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四川省社会科学院]]>/zh-CNThu, 27 Feb 2020 00:00:00 GMTThu, 27 Feb 2020 00:00:00 GMThttp://blogs.law.harvard.edu/tech/rsssy-blog generator120<![CDATA[四川省社会科学院]]>/ui/img/logo.jpg/<![CDATA[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101003/56754.aspx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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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Wed, 26 Feb 2020 02:42:00 GMTWed, 26 Feb 2020 10:35:00 GMT
<![CDATA[国新办首开“凡人英雄”记者会,也是种致敬]]>/109011/56744.aspx据新华社报道,2月2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在武汉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记者见面会。这场记者见面会的主角,是5位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生、护士、民警、快递小哥和志愿者。这场记者会的场地布置也很特别,没有以往的“主席台”,5位武汉“凡人英雄”与主持人坐成一排,分享了许多质朴感人又饱含力量的抗疫故事。而一线的普通工作者登上国新办记者见面会,这还是第一次。

不是所谓的“大人物”,而是奔忙在抗疫一线的“平凡者”,这次国新办记者会也因此受到了海量解读。

疫情发布需要权威的官方声音,也需要来自抗疫一线接地气的声音。防疫决策层级要“上浮”,但具体落实会“下沉”,要依托基层抗疫一线上的“守土者”——或许是守护者,或许是志愿者,抑或其他“逆行”者。公众需要来自官方的决策部署等信息,也想听到来自他们的切身感受,借此窥探基层抗疫中的日常,了解“疫”线冲锋者们的际遇。

而此次国新办举办的“凡人英雄”记者会,就是通过这些来自一线人员分享自身的抗疫经历,来丰富发布会信息的渠道来源。这些平民化的视角更接近普通群众,也能直接真实反映此次防疫中不同层面的状况,让此次抗疫最前线的情况在公众面前的呈现更加立体和真实。

这次疫情,不论是医护人员、志愿者,或是外卖小哥和社区工作者,都是身居一线,冒着同样的风险,有着同样的担当。国新办记者会首次请一线的普通工作者做主角,也是种致敬:在权威发布的场合让他们登场,也是让做了实事却“无存在感”的他们被“看见”。

说到底,国新办举行的“凡人英雄”发布会,是对以往记者会形式的一次开拓与丰富,也是对许多一线抗疫工作者的致敬。这也合乎公众期许:疫情信息发布,也需要多样化、接地气有温度的声音。而“凡人英雄”们的付出与努力,也该被“看见”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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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辉0Wed, 26 Feb 2020 02:10:00 GMTWed, 26 Feb 2020 10:03:00 GMT
<![CDATA[数字人文打开文化新视野]]>/109002/56736.aspx

数字人文是一种将计算机方法与技术融入人文研究,进而提出并回答人文问题的新范式。在传统人文研究中,研究过程多表现为一种书斋式的、针对典籍文献的细读和考据。随着计算机和电子文本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利用数据库查找资料,并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机器学习、信息可视化等多种计算分析工具,开展认知计算、文本挖掘、情感分析、图像识别、视觉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数字记忆构建等研究。在此过程中,一些新型研究方法,如远读、文本计量、文化分析等陆续浮现,并在文学、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得到创新性应用。

 

为人文研究提供显微镜和望远镜

数字人文为人文研究开启三种新维度,分别是快读、远读、共读。

快读,指的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大大加快阅读和利用文献资料的速度。随着图书文献的数字化转换,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等机构建设了大量数字资源。如果用传统研究方式,以个人之力“穷尽”所有文献资源,根本不可能。如何从海量数字资源中发现并获取所需文献,完成研究任务,这就需要元数据、关联数据、知识图谱等数字技术支撑研究者实现“快读”的需求。比如《红楼梦》中姓名称谓有730多个,想要从70多万字的文本中找到这些人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清华大学统计学研究中心团队利用数据科学方法,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得到按照词频排列的各类词,其中出现两次以上的人名抓取准确率达93%以上。这极大缩短了研究者的搜索查询时间,同时还减少了手工筛选过程中的失误。再比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共收录超过42万条人物传记资料,记录了各方面的详细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为各领域的人物关系和历史事件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检索技术可以帮助研究者快速获取所需数据。

远读具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指传统的细读方法导致大量文学作品从未被研究者阅读,如果要理解整个世界文学体系,就必须采取远读方法,聚焦“比文本小很多或大很多的单位:手法、主题、修辞或文类和体系”。在该理论影响下,研究者开始运用计算方法研究文学作品。也有学者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信息可视化技术相结合,描绘小说的叙事结构、情节发展和人物关系。这些尝试都为文学文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视角与研究路径,凸显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叙事逻辑。

远读的第二重含义是指时间跨度上较大或素材数量较多的研究,这在近年来数字文化遗产和数字博物馆建设中体现得较为充分。在我国,敦煌研究院和上海博物馆率先引入数字人文理念,并借助“数字敦煌”和“董其昌数字人文”书画专题展览,为文化遗产知识与数字资源的关联性可视化呈现提供了示范。以“数字敦煌”为例,敦煌研究院在已经完成的敦煌石窟数字化基础上进行敦煌知识图谱建设,借助更细粒度的敦煌壁画图像语义标注,可以实现图像片段的全球发布和链接,研究者和大众在看到特定主题图像的同时,也能看到全球其他博物馆中相同主题的图像片段。这为图像学、考古学以及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巨大的“阅读”便利,也为公众亲近人类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更多可能。

共读则强调合作。尽管我们强调数字人文在人文研究方面的“快”与“远”,但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文就以机器阅读代替了人工阅读。数字人文强调人与机器的合作,远读与细读的结合。计算机可以帮助学者在纷繁庞杂的信息中快速发现和定位议题,在宏观的学科脉络中把握关键问题;学者又可以发挥个人学养所长,深刻探究问题所在,解释背后的义理与规律。比如有研究者在对中国近代“美”的观念进行概念史研究时,借助大规模数据库的文本资料,以一亿两千万字的文本为研究范围,对中国近代“美”观念的发展轨迹进行远读式描绘,为传统细读研究提供了颇为有效的实证支撑。

除了人与机器的合作,共读还意味着将多种阅读模式结合,获得全新知识图景。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电子文本与数字地图相结合形成的时空交互阅读框架。比如中南民族大学研究团队就“唐宋诗人行旅路线”建立“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架构,在数字地图上呈现唐宋著名诗人词人的行旅踪迹,为读者理解唐宋诗词打开新视角。时空交互阅读框架不仅以时空架构直观展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品间的网络关系,还为深入解读文本内涵提供可能。

此外,共读还强调众包协同。借助开放众包技术,上海图书馆开发“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允许用户上传和编辑自己家族的家谱。中华书局建立的古籍整理平台,也采取众包模式,组织高校学生、出版社编辑、图书馆馆员等社会力量进行底本校对,日均工作量达100万字,大大提升了古籍电子文本的审校速度。

 

引领文化时空数字化转换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作为新一代人文学者认知世界和传播文化的路径,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人文可成为推动人文学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比,人文学者对数字技术的采纳相对滞后,甚至有一定误解。比如有人认为,“将文学当作数据会失去文学本身丰富的意蕴”,这种观点是对数据功能与意义的误读。事实上,凡是计算机可以处理的电子文本都可称为数据。随着数字社会的发展,文本的主体形态早已转换成计算思维下的数据,文学对“人本”和“文本”意义的追求并不会因其形态而改变,所以说文学与数据的关系是“道”与“器”的统一,而非对立。在利用新技术解决传统人文问题的同时,数字人文也应更加关注新兴人文议题,比如新闻推荐算法和人工智能模型的伦理约束等。数字人文在强调知识生产、表现、教学、传播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应更加积极对接开放科学行动框架,支持科研领域的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开放创新,并在学术活动中推动协同、众包、互联、交互、跨学科、跨国界、跨专业合作等学术理念的普及与范式创新。

数字人文可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挥积极作用。目前,数字人文正在引领文化生产体系的数字转向,已经成为一个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等传统人文学科与图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信息科学共同关注的新兴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不仅推动了大学与其传统科研学科体系加速适应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还在公共文化机构中推动了人文知识向更大范围的公众开放,使得普通人能够更加便捷有效地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敦煌研究院、上海图书馆、中华书局等单位推出的一系列数字人文项目和成果,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方面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数字人文应致力促进科技与人文的互动与融合。过去几年里,人工智能不仅是科技界热点,同时也是人文研究及艺术界热点。对人文学者来说,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工具技术,也是一种人类文明活动的参与主体,由此带来的文本生产问题、情感经验问题以及审美问题等都是难以回避的新兴人文学术课题。对于人工智能专家来说,人文思考和伦理关怀也是研究过程必须引入的维度。在此背景下,数字人文研究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为科技与人文、机器与文艺互动融合提供试验场和方向标,面向未来打开文化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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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光 陈 静0Tue, 25 Feb 2020 08:52:00 GMTTue, 25 Feb 2020 16:44:00 GMT
<![CDATA[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推动武汉市进一步加强防疫和救治工作 部署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疫情防控策略]]>/101003/56728.aspx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要求,进一步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扎实推动有序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通过视频听取了中央指导组和湖北省关于武汉市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汇报,详细了解防控一线还有哪些需要,部署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会议要求,武汉市要进一步落实排查和分类收治措施,加快补齐社区防控的短板漏洞,切实卡住源头、切断传播途径,提高收治率,降低感染率。全面提高救治能力,尽最大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抓紧从全国调配急需的人工心肺机等医疗设备和专业人员,实施联合专家组分区包片,有针对性加大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救治力度,推进轻症患者治疗“关口前移”,防止轻症转为重症。把关心关爱医务人员的措施确保落实到位。要完善疫情信息发布,做到公开透明、及时准确,不得隐瞒。加强与群众沟通,倾听意见,及时回应关切,适时合理调整措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继续切实保障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医疗防控物资需要,加大生活必需品调配力度。中央财政增加对湖北省转移支付予以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畅通物流配送,解决好送货到小区的“最后一公里”,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

会议指出,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印发以来,各地高度重视,部分省份根据本地疫情形势变化已研究调整应急响应级别。下一步要指导各地在省级层面加强疫情态势研判和全面细化部署,以县域为单位采取差异化防控措施,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落实老年人、孕产妇、学生等重点人群防护指南,完善办公场所、商场超市、交通运输等重点场所防控方案,细化医疗机构、工业和建筑企业等重点单位防控措施,做到简明易懂,使防疫人员便于操作、群众日常有遵循,最大限度防止发生感染,做到在有防护保障情况下企业正常复工复产,人民群众正常生活,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孙春兰参加视频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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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Tue, 25 Feb 2020 02:14:00 GMTTue, 25 Feb 2020 10:07:00 GMT
<![CDATA[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答记者问]]>/109010/56720.aspx问:国家政务信息化建设意义重大,各方高度关注,请介绍一下《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务信息化建设工作,近年来就加快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作出了一系列部署,明确要求破除“信息孤岛”,大力推进数据共享,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各部门加大了政务信息化建设和完善的力度,在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提升监管能力、优化政务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等基础设施相继建成,中央62个部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体系,累计发布数据共享服务接口超过1300个,提供数据查询核验服务超8.3亿条次,支撑跨部门、跨地区数据共享交换量达697亿条,初步实现“网络通”“数据通”。国家人口基础库、法人单位信息库、社会信用库等基础数据库加快建设完善,人口、法人、信用等数据实现统一关联汇聚,为跨部门协同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为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实施了《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55号令),对规范电子政务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放管服”改革不断走向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对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提出了新要求,迫切需要对原办法进行全面修订并提升效力层级。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研究制定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印发了《办法》,进一步优化政务信息化建设的审批流程,形成部门监管合力,加强对项目建设投资与运维、绩效评价、审计等的联动管理,以制度推动实现政务信息资源纵横联通、整合共享,提升政务信息化建设实效。

问:从适应技术快速演进对政务信息化建设影响出发,《办法》在优化审批流程和促进集约建设方面有什么新举措?

答:为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办法》对国家政务信息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制度保障,核心是促进政务信息化建设的快速迭代、整体推进和集约创新。

一是在建设节奏上,要快速迭代。为满足政府部门快速增长的信息化建设需求,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办法》在严控新建系统数量和规模基础上,从制度层面简化了项目报批建设的相关程序,促进各部门聚焦紧迫需求开展建设,在满足当前政务信息化建设需求的同时,适应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比如,《办法》规定,对于已纳入国家政务信息化建设规划的项目,可直接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是在建设形态上,要整体推进。深入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加快提升政府一体化服务、监管和决策能力,是构建数字政府的重要基础。《办法》通过引入“框架方案”概念,为强化跨部门共建共享、促进部门间业务协同提供了有力抓手,将有效推动跨部门业务流、数据流的整合再造,加快实现“大平台、大系统、大数据”的发展格局。

三是在建设理念上,要集约创新。当前,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快速演进,为政府部门积极探索运用云服务,进一步提升政务信息化集约建设水平等提供了支撑。为此,《办法》明确,政府部门应充分依托云服务资源开展集约化建设,也鼓励项目建设发挥职能部门作用或者外包,减少自建自管自用自维。

问:《办法》在统筹政务信息化建设管理方面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作了明确部署。《办法》立足于构建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统筹协调管理机制,从规划和审批管理、资金管理、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可概括为“五个统一”的要求。

一是统一工程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国家政务信息化建设规划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各有关部门编制规划涉及政务信息化建设的,应当与国家规划进行衔接。

二是统一标准规范。对国家政务信息化建设的定义范围、申报审批、共建共享、安全管理等提出进一步的规范要求。

三是统一备案管理。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或者核报国务院审批,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自行审批形成的政务信息化项目,实施全口径统一备案。

四是统一审计监督。加强对国家政务信息系统的审计,促进专项资金使用真实、合法和高效,推动完善并监督落实相关制度政策。

五是统一评价体系。加强对绩效评价和项目后评价结果的应用,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安排政府投资和运行维护经费的重要依据。

问:《办法》在推动提升政务信息化建设效能方面有什么相关规定?

答:为提升政务信息化建设效能,《办法》在明确“五个统一”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四个强化”。

一是强化集约共享。将推动政务信息系统跨部门跨层级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在项目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等报告报批阶段,均要对共建共享情况进行说明。比如,为确保信息资源共享,《办法》规定,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编制信息资源目录,建立信息共享长效机制和共享信息使用情况反馈机制。

二是强化协同联动。加强项目建设投资和运维经费安排的联动管理。原则上只对能够按要求进行信息共享的新建或升级改造项目予以审核;对于存在未按要求共享、未纳入系统目录等情况的系统,不再安排运行维护经费。

三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在简化优化项目申报和审批流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项目后续监督检查、审计、后评价,以及绩效评价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和要求。

四是强化央地衔接。中央部门对于需要地方共享协同的政务信息化项目,应当按照统筹规划、分级审批、分级建设、共享协同的原则建设,加强与地方已有项目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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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波0Thu, 20 Feb 2020 00:00:00 GMTMon, 24 Feb 2020 12:29:00 GMT
<![CDATA[激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109011/56712.aspx“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疫情形势,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为我们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指明了正确方向,注入了强大力量。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奋勇拼搏,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越是胶着对垒的时候,越要坚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关键是抓好重点地区的疫情防控,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要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紧紧扭住城乡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两个关键,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输出,加强力量薄弱地区防控,切实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要全力做好首都北京的疫情防控工作,坚决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环节,加强京津冀地区联防联控,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牢牢把握防控工作主动权。

“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需要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要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落实防护物资、生活物资保障和防护措施,落实工资待遇、临时性工作补助、卫生防疫津贴待遇,切实加强防止医院感染工作,帮助医务人员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始终保持昂扬斗志、旺盛精力,持续健康投入抗疫斗争。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动态,积极组织蔬菜和畜禽等生产,畅通运输通道和物流配送,解决好生活必需品供应的“最后一公里”。

在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中,科学始终是最有力的武器。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必须用好科学的力量。要加快科技研发攻关,综合多学科力量开展科研攻关,加大药品和疫苗研发力度,及时总结推广有效诊疗方案,力争早日取得突破,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筑更坚实防线。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需要进一步凝心聚力,激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要继续做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宣传解读,广泛宣传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让人民群众吃下定心丸,用正能量感召人、激励人。要及时化解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不断以扎实成效强信心、聚民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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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0Mon, 24 Feb 2020 02:50:00 GMTMon, 24 Feb 2020 10:43:00 GMT
<![CDATA[文旅产业“回血”不能坐等疫情结束]]>/109011/56757.aspx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还在持续,文旅产业是受影响最大的产业之一。文旅产业主要由人文旅游资源开发而来,使旅游者获得富有文化内涵和深度参与特点的旅游体验,是典型的人群聚集性产业,极易受到突发事件冲击。一段时间以来,各地景区关闭、大型文娱活动取消,旅行社、酒店、在线旅游平台等相继按照政策给客户退单,全行业损失很大。据测算,仅春节假期,文旅产业损失就超过5000亿元。因此,文旅产业急需获得相应扶持与救助,提升应对疫情的复苏能力。

政府要为文旅产业复苏增强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动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要在金融、用工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帮助渡过难关。”对于文旅企业来说,政府制定的相关短期政策需要更有针对性,包括更加符合文旅产业特点的减税降费、减免租金、降低用电成本等,以及降低贷款利率和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贷款展期等金融手段,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税费负担,减轻企业压力。

