,学界有关民法典立法体例的争论,也属于民法问题中立法技术问题的争论。

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有一个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即如何对法人进行类型的区分?《民法通则》是根据法人功能的不同,把法人区分为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机关法人。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和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中,采用了学界通说支持的区分方法,将法人首先区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私法人再进一步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再进一步区分为营利性的社团法人、非营利性的社团法人、中间型的社团法人。民法典总则编最终采纳的则是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法人和特别法人的三分法。学者意见不一。其实迄今为止的讨论,并未出现因为对法人类型的区分有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就对如何设计调整法人的规则,尤其是与法人有关的价值判断结论表达不同观点的情形。即使对与法人有关的价值判断结论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和主张,那也一定是因为讨论者持守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如何对法人作类型区分没有任何的关联。实际上讨论法人的类型区分,关注的是如何用法人不同的类型区分作为制度框架,完成对调整法人的法律规则不同的梳理和安放而已。换言之,不同的法人类型区分方法,代表着对调整法人的法律规则不同的梳理和安放方法,这是一个民法问题中的立法技术问题。

民法问题中的立法技术问题,亦不是一个真假和对错问题。就立法技术问题的讨论而言,妥当的立法技术,应当是最能够实现立法者所追求的立法目标,同时便于裁判者寻找法律依据的立法技术;应当是遵循了“立法美学”,力求简明、便捷,避免法律规则重复、烦琐的立法技术。必须指出的是,立法技术本身虽无真假、对错之分,但却存在何者更为可取之别。唯有结合立法者意欲实现的立法目的以及特定的法律传统,才能做出何种立法技术更具有适应性的判断。具有较高适应性的立法技术即属更为可取的立法技术。

此外,反对知识产权法独立成编的讨论者主张,民法典修订不易,单行法则较为灵活。可见讨论立法技术问题,是否易于修订也应当是一项考量因素。

三、纯粹民法学问题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还有一些争议问题,其讨论结论跟民法典的规则设计并无直接关联,这就是纯粹民法学问题。民法学界关注的不少问题,诸如关于监护权性质“权利说”“义务说”“职责说”与“私法上的权力说”的分歧;关于意思表示构成要素“五要素说”“三要素说”与“二要素说”的对立;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属于何种类型民事法律事实引发的“事件说”“状态说”与“事实行为说”的争论;关于代理权性质存在的“权利说”“资格说”与“权力说”的异议;运用物权客体特定原则、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物权效力优先原则等物权法的结构原则对物权法律制度进行学术归纳所产生的争议等等。这些都可以归入纯粹民法学问题的范畴。纯粹民法学问题的讨论结论,主要服务于民法学知识的梳理和传播,并最终可以为民法规则调整社会生活的正当性提供间接的支援。就纯粹民法学问题而言,也可秉承类型化的思考方法,根据关注对象、讨论内容的不同,作进一步的类型区分,主要包括事实判断问题、价值判断问题、解释选择问题、表达技术问题。

作为纯粹民法学问题的事实判断问题,与作为民法问题的事实判断问题尽管都关注事件存否的确证与事实真相的辨明,尽管都需借助实证分析方法展开论证,但二者的关注对象以及讨论结论的功用都明显不同。作为民法问题的事实判断问题,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存在哪些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对这些冲突的利益关系采取的协调策略是什么,协调的绩效如何,讨论的结论直接事关民法规则的设计或适用。而作为纯粹民法学问题的事实判断问题,关注的是诸如比较法上是否存在某一项法律制度,究竟是哪位民法学者表达了某一学术见解,某次民法学的研讨会究竟有何人参加、讨论了什么问题等,讨论的结论与民法规则的设计或适用无直接关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纯粹民法学问题的事实判断问题,在民法典编纂中的讨论就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清末以来渐次形成的中国民法体系,建立在对域外民事法律制度进行吸收借鉴基础上的内容为数不少。对比较法的研究,有助于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域外的民事法律制度,更为深入地了解某项民事法律制度的制度背景和社会背景,有助于我们妥当判断是否需要在某一领域引入域外的民事法律制度,如果需要引入,是否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准备引入的制度进行适当的改变和调整。

作为纯粹民法学问题的价值判断问题,与作为民法问题的价值判断问题,都关涉讨论者的价值取向与取舍偏好,但二者关注的对象与讨论的方法存在明显差别。作为民法问题的价值判断问题,关注的是何种类型的利益冲突适合用民法的手段进行协调;面对冲突的利益关系,如何做出利益取舍或安排利益实现的先后顺序。作为纯粹民法学问题的价值判断问题,关注的是诸如民法学发展的学术路向、民法学研究如何适应民法学教学的需要、民法学研究如何服务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如何更好地整合民法学的研究力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讨论结论的可接受性取决于言说的主体、言说的频率与言说的技巧。言说的主体越权威、言说的次数越多、言说的技巧越高超,言说的结论就越能打动人,就越有机会成为言说对象思考问题潜意识的组成部分。尼采尝言,“不断重复一份梦幻,就能把它变为现实”。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其价值判断结论的正当性某种意义上端赖于此。由于讨论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就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进行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属正常现象。其实每一个讨论者所坚持的观点,都是该讨论者有关该纯粹民法学问题中价值判断问题的“一个梦幻”。何种有关纯粹民法学问题价值判断问题的学说能够成为通说,讨论者的学术威望和言说技巧固然重要,持续不断地言说同一论题也必不可少。

作为纯粹民法学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与作为民法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尽管都需借助现代哲学解释学的思考成果展开讨论,但二者关注的对象、讨论的内容截然有别。作为民法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是生活世界转化为民法世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讨论者争论的焦点是如何面对生活世界运用民法范畴去进行解释、表达、描述和想象的法律建构问题。作为纯粹民法学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是面对民法世界进行学说梳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讨论者争论的焦点是如何面对民法世界运用民法学范畴去进行解释、表达、描述和想象的学说建构问题。

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表达技术问题,关注的是用何种方式去梳理相关的民法学知识,从而形成一个对应的民法学的知识体系,以服务于民法学知识的传播和掌握。陈自强教授在撰写民法讲义的过程中,“尝试完全摆脱‘民法典’安排的顺序,依个人对民法的初浅认识,依法律素材与实际生活的近接度与法律概念了解的难易度,依循由浅到深原则,规划民法概要课程的进度与内容”;“完全遵循法条规定的章节顺序,按部就班的论述方式,在当今德国民法教科书,就我个人所知,并不是绝对多数。现在有愈来愈多给初学者阅读的教科书,采用民法基础课程的模式,将民事财产法的核心概念与原理原则,以作者个人的认识与理解,建构教学上的体系”。陈自强教授在这里讨论的,就是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表达技术问题。