事实上,参照非典后的产业复苏情况,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群聚集性产业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文旅产业自然也不例外。针对文旅产业的特殊性,还可以考虑出台一些期限持续较长的扶持和复苏激励政策,比如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临时性财政补贴、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担保、设立旅游产业复苏专项基金等,给予文旅产业更持久的帮助,让企业能够稳步渡过难关。

同时,文旅企业还需要积极自救,谋划疫后振兴。从长期来看,我国进入消费升级阶段,旅游需求的基本面没有变化,疫情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文旅产业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当下,在防控疫情期间,企业收入来源遭到断流,企业应更加有效地采取节流止损措施,提升管理效率,严控内部支出,集中资源保留最有效率和价值的业务,都是企业能够渡过难关的关键,也考验着企业真正的管理效率。机遇伴随危险而生,疫情结束后居民被压抑的消费需求终将释放,企业要做好准备工作、研究疫后市场,打造个性化产品。譬如,优化产品结构,在产业恢复周期较长、远程旅游受限的情况下,开展周边游、近程旅游等,保证最基本的收入来源、稳定客源,逐步促进客流回升。

疫情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大众亲身感受到疫情伤害,更多人认识到健康和生命的价值,个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均会受到影响,消费模式也会随之转变。文旅企业可以关注大众的变化趋势,针对客户需求变化,更注重推出有特色的养生旅游、健康旅游、体育旅游、研学旅游等,增加旅游产品附加值,提升品质化服务,树立健康安全的旅游形象,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疫情对各行业线下业务都带来很大冲击,但也促进了线上业务的蓬勃发展。对于文旅企业来说,可以借助疫情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机遇,充分利用数字智能科技为自身赋能,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AR等新技术,推动企业智能化运营、借助技术力量提升企业运营效率。例如,开发“非接触式”产品服务解决方案,如线上博物馆、AR沉浸式体验等。此外,要认识到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文旅产业应加强网络社交营销力度,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地传播和营销。

我们坚信,疫情过后,文旅产业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为经济增长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作者:周湘智,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湖南省社科院智库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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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湘智0Thu, 27 Feb 2020 02:08:00 GMTThu, 27 Feb 2020 10:00:00 GMT
<![CDATA[新中国70年教育学回顾与展望]]>/101004/56749.aspx中国教育源远流长并富有特色,中国教育学却年轻而充满朝气。从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院开设教育学课程算起,中国教育学仅有120余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同时学习苏联的教育学,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学说。改革开放后,教育学开始恢复重建尝试建构,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基础上尝试开创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

筚路蓝缕:中国教育学的建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学建设中指导地位成为当务之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项:其一,总结和继承解放区教育经验;其二,批判并清理资产阶级教育学;其三,引进与学习苏联教育学。在结合解放区教育经验与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学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以及“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教育学研究在恢复重建中逐渐步入正轨。教育学的恢复重建中,在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学研究成就基础上,积极引入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外国科学研究新成果,教育学者的学术思想与责任心被重新激活和激发,教育学的基础学科从最初的哲学、心理学向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脑科学等拓展,新的教育学交叉学科得以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与实践品格受到重视,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重要特点。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几乎从中国有“教育学”一词开始出现就深入到学者的心目中。在经历了“教育学中国化”“教育学本土化”之后,教育学者对教育学做系统性与整体性反思,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强化教育学的“自我意识”,被教育学者认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的主要措施。教育学的“自我意识”既要求教育学者在研究中不被外来教育学主宰,还要求教育科学强化对教育学本身的研究和认识,构建教育学的“元学科群”。教育学“自我意识”之所以相对滞后,原因主要是“在教育科学领域内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元科学群”,“缺乏对自己发展历史的深刻认识和对自身结构、发展机制的认真剖析”。以此为契机,对“元教育学”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成为教育学的发展方向。

披荆斩棘:教育学建设的成就

新中国70年的教育学,对教育基本问题做了大规模讨论与争鸣。举凡教育本质、教育起源、人的全面发展、影响人发展的基本因素等,都曾被讨论,一些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如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不仅是教育学的经典命题,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一些问题虽然没有达成共识,却在争鸣中得以深化。如教育以及教育学的本质问题,经历了教育的上层建筑说与经济基础说以及教育学是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是科学理论还是实用理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等争鸣后,得以不断深化对教育以及教育学的认识。由于教育本质问题涉及“教育是什么”,回答它必然关涉“教育应当是什么”以及“如何教育”等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要教育还存在,就将延续下去。

教育学分支学科在复建中得以充实。教育哲学(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等原有教育学分支学科,得以恢复重建;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技术教育学、学前教育学、特殊教育学等教育学分支学科,以及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等跨学科的教育学分支学科得以先后新建。教育学分支学科恢复重(新)建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再续前缘,而是为了深化分支学科本身进而深化对教育学的研究。同时,教育哲学的功能也不再限于分析基本的教育理论问题,而是发挥哲学的反思、批判与导向功能,服务于教育学的健康发展。教育哲学如此,教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亦如此。

教育学理论得以初步建成。在教育学恢复重建过程中,学者充分发挥研究的主体性。在巩固已有基础上,吸收教育新观念、有机综合合理研究方法,一批新的教育学研究成果得以面世。以往教育学的总论、教学论、德育、体育、课外活动的结构被打破,并呈现分化与深化趋势。同时,教育理论研究者还通过教育实践发展教育理论,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滋养,如“主体教育理论”“生命·实践教育学”以及中小学教师教学理论体系等,都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结果,也是教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成就。

砥砺前行:开创中国气派的教育学

新中国教育学的70年是教育学的学习与尝试、探索与反思的70年。开创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是教育学者的学术追求。中国气派教育学的开创,需要站在教育学科前沿,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从教育学角度对各种人文思潮做出积极回应,创造出有中国风格并能够与世界教育学界展开对话的教育经典。

中国气派教育学的开创,首先要处理好中国古典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学的关系问题。开创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绝非离开中国教育传统及其表达方式能够奏效。未来的中国教育学建设,需要扎根中国本土,凝练出中国教育思想的特质,形成中国教育思想的“系谱”,以此作为中国气派教育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底色,凝聚创造中国教育学的精神动力,建设好中国教育学的精神家园。

中国气派教育学的开创,要处理好中国教育学与外来教育学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外国教育学在中国教育学理论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气派教育学的开创,需要处理好中国教育学与外来教育学之间的关系,强化对域外尤其是西方教育学知识谱系的研究,探究知识背后的经典教育问题,实现中外教育学关于教育经典问题及其表达的对接。因为,这不仅关涉教育学的本土化,更涉及教育学的中国建设与教育学知识体系的中国表达。

中国气派教育学的开创,需要处理好教育与人、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最应以人为本的领域却不重视人”的问题,需要中国教育学界能够合理化解。关注这类问题的目的,在于强化教育以及教育学的人本性,实现以“教育服务人民”为内涵的中国教育特色。教育学还需对教育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展开深入研究。教育服务社会是教育应有之义,但是,教育只有在自身本性不变并按照自身逻辑健康发展时,才能够更好担负服务社会的职责,社会要为教育与教育学的发展创造条件并提供支持。

中国气派教育学的开创,还需处理好教育的“道”与“器”之间的关系。人类教育以及教育表达方式与技术变革密切关联在一起,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引起教育形态以及教育表达形式的变化。就发展条件与表现形式看,教育理论是教育学之“道”,技术手段与话语形式是教育学之“器”。当代教育以及教育理论发展,需要处理好教育的“道”与“器”的关系,这不仅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教育发展的阶段与程度,同时代表着中国气派教育学开创的条件与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开创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需要培养出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学家,建成具有中国教育风格又能与世界教育学界展开对话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学说体系,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教育学经典。它要求教育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教育经典问题,而且要对教育经典问题做出具有典范意义的分析解读、阐释说明,能够提供具有时代感召力的思想、经得起检验的论证过程与结论,能够创造出教育经典,为人类教育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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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宇 李忠0Wed, 26 Feb 2020 02:25:00 GMTWed, 26 Feb 2020 10:17:00 GMT
<![CDATA[新时代中国文化的世界角色]]>/109002/56739.aspx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格局,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样式中,从影响力看其主流大体可认为有“三极”。如将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看作世界文化的“两极”,具有数千年传统、深厚根基及强大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可称为“第三极”。

“第三极文化”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同时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它以倡导文化多元化为前提,尊重文化的差异,反对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第三极文化”以“和谐”为理念,在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身位置,自主适应时代变化,与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建一套共同认可的秩序和守则,一起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中华文明自诞生以来从未中断、历久弥新,不仅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当代中国文化崛起最为宝贵的传统资源,也是当今世界和平共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不断缩小和美国的差距,中国的经济和科技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却相对薄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发展一次又一次打破西方的发展逻辑,成功地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今天的中国再一次走近世界的舞台中心,也再一次站在历史的关键转型处。中国的发展走向不仅关乎亿万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和世界的发展密切关联。一方面,中国和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融合越来越深入,持续地与世界各种文明交流融通;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时候在世界文明的格局中,重新思考中西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了。

此前,一些中国学人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努力,如季羡林提出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文化理论,费孝通阐释了“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理论等。当代世界文化格局的“第三极文化”构想,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强大的历史根基、独立传统和绵长不断的生命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充分继承和发挥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借鉴和吸收世界文化精华、总结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和合”方式追求“会通以超胜”,将最终形成和欧洲文化、美国文化鼎立的“第三极文化”——中国文化。“第三极文化”注重对中国文化自身系统的梳理与发扬,主张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加以观照,正视世界文化多样但不平衡的现实格局。其核心实质就是要在世界文明格局中,重新认识和确立中国文明的主体性。

今天我们强调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其实就是想在西方主导的世界话语体系中,重新确立中国文明的话语能力,是对百年来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强势的西方文明)关系的反思。我们要以中国文明的视野去看西方和世界。

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涉及问题很多。这里集中探讨一个基础问题:中国文明主体性的依靠资源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文化资源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文明对话?

我认为当下中国文明的主体性资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文化资源。其中有很多基本理念,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大同”等,对全人类都有共同的参考价值。全球甚少有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庞大系统地记录历史。有学者认为:中国二千五百多年正史里记录下来的事件总额是很难计算的。将二十五史翻译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了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中国文明积累下来的这些传统资源,无疑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确立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但要想发掘出其潜力,仍然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中国文明,思辨地学习世界史和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第二个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寻求独立自主的过程中形成的抗争精神与爱国传统。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时间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民族屈辱与磨难,同时也迫使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无数革命先行者摸索寻找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这既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传统,也有中国文化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上下求索、左右突围的现代转型。第三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现代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独立建设的基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交流交融、不断创新发展的基础,加强了中国人独立、平等、正义等基本观念。

以上三种并存发展的传统,就是我所理解的当下中国文明主体性的主要文化来源,也是我们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并且有能力融合创新的底气和依据,更是我们为世界提供新发展理论的珍贵土壤。

传统的中国文明是以儒释道尤其是儒家文明为主体的学习型文明。虽然经受了一段时间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但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完全冲垮、化解掉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只会在学习吸收后变得更加富有活力和包容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太快并且太丰富,它的实践理性远远地快于学者们的理论总结速度。如何认识和理解当下的中国,需要中外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能够在学习世界的同时,在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主体性。

当下中国,需要把先进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新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创新也是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不断建立中国自信的过程。中国有足够的文明储备和现实资源来发展和升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自信和文化建设。

在思想话语体系方面,应更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实践话语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向世界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有说服力的解说。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代表了一种文明形态,要靠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来展现给世界。我们要有能力把当代中国的实践理性转化生成当代中国的文化理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我为主融通中外,努力进入主流市场、影响主流人群,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

中国文明的历史和体量足以和西方文明构成互相参照的体系。我们中国人在学习和参照西方的过程中,不应该因为鸦片战争之后的民族苦难史丧失掉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自信。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中国人丧失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迷信甚至臣服于西方文化,完全跟着别人、以别人作为尺度,在文化自觉的层面已经没有自信了。这些大言不惭谈论西方“如此”“这般”的人,可能往往也是对西方不甚了解的人。

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系,反思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文化、制度等做出剖析。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缓和了民族国家主权焦虑,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缓和了生产力焦虑,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缓和文化焦虑的大时期。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应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吸收世界文化精华,立足当代中国现实,面向世界与未来。它不但要满足国内人民群众对丰富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应该满足世界人民理解真实中国的需求。前者,我们有一些相对成熟的文化建设经验;后者,从当代中国文化在世界的现实影响力及一些案例的真实境遇来看,可能依然需要从文化政策到具体的执行策略甚至个案探索方面,加强相关部门、机构、专家的协同合作,建立促进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更加高效和专业化的大协同机制。

文化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国际文化影响力的生成也不同于国内文化的发展规律。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不日新者必日退”;文化传播与认同最终是发生在个人的内心体验里,这就要求我们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形成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局面。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希望下一个三十年将会逐渐改变目前这种经济文化国际影响不相称的现象,这是我们和下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所有的改变都需要强大的实力,而实力的生成需要时间,也需要国家和个人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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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黄会林0Tue, 25 Feb 2020 08:54:00 GMTTue, 25 Feb 2020 16:46:00 GMT
<![CDATA[关爱医务人员应该成为全社会自觉]]>/109011/56731.aspx2月22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医务人员工作任务重、感染风险高、工作压力大,各地各有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护、关心、爱护,加强各方面支持保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始终保持强大战斗力、昂扬斗志、旺盛精力,持续健康、心无旁骛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正如《通知》所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广大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作出重大贡献。这段时间,一个个医务人员的名字为人们熟知,一个个医务人员的故事为人们熟悉,他们冲锋在前、英勇奋战,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用行动诠释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今年央视元宵晚会上,有一首诗朗诵戳中泪点,“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英雄,那是因为有人需要,有人愿意牺牲才成为了英雄”。疫情这个魔鬼,狠毒而狡诈,采取的是无差别攻击,但凡血肉之躯,都不能绝对幸免。由于职业的特点,医务人员更知道风险,他们逆流而上、负笈前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仁心仁术”这四个字。这样的医护人员,值得我们保护、关心、爱护。

关爱医务人员,重在实在的行动。纵观《通知》,十方面措施,每一条都体现了务实靠实的特点。提高疫情防治人员薪酬待遇,做好工伤认定和待遇保障,实施职称评聘倾斜措施,落实一线医务人员生活保障,加强医务人员个人防护等等,考虑到了方方面面。而像“对长时间高负荷工作人员安排强制休息”,更是传递了一种温情。近日,多地向一线防控人员下达“强制休息令”,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工作、强制休息。“强制休息令”的话题,一再冲上微博热搜,也反映了民心所向。

十方面举措推出了,现在关键是落实好。对医务人员的关爱不是功利性的,医务人员的选择也从来都不是功利性的。连日来,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踏上了湖北的道路,他们连安危都不顾,又怎么可能掺杂一些利益得失的“小目标”。走近医务人员身边,去听听他们的心里话,也就可以知道,没有一个医务人员是奔着关爱措施而选择逆行的。

昨天,朋友圈刷屏一张图:浙江绍兴的一名小男孩和一位护士面对面互行鞠躬,画面单纯而美好,小患者感谢医务人员精心照顾自己,而医务人员感谢小患者的尊重。这几天,还看到一则新闻: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护师吴红,正在支援武汉,有一天在上班的过程中,病房里有一位阿姨看到医务人员工作十分辛苦,便提出唱歌给他们听,“阿姨唱了一首《烟花三月》,悦耳的歌声萦绕在病房的上空,满满的感动。”这样的尊重,同样是医务人员需要的。

疫情终会结束,关爱不能停止,关爱医务人员既是政府部门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关爱医务人员应该成为全社会的自觉。希望能借此机会,构筑起更加和谐良性的医患关系,并且巩固发展下去,这是医务人员之幸,也是整个社会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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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杉0Tue, 25 Feb 2020 02:28:00 GMTTue, 25 Feb 2020 10:21:00 GMT
<![CDATA[上海师范大学“健康中国”城市研究新成果《2018年中国健康城市研究报告》出版]]>/101004/56723.aspx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陈炼)近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共同推出了“健康中国”城市研究新成果《2018年中国健康城市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科学评估城市健康发展水平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长期关注和重视健康城市研究,从2013年开始和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合作进行“中国健康城市”研究。经过三年多时间的研究开发,提炼出了“中国健康城市指数”评价体系,该体系通过主成分数学建模,运用大数据的计算方法对各城市的健康指数得分做出科学分析,计算出城市的健康发展水平。

《2018年中国健康城市研究报告》以2019年全年发布的相关权威数据为基础,从健康环境、健康服务、健康保障三个维度,选择了含“每万人口医院数”“每万人口医院床位数”“每万人口医院执业(助理)医生数”“每万人口医院注册护士数”等在内的22个指标数据,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建模、科学评估和综合评价,有条理地分析了26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98个地级市的健康城市相关数据,勾勒出了2018年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的面貌,包括整体情况、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等,并展示了健康城市各个方面的建设情况,介绍了多个城市的具体经验与方案。

当下,健康理念已深入人心,健康中国已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人民健康成为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健康城市的建设情况令人瞩目。在各地日益推进健康城市建设之时,“报告”的出版为许多城市带来重要启发,可细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健康城市推进成效显著。“报告”表示,新时代中国健康城市建设推进工作成效显著,具体表现在空气、水质、垃圾无害化处理等全面改善,营造了良好的健康环境;卫生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改善,妇幼卫生管理进一步提升,夯实了健康服务保障体系;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传染病、慢性病防控效果不断改进,健康人群不断增加等。

第二,中国健康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维护良好的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建设如何做好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文体配套、食品安全等主要问题;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医疗服务群众不满意,医疗保障体系尚待完善,成为制约健康服务的突出问题;健康人群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老龄化加速、慢性病防治和居民体质不高;健康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需要预防慢性病、传染病,从而提高健康人群的比重等。

第三,新时代中国健康城市建设推进的未来方向。在推进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的措施与建议上,“报告”从营造良好健康环境、提高健康保障、提升健康服务水平、加大投入健全预防慢性病、传染病体系,提高健康人群比例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与措施。

第四,2018年健康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共同经验。一是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实现健康城市建设整体化;二是强调政策定力,推进健康城市建设常态化;三是发展健康经济,推动健康城市建设生态化;四是遵循“循证”理念,实现健康城市建设数据化。

“报告”中以健康城市综合指标、健康服务指数、健康环境指数、健康保障指数四个指标进行城市排名。在中国健康城市的评价体系中,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维度指数占据了其中重要的一块,这两块的支撑数据均来自于公共卫生体系。从“报告”中的分析结果来看,在四大指标(三个维度,一个综合评价)中排名较为靠前的城市,大多都是在公共卫生体系的健全方面做出了较为有效的工作。可见,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健康城市”建设的保障和前提。

据悉,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发布了《2016年中国健康城市研究报告》、《2017年中国健康城市研究报告》,本次“报告”的发布是“中国健康城市”研究的第三个年度报告。

新冠肺炎疫情为后续研究指路

在完成2018年“报告”的同时,2019年研究开始筹备。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冲击着自2003年SARS之后建立起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同时也冲击着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的整体布局,“健康”成为人们极为关注的重要话题。对比“报告”中的城市排名可以发现,在“健康城市”建设方面成效显著的城市相对来说防控工作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之后的“健康城市”研究提供了方向和路径,对“健康城市”的后续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将继续关注和进行“健康中国”城市研究,根据国家整体战略布局,拓展和调整指标体系,如增加健康安全城市防疫应急保障体系、公共卫生管理应急体系、重大疫情预防和救治体系、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等方面的相关指标,调整和完善评价体系,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全面展示中国健康城市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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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 夏立 陈炼0Mon, 24 Feb 2020 12:31:00 GMTMon, 24 Feb 2020 20:23:00 GMT
<![CDATA[专家谈企业复工:可向科技公司取经,数字化从附加项到必选项]]>/101006/56715.aspx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吹响复工号的深圳科技企业“大显身手”,运用科技手段科学防疫,一手抓战疫,一手抓经济,为其他企业摸索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标准和操作规范。近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副院长厉克奥博和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员王鹏,谈了谈企业复工如何向科技公司取经,以及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改造。“科技企业确实是当前的各行各业里复工情况比较乐观的。”厉克奥博认为,这主要得意于它具有先天优势,比如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得比较好,管理非常扁平和高效,同时这些技术型的企业跟科技打交道很密切。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很快进入远程办公模式,二是可以用科技的手段去监控疫情。所以科技企业目前做得不错。“很多企业的业绩不错,在产业链也能占据很好的位置,但是,企业自身的信息化程度相对较低。一旦疫情来了,远程办公协调智能生产,可能做不到位。”王鹏直言不讳地指出,这说明了当不确定性事件来临的时候,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甚至生存问题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就给很多企业敲响了一个警钟。”王鹏提醒,通过此次疫情,企业内部需要进行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当前,人们更关心的是生产性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和建筑业这类企业的复工情况。厉克奥博表示,企业只有通过复工才能自救,比任何的财政和货币的刺激政策都更为有效和更为持久。因此,把科技企业的经验推广到其他企业,显得尤其重要。厉克奥博建议要把当前这种社区网格化的防疫管理的规范推广到工作岗位,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进行统一的管理。如果推广到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话,就是要采取严格的疫情期间的生产操作规范;改善员工的住宿、餐饮以及卫生方面的条件,并对员工的身体状况进行不断的监控。面对疫情大考,数字化技术成为了治理利器。企业启动了远程办公,学校开启了远程教育。事实上,此次大考不仅证明了数字化技术在极端应急场景下的强大能力,更证明了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普适价值。

厉克奥博也感同深受,“因为这次疫情,人流被限制住了,但靠物流、靠信息流、靠资金流的保障,经济运行的调整能力要远远强于2003年我们应对非典的时候。”厉克奥博预计,疫情结束之后,数字化进程会大致会往两个方向迈进:一是智慧城市的建设将会加快;二是公共卫生的数字化,此次湖北发生疫情之后,诊断标准就没有做到及时统一和共享。王鹏认为,经历过此次疫情,大家会越来越适应这种面向未来的数字化智能化生活。那么以此为基础,企业侧的信息化改造已经毋庸置疑。那么从需求侧来说,社会大众会更加接受企业提供的的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商业服务;政府领域也会更加重视发展电子商务、打造数字政府。从供给、需求以及自身的角度来说,企业都需要进行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并从中抓住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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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弋力0Mon, 24 Feb 2020 03:05:00 GMTMon, 24 Feb 2020 10:58:00 GMT
<![CDATA[疫情对产业影响的特点、风险及政策建议]]>/109012/56755.aspx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对我国产业经济运行态势、产业组织方式和产业结构带来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从总体上、在长期中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总趋势,但是却会因产业、地区、企业的不同而在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上有所差异。直观上看,这次疫情对第三产业产生了不可逆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中,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与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相比,疫情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和现代产业链的负面效应,要高于对中国服务的影响。我们从本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前瞻性地提出了推动我国产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些可以继续讨论的政策性建议。

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产业经济的若干判断

我们对此次疫情严重地影响中国产业经济的问题,有下列几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疫情对中国服务业的影响和冲击首当其冲。现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隔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给病毒创造传染机会。由于服务业尤其是传统的消费者服务业具有无形性、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离性、产出的异质性以及不可存储性等特性,因此很明显的是,这些防控措施的副作用将首先冲击比重和规模已经占据我国半壁以上江山的服务经济。

短期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我国服务业尤其是消费者服务业处于几乎停摆的状态。现在各类需要面对面服务的消费者服务业,尤其是交通运输、餐饮、酒店、旅游、商店娱乐等行业的服务企业,复工复产计划完全取决于疫情控制和蔓延的周期,一大批劳动密集的加工出口企业和中小企业濒临破产倒闭,甚至连一些大型航空公司也已近开始裁减飞行员。

考虑到当前中国服务业占据国民经济的份额快要接近60%,增加值达50多万亿人民币,因此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2003年非典疫情的影响。那时,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一点,而且,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还比较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密度、频率和经济社会影响要远低于现在的水平。

从总供求关系看,疫情不仅会因为人们相互隔离而减少消费机会,降低服务需求量,而且也会同时因服务生产者的歇业、停业而减少服务供给量。而且,这类消失的需求和供给,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在疫情过后还可以加班加点地“抢夺”回来。

第二,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表面上可能并没有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冲击那么直接那么大,但实际上可能在程度上影响更加深远、破坏性更大。这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特性有关。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企业服务的服务业,由此决定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传递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产出是被服务企业的投入成本,疫情影响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产业链上的所有上下游企业,而不是直影响面对面的最终消费者;二是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企业在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支持下,已经突破了生活性服务业那种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离的产业特征,如研究开发、产品设计、网络品牌营销、企业管理服务、金融服务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分离,线上与线下的分离,甚至具有现代工业的生产和消费特征,如各种平台软件和系统软件的生产活动等。

根据这两个重要特点可以推论,在控防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经济的影响中,一是要注意维护和保持它的产业链的紧密关联性,防止链中出现因某些环节停摆或阻塞对上下游企业的影响。防止出现负面效应的连锁反应对生产性服务业来说更加重要。二是在全社会成员减少接触、防止交叉感染的就地隔离的过程中,某些适合于线上展开的生产性服务活动不仅不会受到负面影响,反而是大好的发展机会,如线上购物、游戏、服务外包、居家办公、远程视频会议等等。三是疫情对生产性服务的影响特点,类似于下面要分析的对现代制造业的影响。

由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一般在发达国家要占到其服务业总量的70%以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也要占到第三产业的50%左右,因此可以预言,此次疫情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可能要小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一是消费性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14亿人口的刚性需求,无论发生什么灾害,这种需求不会有大的改变,而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弹性则要大得多;二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特征,决定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程度和方向,因此如果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将直接从中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这是与普通人的直观的感受不一致的地方,也是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事情。

第三,疫情对中国制造的影响可能要大于中国服务。疫情对于制造业的主要影响,在于疫情流行中的劳动供给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体系、分工体系的扰乱和对现代产业链可能带来的暂时性断裂。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来说,由于制造业占比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众多,因此我们判断,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对服务业的影响。

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的刚需,决定了疫情并不能影响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基数,只是降低了一些需求弹性比较大的服务需求,如社交礼仪性服务、娱乐业、旅游等,企业停工影响的是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二是从关联性反应看,服务业的产业链普遍要比制造业短,服务业最终需求的收缩变化,通过内生反应带给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比现代制造业产业链中某些环节的收缩的影响要小得多。在产品内分工的条件下,根据供应链运作的基本规律,制造业供应链中某些环节的停摆,将出现“长鞭效应”现象,即供应链上游面临的需求波动,往往要大于供应链下游面临的需求波动,需求信号在向供应链上游不断传递的过程中,其波动有被不断放大的倾向和趋势。这种现象会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导致形成经济萧条或繁荣的周期。因此,制造业产业链可能产生的暂时性断裂,在疫情控制周期拖延的情况下,将可能重创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这是本次疫情的负面经济效应中最令人担忧的地方。

尤其是对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来说,疫情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可能会打乱中国在国内外建立的长期的供应链生态。因为疫情期间,一是处于供应链中的某个中国零部件供货企业,因为劳动供给不足而会普遍出现不能及时生产交货或交货不足的现象;二是因经济系统停摆或混乱,会导致这个企业的供给成本急剧上升,这时产业链上游的企业可能就会把订单转向东南亚、中南美国家企业,或者自己出面重新建设供应链,那么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就可能发生动摇。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坚决制止这种现象发生和蔓延。

二、疫情对中国产业经济可能造成的严重风险

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说是一次短期的外生冲击。但是在短期中,产业运行可能遇到的风险不外乎是疫情对产业供给与需求的双向压缩、产业供给成本急速上升、供给效率下降、部分企业的现金流将出现风险、中小企业破产倒闭风险和由此带来的失业冲击,等等。这些可能的潜在风险已经广为人们认识,有些已经显露出来。这里重点分析人们可能忽视的三个主要的经济风险。

1、疫情的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对服务业打击越大,越会助推经济增长下行。与过去我们主动延长的国庆、元旦小长假的功能截然不同,过去假期的主动延长,是在宏观供求失衡背景下的自主决策,不仅有利于压缩产能过剩的供给面,也可以人为地创造巨大的需求,带来服务业的高速增长。而这次疫情发生期间,商品和服务供给方的存量发生停摆,增量基本消失,同时需求方被压缩在维持生存需要的水平。

2、疫情的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越将可能导致大批中小企业退出市场,进一步增加大企业的市场控制力量,各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虽然灵活,但是难以抗击风浪。现在有一些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已经出现风险,一些暂时无法复工的企业的收支情况发生恶化。没有经营收入,但职工的防护费用、隔离费用、工资、社保、房租、贷款利息等刚性支出照旧,加上可能被传染导致全面停工停产的风险,将对这些企业能否继续经营形成重大挑战。与此不同的是,大企业、国有企业对此担心和忧虑要小得多。换言之,此次疫情将沉重地打击我国的民营经济。

3、疫情的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打乱全球供应链秩序的可能性越大,中国制造企业越有可能与全球价值链脱钩。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使中国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自身体量。这一影响体现在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节点。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全球近200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间品在全部进口中的占比平均达到21.7%(中位数),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中间品进出口占到相当高的比重,中国供应链的暂时停摆或疫情期延长,将重挫世界经济。为了供应链的安全自主可控,疫情发生后各国自己重建供应链的可能性极大。最近美加墨新贸易协定(USMCA)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试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三国制造的汽车零部件比例提高到75%,这将导致中国的汽车产业零部件供应链回撤。

三、基于疫情防控看我国产业发展政策优化

前一段时间,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的优惠政策,如在疫情期为保企业生存、保企业现金流,在银行信贷、最低工资发放、阶段性降低社保缴纳标准、房租减免和延期缴纳、相关税费退还和减免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主要想就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影响我国产业和经济的某些实际问题,提出一些较为长远的考虑和建议。

1、建议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起点,大力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业尤其是卫生医疗服务业,立即着手规划建设重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在全国建立若干个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基地。这样,在可能的下一次类似事件中,所有的病人就能得到最快的隔离治疗,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生活能得到较好的保障,舆情疫情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建设超大规模卫生储备基地也体现我们举国体制的巨大体制机制优势,可以向世界展现中国之治的巨大特色。

2、调整新型基建、大项目建设的结构和方向,以稳增长、调结构为指向,重点推动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系统的发展水平,进一步发展线上交易和机器换人产业。2003年SARS之后中国互联网企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当前的5G阶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可能催生我国企业信息化、互联网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新一轮发展,从而出现新型的产业门类、服务模式和新经济增长点。对此建议:(1)政府加大对5G、机器人等产业的相关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为信息化、自动化创造基础设施条件。(2)提倡互联网巨头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中小企业免费或低价提供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等工具,提高中小企业在疫情阶段灵活工作的效率。

3、进一步反思和解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建设中地方经济碎片化的问题,以及相关的政企关系蜕化问题。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但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擅自封锁交通道路、阻断物流人流等一系列令行禁不止、反市场一体化的匪夷所思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全国复工复产进程和经济复苏。少数地方政府机构官员缺少应有的担当和作为,为企业复工复产设置了许多互为矛盾的、繁琐复杂的前置性条件,审批盖章之多进一步蜕化了健康的政企关系。

4、要预先防止疫情过后可能掀起的对中小企业的兼并收购浪潮及其政治经济的副作用,稳定全社会就业,维护中小企业生存的社会条件、法律保障和经济安全性。可以预计,这一波疫情蔓延的控防过程和结束后,将有一批原本财务和经营处于“紧运行”状态的中小企业死亡退出,由此也会波及到产业链上的原本健康运行的企业,影响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如果这时政府被迫号召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去救助,肯定也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放任后者去大量地兼并收购中小企业,就会给本来就甚嚣尘上的“国进民退”以口实。为解决这一难题,建议对那些原本企业管理规范、产品有市场需求但因为受疫情拖累而发生困难的中小企业,政府要想方设法运用各种财政金融手段进行非兼并式救助,以防止产业组织过度集中化和国有化。

5、要预防疫情过后可能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再次重塑中国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这次疫情也暴露了当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可以预判,某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会想办法重建原本因缺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环节和门类。这将重挫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极大地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继续加强和巩固与“一带一路”各经济体的密切联系是一个化解办法,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也是一个有效的对冲措施。此外,进一步加强我国沿海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以超大规模市场中国内经济循环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是防止全球经济风险传递并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研究院院长、教授 刘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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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0Wed, 26 Feb 2020 10:26:00 GMTWed, 26 Feb 2020 18:20:00 GMT
<![CDATA[破除“SCI迷思”,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109011/56745.aspx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有关科研攻关和论文发表的话题屡屡引发公众关注。

今年1月底,科技部下发通知,要求各有关攻关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勇挑重担、敢于担当,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项攻关任务上来,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

2月17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要求改进科技评价体系,破除相关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多少、影响因子高低,忽视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等“唯论文”不良导向。

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指出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SCI(作者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要求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主管部门就同一问题连续、联合发出通知,并不多见。发通知是为了解决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在于科研论文的价值被人为扭曲。正如多个通知中所指出的:一些研究部门和研究人员没有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一些部门和人员存在“唯论文”的倾向;一些部门和人员存在“SCI迷思”。

什么是SCI?它并不神秘,也不“高大上”。它是美国创办的科学引文索引,如同图书馆内的图书分类卡片。业内人士指出,SCI论文相关指标直接用于科研评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是文献索引系统,并非评价系统,不能直接对应于创新水平和实质贡献。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它趋之若鹜?因为SCI的背后是KPI(关键绩效指标),也就是“考核”指挥棒。这根指挥棒的出现,使得科研工作出现了过度追求SCI论文及相关指标,甚至以发表SCI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标的异化现象。“SCI迷思”与“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现象交织在一起,使得科技创新出现了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

严峻的疫情是一面镜子,暴露了不少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平时就已存在,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疫情也是一次契机,我们要抓住这次契机,大力破除SCI背后的KPI,深入清除科学界的“不科学”现象,让科研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提倡破除“SCI迷思”,打破“唯论文”倾向,绝不是不要科研论文,更不是要断绝国际科研交流。疫情暴发以来,钟南山院士和他的团队在扎实临床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有力促进了疫情防控工作;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和同事们创办的“华山感染”公众号,连续发表与疫情有关的论文,这些相当专业的医学论文屡屡获得“10万+”的阅读量。