纯粹民法学问题的讨论结论,和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规则设计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所谓“负相关的关系”,就是说,不能把纯粹民法学问题的讨论结论立法化,而且民法典编纂没必要也不应当回答纯粹民法学问题讨论过程中间的一些争论。略觉遗憾的是,民法典物权编还是有若干地方所作的规则设计其实是对纯粹民法学问题中解释选择问题争论的回应,如有关物权变动公示原则的规定,有关“合法建造、拆除房屋”属于事实行为的规定等。

四、结 语

当我们把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与民法规则的设计有关的争议问题,依据其关注对象、讨论内容的差异用类型化的思考方法区分为事实判断问题、价值判断问题、解释选择问题、立法技术问题之后,我们同时也完成了一个面向民法典编纂的民法问题的体系建构。

如果对前述的分析作一个梳理,就会发现,在所有类型民法问题的讨论中,社会实证分析方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民法问题中的事实判断问题,要用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去分辨真假;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需要借助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去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大多数人持守的价值取向、分享的价值共识究竟是什么,符合大多数人所持守的价值取向,所分享的价值共识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结论,就是可接受程度较高的结论;民法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要用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去确定大多数人所分享的前见是什么,以此来决定哪种解释选择问题的讨论结论是可接受程度较高的结论;民法问题中的立法技术问题,需要用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去确定立法机关设定的立法目标是什么,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既有的立法传统、司法传统、法学教育背景是什么,以此来确定大多数人找法的习惯是什么,与此相适应的立法技术的讨论结论就是更可取的立法技术的结论。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恰好印证了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事实胜于雄辩”;亦如西方人的一句老话,“事实之一页,抵得上逻辑之千卷”。

当然,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解释选择问题、立法技术问题,绝不是说仅仅只运用社会实证分析这一种方法就够了;尤其不能说在学术讨论的过程中,讨论者运用了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就完成了其担负的职责和使命。在学术讨论的过程中,讨论者无须承担决断的责任,这同民法典编纂的立法活动是不一样的。民法典编纂需要有政治决断者来承担决断的责任,对于学术讨论而言,无须有人承担这种决断的责任,但是作为学术问题的讨论者,要承担论证的责任。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只是多种论证方法中的一种,为了达成讨论者彼此之间更好的相互理解,除了社会实证的分析方法之外,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的语义分析等等,都能够在论证的过程中间发挥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的论证方法用得再多,充其量也只是在学术讨论中增强了讨论者彼此之间的可理解性,也就是波普尔所说的“主体间性”。何时方能够在学术讨论过程中,让持不同观点的讨论者最后能够形成共识?只有当讨论者用讨论之外的方法改变了其他讨论者的取向、前见和偏好的时候,才有可能让讨论者彼此之间从本来不一样的观点,走向相同的观点。前见的改变、偏好的改变、取向的改变等,不是用法律论证的方法就能够解决,这就需要从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去找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争议问题的思考与很多相关学科都存在着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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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轶0Mon, 01 Jun 2020 02:05:00 GMTMon, 01 Jun 2020 09:45:00 GMT
<![CDATA[日本与中美战略竞争——贸易战、科技战及印太战略]]>/109006/58132.aspx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质变,从合作与竞争并重的两手,变成了以遏制为主的“失重”状态。尽管中方始终主张两国应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但美国国内已经形成新的对华政策共识,即从接触转向对抗。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会与美国采取同样的立场吗?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日本一直受惠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亚洲地区秩序的稳定。但日本也一直担心,中美接近会让日本面临被美国抛弃的危险。特朗普上台之初,日本主要担心的并非中美对抗,而是特朗普与中国达成交易,为获取经济利益在朝核、南海乃至钓鱼岛等问题上对华让步。所以,当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战略竞争时,日本似乎看到了机遇,有人主张,日本应该采取与美国一致的对华政策。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日本虽然在华为等涉及技术竞争的问题上与美国步调一致,但在贸易问题上却与美国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在体现地缘政治的印太战略上也与美国貌合神离,特别是在对华政策的总体走向上,日本与美国截然不同。2017年底,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并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拉开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帷幕,此后中美关系呈现总体恶化的趋势。反观中日关系,自2017年开始明显回暖,迄今保持了关系改善的良好势头。突显美日对华政策差异的一个鲜明例子是,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激烈攻击中国的演讲,被媒体解读为“新冷战”宣言。但就在此后不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提出“化竞争为协调”“成为合作伙伴而非威胁”以及“推进自由公平贸易”的三原则,呼吁开启日中关系新时代。

这种政策差异是否意味着日本要与美国分道扬镳呢?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日本究竟是如何判断形势、如何权衡利弊、又如何做出选择的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鉴于迄今美国的对华竞争主要表现在贸易战、科技战以及印太战略上,以下将围绕日本在这三个方面的应对展开讨论。

一、贸易战:“友军炮火”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不仅针对中国,还指向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其单边主义政策令国际贸易体制面临崩溃的危机。对此,日本采取的是拖延和迂回的策略。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此举令日本深受震动。之前数年里,安倍政府不惜耗费国内政治资本,竭力加入TPP,就是为了在战略上拉住美国、牵制中国。但美国的突然“退群”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的战略设想。陷于被动的日本政府为了扭转局势,很快在对美政策、对华政策和多边贸易谈判三个方向上做出调整。

在对美政策上,安倍利用首脑会晤等机会极尽讨好之能事,试图和特朗普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但这种巴结战术并未奏效,特朗普在做出加征钢铝关税、美朝首脑会谈等直接影响日本利益的决策之前,都没有事先和日本商议。在贸易问题上,日本一度把劝说美国回归TPP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尽管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明确表示要退出TPP,但安倍仍然推动国会通过了TPP,使日本成为第一个批准TPP的成员国。当部分国家提议让TPP在剩下的11国中先行生效时,安倍坚称没有美国参与的TPP将毫无意义。日本发出这样的信号,显然是对特朗普正式上任后改变初衷抱有一线希望。但特朗普不仅一上台就退出TPP,而且把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指向了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在此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积极推动除美国外的11国达成新的协定,期待美国将来重新加入。同时,安倍私下仍坚持劝说特朗普回归TPP,特朗普也在安倍2018年4月访美前暗示了这种可能性,但日本的希望很快落空。安倍访美时,呼吁在经贸领域建设自由、开放、互惠的印太,想把美国拉回多边贸易体制,但特朗普仍然坚持双边贸易谈判。

在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问题上,日本没有立即屈从美国的要求,而是采取了拖延战术,由副首相麻生太郎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展开日美经济对话,虚与委蛇。但是,进入2018年后,特朗普将其“美国第一”的保护主义政策付诸实施,先是宣布对多个国家征收钢铝进口税,后又决定豁免除日本以外的国家。日本虽然认为钢铝关税影响不大,但极为担心美国对汽车加征25%的关税,因为2017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中有76%来自汽车及其零部件,而特朗普为了取悦国内选民很可能加征汽车关税。为此,日本不得不暂时做出让步,同意与美国开启《货物贸易协定》(TAG)的谈判,但强调这并非包含投资和服务等领域的全面自贸协定。安倍政府的设想是,先做出尽可能小的妥协,以换取美国不对汽车加征关税,同时在双边谈判中逐步把美国引向回归TPP的讨论。在TAG谈判中,日本最担忧的是美国提出超过TPP水平的开放农产品市场要求。安倍还希望把缔结TAG的时机延迟到2019年夏的参议院选举之后,因为他担心,即使TAG的农产品开放水平只是和TPP一样,也会对选举造成负面影响。