钟南山、张文宏们的论文为什么受欢迎?因为他们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写在救人治病最紧迫的当口。同样的道理,袁隆平几十年如一日忙着下田耕作、研究稻种,是为了让中国人不再挨饿;屠呦呦与同事一起研究青蒿素的时候,从来没有想着要得诺贝尔奖。这些人,才是中国科学家的楷模;这些人的论文观,折射着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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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志0Wed, 26 Feb 2020 02:12:00 GMTWed, 26 Feb 2020 10:05:00 GMT
<![CDATA[如何理解“美在意象”说]]>/109002/56738.aspx叶朗教授的“美在意象”说, 无疑是新时期美学的标志性理论成果之一, 它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赞许。与此同时, 也受到一些质疑。“美在意象”说是在充分审视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路向, 并充分吸取中国传统美学理论资源和借鉴西方现代美学理论成果基础上提出来的。不管是赞许还是质疑, 普遍的认识是, “美在意象”说的探讨对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来说是有推动作用的。不过, 目前关于“美在意象”的理论论争, 反映出人们在美学观念与基本问题理解上存在的分歧与差异。对“美在意象”说的一些误解, 也需要进一步予以厘清与辨明。正是基于此考虑, 本文将对“美在意象”说的理论价值予以论证, 并回应学术界一些对“美在意象”说的质疑与批评。

 

一、“美在意象”说充分吸纳了中西美学研究的成果

“美在意象”是叶朗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但是“美在意象”观点并非叶朗首次提出, 它最早是朱光潜提出来的。关于这一点, 叶朗在许多文章中都予以了说明。他还认为, “美在意象”的观点也是北大的学者在美学理论的核心区域逐步形成的一种共识。① 1这说明, “美在意象”成为当代中国美学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学说, 并非只反映叶朗个人的美学观点与理论建树, 它也反映了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趋势, 是充分吸纳中西美学研究成果的结果。

叶朗明确提出“美在意象”命题的时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此时期西方现代美学理论已被大量引入中国, 以实践为本体的美学观点受到普遍质疑。叶朗非常关注美学研究的前沿性理论, 再加上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美学研究, 对中国传统美学研究成果非常重视, 所以“美在意象”命题的提出, 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新的哲学本体关注和美学思考方向。叶朗认为, 西方哲学美学史进入现代之前, 对美的本质的看法大体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从物的客观属性和特征方面来说明美的本质, 一类是从精神本体和主观心理方面来说明美的本质。这两类看法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是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为前提的。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与世界分割开来, 把主体和客体分成两个互相外在的东西, 然后以客观的态度对对象作外在的描述性观测和研究”2。因此, 叶朗特别重视西方20世纪以来以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哲学美学的思维转向。他说:“大多数西方现代哲学家都反对‘主客二分’的哲学原则和思维方式, 而主张‘天人合一’的哲学原则和思维方式。海德格尔就是这一转变的划时代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认为, 世界只是人活动于其中的世界。人在认识世界万物之先, 早已与世界万物融合在一起, 早已沉浸在他们活动的世界万物之中。人 (‘此在’) 是‘澄明’, 是世界万物的展示口, 世界万物在此被照亮。”3与此相联系, 西方现代美学也突破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美学思维模式而走向“天人合一”式的体验美学。这一思想, 在叶朗看来, 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是一致的, 中国传统美学对于美 (审美活动) 的解释, 其主导的思想也是“天人合一”, 而不是“主客二分”。4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叶朗要求重新评价和反思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他认为, 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形成的四派观点, 无论哪一派, 都是主张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分析美, 都是将美的问题看成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而忽视美对人的生命存在和情感体验的价值。他还特别批评了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 认为它将美的本质与美的根源问题混淆起来, 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的审美活动去寻求所谓美的本质。叶朗并不否认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对于美的产生与创造的意义, 但他认为, 审美活动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 同时它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生存活动, 是人性的一项基本的价值需求”5, 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不同于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实践活动的。

叶朗的“美在意象”的命题,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展开的。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中国传统美学。叶朗认为, 中国传统美学在“美”的问题上有一个重要观点: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 如柳宗元所说“美不自美, 因人而彰”;同时存在着另一重要观点, 即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 如马祖道一所说“心不自心, 因色故有”。由于中国传统美学否定了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 又否定了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 所以它将意象看成是美的本体、艺术的本体, 将情与景的统一看成是审美意象的基本结构, 认为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理世界之外构建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中国传统美学还认为, “意象世界是‘现量’, ‘现量’是‘显现真实’, ‘如所存而显之’——在意象世界中, 世界如它本来存在的那个样子呈现出来”6, 亦说明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二是以朱光潜和宗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叶朗认为,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性人物,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重视意象, 将美看成是意象的创造。朱光潜早年提出“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的观点,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他仍坚持这个观点。他区分了“物甲”和“物乙”的概念:梅花是“物甲”, “物甲”不是美, 是美的条件;而梅花反映到人的意识里, 和人的情趣相结合成了物的形象, 这叫“物乙”, “物乙”才是美。这“物乙”就是美的意象。宗白华说“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 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 亦是从意象本体来规定美的存在。7在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 均包含着审美对象 (美) 是意象, 是审美活动中情、景相生产物的思想, 它亦成为“美在意象”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三是西方现代美学特别是现象学美学的理论成果。早在1988年出版的《现代美学体系》中, 叶朗就根据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 对美 (审美对象) 作出阐释, 认为现象学强调的审美对象不是实体性的对象, 而是在意向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对象, 这一点正与中国传统美学对意象的阐释与规定相似, 因为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乃是审美意象, 其对于情、景关系的分析已经接触到审美主客体之间的意向性结构, 审美意象正是在审美主客体之间的意向性结构中产生的, 而且只能存在于审美主客体之间的意向性结构之中。8不仅如此, 《现代美学体系》还从中国传统美学中发现与现象学强调事情的本然状态相通从而形成美 (意象) 的思想。比如, 王夫之的“现量说”中的“显现真实”的原则:“心目之所及, 文情赴之, 貌其本荣, 如所存而显之”, 就跟现象学美学所云“存在的显现”“本真的显现”很相似。9因为它们都包含这样一个思想, 即事物就其本性来说都可以说是美的, 如果有某种意识照耀, 让它呈现出本来的面目, 事物就会呈现其美, 就会成为美的对象。其后出版的《胸中之竹》《美学原理》等著作, 更是重视现象学美学与中国美学“意象”理论的思想融合。几年前, 叶朗又发表了《“意象世界”与现象学》一文。文章也可以说是他对现象学美学与“意象”理论关系探讨的一个总结。在这篇文章中, 叶朗将中国美学关于“意象” (美) 的论述归结为三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美在意象”。中国美学认为, “美”就是向人们呈现一个完整的、有意蕴的感性世界,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这个观点与现象学观点, 比如杜夫海纳的“灿烂的感性”是相通的。审美意象首先是一个感性世界, 但是这个感性世界, 不同于外界物理存在的感性世界, 因为它是带有情感性质的感性世界, 是有意蕴的世界。第二个命题是“审美意象只能存于审美活动中”。中国美学将意象世界看成是“于天地之外, 别构一种灵奇”“总非人间所有”的世界, 即是肯定意象世界是人的创造, 是被构成的, 它不能离开审美活动, 这一观点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是相通的。它说明审美活动乃是“我”与世界的沟通, 审美对象 (意象世界) 的产生离不开人的意识活动中的意向性行为, 离不开意向性构成的生成机制。第三个命题是“意象世界照亮一个真实的世界”。中国美学将意象世界看成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真就是自然, 是存在的本来面貌, 它是有生命的, 是与人类的生存命运紧密相连的, 是充满情趣的。中国美学的这个思想与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的思想有相通之处。意象世界照亮一个真实的世界, 可以理解为“意象世界 (美) 照亮这个最本原的‘生活世界’, 这个‘生活世界’是有生命的世界, 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是人与万物一体的世界, 是充满了意味和情趣的世界”。通过上述论述, 叶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三个命题, 在理论上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心’的作用, 重视精神的价值。这里的‘心’并非被动的、反映论的‘意识’或‘主观’, 而是具有巨大能动作用的意义生发机制。心的作用, 就是赋予与人无关的外在世界以各种各样的意义。在这些意义之中也涵盖了‘美’的判断。离开了人的意识的生发机制, 天地万物就没有意义, 就不能称为美。中国美学的意象理论, 突出强调了意义的丰富性对于审美活动的价值。其实质是恢复创造性的‘心’在审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提高心灵对于事物的承载能力和创造能力。”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美学的这个特点, 从一个方面, 为我们照亮了现象学的价值和意义。反过来是否也可以说, 现象学的理论, 也从一个方面, 为我们照亮了中国美学在理论上的特殊品格。”10

叶朗以现象学美学观念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范畴进行阐释, 提出“美在意象”说。这并非只是个人的理论选择, 这也反映了中国当代美学的一种共识和普遍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 人们就开始将意象作为美和艺术的本体, 普遍重视意象审美的价值。在这种重视中, 亦包含对现象学美学理论成果的吸纳。比如, 叶秀山将“艺术”看成是从“生活”中“划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意象性世界”11, 同时认为, 这个“意象性世界”仍然是人们的一种实际生活方式, 所以它不同于科学, 不是将世界看成是“对象”, 而是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所说, 是一个“生活的世界”, 作为历史的“见证”守护着人类的基本生活经验。12张世英认为, 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之美, 首先要发掘、展示传统的“意象说”的现当代意义。13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关于“美”有一种解读, 那就是“美”是从显现的、在场的东西让你体会到背后不在场的东西 (意) , 这与中国意象美学的精神是相通的。意象之美就是通过在场的东西 (象) 想象到不在场的东西, “意象之美就是教人超出现实的‘象’, 回归到超现实的‘意’的状态”, “中国的意象之美可以说是表达了最高层次的美。低层次的感性美, 要真正美的话, 也要用意象美来解释”14。杨春时、张祥龙等人也以西方存在论现象学为依据, 提出“现象本身是美的”“审美意象就是现象学的现象”等命题, 其中也包含对中国传统意象论美学资源的吸取与重新阐释。张祥龙强调“美” (美感) 是一种原发的、超越主客二分的“居中”式的生活体验, 是不断涌动发生的境域, 具有非对象化、非现成化的特点, 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美学所重视的“意象”和“意境”体验有某种相似。杨春时则认为, 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走上西方哲学以概念揭示本体的道路, 而是提出了以象来显示道的现象学思路。中国美学认为审美就是对世界的直接体悟, 并且创造了审美意象的概念, 而审美意象就是现象学的现象。15

人们为什么重视用现象学观念来解释中国美学的“意象”理论, 其重要原因在于, 现象学强调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体的不可分割, 强调审美的原发性、构成性等方面的特征, 重视审美的生命感悟与体验, 与中国传统的意象美学存在着许多可以沟通与融合的地方。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精义在于它不是将美看作实体性的存在, 而是认为美是可以不断生成与创造的, 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情与景的统一。这对于消除长期存在于人们头脑中将美实体化、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正因如此, 叶朗的“美在意象”的理论建构在当代中国美学史上具有了特殊意义, 这也是我们应该深入探讨叶朗的“美在意象”说的理论价值的原因所在。

 

二、“美在意象”与“美”的本体建构

叶朗提出“美在意象”说, 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完成其“美”的本体建构。“意象”能否成为美的本体, 如何理解“意象”作为美的本体的价值和意义, 学术界存在着一些质疑与争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 叶朗的“美在意象”说属于性质描述, 或者说将美视为意象的一种属性, 而并非是对本质的抽象。16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 叶朗就将“意象”作为标识艺术本体的概念看待, 90年代则明确提出“美在意象”说17, 但直到2009年出版的《美学原理》以“美在意象”为核心来建构其美学理论体系, 都很少对“意象”和“美在意象”命题作出明确的理论定义。关于“意象”, 叶朗最清晰的界定大概只有“中国传统美学给予‘意象’的最一般的规定, 就是‘情景交融’。中国传统美学认为, ‘情’‘景’的统一乃是审美意象的基本结构”18之类的表述。而关于“美在意象”这一命题, 叶朗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而是将审美意象的创造与人的审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强调审美意象离不开审美活动, 审美意象只能存在于审美活动中。并在此基础上, 对意象的性质予以分析与描述, 如“审美意象不是一种物理的存在, 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世界, 而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充满情趣的感性世界”, “审美意象不是一个既成的、实体化的存在, 而是在审美活动的过程中生成的”, “审美意象显现一个真实的世界, 即人与万物一体的世界”, “审美意象给人一种审美愉悦”等等。19不过, 这种对审美意象性质的描述与分析并不是与美的本体建构无关。叶朗尽管没有给“美”下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 但从他的基本论述来看, 显然是要把美的本体归到意象上来。比如他说“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 意象是美的本体, 意象也是艺术的本体”20。评价朱光潜的美不是“物”而是“物的形象” (物乙) 说时, 他亦明确将它归结为“意象”, 认为“朱光潜在这里明确说, 意象就是美的本体”21。在他的著作中, 还多次使用了“审美对象 (美) 是‘意象’”之类的表述, 并常常在“美”这个词后面用括号注上“意象”或“意象世界”, 将“美”与“意象” (意象世界) 等同起来。

叶朗之所以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看到长期以来在美学界存在着的一种观点, 即认为物是客观的, 所以物的美也是客观的, 将作为事物的物理实在的“物”与作为事物的显现的“象”混淆起来。它没有意识到在审美活动中, 我们面对的不是“物”而是“象”。22早在20世纪50年代, 朱光潜就对这一混淆提出过批评, 认为“物” (事物的物理存在) 是客观的, 而“象” (事物的显现) 是不能离开观赏者的, 它包含有人的创造和发现。正是在朱光潜观点的基础上, 叶朗运用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的理论资源, 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 强调美不是天生自在的, 不能离开观赏者, 美是发现, 是照亮, 是创造, 是生成。“美在意象”命题的提出, 对以实体化、对象化的眼光看待“美”的理论观点是一种消解。对此, 叶朗有着明确认识, 因此他认同马丁·泽尔的观点, 美不是一种特别的事物, 而是事物处于显现的状态, 是一种“照亮”, 让万物明朗起来, 让万物显现自身。23这样理解“意象”, 就不能在“意象”与作为实体对象存在的“美”之间画等号, 要看到作为意象形态存在的美, 已不再具有实体性、对象化的意义, 它只意在说明美的本体规定与人的审美活动不可分, 审美意象只能存在于审美活动中。

按照这一理解, 那些执着于从主客二分、实体性的思维方式的角度批评叶朗的“美在意象”说的观点, 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有一种观点认为, 叶朗为了论证“美在意象”命题, 先是否定偏于客的观念, 提出“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接着否定偏于主的观念, 提出“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最后以两方面的否定为基础, 提出“美在意象”。这种三段式表明, 其运思仍是“主客结合”的老路。24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叶朗之所以从主客两方面论证“美在意象”命题, 最后得出“美在意象”的结论, 主要是出于一种理论行文和表述的需要, 而按照“美在意象”说的内在逻辑, 实际上是不存在着“主”与“客”分离又结合的论证思路的。叶朗说:“根据主客二分, 世界已然被区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 ‘意象’是将业已区分开来的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加在一起。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提问, ‘情’‘景’的统一如何可能?既然它们本来是独立存在, 要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就需要理由。现在我们换个思路, 如果‘情’‘景’本来就不是二分的, 那么我们就需为它们的合一寻找理由了。根据天人合一的模式, ‘情’‘景’本来就是合一的。中国古代美学家在这个方面有非常有深度的论述。比如, 王夫之就说:‘情景名为二, 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 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 景中情。’‘夫景以情合, 情以景生, 初不相离, 惟意所适。截分两橛, 则情不足兴, 而景非其景。’如果我们玩味王夫之所说的‘实不可离’中的‘实’字和‘初不相离’中的‘初’字, 就能明白王夫之所说的‘情景合一’是本来就有的, 是一个纯粹被给予的世界, 就是胡塞尔说的‘生活世界’, 也就是哈贝马斯说的‘具体生活的非对象性的整体’, 而不是主客二分模式中通过认识桥梁建立起来的统一体。因此, 不存在‘情景合一’如何可能的问题。”25叶朗把这叫做“生活世界”的一元论而非“心”一元论、“物”一元论, 也非“心”与“物”分离又结合的二元论。在这样的世界观中, 人与世界原本是不可分割的, 心物二分是后起的。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关注的世界、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自然”, 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世界, 是人在其中生存的生活世界, 是人与万物一体的世界, 是充满了意味和情趣的人生世界。26他的“美在意象”说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世界观基础上。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叶朗与中国当代一些美学家思考问题的不同。有论者指责叶朗对“美”的本体的解释始终紧扣“人的审美活动”, 因而“美在意象”只是对人而言, 这种思路从世纪之交以来流行的物物有美、美美与共的生态美学观来看也是可斟酌的。27这一批评其实是很难成立的。所谓“物物有美、美美与共”也是通过人的眼光彰显出来的, 是在“人与万物一体”、人与万物相通的视野中彰显出来的。离开了“人”, 谈物与物的关系, 谈生物圈中所有生物的平等对待问题, 实质上还属于生态伦理学而非生态美学的问题。谈“美”是不可能离开人的视野的, 不然就是“见物不见人”, 根本无法说明审美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 突出审美意象创造对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可以说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认识论美学, 也是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由于意识不到这一点, 有些对“美在意象”说提出批评的人, 对叶朗强调美和美感是同一的、美感不是认识而是体验的思想很不理解。有的学者认为:一方面, 叶朗提出“美在意象”, “不存在外在于人的美”, 审美活动就是在物理世界之外构建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 这意象世界就是审美对象, 美与美感是同一的;另一方面, 他又不得不承认“一个客体的价值正在于它的感性存在的特有形式, 呼唤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主体的审美体验”, 可他又用现象学悬搁存而不论, 这样叶朗所构建的现代美学体系必然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因而是不符合审美实际的。按照这位学者的理解, 美在对象, 而这一对象是外在的, 是美引起了美感, 绝非美感引起了美。28有的学者则批评叶朗的“美感不是认识, 而是体验”说, 认为按照“美在意象”说的自身逻辑, 美感就应该是对意象的体认与把握, 这当中自然包含对意象的认识成分, 那么叶朗为什么不承认美感是“认识”呢?因为一讲“认识”就有“主客二分”之嫌。这位批评者还认为, “体验”本来是亲身经历、体会的意思, 而经历、体会的过程不过是感觉、感受、认识的过程, 并不排斥认识, 但在叶朗那里, “体验”与“认识”是势不两立的。29

这两位批评者谈到的问题不同, 但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那就是从传统的美引起美感、美感反映美的认识论和心理学的模式看待叶朗的“美在意象”说, 而忽视了叶朗是以存在论现象学的哲学美学为基础, 将美和美感看成是一种与人的生命、人生意义紧密相关的生活经验。美和美感在叶朗那里, 不能归结为认知和反映问题, 也不是某种心理成分的构成与趣味判断问题, 而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存在, 是人的情感心灵完善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叶朗并不否定客体的审美价值, 也不否定外物不依赖欣赏者而存在, 但是同时他认为, 外物要成为审美对象, 要成为美, 必须要有人的审美活动, 必须要有人的意识去发现它、照亮它、唤醒它, 使它从实在物变成“意象”。“美感不是认识, 而是体验”观点的提出, 并不是排斥美感活动中的心理成分与认知成分, 而是强调在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看法上, 或者说人对待世界的根本态度上, 存在着美感态度与认知态度, 或者说美感体验与认识活动的根本区分。在美感世界中, 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是内在的、非对象性、融为一体的, 而在认识的世界中,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外在的、对象性、认识桥梁型的。30在中国美学界, 人们论及审美问题, 常常注意到的是第二种关系, 即将审美看成是一种认识活动。对此,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 朱光潜就有所觉识, 提出要重新审定“美学是一种认识论”的传统观念, 并试图用“艺术是生产劳动”这个命题来突破把美学作为认识论的框架。不过, 在叶朗看来, 朱光潜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 而审美活动是精神活动, 这二者有质的不同, 所以, 引进“艺术是生产劳动”的命题, 并没有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克服主客二分的模式, 并没有为美学找到一个本体论的基础——人和世界的本源性的关系。31叶朗则是要从人和世界的本源性的关系上把握美和美感, 所以他提出“美在意象”的命题, 强调美是体验不是认识, 其目的是要使人们从基于“主客二分”的日常世界中超越出来, 回到存在之“真”, 恢复生活的本然面貌。在叶朗看来, “体验”是一种跟生命、生存、生活密切相关的经历, “生命就是在体验中所表现的东西”, “生命就是我们所要返归的本源”, 在审美体验中存在着一种“意义丰满”, 这种意义丰满“代表了生命的意义整体”。32将“美感”解释为“体验”而非“认识”, 是从哲学本体意义上对美感的基本性质做出规定, 强调美感不是对客观存在的对象的认识, 不以获得有关客观对象的知识为目的, “而是与生命、与人生紧密相连的直接的经验。它是瞬间的直觉, 在瞬间的直觉中创造一个意象世界。从而显现 (照亮) 一个本然的生活世界”33。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他强调在审美活动中, 美与美感是同一的, “意象世界是不能脱离审美活动而存在的。美只能存在于美感活动中”34。

 

三、如何理解“艺术的本体是审美意象”

叶朗的“美在意象”理论有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那就是“艺术”。叶朗在梳理历史上关于艺术的本体种种看法后, 明确提出了“艺术的本体是审美意象”“艺术作品之所以是艺术品, 就在于它在观众面前呈现一个意象世界”的观点35。这一观点与他关于艺术与美的关系的讨论是一致的。叶朗认为, “艺术”与“美”并不是一回事, “艺术”的概念要比“美”的概念宽泛得多。但同时他也认为, 美学对艺术的研究, 始终要指向一个中心, 这就是审美意象, “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世界, 这也就是说, 艺术的本体就是美 (广义的美) ”36。

对这一观点, 有的学者也提出了质疑。质疑者认为, 当作者在对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产生“审美意象”, 将它凝固到艺术作品后, 这个凝固着“审美意象”的艺术作品对读者来说就变成了一个纯客观的物。叶朗所说的“美在意象”, 不是指客观的物具有什么自身的意象, 而是指审美主体在对客观对象的审美活动中生成的“意象”, 也就是说, 美的意象在主体 (这里指读者) 的审美经验中, 而不在主体之外的客体——艺术作品中。这里存在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读者在审美欣赏活动中生成的“意象”与作品所呈现的作者的“意象”是什么关系?二是呈现了“审美意象”的艺术作品是不是“必然”会产生“审美意象”?三是即便凝聚着“审美意象”的艺术品“必然”会使读者“产生美感”, 但是读者如果尚未进行作品阅读欣赏的审美活动, 这种美感尚未产生, 能否简单地说“艺术就是美”?37

其实, 对这一批评, 按照“美在意象”说的理论逻辑是不难解答的。因为, “艺术的本体是审美意象”, “艺术作品之所以是艺术品, 就在于它在观众面前呈现一个意象世界”的观点, 重点在于解释艺术作品为何物, “意象”作为艺术本体如何创造、生成的问题。这种创造与生成, 只能建立在主客一体、心物同一的关系基础上, 不可能存在凝固着“审美意象”的艺术作品对读者来说变成一个纯客观的物的问题。美是照亮、是发现、是创造、是生成, 没有进入到人们的审美视野中的客观物与对象, 不管是自然界、社会生活还是艺术作品, 都还不是美, 也谈不上意象的创造与生成的问题。所以, 批评者所提出的诸种问题, 即读者在审美欣赏活动中生成的“意象”与作品呈现的作者的“意象”是否一致, 呈现了“审美意象”的艺术作品是不是“必然”会产生“审美意象”, 凝聚着“审美意象”的艺术品能否使读者“产生美感”, 等等, 对于“美在意象”说都是无意义、无价值的问题。这一批评实际上还是以“实体性”的思维方式看待“艺术的本体是审美意象”, 把艺术作品作为一个现成物, 认为艺术作品可以作为读者认识和还原的一个对象来把握, 而忽视叶朗之所以提出“艺术的本体是审美意象”命题, 其根本不是将艺术作品看成是人们可以认识和欣赏的对象, 而是将“艺术”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强调艺术对于开启人们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意义。叶朗曾以梵高的油画《农妇的鞋》来说明艺术创造的意义:“艺术不是为人们提供一件有使用价值的器具, 也不是用命题陈述的形式向人们提出有关世界的一种真理, 而是向人们打开 (呈现) 一个完整的世界, 而这就是意象”38, “艺术教会我们看世界, 教会我们看存在”, “显现了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而艺术所以能这样, 就因为艺术创造了, 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感性世界——审美意象”。39

这也是叶朗为什么要批评那种将艺术作为第三实体的观点。第三实体的观点在当代西方美学界有一定市场。一些美学家认为, 艺术作品既不是“心”也不是“物”, 或者说既有“物”的成分也有“心”的成分, 从而主张在“心”“物”之外确立第三实体, 把艺术作品归结到“心”“物”之间的第三实体上。中国学术界也有类似的主张, 比如庞朴就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实体划分, 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在“一分为三”的实体划分中, 在“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之间, 还存在一个“象”, 庞朴称之为“形而中”, 认为艺术就建立在“形而中”的“象”的基础上。叶朗则不赞同这一说法。他认为, 他所说的“象”或者“意象”照亮那个原本的“情景合一”的世界, 这个世界中国古代哲学称为“自然”, 称为“真”。这个世界在“主客二分”之后就被遮蔽了。因此, “合一”的“象”或者“意象”, 并不与“道”“器”并立。认为理解“象”与“意象”的关键, 并不是增加一种实体, 而是着眼于超越, 着眼于生成。如宗白华先生所说“象如日, 创化万物, 明朗万物!”意象是创造, 是生成, 意象照亮人与万物一体的本真世界。40

意象是创造, 是生成, 意象照亮人与万物一体的本真世界, 说明叶朗不管是将“意象”作为“美”还是“艺术”的本体, 其目的都不在于将美和艺术当作实存的、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对象, 而是要彰显美和艺术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关于这一点, 叶朗亦有明确的论述。他说:“‘意象’理论应当回答两个方面的基本美学问题:一方面, ‘美’和艺术的本体是什么, 又是如何存在的?另一方面, 它们的基本意蕴是什么?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回答是:‘美’和艺术的本体是审美意象, 它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交融的审美活动中;审美意象的基本意蕴是照亮一个真实的世界, 使我们在自我超越中复归自然和自由, 从而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41

另外, 叶朗将意象作为艺术的本体, 强调“艺术品之所以是艺术品, 就在于它在观众面前呈现一个意象世界”42, 也是为了“赋予理论一种现实的针对性, 这个针对性, 不仅是要阐释现实, 而且是要引导现实”43, 它突出地体现在运用“意象”理论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批评与解读上。叶朗认为:“自20世纪以来, 从西方到中国, 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 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既有市场经济发展, 高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变化, 也有文化观念、生活意识转换引起的新现象。就审美文化领域来看, 有两个基本问题是必须面对的:第一, 艺术和非艺术的区别问题。20世纪的先锋运动, 颠覆了西方传统美学体制, 甚至瓦解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20世纪后期流行一种说法, 即‘什么都是艺术’。根据‘意象’理论, 我们可以确定地指出, 不能说什么都是艺术, 只有创造了审美意象的活动, 才是艺术。第二, 艺术的意义问题。与其界定危机相联系, 20世纪艺术也面临意义危机。这既与先锋运动瓦解艺术体制有关, 也与20世纪后期盛行消费主义, 导致艺术普遍的娱乐化有关。后者的影响, 实际效果上更重要。针对艺术的意义危机, ‘意象’理论可以从形而上的层次揭示艺术对人生的根本意义。”44这一批评解读, 包含两个理论要点:

一是以“意象”理论为标准来确定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叶朗认为, “摒弃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 就是摒弃一切关于意义的要求”, 他把这称为“意蕴的虚无”。45意蕴的虚无, 当然不可能有意象的生成。这一观点, 击中了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否定艺术与非艺术界限主张的理论要害, 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西方现代艺术的价值。它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全盘否定, 只是提醒人们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所从事的艺术实验及其主张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一清醒认识建立在“意象”理论所提供的美和艺术的本体论评价标准上。对叶朗的这一批评, 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其认为, 叶朗以“意蕴虚无”, “不可能有意象的生成”为由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某些作品与行为——如约翰·凯奇的《4分33秒》的钢琴演奏, 法国新现实主义艺术家伊夫·克莱因在空无一物的画廊举办了一场画展——加以批判, 只是叶朗的一家之言, 对于为此叫好的评论者, 或许是确确实实感到了某种“意蕴”“意象”。同时, 这也是符合叶朗“美在审美活动中生成、存在”“美是照亮、美是创造、美是生成” 的定义的。46这显然是对叶朗“意象”理论的误解。叶朗之所以要以“意蕴虚无”来批评西方现代艺术的某些作品与行为, 是因为这些作品与行为让人们只把“艺术”作为“物”而不是“象”来对待, 并没有解决如何使“物”变成“象”, 由物质性的东西转化为精神性产品的问题。它摒弃了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 摒弃一切关于意义的要求, 必然导致意蕴的虚无。比如, “波普艺术”和“观念艺术”的某些作品就不能说是艺术, 因为“波普艺术总让我们看到物 (而且多半是破烂物) , 却很难让我们观到‘象’, 因为没有‘情’‘意’便不能感兴, 不能感兴便不能生成意象, 不能生成意象便不是艺术”47。一位钢琴手走上台, 坐在钢琴旁, 但并不弹琴, 这样坐了4分33秒, 然后一声不响走下台。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任何声音。这个作品就是约翰·凯奇的《4分33秒》, 它曾被看作是后现代音乐的典型, 被一些评论家大加赞扬, 赞扬的理由是, 在一片寂静之中, 演奏者和听众可以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可能的东西都可以发生”, 并能使演奏者和听众亲身经历“真正的世界本身”, 使他们回到“现实的生活”。在叶朗看来, 这些赞扬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赞扬者所说的“一切可能发生的东西”, 都只是抽象的可能, 而不是现实的可能性。如果按照这种抽象可能性的逻辑, 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你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统帅或最伟大的科学家;一张白纸, 你可以说它是最美的图画。你怎么说都行, 但是这些说法没有任何意义。48叶朗这一批评使笔者想起杨蕾等人所表演的一个小品《卖画》。卖画的人要卖的是一张他自称的农民画, 画面上只有两颗似枣非枣的“枣”, 其余都是空白, 画被命名为“枣村二月”。虽然卖画的人在那里极力宣扬看画的人可以通过想象将画面上的空白处想象成村庄、田野、劳作的人们等等景象, 但对于买画的人来说仍是一头雾水,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根本不存在村庄, 画也不是他们所喜欢的画, 卖画人所说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无意义的。

二是揭示艺术对人生的根本意义。在批判西方现代艺术否定艺术与非艺术界限消解艺术的意义的主张时, 叶朗特别提到了丹托的“艺术终结论”。丹托的“艺术终结论”是对19世纪黑格尔“艺术终结论”命题的重提, 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叶朗认为, “黑格尔所说的艺术的终结, 并不是说艺术从此消亡了, 而是说, 艺术对人的精神 (心灵) 来说, 不再有过去那种必需的和崇高的位置了”49, 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包含着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深刻观察,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艺术不再是心灵的需要的结论。正相反, 正是由于现代社会人们物质性、技术性、功利性欲望的加强, 人类对艺术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则是建立在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实践基础上的, “即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些流派抹掉艺术品和现成品的界限, 艺术转到观念的领域, 艺术变成哲学, 这导致了艺术的终结”50。在叶朗看来, 这一理论从根本上误解了艺术对人生的根本意义, 所以它是错误的。因为, “人对审美活动的需要, 是一种基本的人性需要, 而艺术是一种典型的审美活动, 它通过艺术意象的创造, 集中并且提升人的审美活动。在艺术创造的意象世界中, 人在自我超越和存在还原的统一中回到本原的生活世界, 回到人类的精神家园。这是人性最内在的需要, 形而上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涵当然会随着历史发展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产生变化, 但是只要人存在, 这种形而上的需要是不会消失的。这是我们坚持艺术不会终结的根本前提, 这个前提是内含在‘意象’论中的”51。

显然, 叶朗以“意象”理论来评判西方现代艺术的创作与主张, 是强调艺术对于人生的根本意义。叶朗说:“美学在当代世界要做的基本工作就是在理论的层次探讨和引导审美活动对当代人生意义的重建。”52离开了这一基本认识, 是很难把握叶朗“艺术的本体是审美意象”观点的精神实质的。

 

四、如何理解“丑”作为“审美意象”存在

除了将美的本体、艺术的本体说成是“意象”外, 叶朗还对“丑”这一审美范畴进行了分析, 认为“丑”作为审美范畴, 和优美、崇高等审美范畴一样, 它并不是客观物理存在, 而是情景融合的意象世界。它有一种“意义的丰满”, 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的。53叶朗这一观点, 也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质疑与批评。

有一种质疑认为, 把丑界定为意象, 表现出在两个重要理论问题上的模糊:其一, 混淆了丑和意象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丑与美一样, 是我们对于事物所作的一种趣味判断。其二, 美丑的丑, 作为美学意义的丑, 并不单单是意象的判断, 也可以产生与对日常事物的形式所作的判断。质疑者还认为, 叶朗把“丑”纳入到以“美”为核心的意象美学中, 并没有达到理论的明晰。这基本上也是所有以美为中心的美学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审美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 美感就是美感, 丑感就是丑感。这二者的心理内容是有极大差别的, 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审美经验。54另一种质疑则认为, 美在意象, 丑也在意象, 美在审美活动中生成, 丑也在审美活动中生成。这个表述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对“丑”的具体解释。质疑者认为, 叶朗没有区分包含着一些丑的崇高、悲剧、滑稽与“只引起不快和厌恶”的“全然一片的丑”, 所以造成不小的混乱:一方面, 他把“丑”说成情景交融、意义丰满、令人愉悦的“美”;另一方面, 他又将丑视为“人生中肮脏的、残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 强调“在历史和人生中, 光明面终究是主要的, 因而丑在人的审美活动中不应该占有过大的比重”。一方面, “丑”是“美”的对立面, 另一方面, 由于他将“丑”归于“美”, 所以又无法用“丑”指称“美”的对立面, 而称之为“眩惑”“审美上的冷漠”“太单调、太平常、太陈腐或者太令人厌恶的东西”。55笔者认为, 这两种质疑都没有很好地理解叶朗将“丑”也作为一种审美意象看待的理论意义, 所作的批评也不符合叶朗观点表述的实际。