在对华政策上,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明显转暖。先是安倍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经产省副大臣松村祥史到北京参加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安倍本人又在演讲中首次公开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尽管仍强调了透明、公正及财政健全性等条件,但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十分明显。2018年10月安倍访华期间,中日举办了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署了52项合作协议。日本对华政策的这一转变有其国内背景。2017年以来,安倍经济学已成强弩之末,日本经济增长乏力,而安倍本人一度身陷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丑闻,支持率大幅下降,因此试图借助改善对华关系,提振经济信心,争取国内支持。同时不可否认,面对不可预测的特朗普政府,日本在对美外交上一筹莫展,这也是促使其调整对华立场的重要因素。

在多边贸易谈判上,当日本看到劝说美国回归TPP一时难以奏效,就转而采取迂回路线,优先推动11国TPP的签署和生效,继而与欧盟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之后再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11国TPP于2018年12月30日生效,改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和欧盟的EPA也于2019年2月1日生效。随后,日本又把谈判重心转向RCEP,不再像以往那样执着于达成与TPP同样水平的高标准协定,而是寻找折衷方案,显然是把外交策略放到了经济利益之上。2019年11月,RCEP15个成员国宣布结束谈判,只有印度在最后关头退出。未来究竟是签署15国RCEP,还是坚持劝说印度加入,日本将面临两难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上述三个方向上的政策调整都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不论是日美贸易谈判、中日关系转暖,还是CPTPP、日欧EPA和RCEP的进展,最终都是为了促使美国回归TPP。日本加速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绝不是要甩开美国,而是希望对美国施加一定压力,让其回心转意。在日本看来,TPP的战略价值没有改变,仍然是拉住美国、牵制中国,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那么中国就会掌握塑造地区贸易秩序的主导权,这是日本绝不愿意看到的。

这种策略调整能否让日本达到其战略目的尚未可知,但至少为日本争取了一定的战术优势。随着CPTPP和日欧EPA的生效,美国的牛肉等农产品面临失去日本市场的风险,这增加了日本在对美谈判中的筹码。同时,特朗普也可能考虑到选举需要,急于达成协议,以便在国内标榜其谈判成果。最终,安倍如愿在参议院选举之后与美国达成了协议。2019年10月,日美正式签署TAG。日本在农产品市场开放上给予美国逐渐接近TPP水平的优惠,换取美国暂不加征汽车关税。当然,这只是一个不需提交美国国会的行政协定(executive agreement),可以被轻易抛弃。面对多变的特朗普,日本只是暂时逃过一劫,其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担忧不会就此减轻。

从日本政府的上述应对可以看出,在贸易问题上日本并没有完全追随美国,而是通过加速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一体化进程,抵御和限制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在对华政策上,日本尽管对中国的贸易行为也存在不满,但采取了更有分寸的做法。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2018年日本对华出口增长9.3%,增幅超过日本对美出口,中国时隔六年再次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2018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增长了16.5%。

以上主要是日本政府的应对,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和策略调整。在企业层面,日本同样受到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但情况是多样和变化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2018和2019年针对日本中坚和中小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认为2017年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动向对自身业务产生了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从2018年的14.5%上升到2019年的19.9%;认为产生了正面影响的企业占比2018年为1.9%,2019年为2.1%,变化不大。从具体贸易政策的影响看,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影响最大,接下来是中国对美的报复关税、美国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的强化、美国加征的钢铝关税、美国对汽车及其零部件进口的安全调查,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钢铝关税的报复关税等。从负面影响的内容看,回答最多的是销售目的地的经济状况恶化(54.8%),其他还包括:顾客企业的商品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导致订单减少(25.9%),供货企业的商品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引起采购成本上升(15.2%),以及企业自身的商品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导致价格竞争力下降(12.8%)。在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中,有55.2%已经采取了对策,包括强化信息收集体制、努力提高生产率和效率以控制成本等。在机电产品、交通工具、纺织品等部门,有超过一成的企业完成了生产地的部分转移。有一部分企业已经或计划重组供应链,包括部分转移生产地、采购地和销售目的地,主要方向是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受贸易战的直接影响有限,但担心贸易战扩大化和长期化的潜在冲击。日本企业最担心的是间接影响,即贸易战造成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由于2019年中国经济进一步减速,与2018年日本对华出口和投资都大幅上升形成对照,2019年1—9月日本对华出口下降了8.2%。2019年上半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虽然继续增长,但增幅(8.8%)明显下降了。这里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过去几年里很多在华日本企业已经把面向出口的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留下的主要是面向中国市场的生产。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而非从中国的出口。

总体而言,日本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持否定态度。日本原来与美国一样,在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补贴、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对中国抱有不满,因而与美国一起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就知识产权问题对中国提起诉讼,还和美国、欧盟协商如何推动中国改革国有企业、控制过剩产能等问题。在日本和欧盟看来,美国本来应该和它们一起利用WTO体制协调对华政策,但特朗普却对中国采取单边行动,有时还针对包括日、欧在内的盟友。受到“友军炮火”伤害的日本,自然不愿意追随美国的政策。而且,在日本看来,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损害了以WTO为代表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制,这与日本的贸易战略和长远利益相悖。

二、科技战:“脱钩”的得与失

如果说日本面对贸易战尚能勉强应付的话,那么当贸易战蔓延到科技和安全领域时,日本面临的问题就更为棘手了。在日本看来,2018年美国对中兴和华为实施严厉制裁,标志着中美战略竞争从贸易战向科技战乃至“新冷战”演进。不少日本观察家认为,尽管特朗普本人出于政治考虑,暂时把政策重心放在贸易谈判上,只是用“脱钩”虚张声势,但从美国国内政治看,“脱钩”已是大势所趋。未来不管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民主党上台,“脱钩”都会持续进展,只是轻重缓急可能不同而已。美国还会进一步要求盟国步调一致,在全球构筑对华技术封锁的包围圈。

这样的前景对日本意味着什么?日本有观点认为,只要中美不发展到全面冲突,日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因为中国面对美国的压力,会主动向日本送去“秋波”,日本的行动空间会因此扩大。还有观点认为,如果中国向美国让步,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做出改变,那么日本也能获得一定好处。这样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持续观察。但从现状看,日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来自美国的对华“脱钩”压力。美国不仅自己全面排斥华为,还要求盟国限制从华为和其他中国供货商那里购买电信设备,否则就要冒被美国基于安全考虑减少情报共享的风险。