叶朗为什么要将“丑”作为审美意象, 包含在广义的美之内?这不仅仅是出于“意象”理论建构的逻辑需要, 更重要的是它符合“丑”这一审美范畴历史发展的实际。“丑”是在近代才广泛引起关注的审美范畴, 用李斯托威尔的话说, 丑“主要是近代精神的一种产物”56, 用近代社会以前的美学界常见的“丑作为美的对照和衬托”和“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观点来解释丑, 显然是不妥当的, 它们都没有肯定丑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本身的审美价值。而近代社会以来的美学家和艺术家意识到这个问题, 开始重视从丑自身来探讨丑的审美价值。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人们普遍意识到:“丑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理想的种类典型, 而是特征”57, “自然中认为丑的, 往往要比那认为美的更显露出它的性格”。58叶朗注意到这一变化, 所以他强调丑相对于美来说, 是一种更具特征, 更有性格的东西, “丑的价值, 不在于表现某种类型的共性, 而是表现了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的个性特征”59。但是, 这种对丑自身的审美价值的把握, 毕竟还是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 并没有上升到哲学本体高度, 获得一种新的哲学本体论的理论思维的支撑。所以, 叶朗从其“美在意象”观点出发, 将“丑”也纳入“意象”审美范围, 把它看成是一种意象的生成与创造。这一观点的目的在于否定那种将丑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实体存在的观点, 突出审美主体 (人) 在审美活动中的价值与意义。在叶朗看来, “丑的存在显示了历史和人生的苦难的或阴暗的一面, 这使人震动, 同时又使人感受到历史和人生的复杂性和深度。这会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融进‘丑’的意象, 因而给人一种愉悦”60。这正是“丑”作为“丑”的独特审美价值所在。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质疑者提出的叶朗混淆了美感与丑感的审美经验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叶朗否定的是将美与丑简单对立起来的观点, 而不是否定美感与丑感是两种不同的审美经验。他认为:“丑”作为一种审美形态, 是包括在广义的美之中的。与“美” (广义的美) 相对立的不是“丑”, “而是审美上的冷淡、那种太单调、太平常、太陈腐或者太令人厌恶的东西”, 是陷入实用利害关系中的“眩惑”。“美的反面, 就是遏制或消解审美意象的生成, 遏止或消解美感 (审美体验) 的产生”61;同时又明确区分狭义的美 (优美) 与丑, 认为它们是很不相同的审美经验:“丑感不像美感 (优美感) 那样是一种单一纯粹的感觉, 而是一种包含多种内容的复合体验。李斯托威尔说丑感是‘一种混合的感情, 一种带有苦味的愉快, 一种肯定染上了痛苦色彩的快乐’。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概括。既有‘快乐’又是带有‘苦味’的, 这正是丑感与美感 (优美感) 的不同, 也是丑感与对丑的伦理态度的不同。”62叶朗的这些论述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它明确了美和不美的界限, 即在于是能不能生成意象, 从而肯定了丑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存在的合法性;一是肯定了“丑”作为审美对象和审美经验根本不同于“美” (优美) , 从而肯定了现代人的审美从优美感向丑感的拓展, 表现了人们的审美感受能力的发展和完善。他说:“如果一个人只能鉴赏优美而没有能力鉴赏丑, 那么这个人的审美感受能力就是残缺不全的……他看不到感性世界的丰富多彩的面貌, 因而也领悟不到历史和人生的深一层的意蕴。”63

另外, 叶朗认为美在意象, 丑也在意象, 也不存在着质疑者所说的对“丑”的理解的混乱和错误。叶朗所说的“丑”的美学指向性非常明确, 是进入到人们审美视野中的, 是一种情景交融、意义丰满的审美意象创造, 而并没有将“人生中肮脏的、残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纳入到“丑”的范围。生活中有“太令人厌恶的东西”, 比如有的提倡“行为艺术”的人, 把一条牛的肚子剖开, 自己裸体钻进牛肚, 然后又血淋淋地钻出来, 在叶朗看来, 它们遏止审美意象的生成, 并不是丑, 并不属于广义的美的范围。《美学原理》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历史和人生中, 光明面终究是主要的, 因而丑在人的审美活动中不应该占有过大的比重。李斯托威尔认为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 我们的舞台上就会减少一些冷酷的嘲讽, 我们的音乐中就会减少一些不和音, 我们的诗歌和小说就不会那么热衷于人生中肮脏的、残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 那么多的当代艺术, 就是因为对丑的病态追求而被糟蹋了’。”64质疑者批评叶朗对“丑”的理解存在着混淆和错误, 这段话或许是重要的依据所在。其实, 细读这段话, 可以清楚地看到, 叶朗并没有将“人生中肮脏的、残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视为美学意义上的“丑”, 而是意在说明当代艺术“热衷于人生中肮脏的、残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是对“丑”的病态追求。叶朗强调, “在历史和人生中, 光明面终究是主要的, 因而丑在人的审美活动中不应该占有过大的比重”, 也不是否定“丑”, 拒绝接纳“丑”的存在, 而是体现了叶朗在“美”与“丑”两种审美形态中所做出的一种选择。他不否定“丑”在现代社会的兴起对于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同时他也看到“丑”的存在价值主要在于“显示了历史和人生的苦难的或阴暗的一面”65, 所以要求人们看到历史和人生的光明面, 将“美” (优美) 的创造作为目的, 展示人类社会光辉美好的前景。

以上, 我们从“美”的本体、艺术本体、丑作为审美意象的存在等方面对“美在意象”说进行了阐释, 也回答了一些批评者的质疑。这并不意味着“美在意象”理论就是非常完善的理论, 容不得人们的批评与质疑。叶朗清楚意识到:“美学还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体现21世纪时代精神的、真正称得上是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 还有待于我们去建设、去创造。”66所以对于“美在意象”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讳言。比如, 关于“科学美”, 叶朗就认为“意象”理论很难解释。因为科学美诉诸人的理智, 它常常来自用数学形态表现出来的物理学的定律和理论架构, 而非诉诸人们感性直觉的审美意象, 所以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不过, 不管怎样理解“美在意象”说, 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 那就是批评和质疑, 必须对“美在意象”说的理论知识背景有清楚的了解, 不能脱离“美在意象”说的知识语境展开批评。比如, 有论者认为人们通常理解的“真”是相对于认识而言的, 指的是人们的认识与事实真相、客观规律吻合, 也就是逻辑的“真”, 因而否定叶朗“美”与“真”的统一中的“真”不是逻辑的“真”而是存在的“真”的说法。67这样的批评显然脱离了“美在意象”说的知识语境。将“真”解释为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 (规律) 的一致与吻合, 这是西方传统认识论哲学关于“真”的理解, 海德格尔将其称为“符合”论的真理观, 它与存在的“真”不是一回事。存在的“真”的本质不是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对象 (规律) , 而是“去蔽”, 是存在的澄明与照亮。正是在存在论的“真理”观意义上, “美”可以是“真”, 因为它照亮了一个有意味、有情趣的生活世界 (人生) , 显现了存在的本来面貌。这就是叶朗所说的“美”与“真”的统一, 其对“真”的理解, 建立在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而非传统的认识论哲学基础上。脱离了这一知识语境, 显然无法理解“美在意象”说的理论内涵。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 人们对“美在意象”说的探讨, 比较重视将“美” (意象) 作为一个知识性的问题加以解决。而实际上, “美在意象”命题的提出, 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美学知识体系建设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它强调审美活动对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用叶朗自己的话说, 他的“意象”论是存在—本体论和精神价值论的统一。68这也是为什么《美学原理》最后要设置了“人生境界”一章的原因所在。叶朗认为, 重视审美活动对于人生境界的开拓和提升意义, 是20世纪中国哲学—美学的一个基本传统, 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传统被中断了, 所以他强调要恢复这个传统, 并将审美活动对人生的意义最终归结为人生境界的提升。人生境界对于一个人的生活和实践有一种指引作用, 叶朗的“美在意象”理论最后归结起来, 就是要“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 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69。有了这一基本认识, 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美在意象”的理论内涵以及它对中国当代美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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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毛宣国0Tue, 25 Feb 2020 08:53:00 GMTTue, 25 Feb 2020 16:45:00 GMT
<![CDATA[真实报告疫情信息是守底线]]>/109011/56729.aspx距武汉2000多公里、非人口输入地的黑龙江,疫情为何这么严重?近日,黑龙江的疫情发展情况尤其是偏高的死亡率,受到了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记者日前连线了协调相关企业向黑龙江捐赠了50台氢氧气雾化机的钟南山院士,他指出黑龙江死亡率跟“高寒地区”特点有关。钟南山表示,“对黑龙江省能够忠实地、实事求是地报告死亡情况,我表示敬意,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应该真实报告。”

截至2月23日24时,黑龙江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480例,其中哈尔滨市就有198例。值得注意的是,该省死亡人数位居全国省份第三。部分黑龙江地市的死亡率甚至超过武汉,如绥化的死亡率高达8.51%,双鸭山市也高达5.76%,均超过了武汉3.7%的死亡率。

现有重症病例数仅次于湖北,死亡人数位居全国第三,死亡率与湖北不相上下,面对这样的态势,黑龙江省疫情防控压力不小。但当地面对压力并没有瞒报疫情,而是实事求是地报告死亡情况,还数次明确严惩瞒报的干部与有接触史者,也算是实事求是。

正如钟南山所言,什么事情都应该真实报告。这场战“疫”还在进行中,每个地方和个体都该真实报告疫情,这是对自身负责,也有助于科学研判疫情。

漏报、迟报和瞒报,很容易导致疫情防控被耽误,公众也得不到预警,继而给防控增加不必要的变量。只有“能报喜也敢报忧”,将疫情数据悉数公开,才是“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即便这里面有些数据不“好看”,公开也好过讳疾忌医。

真实报告死亡人数等疫情信息,虽然会面临舆论压力,但真实报告是各级政府的法定义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传染病防治法》也明确规定,依照本法的规定负有传染病疫情报告职责的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

也就是说,真实报告疫情死亡人数等疫情信息,是现代法治政府的应尽责任。黑龙江真实报告这些数据,也是跟“讳疾忌医”的作风病“隔离”。虽然其死亡率偏高也曾引发顾虑,但在专家分析过后,很多人了解到了其死亡率跟高寒地区特点的关联,也打消了恐慌。

真实报告疫情信息,是守住底线,在此之上,显然还要着力去解决实际问题。就眼下看,黑龙江“意外”地成为疫情重灾区之一,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检视和反思。

根据媒体报道,有多位黑龙江医护人员表示,当地重视起疫情并采取措施的时间是“很滞后的”,在疏于防范和管控的情况下,因聚餐导致的聚集性感染是黑龙江初期病例走高的主要原因。多方信息显示,黑龙江疫情严重,与当地疫情管控能效不无关系。当地不遮蔽、不隐瞒之外,该问责的也得问责,该反思的也要反思。

疫情是一场大考,真实报告、及时更新具体的疫情信息,是正确应考的“应有态度”。也只有将及时防控和及时公布信息二者都做好,疫情防控才能更加有的放矢,这场大考才能交上“高分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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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扬0Tue, 25 Feb 2020 02:25:00 GMTTue, 25 Feb 2020 10:18:00 GMT
<![CDATA[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答记者问]]>/109010/56721.aspx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便于各方面了解掌握《意见》的政策内涵,推进《意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请简要介绍下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历史沿革?

答:教育督导是我国教育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早在清末废科举、办新学的同时,现代教育督导制度就从西方引入我国。新中国成立后,结合实际延续了这一制度,并大致经历了初创、恢复和加强等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督导即纳入教育行政管理的制度架构。1949年11月成立教育部,内设一厅五司,其中一个司是视导司。1955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视察工作的通知》,对教育视导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提出要求。1960年5月,国务院批准教育部机构设置方案,共1厅、9司、1局,明确在相关司局配备视导员。可以说,伴随新中国教育的成长,教育督导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

受“文革”冲击,教育督导工作一度中断。 “文革”结束后,在小平同志倡导下得以恢复,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充实和完善。1977年9月,小平同志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提出了恢复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和机构的设想。1984年8月,国务院批准教育部设视导室,负责巡视、检查和指导帮助全国各地的普教工作。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视导室更名为督导司。1988年1月,原国家教委聘任第一批兼职督学。1989年,原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原国家教委设总督学1人。1991年,原国家教委颁布实施《教育督导暂行规定》,标志着以“督政”“督学”为重点的中国特色教育督导制度初步确立。1992年12月,国家教委兼职督学正式改称“国家督学”。1993年,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准在原国家教委设立教育督导团。1994年,原国家教委印发《关于建立国家教育督导团的通知》,明确教育督导团的职责和任务,并设教育督导团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1998年7月,国务院批准印发《教育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教育督导团办公室单独设立,成为教育部18个职能司局之一。2000年1月,根据中编办的批复,原“国家教委教育督导团”更名为“国家教育督导团”。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也相应逐步建立和充实。

自2012年以来,教育督导进入了全面加强的阶段。2012年8月,国务院成立教育督导委员会,由分管教育工作的国务院领导担任主任,教育部部长和国务院协助分管教育的副秘书长担任副主任,教育督导层级大幅提升。2012年10月1日,《教育督导条例》正式施行,督导范围扩大到各级各类教育,督导内容覆盖教育改革发展稳定的方方面面,标志着我国教育督导在法治化轨道上迈出了重要步伐。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督政、督学和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教育督导体系,教育督导在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改善办学条件、缩小教育差距、提升教育质量、维护校园安全、处理教育突发事件等方面,逐步发挥重要作用。

2.这次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主要着力解决哪些问题?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督导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维护教育改革发展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抓落实的重要抓手。但对照党中央的要求,对照《教育督导条例》的规定,对照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对照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较大差距。总体上看,教育督导权威性、严肃性不足,还没有真正形成威慑。这次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紧紧围绕教育督导“长牙齿”,致力于解决4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管理体制方面,主要是教育督导机构缺乏相对独立性,督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地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设置不规范、管理不严格。二是在运行机制方面,主要是督导定位不够清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还普遍存在,督导工作重点不突出,督导方式方法仍比较落后。三是在结果运用方面,主要是督导报告缺乏权威性,督导意见常被“束之高阁”;整改问责不力,没有真正形成震慑。四是在督学队伍方面,总体上人员严重不足,各级督学都面临专职少兼职多、年龄结构老化、专业水平不高、条件保障不够、吸引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明确部署,要求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教育督导的权威性和实效性,促进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职能,落实督导评估、检查验收、质量监测的法定职责。

3.这次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总体考虑是什么?

答:这次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立足教育督导实际,面向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紧紧围绕教育督导“长牙齿”,着力对教育督导体制机制作出系统设计。

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紧紧围绕确保教育优先发展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优化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强化结果运用为突破口,不断提高教育督导质量和水平。

主要目标是:力争到2022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运转高效、结果权威、问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制机制。具体来说,在督政方面,构建对地方各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分级教育督导机制,督促省、市、县三级政府履行教育责任。在督学方面,建立国家统筹制定标准、地方为主组织实施,对学校进行督导的工作机制,指导学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在评估监测方面,建立教育督导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对各级各类学校办学行为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监测,为改善教育管理、优化教育决策、指导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4.这次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依法督导。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明确的定位、目标、任务、程序、内容开展教育督导。二是围绕中心。紧紧围绕新时代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改革发展大局,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贯彻落实,聚焦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教育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三是问题导向。抓住长期困扰教育改革发展的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广泛关切的热点问题,以督促建、以评促改。四是突出重点。加强教育督导机构和队伍建设,全面落实职能,健全法规制度,创新方式方法,提高教育督导的严肃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5.请简要介绍下《意见》提出的主要改革举措。

答:《意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我国教育督导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24条针对性改革举措,着力推动教育督导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问责机制、督学聘用和管理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管理体制方面,主要推动完善教育督导机构设置,全面落实教育督导职能,充分发挥各级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作用,强化对地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确保教育督导机构能够独立行使职能。

运行机制方面,主要是建立健全“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系,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督导,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督导,加强和改进教育评估监测,改进教育督导方式方法。

问责机制方面,主要通过完善报告、反馈、整改、复查、激励、约谈、通报、问责等8个方面的制度,强化教育督导权威性和严肃性。

督学聘用和管理机制方面,明确要求配齐配强各级督学,创新督学聘用方式,提高督学专业化水平,严格教育督导队伍的管理和监督,着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业务精湛、廉洁高效、专兼结合的督学队伍。

保障机制方面,提出加强教育督导法制建设,切实落实教育督导条件保障,加快构建教育督导信息化平台,加强教育督导研究等改革举措。

6.《意见》对完善教育督导机构设置有哪些考虑?

答:督导机构设置不全、不能独立履行职责,是这次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要着力推动解决的突出问题。《意见》进一步强调了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的设置,增加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体育总局、团中央等部门为成员单位;进一步明确教育部设立总督学、副总督学,负责具体工作落实。同时,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结合实际,比照国家层面的做法,强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督导职能,理顺管理体制,健全机构设置,创新工作机制,充实教育督导力量,确保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独立行使职能。

为切实发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的作用,《意见》特别强调,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各成员要积极参加综合督导,履行应尽职责,各成员单位内部要安排专门人员负责联系教育督导工作。同时,明确要求健全各级教育督导委员会工作规程,明晰相关单位职责,建立沟通联络机制,形成统一协调、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7.《意见》明确了新时代督政、督学和评估监测的工作重点,分别什么?