目前看来,日本在涉及科技和安全竞争的问题上采取了追随美国的立场。2018年12月,日本政府修订了信息通信设备的政府采购政策,虽然没有指明,但实质上禁止了采购华为等中国制造的设备。2019年5月,日本又公布了强化审查外资投资的措施,决定增加与信息技术及通信相关的20个业种的事前申请要求,目的是防止重要的信息和技术流到国外。在企业方面,尽管日本政府没有禁止通信企业使用特定产品的权限,但日本企业都明白,一旦遇到国家安全理由,争辩也没有意义。它们在华为、中兴等问题上已经受到来自美国的警告,未来如果被要求选边,将不得不做出排除相关中国产品的决定。

针对日本政府和企业迄今以及未来的应对之道,日本国内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主张正面谋划,另一种则对后果深感忧虑。前一种观点认为,在政府层次,日本应该向美国学习,设立日本版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EC)及其办事机构,负责综合性的战略筹划、情报分析、部门间协调以及与其他国家相应机构的合作。该委员会最好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一样,属首相直辖,以确保执行能力。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日本应该和美国一样,重视中国制造的通信设备等产品在产业和安全上的风险。从产业上看,日本企业目前仍保持着在机器人技术、运输设备和部分电子零部件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在相关供应链中大部分设计和高端零部件制造仍在日本进行,但中国企业正在价值链上攀升,预计未来日本企业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如果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日本企业被拿走了敏感信息,那么中国企业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击败日本企业。从安全上看,未来万一在日美同盟与中国之间发生危机或冲突,不管是国防网络还是民用网络,都会在运输、补给等后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使用了中国制造的设备,其安全风险不可小觑。基于上述理由,有日本学者主张,日本政府和企业应该做出精确的风险评估,制定最适当的风险管控措施。这种观点尽管不否认排除华为等措施对日本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试图在经济利益与安全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但显然更重视安全风险的防范。

后一种观点认为,安全因素固然不能忽视,但更应该考虑到经济上的严重后果。日本虽然和美国一样,也担心中国制造在产业和安全上的风险,但目前这种威胁主要是潜在的、预期的,未来也可以防范。相比之下,中美技术“脱钩”的危害正在发生,而且有扩大的趋势,这才是日本最担忧、最警惕的。具体来说,日本的忧虑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战会让日本遭受连带伤害。日本企业将不得不面对美国政府日趋严格的出口管制、进口限制和针对特定中国企业的禁令。比如,一个日本公司想要将其在美国硅谷的实验室开发的算法向日本的总部转移,可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如果要向位于中国的子公司转移这种信息,就会更加困难。又比如,日本企业只要使用了美国的尖端技术,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其对华出口(包括针对当地法人的)和对华技术转让(包括向中国出售企业)都将变得极为困难。同时,引进了中国资本的日本企业如果要在美国投资,也可能受到严格审查。未来,如果美国对华制裁持续升级、日本企业被迫服从美方要求的话,它们还可能冒被赶出中国市场的风险。

第二,中美技术“脱钩”会损害日本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脱钩”导致两套标准和规程,会造成低效,因为美国政府的禁令会限制美国和日本的公司获得信息、市场和商业机会。可以设想,如果华为的5G技术在一些国家成为主导标准,而美日欧的联营企业在另一些国家占优,那么两个市场都会变得狭小、低效,而且会失去互操作能力。如果欧洲和韩国的顶尖企业不愿意放弃商业机会而选择与中国企业合作,那么对美、日来说情况就会更糟。

第三,中美“脱钩”将切断日本企业的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为了规避供应链被切断的风险,日本企业将不得不重建供应链,让生产网络多样化,以分散风险。具体包括延迟或中止对华投资,从中国以外采购零部件,在中国以外生产、加工和组装,而这些都意味着增加高额的成本。

第四,中美持续对抗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使日本经济失去中国市场这个最重要的增长源泉。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信息技术和通信企业每年从日本采购大量的零部件,如果失去这些来自中国的需求,日本的相关产业就可能走向衰退。同时,如果中国经济减速,设备投资受限,那么日本的大量对华机械出口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如果对华出口不能增长,那么日本自身的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第五,中美“脱钩”会造成世界经济的集团化,严重影响增长前景。如果“脱钩”愈演愈烈,那么世界将分裂成以中、美为核心的两个经济集团,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很多产业的供应链将被切断,跨国公司将无法在全球配置资源。受此影响,贸易、投资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可能陷入停滞。不仅如此,支配世界经济的规则也将从市场经济原理转变为国家安全理由,自由贸易体制将由此终结。其结果将是,迄今依靠自由贸易和全球供应链发展起来的、牵引世界经济增长的信息技术产业,由于受到难以预测的安全问题的影响,将沦为“风险业种”。

总之,日本一面受到来自美国的对华“脱钩”压力,一面又不可能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必然陷入两难困境。未来如果真的形成中、美两个相互隔绝和对抗的经济集团,那么日本不论选择哪一方,都意味着与另一方的相互依存关系崩毁,损失将不可估量。

三、印太战略:貌合神离

在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的同时,美国还在地缘政治上展开对华竞争,突出表现在印太战略的提出和推进上。2017年10月1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W. Tillerson)在访问印度之前发表演说,称美国应该与印度携手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11月,特朗普在其亚洲之行中多次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标志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启动。12月,美国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印太”作为一个地区概念使用。众所周知,印太战略是两届安倍政府的外交代名词,是安倍外交最重要的特征,日本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向美国推销这一概念。此时,美国政府终于采纳日本提出的战略概念,从表面上看似乎意味着安倍外交取得了重大成果,实际却不尽然。

日、美先后提出印太概念,起初都是为了拉拢印度,制约中国,在战略上确有共通之处。但是,在2017年末这一时间点上,日美两国的对华政策却在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行进。国务卿蒂勒森在上述演说中反复贬华褒印,指责所谓“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此后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则把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认为印太地区正在上演两种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否认,日本曾经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负面态度,至今仍抱有怀疑和竞争的心态。但是,中日关系在2017年上半年已经开始回暖,而且日方正是通过参加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首相本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表态推动了这一轮对华关系的改善。可以说,在2017年底,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从竞争与合作并存转向全面竞争,而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从竞争为主转向合作与竞争并存。

在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过程中,日本的印太战略经历了重要的变化。早在第一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就提出了与印太相关的理念。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提议,日美印澳应联手在“泛亚洲”(broader Asia)构筑开放、透明、自由的网络,把印太两洋连结起来。是年5月,日本积极推动建立了日美印澳四国对话机制(QUAD),后来由于印度的不热心和澳大利亚的退出无果而终。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旋即提出“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企图复活四国对话。这一系列理念或战略的特点是,借自由民主之名,行地缘政治之实。2016年8月,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六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TICAD)上,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依然显示出与中国竞争的姿态。但是,随着2017年上半年中日关系回暖,其印太战略的含义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在美国版的印太战略公布后,日本一面表示支持,一面又强调“印太”概念是开放的,否认存在围堵中国的意图,有意与美国划清界限。