答:督政、督学和评估监测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系,同时又各有侧重。督政重点是督导评价地方政府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教育决策部署情况,主要包括办学标准执行、教育投入落实和经费管理、教师编制待遇、教育扶贫和重大教育工程项目实施等情况。督学重点督导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情况,主要包括学校党建、教育教学、师德师风、资源配置、教育收费、安全稳定等情况。强调引导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切实规范办学行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评估监测重点加强对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办学条件和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估监测,引导督促学校遵循教育规律,聚焦教育教学质量。

8.督导“长牙齿”,问责必须有力。《意见》在强化督导问责方面提出了哪些具体举措?

答:强化问责,是这次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也是督导“长牙齿”的有力保障。为此,《意见》提出了八大举措:一是完善报告制度。《意见》明确规定,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开展督导工作,均要形成督导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对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教育决策部署不力、违反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行为,要在新闻媒体予以曝光。二是规范反馈制度。《意见》要求,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要及时向被督导单位反馈督导结果,逐项反馈被督导单位存在的问题,下达整改决定,提出整改要求。三是强化整改制度。《意见》明确规定,被督导单位要针对问题,全面整改,及时向教育督导机构报告整改结果,并向社会公布整改情况。被督导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指导督促被督导单位落实整改意见,整改不力要负连带责任。四是健全复查制度。《意见》要求,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被督导事项建立“回头看”机制,有效防止问题反弹。五是落实激励制度。《意见》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对教育督导结果优秀的被督导单位及有关负责人进行表彰,在政策支持、资源配置和领导干部考核、任免、奖惩中,注意了解教育督导结果及整改情况。六是严肃约谈制度。《意见》明确规定,对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党和国家教育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履行教育职责不到位、教育攻坚任务完成严重滞后、办学行为不规范、教育教学质量下降,安全问题较多或拒不接受教育督导的被督导单位,由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对其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约谈要作出书面记录并报送被督导单位所在地党委、政府和上级部门备案,作为政绩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七是建立通报制度。《意见》明确,针对教育督导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力、推诿扯皮、不作为或没有完成整改落实任务的被督导单位,由教育督导机构将教育督导结果、工作表现和整改情况通报其所在地党委、政府和上级部门,建议其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不得评优评先、提拔使用或者转任重要职务。八是压实问责制度。《意见》提出,整合教育监管力量,建立教育督导与教育行政审批、处罚、执法的联动机制。对问责的情形、方式等,《意见》也都作出了具体规定。为加强社会监督,《意见》明确提出,问责和处理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布。

9.督学队伍是履行教育督导职责、发挥教育督导作用的根本保障。《意见》对加强督学队伍建设提出了哪些措施?

答:进一步深化督学聘用和管理改革,是这次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下一步加强督学队伍建设,将着眼于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对督导提出的新要求,着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业务精湛、廉洁高效、专兼结合的督学队伍。为此,《意见》提出了4个方面的改革举措:

一是配齐配强各级督学。《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督学的基本素质要求,即讲政治、敢担当、懂教育。同时,对督学的数量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原则上,各地督学按与学校数1:5的比例配备,部分学生数较多的按1:1的比例配备。专兼职督学的具体比例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二是创新督学聘用方式。《意见》明确要求,要结合教育督导职能和当前实际,探索从退休时间不长且身体健康的干部中,聘用一批政治素质过硬、专业经历丰富、工作责任心强的督学,专门从事督政工作;从退休时间不长且身体健康的校长、教师、专家中,聘用一批业务优秀、工作敬业、有多岗位从业经验的督学,专门从事学校督导工作。

三是提高督学专业化水平。一方面,完善督学培训机制,制定培训规划,出台培训大纲,编制培训教材,将督学培训纳入教育管理干部培训计划,开展督学专业化培训,扎实做好分级分类培训。另一方面,强化督学实绩考核,对认真履职、成效显著的督学,以适当方式予以奖励,激发督学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同时,着力优化队伍结构,逐步扩大专职督学的比例,并建立督学退出机制。

四是严格教育督导队伍的管理和监督。《意见》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要建立对本级教育督导机构的监督制度,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要完善对下级教育督导机构的监督,健全教育督导岗位责任追究机制。《意见》还明确提出,督学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恪守职业操守,做到依法督导、文明督导;要督促各级督学坚持原则,无私无畏,敢于碰硬,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对督学的违纪违规行为,各级政府要认真查实,严肃处理;公开挂牌督学的联系方式,接受社会监督。

10.《意见》对加强教育督导法制建设是如何考虑的?

答:教育督导“长牙齿”,根本上需要法律予以保障。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教育督导法律。作为专门法规的《教育督导条例》颁布实施已经7年,但各地落实还不够到位,需进一步完善。比如,《教育督导条例》对督导范围的表述比较笼统;对教育督导标准和规程等作出的规定不够健全,有的缺乏操作性,约束力不够;对地方教育督导机构的规定不够明确等。特别是《教育督导条例》的贯彻落实,需要地方结合实际出台有关配套法规和政策,但不少省份还没有出台。长远看,需要专门立法,进一步提高教育督导的强制性、权威性。

为此,《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教育督导法制建设。一方面,要完善教育督导法律法规,加快配套规章制度建设,推动地方出台配套法规政策,形成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教育督导法律法规体系。另一方面,要强化程序意识,细化工作规范,完善督导流程,使教育督导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工作都有章可循。

11.做好教育督导工作,条件保障必须有力。《意见》在改善督导条件方面提出了哪些要求?

答:《意见》高度重视解决督导条件保障不足的问题。主要提出了4个方面的举措:一是要求各级政府将教育督导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由教育督导机构统筹使用,按规定妥善解决教育督导工作人员尤其是兼职督学因教育督导工作产生的通讯、交通、食宿、劳务等费用。二是要求各级政府在办公用房、设备等方面,为教育督导工作提供必要条件,保证教育督导各项工作有效开展。三是要求加快构建教育督导信息化平台,整合构建全国统一、分级使用、开放共享的教育督导信息化管理平台,逐步形成由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支撑的智能化督导体系,提高教育督导的信息化、科学化水平。四是要求围绕教育督导领域重大问题,组织开展系统深入研究,提出改进完善建议,加强政策储备。同时,还提出要采取适当方式,重点支持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持续开展教育督导研究,培养壮大教育督导研究力量。

12.去年,中央对减少各类检查评估、克服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在这方面是否有考虑?

答:这次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减轻基层负担、克服形式主义的部署,在减少督导检查次数、优化指标、简化流程、创新方式方法等方面有系统考虑。《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教育督导工作的统筹管理,科学制定督导计划,控制督导频次,避免给学校和教师增加负担、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具体实施中,单项督导尽可能纳入到综合督导,减少督导检查的次数。同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采集汇总基础信息,能够在线采集的信息,不让地方和学校重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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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波0Mon, 24 Feb 2020 04:37:00 GMTMon, 24 Feb 2020 12:30:00 GMT
<![CDATA[以“四力”锻造智库硬实力]]>/109007/56713.aspx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新型智库,要以增强“四力”为抓手,锻造“硬核本领”,以高质量智库产品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优质咨询服务和有效对策建议。

不断增强智库学者“走”的能力,提升智库的行动力

智库学者要勤于“往下走”,要善于“往上走”,要敢于“往外走”,为提供高质量研究成果打下坚实基础。

勤于“往下走”。智库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实证化、具体化,智库学者只有走出书斋,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实地调研了解最新的动态、获取第一手资料、掌握最新的数据,才能拿出情况真实、数据详实、“带泥土气息”的智库成果。

善于“往上走”。智库的主要任务是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提供咨政建言,智库成果是否有针对性、实效性、可操作性,必然要求智库学者要加强与决策部门的互动合作。既要在前期充分介入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又要在后期就调研报告与决策部门进行沟通交流,对调研报告进行检验完善。

敢于“往外走”。智库要敢于走出去,在课题研究、思想对话、经验分享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阐发中国主张、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展现大国智库的责任与担当,为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作出智库贡献。

不断增强智库的“眼力”,增强问题发现力、价值判断力、战略预见力

增强问题发现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要树立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用好“显微镜”,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及时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提出和发现问题,以问题为切入口引领新型智库建设。要善于抓住核心问题和主要矛盾,抓住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问题;要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找到研究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要透过事物的表象,“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发现隐藏在背后的真问题。

增强价值判断力。在社会思潮相互激荡、价值观念多元多样的背景下,面对思想交流交融交锋,新型智库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引领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坚定为党献智、为民立言的价值追求,在智库研究者中明确“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继承什么、创新什么”的价值立场。练就“火眼金睛”,用好“折射镜”,分析和研判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

增强战略预见力。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和研判能力,是新型智库应当具备的“硬刷子”。新型智库要能登高望远,配备“望远镜”,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想党和政府之未想,见常人之所未见,预判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走向,为党和政府应对可能的变化提供有益的参考,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和被动性。

增强“脑力”,提升智库竞争力

增强智库的“脑力”,应在智库人才和智库思想上下功夫。要大力培养智库领军型人才。逐步加大引才聚才育才的力度,完善有利于领军人才建设和培养的制度机制,造就一支智库领军人才的队伍。积极推进新型智库建设,要大力培养智库创新型人才,在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选用方式、激励机制、成长渠道上下大力气,让创新人才不断脱颖而出。

要增强创新思维。创新是智库研究的灵魂,新型智库要根据变化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进观念创新、方法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等各种创新。新型智库要涵养历史眼光、开阔全局视野、强化前瞻性研究,增强智库核心竞争力。

要增强开放思维。开放的世界,需要开放的发展,更需要开放的思维和开放的胸怀。做到开门办智库,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促进智库内部之间、智库与外部之间的交流互动,实现信息互通、平台共建、成果共享,强化跨学科、跨机构、跨部门的合作,以开放促进发展,以发展扩大开放。

增强“笔力”,扩大智库影响力

当前,国内智库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智库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固然与社会对智库的认识还不够到位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智库高质量研究成果较为缺乏。提高智库研究成果质量,需要过硬的笔力作为支撑。

增强“笔力”,要念好“新”字诀。在智库观点上要勇于创新。智库成果要有的放矢,提出有创见的观点和命题,提供有创意、有个性、切实管用的解决方案。在研究方法上要敢于创新。应以研究方法创新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以研究成果来检验并完善研究方法,形成良性的互动。在研究方法和手段运用上要善于创新。要善于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新技术手段,加强数据分析能力,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创新传播手段,提高智库研究的效率和质量。

增强“笔力”,要念好“实”字诀。智库成果的撰写与发布应注重实效性,做到信实、朴实。智库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启迪民智,智库学者要通过撰写文章、发表评论等形式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传播和普及,这就要求智库学者善于用活泼的语言、浅显的论述引导舆论、影响大众,真正“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增强“笔力”,要念好“快”字诀。目前,智库亟待快速应对变化的形势,加快呈现报告成果的效率和速度,第一时间为领导决策提供咨询参考。社交媒体的发展,要求智库不仅要快速出成果,还要能快速传播,提高智库成果的引用率,增强智库与社会、公众的互动。要做到笔力之“快”,要求智库注重积累和储备,加强人才储备、知识储备、政策储备、数据储备,为快速反应打好软硬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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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剑飞0Mon, 24 Feb 2020 02:56:00 GMTMon, 24 Feb 2020 10:53:00 GMT
<![CDATA[让更多“非接触式”服务兴旺起来]]>/109011/56758.aspx最近,“非接触式”成为热词。为减少人员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在不少地方,一些职能部门优化升级信息系统,让网络代替马路,提供更加便利的非接触式办税、非接触式支付、非接触式诉讼、非接触式办理外汇、非接触式劳动能力鉴定等。一些企业也积极推出非接触式配送、非接触式酒店入住等。这种“非接触式”服务具有多方面意义。

首先,它能倒逼政府和企业管理运营加速升级。面对疫情防控这一重大紧急任务,相关服务提供主体能够在最短时间竭尽所能上线或更新系统,以前没来得及做、没想要做的都能在此时快马加鞭完成。非接触式服务背后的强大支撑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一系列新兴科技手段,能让服务链条更加集成、透明、可追溯,这种技术特性会不断渗入到管理机制内核中。因此,表面上好像只是一种模式转变,实际上却能深层次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升级企业经营管理,助推形成更加重视效率和体验的服务理念。

其次,拓展非接触式服务还能为创新技术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尽管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推进,新技术层出不穷,但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一些街道社区传达通知、填报信息仍主要依靠人工处理方式。造成这种反差有多方面原因,比如技术适用性不强、一线应用动力不足、信息不对称、缺少统一规划等。这就限制了智慧城市建设向“毛细血管”级的社区一线延伸。目前,在疫情倒逼下,有越来越多的基层单位开始积极运用新技术开展工作。这种趋势不仅能让创新技术得到更充分应用并在多元场景中得到提升优化,也能将智慧城市的改革触角延伸至城市更多角落。

再次,非接触式服务还能培育开拓更多新兴市场。最近,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娱乐等一系列新模式不断涌现。这些新模式无不需要更多更细更好的非接触式服务来支撑。与此同时,非接触式服务能够把更多人力从枯燥、重复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倒逼劳动力转型升级,进而服务于更多新市场、新领域。

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非接触式服务会不会让一些人失去工作。其实,这一担心没有必要。就拿机器人应用来说,科学研究发现,一个工业机器人可以创造3.6个工作岗位。未来几年,机器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创造2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且,非接触式服务并不意味着减少劳动力参与,而是根据服务目标在不同环节实行人力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

每一次危机都能带来新的机会。疫情之后,也有必要让那些受群众欢迎的非接触式服务巩固并延续下去,这不仅是作为当下应对疫情的临时被动之举,更是此次疫情挑战下化危为机的一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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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碧娟0Thu, 27 Feb 2020 02:09:00 GMTThu, 27 Feb 2020 10:01:00 GMT
<![CDATA[人民日报发表尹力在四川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做好分区分级工作]]>/101003/56750.aspx2月26日,人民日报在《声音》栏目发表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日前在四川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做好分区分级工作


尹力

我们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努力做好重点人群的管控、观察、隔离,严控人员人群聚集,及时启动各部门联防联控机制,织密织牢群防群控的疫情防线

1月16日,四川省接到首例疑似新冠肺炎病例报告。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早期,最重要的是隔离传染源。我们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努力做好重点人群的管控、观察、隔离,严控人员人群聚集,及时启动各部门联防联控机制,织密织牢群防群控的疫情防线。

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可能造成疫情蔓延。我们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闻令而动、迎难而上,坚决压实疫情防控责任,迅速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汇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传染病防控关键在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对此,我们要求“找得到、管得住、服务好”。“找得到”,就是充分运用大数据、网格化管理等手段,把从武汉等疫情高发区来川的34万人员作为重点,开展全面排查、重点监测和实施健康筛查;“管得住”,就是建立健康登记制度,严格对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实行隔离;“服务好”,就是对有关人员及密切接触者既采取防护措施,又关心爱护和提供日常服务。

随着疫情变化,我们根据传染病流行规律和四川疫情特点,把全省划分为无现症病例区、散发病例区、社区暴发区和局部流行区等不同地区,实施分区分类管理,出台分区分级防控工作指南100条。无现症病例区,实施“严防输入、严阵以待”防控策略;散发病例区,实施“减少输入、阻断传播、精准救治”防控策略;社区暴发区,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加强救治”防控策略;局部流行区,实施最严格防控策略,坚决切断病例输入输出。

医疗救治是防控工作重要内容。全省确定208家定点医院,公布地址和电话,指导患者及时就医。对于确诊患者,我们精益求精地开展医疗救治,构建以华西医院为中心的远程会诊网络,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实施“一人一案”精准救治,所有确诊和疑似病例全部集中在定点医院救治,确保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最大程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同时,我们累计派出1457名医疗队员驰援武汉,及时出台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的具体措施,从强化医疗防护、人文关怀、服务保障等方面,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关心关爱工作。

疫情防控中,我们要求全省疫情防控必需、保障城市运行和企业生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重点项目建设施工以及其他涉及国计民生的四类企业,积极组织生产和营业。春节一过,我们着手抓企业复工复产,推动各类企业根据情况灵活复工复产,出台政务服务利企便民9条措施,加快对复工复产急需办理事项审批速度,加快产业生态整体性恢复。四川是农民工大省,我们大力实施“春风行动”,对外出务工人员出具健康证明,与广东、浙江等省份在健康证明互认、用工信息对接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做好“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工作,确保用人单位放心、务工人员安心。

近一段工作,我们深刻体会到,一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战胜疫情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二是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是战胜疫情的基础。广大群众积极配合,整个社会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最大程度阻止了疫情的扩散蔓延。三是医务人员的英勇奋战是战胜疫情的重要力量。当前,无论湖北武汉还是其他省份各地,广大医务人员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充分体现了白衣战士救死扶伤、大爱无疆、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精神。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十三五”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日前在四川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工作会议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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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Wed, 26 Feb 2020 02:27:00 GMTWed, 26 Feb 2020 10:21:00 GMT
<![CDATA[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109002/56740.aspx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传染病方面,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回顾、思考及取鉴。

 

一、历史上的瘟疫之害

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军队败于孙刘联军,背后其实有《三国演义》没有写的重要影响因素——瘟疫。《三国志》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唐朝天宝十三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南诏坚壁清野,唐军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最终大败,不但留下了“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的惨痛记忆,并且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令大唐王朝由盛转衰。