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寻求让其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和谐共处的可能性。日本学者细谷雄一称之为印太战略从1.0版到2.0版的变化,前者的基本特征是对华竞争,后者则更重视对华合作。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印太地区的两种世界秩序之争,日本如果不说明与美国的区别,就会被误认为是要将这一地区分裂为美日同盟主导的印太战略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两个阵营,而大部分亚洲国家都不愿意看到中美对抗,也不愿意加入孤立中国的地区框架,因此,不能将日本版的印太战略与美国版的混为一谈。

除中日关系改善之外,日美印澳四国对话再次陷入分歧,也是促使日本调整印太战略的重要原因。2如上文所述,安倍政府的印太战略从一开始就以鼓吹日美印澳四国安全合作乃至组建菱形同盟为其核心内容。但以2018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为契机,四国对话的走向变得模糊起来。先是印度总理莫迪在演讲中强调了包容性(inclusiveness)和东盟的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明确反对回到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次日的演讲中虽然强调了与中国的对抗,但也提到了东盟的中心地位,还提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耐人寻味的是,莫迪和马蒂斯都没有在演讲中提到四国对话。当被问及时,马蒂斯才说百分之百支持。而莫迪则更为谨慎,宣称印太既不是一项战略,也不是成员有限的俱乐部或谋求支配权的集团,而且绝不是针对任何一国的。这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日美印澳虽然举行了第二次局长级磋商,但在发表成果时增加了包容性、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以及重视多边合作议程等内容。在美国观察家看来,这意味着四国对话在未来一段时间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事实上,即便是在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四国对话也只被作为外交磋商(diplomatic quadrilateral consultations),而不是安全机制。

此外,东盟国家也不愿意被纳入印太战略的轨道。在2018年8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上,日本曾试图把“印太战略”写入主席声明,但因东盟国家反对未果。11月6日,安倍在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公开把“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vision)”。从此,日本印太战略的重心不再是日美印澳四国安全合作,而是更广泛、更包容的地区多边合作。

总的来看,日美印太战略的不同之处集中于两点:一是对中国的定位不同,二是对军事竞争的强调不同。日本的印太战略起初确实是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而且在东海和南海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一度把重心放在安全领域。但美国“入群”后,过于强调遏制中国,且突出军事竞争,反而给正在改善对华关系的日本造成了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反复强调其印太战略不是为了遏制中国,还尝试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协调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以免过分突出军事色彩。

日美之间的上述不同之处,并不是短期的或表面的,也不仅限于日美两国之间,而是暴露出印太战略本身的内在矛盾。首先,从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定位看,究竟是构筑排他性的集团以制衡崛起的中国,还是建立包容性的地区架构以避免大国对抗,这两种逻辑的政策含义截然不同。前者意味着形成中美两极格局,后者则意味着形成亚洲多极格局。尽管中美关系确实对地区秩序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他国家都不愿意被纳入中美两极主导的秩序中,因为那样会限制他们自身的行动空间。所以,印度不愿把印太视为排他性的集团或战略,东盟也不愿使用“战略”一词,而是提出自己的“印太展望(outlook)”。日本和澳大利亚虽然是美国的盟国,总体上要与美国协调,但具体到对华政策、贸易政策等问题上,则未必与美国完全一致。实际上,这些国家为了扩大战略自主性,都更希望建立一个“多极的亚洲”。

第二,从印太战略中经济议题和安全议题的比重看,由于印太作为一个地区仍然缺乏经济一体化的基础,难免偏向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有日本学者指出,从贸易和投资看,印太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还比较薄弱。如果不把中国计算在内,那么印太地区的贸易一体化程度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中美日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很少。因此,印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学尚不能成立。如果一定要突出“印太”概念,就不能依靠投资、贸易等市场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只能依靠政府力量自上而下地强调安全议题,或者强调基础设施联通、贸易和投资规则上的竞争等具有地缘政治含义的议题。这样的印太战略就难免给人以“同床异梦”的印象了。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虽然不愿意如美国那样过分强调遏制中国,或过分突出军事竞争,但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不重视对华竞争或不再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安全挑战。所谓2.0版的印太战略,实际就是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在经济与安全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以2018年底新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为例,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日益扩展和活跃的军事动向,加上国防政策、军事力量的不透明性,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及国际社会在安全上的严重忧虑;日美同盟不仅对于日本自身,而且对于印太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日本应立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考虑该地区的特性和对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战略性地推进多方面、多层次的安全合作。在日本学者菊池努看来,日本的印太战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出于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和对美国可靠性下降的担忧,着力提升日本的积极性、主动性,达到强化日美同盟的目的;二是所谓“新南进论”,即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印度洋、大洋洲等地区各国的合作,促使美国维持其对亚洲的介入和承诺。可见,尽管日本与美国存在分歧,且积极与地区内其他国家展开安全合作,但日本印太战略的落脚点仍是强化日美同盟。究其原因,在于日本对这一地区力量对比的评估。正如日本学者神保谦指出的,当前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优势相对动摇,中国迅速崛起,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同时印度、东盟、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等中等强国或力量(middle power)也在崛起;但是,仅仅依靠中等强国之间的合作仍然无法维持相对于中国的均势,均势的基础仍然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广泛军事存在。

四、日本的选择

综上所述,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日本在贸易战、科技战和地缘政治这三个方面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应对之策。在贸易战方面,日本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为了规避和减轻特朗普保护主义政策的冲击,日本采取迂回战术,积极推进CPTPP、日欧EPA和RCEP等没有美国参与的多边合作,力图与其他贸易伙伴一同担负起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责任。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也表现出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态度。日本虽然在战略上仍然希望把美国拉回来共同制定贸易和投资规则以牵制中国,但在策略上不仅没有追随美国,还以务实的态度接近中国。

在科技战方面,日本暂时与美国步调一致,但对“脱钩”深感忧虑。日本虽然也担心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和安全竞争,但不认为与中国“脱钩”是明智的做法。日本倾向于在继续发展对华经济关系的同时,加强科技和安全上的风险管控措施。日本还担心,“脱钩”会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对日本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在地缘政治方面,日本表面上与美国携手推进印太战略,实际上却把重心从对华竞争转向了对华协调。当然,在安全领域,日本仍然把中国视为主要挑战,坚持强化日美同盟,但也有意与美国划清界限,不愿意突出对华军事竞争。日本政府还希望其“印太构想”能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谐共处。

日美之所以在对华政策上存在上述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不像美国那样把与中国的关系视为“零和”竞争。尽管中日之间也存在经济竞争,但日本的经济增长既要依靠巨大的中国市场,也要依靠畅通的全球供应链,因而难以选择与中国“脱钩”的政策。即便在安全领域,日本也不愿意直接与中国展开军事对抗,而是选择威慑与接触并重的政策。此外,对日本来说,日美同盟的价值不仅在于美国提供的安全承诺,还在于美国对国际规则的维护,但特朗普却不顾规则,单凭实力胁迫其他国家,这令日本深感忧虑。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有学者指出,围绕华为的争论只是冰山一角,中美之间的分歧将日益扩大,而其他国家的选择余地将随之变小。由于存在不同的威胁认知和经济利益,美国与盟友之间的不一致或将成为常态。问题在于,如果美国对华“脱钩”愈演愈烈,不断加大对日本的压力,那么日本将被迫在中美两个市场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总之,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日本既没有从美制华,也没有舍美从华,而是选择性地在不同问题上采取不同的立场。日本如何选择,取决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国际上的人心向背,以及对日美、日中双边分歧的管控。日本也许希望在强化日美同盟与改善中日关系之间、在安全竞争与经济合作之间、在技术管制与贸易自由之间求得平衡,但日本能否保持这样的自主性,还要看未来中美战略竞争能为其留下多大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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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泳涛0Mon, 01 Jun 2020 01:56:00 GMTMon, 01 Jun 2020 09:39:00 GMT
<![CDATA[如何科学合理地运动,远离意外运动损伤?]]>/101012/58131.aspx随着天气回暖、疫情缓解,不少人开始恢复体育运动。然而被“封印”三四个月的身体一下子“解冻”,尚不能适应高强度的运动。一些人刚开始活动便因为崴脚、闪腰、骨折等意外而被迫中止健身计划。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合理地运动,远离意外运动损伤。

病例 1

去年暑期,王先生在毕业二十周年同学聚会上一时兴起,与几个老同学兴致勃勃地来到操场展开足球比赛。传球,带球,冲锋,铲球……一群中年人仿佛又回到青少年时代。比赛进行得正激烈,王先生猛地一转身,只觉膝关节一软,腿上“嘎嘣”一声,直接摔倒在地。看着迅速肿起来的膝关节,王先生傻了眼。同学中懂些运动损伤知识的马先生,赶紧跑来帮忙处理。王先生郁闷地说:“还没活动开呢,怎么就受伤了?”马先生一边处理,一边给他分析:“你二十年都没有这样剧烈运动了,头脑和身体哪里还记得以前的状态。丝毫没有准备就上场,不受伤才怪。”

病例 2

体重180斤的老陈准备运动减肥。疫情期间没法去健身房,他选择了去郊外跑步。虽说有些胖,但老陈的身体耐力还是不错的,一口气跑5公里一点儿问题没有。他充满自信地连续跑了一周。到第八天的时候,老陈忽然感觉左腿迎面骨有点儿疼,不跑不疼,一跑就疼。他只得停止跑步,来到医院看病。医生用手敲敲他的迎面骨,老陈说疼,医生又用手按压迎面骨,老陈说疼痛不明显。医生诊断,老陈的左腿迎面骨很有可能骨折了,建议他拍个核磁。老陈十分不解:“没摔又没碰,怎么就骨折了?”最终核磁结果显示,老陈的左小腿应力骨折。

心理和身体都要做好准备

运动损伤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认识不足。心理准备不足包括很多方面,有的是思想麻痹大意,受伤者没有采取一定预防措施;有的是好胜好奇心作祟,盲目冒失地进行运动;还有的是运动中存在畏难、恐惧心理,在犹豫以及过分紧张时发生了伤害事故。

运动损伤的第二个原因是身体方面的准备不足。上述病例中的王先生长时间不运动,肌力不足,肌肉对于急性扭动的膝关节起不到保护作用。另一方面,王先生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活动,赛前只做了几个简单的牵拉动作,肌肉和韧带根本没有牵拉开,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尚未达到运动状态。这是导致他受伤的直接原因。

准备活动的意义在于通过身体练习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使运动中枢和非运动中枢均处于兴奋状态,有利于运动者在短时间内进入运动状态。如果准备活动不充分,运动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内脏器官的功能就不会被充分调动起来,肌肉的温度低、弹性差,身体协调能力和运动的灵活性差,运动者容易发生损伤。可见在运动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对于避免运动损伤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准备活动要适度,过量的准备活动使得身体疲惫、机能下降,也会导致运动损伤。

运动损伤的另一个原因是外部环境不适宜。运动场地狭窄,地面不平坦,器械安置不当或不坚固,锻炼者拥挤在一起或多种项目在一起活动,都容易造成运动损伤。此外,空气污浊、噪音、光线暗淡、气温过高或过低以及运动服装不合要求等原因,都可以直接或间接造成伤害事故。

有时候肌肉太“累”也会导致骨折

常见的急性运动损伤包括韧带损伤、肌肉肌腱拉伤、肌肉挫伤、骨折、脱臼、脑损伤等。其中肌肉和肌腱拉伤较为常见,一般是准备活动不足或者疲劳导致,比如打羽毛球时经常发生的跟腱断裂或者小腿三头肌肌肉拉伤。运动中的骨折一般为关节脱位导致的撕脱骨折、切线骨折以及压缩骨折。病例中的老陈因跑步导致的应力骨折在急性运动损伤中并不罕见,极易被忽视导致误诊误治。应力骨折是一种因过度使用造成的骨骼损伤。它不是因为身体突然遭遇某种剧烈撞击而造成骨头断裂,而是因为肌肉疲劳后,不能及时分散骨骼承担的冲击力,最终引起特定部位裂缝骨折。初期一般仅仅是松质骨骨折,皮质骨相对正常。这样,患者行走并无问题,但跑步时因冲击力相对大,即可引起症状。出现此类问题后,患者应停止跑步,四周至六周后即可好转。如果行走不痛,不要过分限制行走;如果行走痛,应拍CT检查看有无皮质骨骨折。

运动者发生上述损伤后,通常会有如下症状:

1.损伤部位疼痛。疼痛程度取决于骨组织、韧带、肌肉肌腱等结构损伤的程度和患者的痛阈。当损伤较轻、韧带部分断裂时,疼痛一般比较轻微。如果损伤严重,韧带完全断裂,不仅疼痛严重,还会伴有其他症状。骨折引起的疼痛一般比较剧烈,跑步引起的松质骨应力骨折则只有在跑步时才有痛感。

2.出血和肿胀。骨折、肌肉肌腱撕裂、韧带断裂常伴有韧带本身及周围关节囊的损伤、出血,并引起关节肿胀。当出血量比较多或皮下组织较薄时,还可以看到皮下淤血、青紫等。

3.活动障碍和功能受损。韧带受损常导致关节活动障碍,伤者不敢活动损伤关节。

4.闻及撕裂声。有时伤者可听到韧带撕裂或者组织损伤移位导致的响声。此外,关节脱位骨折还可以见到关节或者肢体的正常形状发生改变,临床谓之创伤性畸形。

如何自我处理和施救他人

急性运动损伤的处理和施救原则是先救命后治病。如果有危及生命的颅脑损伤,伤者出现意识问题或者气道、心脏等器官出现急性损伤,应立即送急诊抢救。无专业知识的人员切不可尝试复位或者无保护搬运,以免加重损伤。

不过,大部分情况下,急性运动损伤均可按照RICE原则处理。即:

R(rest):休息。制动受伤的关节,可使用石膏、支具等来保护关节。

I(ice):立即冰敷。伤后24-72小时内冰敷,可以起到消肿止痛作用。以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为例,冰敷每次持续10-20分钟,间隔1-2小时反复施加,第一天5-6次,以后酌情递减。

C(compression):加压包扎。可应用弹力绷带或者软敷料外加绷带加压包扎,以减轻肿胀。

E(elevation):抬高受伤部位。使其高过心脏,有助于静脉回流以减轻肿胀。

涉及脊柱骨折脱位或关节脱位等有神经血管损伤风险的重要部位,在搬运时应使用多人平举法,以免脱位加重导致神经血管损伤。

尽管意外损伤很难预防,但我们在平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保护自己免受运动性损伤。定期有规律的锻炼是避免急性运动损伤最好的办法。我们日常锻炼时,既要加强四肢、肩部、腰部等肌肉群的锻炼,以确保肌肉力量的整体平衡,又要加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锻炼,比如重点锻炼膝关节、踝关节、肩关节等部位的肌肉。活动前充分热身,活动中穿戴必要的护具,活动后做好拉伸放松。此外,既往发生过韧带损伤者,经过充分康复锻炼后应该逐步恢复运动。

(作者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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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0Mon, 01 Jun 2020 01:48:00 GMTMon, 01 Jun 2020 09:29:00 GMT
<![CDATA[关于手足口病你知道多少?]]>/101012/58130.aspx随着各地学校陆续复学,学生们也将结束这“史上最长假期”回归学校。然而随着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手足口病也进入了高发病期。手足口病是怎么回事?该如何预防?且听专家怎么说。

关注:手足口病传播系数是新冠病毒的三倍

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或日常接触传播。该病多发生于6岁以下的婴幼儿,潜伏期2—10天,病程一般为7—10天。可引起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溃疡,少数患者可引起心肌炎、肺水肿、无菌性脑膜脑炎等并发症,个别重症患者病情进展快,易导致死亡。

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法定传染病报告中,手足口病以发病人数237.6万位居第一。这个数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现在是时候关注除新冠肺炎以外的传染病了。”国家卫健委新冠防控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近日举办的2020首届《知足常乐 “依”路平安》手足口病防控征文暨防控卫士评选活动上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以及其他原因让一些家长对疫苗接种产生犹豫,然而夏秋季节是疫苗接种的关键时刻。

“如果3个月不接种疫苗,则爆发流行风险将逐渐加大,麻疹病毒传播系数是12—18,百日咳是12—17,新冠病毒是1.4—2.5。手足口病传播系数达4.2—6.5,是新冠病毒的3倍。”曾光认为,如果忽视手足口病疫苗的接种,重症手足口病病例数可能将明显高于目前水平。

研发:中国手足口病疫苗领跑全球

2008年3月,安徽阜阳地区出现了多名以发热及手足口臀皮疹为特征的手足口病患者,短时间内出现了集中爆发,经调查是EV71病毒所致,病毒迅速蔓延至全国26个省份。

据中国生物医药技术协会疫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云涛研究员介绍,我国手足口病(EV71)疫苗于2008年开始研发,历时9年获批上市,领跑全球,在技术上做了许多突破。

张云涛表示,在EV71疫苗的研发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们还建立了EV71抗原综合抗体等一系列国际标准,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认证。

现状:手足口病整体疫苗接种率仍偏低

在幼儿阶段尤其容易感染手足口病,因此家长要更加重视起来。易发于夏季的手足口病,不仅传染性强,最可怕的还是重症比例大。手足口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唾液传播、呼吸道分泌物传播和消化道排泄物传播等。年龄小的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喜欢用小手接触嘴巴,病毒通过唾液传播,进而使其致病。

相关研究表明,手足口病需要在免疫接种率达到78%以上才能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目前各地EV71疫苗接种率从10%—50%之间不等,远低于形成群体免疫的要求。

如何提高EV71疫苗接种率?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陈晓琦认为,在新冠疫苗的防控常态化中,联合接种优势格外明显。首先,在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完全平复的前提下减少去医院的次数,一次就诊,多种保护。其次,在没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地区,减少往返门诊的次数也能节约时间,减少出行成本。

为此,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EV71疫苗与乙肝疫苗、麻风疫苗、流脑疫苗的联合接种。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论EV71疫苗和其他疫苗一起接种,还是分开接种,其安全性相同,免疫保护作用也是一样的。

辨别:“三个四”揪出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通过饮食、飞沫、接触等传播,患儿玩过的玩具、餐具、奶瓶、毛巾、被子、内衣等,都有可能沾染上细菌和病毒,健康的小宝宝接近或接触这些被感染的东西后,可能会让细菌和病毒有机可乘。另外,还有一部分孩子是通过看护人而接触到手足口病病毒(EV71)并发病的,而成人感染手足口病病毒(EV71)后一般不会发病,也无任何症状,但会传播病毒。

4—7月是手足口病高发期,临床上容易与疱疹性咽颊炎混淆。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冰提醒,家长应该掌握辨别小技巧,初步判断孩子是否得了手足口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疱疹性咽颊炎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临床表现为发热和口腔咽颊部疱疹,少数病例会出现高热惊厥、脑炎等病发症,大多数为轻型病例,有自限性,病程一般在4—6天,偶尔延至两周。

手足口病早期像感冒,起病急,发热,一般为38摄氏度左右,有咳嗽、流涕、影响食欲、恶心、呕吐等表现。1—2日后,手掌或脚掌出现米粒大小的疱疹,疱疹也会出现在臀部和膝盖处。

区别手足口病引发的皮疹须要记住“三个四”。“四部曲”:主要侵犯手、足、口、臀四个部位。“四不像”:不像蚊虫咬,不像药物疹,不像口唇牙龈疱疹,不像水痘。“四不特征”:不痛、不痒、不结痂、不结疤。

胡冰强调,保护易感人群最好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尤其对于6个月-3岁的孩子来说,要尽早进行疫苗接种。此外,还要做到勤洗手、吃熟食、喝净水、加强锻炼、开窗通风、少去人群密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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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喻京英0Mon, 01 Jun 2020 01:47:00 GMTMon, 01 Jun 2020 09:28:00 GMT
<![CDATA[全国人大代表、我院杨先农研究员在全国两会建言献策]]>/101009/58129.aspx全国人大代表、我院杨先农研究员在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将民族乳业振兴融入到健康中国战略;二是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针对以上建议,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了杨先农研究员,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网刊登了相关采访内容。全文如下。


全国人大代表杨先农:将民族奶业振兴与健康中国战略相融合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健康领域发展更加协调,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健康服务质量和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健康产业繁荣发展,基本实现健康公平,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50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健康国家。”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先农参加今年全国两会提出建议,在这个过程中,将民族乳业振兴融入到健康中国战略,使其发挥重大作用。

杨先农近年对奶业振兴情况展开了调查研究和思考。我国奶业振兴已进入快车道。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奶业振兴,2018年6月,出台了《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农业农村部召开了全国奶业振兴工作推进会和现场会,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9部委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奶业振兴的若干意见》,细化实化奶业振兴的具体举措。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意见精神,科学设定发展目标,推动奶源基地建设、乳品加工、市场流通等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的落实,强化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发挥奶农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形成了振兴奶业的良好氛围。201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实施经济欠发达地区、重点人群营养干预计划,开展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营养改善行动”。2019年5月23日,国家七部委发起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方案》,提出了“更好地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力争婴幼儿配方乳粉自给水平稳定在60%以上”的目标。

杨先农在调研中认为,近期有三方面需要注意。一是为实现上述目标,一些助力民族乳业振兴的社会公益项目作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二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有专家学者详细分析了发展奶业对减少疫情风险、构建绿色农业体系和优化膳食蛋白结构的重要作用。三是有些不良商家,危害奶制品安全,搞乱国内奶粉市场,严重干扰民族乳业振兴和健康中国战略。关于第二点,杨先农介绍说,中国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的专家提出“疫情中奶业的三点思考”,以奶业为主线,从食物消费方式、农业生产结构和食物消费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他们认为,人类存在,病毒就存在,疫情的风险就会存在,而发展奶业有助于减少疫情风险。相对分离的食物消费方式,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有效避免大量消费者直接接触活体动物,减少人类疫情风险的健康消费方式。在奶业的带动下,食物生产与食物消费环境相对分离,发展奶业是建立相对分离食物消费方式的引导力量,有助于减少疫情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杨先农结合自己的调研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继续组织开展牛奶公益行动,总结社会组织贯彻国务院七部委“提升行动”优质公益项目的有效经验,推广国内社会力量参与民族奶业振兴的公益作法,继续支持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与健康中国战略相融合,引导乳品企业积极参与,让广大农村地区更多的孩子喝上优质国产奶,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脱贫攻坚战的成果。

其次,由农业农村部、国家卫健委牵头,组织科研机构、国奶企业、专家学者、有关公益组织等,进一步研究国奶产品抵御疫情风险的权重、提升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强壮全体国民身体素质的途径等,加强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传播。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指南,高质量构建饲料生产-奶牛养殖-奶类加工-奶品消费有机衔接的健康发展模式,把民族乳业振兴作为健康中国建设战略的长期工程、长效工程、长远工程,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民族乳业的信心。

最后,市场监管部门采取“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清理规范母婴用品特别是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供应渠道,确保国奶市场安全。针对绝大多数婴幼儿父母没有正确的喂养知识、更不具有辨别奶粉真假的现状,妇幼保健机构应当承担起健康教育的责任,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志愿者等帮助宝妈们迅速提高正确喂养的知识能力以及辨别能力,从消费源头上杜绝假冒伪劣奶制品。


(原文刊载于2020年5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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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访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先农


对全国人民来说,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亟须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坚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脱贫攻坚的成果。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先农在今年全国两会提出建议,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为什么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杨先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反贫困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打响了反贫困斗争的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我国脱贫攻坚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形成了全球减贫事业可借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产生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会更加艰巨。要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倾向性问题,把脱贫攻坚的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与共同富裕相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扶贫要扶志,大力弘扬、发展、丰富脱贫攻坚精神,以坚忍、自信、奋进、创新、奉献的文化逻辑,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脱贫攻坚精神,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您有哪些具体建议?

杨先农:大力宣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关于减贫、扶贫、脱贫攻坚的一系列思想理论。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脱贫攻坚战谱写出的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出版、拍摄、宣讲关于脱贫攻坚精神的理论书籍、电视电影、论坛讲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贫困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是脱贫攻坚精神的来源,也是解读和阐释脱贫攻坚“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

大力总结和宣传反映脱贫攻坚精神的主要先进事迹和主要典型人物。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涌现的可歌可泣的案例,围绕脱贫攻坚精神的凝练,组织全国性脱贫攻坚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再度评选,由县、市、省、中央层层选拔、推荐,加强多媒体、多层次的新闻报道,掀起学习、弘扬、丰富脱贫攻坚精神的新高潮。

把脱贫攻坚精神融汇到各级各类“三农”学校、社区、家庭的教育中。从农村幼儿园开始到义务教育阶段,在高中、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以及全国“三农”类学校等,充实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的内容,形成发扬脱贫攻坚精神的校园文化氛围。

讲好脱贫攻坚精神中国故事,融汇国际传播交流中世界反贫困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内容的中国表达。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分享中国经验。组织具有中国标识的反贫困国际会议,将脱贫攻坚中创造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世界各国人民分享。在国际会议或新闻宣传中,注意中国脱贫攻坚故事的柔性化表达。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在人文社科研究等方面可以开展哪些工作?

杨先农:加强脱贫攻坚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建设内含脱贫攻坚精神的农业特色小镇,兴起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的红色旅游。设立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资助项目,组织专家学者围绕历史发展、基础理论、内涵外延、体制机制、经验规律、传播教育、国际贡献、未来前瞻等开展研究。

遴选有条件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设立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全国干部培训学院。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构建一批特色农业小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国各地结合实际情况,策划规划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的区域结合、条块结合、点线结合的红色旅游精品项目,把乡史馆、村史馆、“三农”博物馆、农耕文化纪念馆等统筹协调,作为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红色旅游的支点。


(原文刊载于2020年5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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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维丹0Mon, 01 Jun 2020 01:40:00 GMTMon, 01 Jun 2020 09:23:00 GMT
<![CDATA[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赴温江调研生态建设]]>/101009/58128.aspx5月28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赴温江成都泽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栖湖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寿安镇天星村等地,就生物药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进行调研并座谈。成都泽研生物技术公司董事长彭红卫、投融资总监黄伟军,栖湖生态农业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方枫等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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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后强仔细听取了泽研公司关于自主创新研发生物新药和产业基地建设以及栖湖公司关于生态农业与个性化定制服务等相关情况介绍后表示,生物医药是我省重点支持的产业,事关老百姓生命健康,应大力发展。这种科学家加企业家的组合和干事创业精神值得称赞学习,我院愿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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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办公室主任蔡艳秋、智库工作处处长石明、金融与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魏良益研究员和李贤彬副研究员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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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维丹0Sat, 30 May 2020 09:22:00 GMTSat, 30 May 2020 17:06:00 G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