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钓鱼城坚守达36年之久,令世人震惊。当时蒙古军队发生瘟疫,《元史》记载,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时,“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这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最后一直坚持到1279年。

在明亡清兴之际,瘟疫的暴发也曾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史载,1641—1643年北京连年大疫,《崇祯实录》称:“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疫情十分惨烈,甚至导致北京守城军队严重缺额,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时一触即溃。

以上仅是一些历史重要关头中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在幅员广大的中华大地,不同流行规模的瘟疫可以说无岁不有,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命健康。

 

二、对防疫的探索与认识

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斗争。在甲骨文中,我们已能看到早期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卜辞有“疾,亡入”,意为不要接近病人,可能因为得的是疫病。在出土大批甲骨的殷墟,还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说明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有利于减少疫病产生。

《周礼》记载了周王室定期举行“以索室驱疫”的时傩活动以及负责“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疫”的官员。《周易》一书出现了后世常用的“豫(预)防”一词。用药物来干预疫病的做法也开始出现,《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

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记载了秦代对患麻风的犯人进行安置的机构。而汉代则有在瘟疫流行时收容和医治平民的机构。《汉书》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防疫史上第一次比较规范的记载。

秦汉时期,在传统哲学思维的指导下,中医药学趋于成熟,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防病治病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包括“五运六气”致病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观和“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防治观等。“五运六气”理论构建了推衍疫病发生的宏观预测体系,在今天看来其精华实质在于探索影响人体发病的内外在因素。外因是否导致发病,又取决于内因“正气”,即人体的体质与抵抗力,所以增强正气可以预防疾病。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或者治疗后防止复发。其他中医经典如《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则提供了防治疾病的辨证处方与药物知识。这些经典理论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在有效的理论指导下,社会对防治疫病的认识不断发展。

首先是对传染性的认识加深。比如进一步区分了传染性不同的疾病,隋代巢元方说传染病是感“乖戾之气”得病,有其特殊病因。在此基础上,明代著名医家、《温疫论》的作者吴又可总结成“戾气”学说,指出“气即是物,物即是气”,敏锐地指出疫病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这是非常接近于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

其次是对疫病的预防与治疗有了进步。在预防方面,华佗提出用屠苏酒,葛洪提出用老君神明散,后来又有人提出常服藿香正气散,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来预防疾病,明代流行焚烧苍术来净化空气。明朝中期,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在民间出现,经过不断发展,清朝将其引入宫廷,为皇室成员种痘,还在许多地方推广。一些外国使臣也来学习,并把这一技术带回欧洲,后来英国医学家贞纳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接种术,为最终全球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础。在治疗方面,在伤寒学说的基础上,明清时期形成了温病学和瘟疫学体系,为临床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论指导。

第三是防控措施不断完善。晋朝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晋书》记载:“朝臣家有时疾,染有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宋代注意对染疫死者的尸体尽快处理和火化。清代宫廷中设“避痘所”隔离感染天花者,规定在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

以上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对防疫有丰富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瓶颈。

第一个瓶颈是缺乏组织性防疫。这是封建王朝统治的局限性决定的。有的统治者残忍无道,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遇到疫疾,大臣都要求退兵,他竟然说,这是“天命”,我只要征服四海,不用担心没有人民。有的统治者虽然提倡“仁政”,但所采取的一些防疫手段也只应用于朝廷官员。在民间,每当瘟疫流行,地方政府与社会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临时性的收容、散药等工作,没有持续性。明代学者吕坤曾疾呼,每个州都应该拨出专款,用于培养医生和购置药材以应对疫灾。但在落后和纷乱的封建时代,这些呼吁根本无法实现。

另一个瓶颈是防护技术不足。虽然认识到疫病会传染,但无法根本性阻止。这种局限给古代防疫带来伦理难题,引起宋代学者的讨论。南宋经学家程迥看到有家属离弃染病的亲人,于是说疫病是天时不正引起的,不会人传人,要求人们留下来照顾病者。朱熹则认为应该公开真相,让人们在了解的前提下去自主选择救护亲人。南宋教育家欧阳守道进一步指出,“气接则病,气不接则不病也。”但是古代条件下,如何令“气不接”一直缺乏手段。吴又可虽然认识到“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但也感慨“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受科学技术因素的制约,古人无法知道空气中有不同大小的病原颗粒,不能发明相应的隔离防护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

 

三、大疫之中有大医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中国古代,有一批批的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应对经验。

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的传世名著《伤寒杂病论》就是在瘟疫中写就的。当时,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间死亡了2/3,其中因“伤寒”这种疫病死去的占七成。张仲景在伤心哀痛之余,积极救疫,后来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全书细致地辨别患伤寒者不同阶段的症状变化,提出相应治法,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更为激励后人的是,他强调医生要有“上以济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担当精神,在研究医学中贯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态度,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名篇《大医精诚》,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中要求医生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在救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他本人躬行实践,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他还提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的防治思想,尤其提出了许多养生思想,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汴京,金兵死守数月,发生大疫。《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对当时流行何种瘟疫,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当时名医李杲则从中医角度出发,创立了脾胃学说,强调通过治理脾胃内伤,令“正气存内”以抵御病邪,这特别适合战乱环境中营养不良的人群。对于急性瘟疫,李杲创制的“普济消毒饮”全活甚众,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在元代军队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

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救疫名方,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1893—1894年,华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大流行,从广东高州蔓延到广州、香港,此后数年连续不断。在疫延初期,高州中医罗汝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毅然亲入疫区,反复观察病情,最后选用解毒活血汤加减,采用特殊给药法,形成了有效治法。但第二年疫情复炽,再用原方竟然无效,罗汝兰再次实践,发现疫毒更重,于是全方加倍用量,最后“尚救九成有余”。他将成功经验写入《鼠疫汇编》一书,广泛传播,各地医生仿效应用,广东高要黎佩兰、福建郑奋扬都报告成功率达到八九成。

面对各种瘟疫,一代代大医毫不退缩,不避艰险,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但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防与治的不同作用。像清代著名医家罗汝兰,即使探索出有效治法,仍无法阻止鼠疫流行。《申报》记载,仅在1894年广东全省死亡达数万人,加上后来疫情十年间死亡近20万人。而同在1894年,香港采取了隔离防疫手段应对鼠疫,严格实行交通检疫,对所有感染者集中隔离,最终全年死亡仅2552人。这时医学界刚刚发现鼠疫病原,尚无有效治法,香港主要是通过有组织防疫取得了成效。这说明,在烈性传染病面前,再好的治疗也难以及时和全面地推广,这就需要靠强力的防疫手段来阻断。近代开始,世界相互联系逐渐紧密,防疫不再是单一国家和地区的事务,而成为了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事务。

 

四、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经验

近代西方医学在晚清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很多关于中西医的比较与论争。但是在更加重要的公共卫生层面,清政府迟迟没有进行系统性变革。1910—1911年,我国东北地区暴发鼠疫大流行,疫情威胁京津,同时由于东北是日本与俄国的势力范围,清政府面临很大的外交压力。在此情况下,清廷起用西医伍连德主持东三省防疫。伍连德通过一系列的隔离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1911年,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的医学研讨会。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逐步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机制,先后成立了中央防疫处、东三省防疫总管理处、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和海港检疫处等机构,各省市纷纷设立包含防疫职能的卫生管理机构。1916、1930、1944年国家三度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或《传染病防治条例》。由于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在广大城乡仍然只依赖中医中药来防治疫病。当时在观念上却出现了质疑中医药科学性的论调,甚至提出要废弃中医。

实际上,中医早已在吸收新知,参与到传染病防治中。如1917—1918年山西等地鼠疫大流行,中医曹元森、杨浩如等前去大同与西医协同防疫;1919年廊坊一带霍乱流行,中医孔伯华、杨浩如等参加防治,他们深入村庄救治病人,受到欢迎。两次中医救疫的经验后来记载在《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一书中。

1924年,山西再次发生鼠疫,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选派中医并能晓西医治法及针法”的3名医生,前去主持防疫,他们中西医结合,及时控制了疫情,事后编制了分别列明中医、西医治疗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些工作证明,中西医协同显然更有价值。

民国政府后来通过《中医条例》,使中医合法化。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医被纳入战时防疫体系。以中央国医馆为主设立的中医救护医院,先后在南京、重庆等地积极救护军民。由于抗疟药奎宁来源中断,在大后方还成立了国药研究室,通过研究验方,证实中药常山治疗疟疾有良好效果,提取了有效成分常山碱并确定其化学结构,引起世界药学界的瞩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在卫生与防疫中都实行了中西医合作的政策。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说:“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边区还广泛运用中草药防治疫病。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面加强对卫生事业和防疫工作的领导。1950年8月即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对全国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数十年来,国家大力推行预防接种,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健全传染病预防法律法规,积极开展鼠疫、血吸虫、疟疾、麻风、结核、艾滋病等专项防治。1961年基本消灭天花,2000年实现消灭脊髓灰质炎,许多传染病发病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改组建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工作,成功应对SARS、新型禽流感、新布尼亚病毒等新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事业不断完善,国民健康得到良好保障,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7岁,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中国70多年的防疫斗争史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没有党的坚强领导这个主心骨,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统一高效的制度优势,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路线,没有医疗卫生事业的突飞猛进,就不可能取得公共卫生领域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中医中药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显示了多方面的特色。1954—1955年,石家庄暴发乙型脑炎,中医郭可明成功救治多例病人,经卫生部专家实地调查,肯定了中医疗法的效果并向全国推广。1956年在北京乙型脑炎流行时,名中医蒲辅周沿用石家庄疗法效果不佳,后根据北京的情况加入去湿药,取得了良好效果。这说明中医治疗疫病需要辨证论治。

1967年,我国启动5·23项目,研发新的抗疟药,屠呦呦在中药黄花蒿中发现并提取出青蒿素,经过全国协作的大范围、长时间验证,证实青蒿素有良好的抗疟作用。屠呦呦于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表明,中医药宝库中有许多珠玉值得挖掘。

2003年SARS暴发,面对这个当时世界医学界尚一无所知的新型传染病,在实施有效防控的同时,中医大力发挥治疗作用,在降低发热时间、减少后遗症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肯定。这反映出中医治疫的又一优势。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对邪正关系的认识,中医能够在病原体不明的情况下开展辨证论治,及早救治病患。

显然,在我国继续大力提高医药科技水平,健全传染病防控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医药作用,加强中西医协同,就一定能将新时代的防疫工作推向前进。

当前,中国人民正进行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物质基础保障,有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孕育的“中国精神”支撑,有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医护人员顽强奋斗,英雄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疠鬼疫魔,取得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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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 郑 洪0Tue, 25 Feb 2020 08:55:00 GMTTue, 25 Feb 2020 16:47:00 GMT
<![CDATA[四川农信经营转型探讨]]>/109005/56732.aspx四川农信近 70 年的发展历程浓缩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断探索构建的进程,同样也记录了农村信用社曲折延续的历史变革,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商银行,必将为这一伟大的变革之路树立又一座丰碑。在中国经济呈现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身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需求端刺激转向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笔者对未来四川农信经营转型作探讨。

四川农信的供给侧改革,可以经营转型为先导,探索围绕中央对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的目标,着力提高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的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将行动落实在业务经营转型的几个重要方向上。

大力矫正过往模式下的信贷资源配置扭曲。围绕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全面降低“两高一剩”“僵尸企业”这些落后行业和过剩产能对于信贷资源的占用,大力支持产业升级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发展债务融资工具,降低融资成本和杠杆率;加大对于新兴产业、居民生活服务、创业群体、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向与经济转型方向一致,由低效市场向高效市场流动,助力经济转型,优化资产结构。

深度挖掘新形势下的市场需求。通过高适配性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提升,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加速从注重单一的“存贷汇、类授信”产品和有形服务,向提供适应产业跨界竞争的顾问式、融智式、互联网式的解决方案转变,满足新经济形势下客户的全资产负债管理、财富管理、资本运作、创新孵化、产业链组织和交易管理、行业解决方案咨询与撮合、数据分析、信息技术服务等一系列高层次的金融和非金融需求。在技术层面,应拥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变革和商业逻辑革命,全面建设和提升互联网金融和物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在商业模式上,建立“跳出银行做银行”的思路,建设综合金融、产业协作的服务平台,不断提高专业服务能力,提供具备行业针对性和客户适配性的高级解决方案,深度支持产业链、金融服务链分工与协作,并通过科技支撑以满足客户不断提升的需求层次。

全面持续推进零售银行转型。继续加快业务和网点转型,做实做透遂宁本土市场,不断推进零售银行生态系统建设,与客户共赢,与市场同舞,与时代同步,让四川农信倍加健康,永续精进。进一步深耕“三农”,深入推进“惠农兴村”工程,在农村金融市场形成“铺天盖地”之势,确保农村金融服务全面覆盖;“资”润小微,升级推进“扶微助小”工程,在小微金融市场形成“顶天立地”之势,着力打造小微企业的伙伴银行;“厚爱”社区,大力推进“融城旺社”工程,在社区金融版块形成“开天辟地”之势,全方位满足城区居民消费转型升级、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

推进客户结构和业务模式转型升级。在客户营销的思路上,准确把握趋势性变化特征,围绕“强基固本、开拓创新、提质增效”的工作总要求,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九大客群”(基本覆盖农信所有客户群,即“三农”、外出务工、社区居民、小微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司集团、同业客户和互联网客群)的需求为依据,强化客户营销,推进客户结构转型升级。在客户营销的方法上,把过去“B2C”(由银行到客户,即以银行为中心,银行先研发产品后组织销售给客户)的业务模式改变为“C2B”(由客户到银行,即以客户为中心,银行先找准客户需求后研发产品和销售)的业务模式,把过去“定计划、分任务、抓考核、搞奖惩”的“老四步法”改变为“找需求、配资源、做业务、控风险”的“新四步法”,把资源错配的粗放式经营改变为资源精准配置的精细化经营,不断优化调整供给侧生产要素结构,矫正资源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产能供给,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提升客户获得感。

不断优化四川农信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前台一线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建设强大的协同能力和支持保障体系,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质效提升。不断完善适应当前市场需求和监管要求、具备灵活机制和协作能力的组织架构,实现对于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和协同效应;储备具有专业素质和跨界视野的行业金融解决方案人才,优化前中台一体化的营销服务模式,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协调机制、强大专业的规划引领机制、正向引导的考核激励机制和素质过硬的支持保障体系。并在策略管理、金融工具、创新机制、内控管理、技术运用等方面,逐步与国内先进银行接轨。

(作者单位:遂宁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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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0Tue, 25 Feb 2020 03:05:00 GMTTue, 25 Feb 2020 10:58:00 GMT
<![CDATA[四川与四省(市)建立健康证明互认机制 包括广东浙江重庆云南]]>/101003/56724.aspx2月24日,记者从省农民工外出务工服务工作专班了解到,目前与我省签订《推动务工人员安全有序返岗合作备忘录》达成劳务合作共识的省份,在前期的广东和浙江两省基础上,再增加云南和重庆两省(市)。

据介绍,疫情期间,我省将加强与广东、浙江、重庆和云南的紧密合作,一方面尽快实现四川省外出务工人员及时安全返岗,另一方面,共同商定相关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外出务工人员管理,防止因人员流动造成疫情扩散蔓延。

具体而言,我省负责梳理汇总愿意到广东、浙江、重庆和云南四省(市)返岗人员的数量、出行时间,务工去向和就业行业,优先组织无疫情或低风险地区的人员以及企业老员工、对口帮扶建档立卡人员返岗,并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和企业开复工情况,逐步扩大对接范围。发布推送上述四省(市)提供的企业用工信息,与用工企业做好岗位需求、上岗时间、薪酬待遇等衔接工作。

同时,我省负责做好返岗人员行前健康服务,对符合条件人员出具相关健康证明,引导务工人员按返岗所属省(市)要求进行健康申报。我省也认同上述四省(市)赴川返岗人员提供的健康码。

记者了解到,除上述四省(市)外,我省近日还分别与福建、江苏、北京、上海、陕西、新疆、甘肃、贵州等8个省份进行了劳务合作对接,准备签订劳务合作备忘录,全面打通农民工务工返岗输出输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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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华0Tue, 25 Feb 2020 02:04:00 GMTTue, 25 Feb 2020 09:57:00 GMT
<![CDATA[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机遇与调控对策]]>/109012/56716.aspx

2019年末到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从目前疫情发展趋势来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染规模、涉及区域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过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

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疫情防控、居民生活保障、工农业生产恢复等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对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规划了应对措施。这些举措将大大减轻疫情的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秩序逐步回归。

一、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因此次疫情发生于传统新春佳节时期,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从消费需求、向生产生活、产业链重构、投资稳定性等这一线条展开,从目前来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的。

1、消费需求下降的间接影响

本次疫情爆发于有着超常市场需求的春节之前,对消费影响较大。受疫情影响,2020年春节消费大幅度减少。其中,餐饮、酒店、旅游、娱乐、百货交通、教育等传统生活服务业遭受到的冲击最大,一方面是在疫情管制期间停业将会让商家损失房租、员工工资、仓储等沉淀成本,另一方面是在疫情管制结束后,民众对公共场所消费的恐惧需要一定时期,对线下服务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消费需求的被动下降,降低了市场的需求,反过来影响企业的生产与供给。

从2003年“非典”影响类比可知,此次疫情对制造业需求侧的冲击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因为,即使此次疫情能在第二季度完全消退,居民的消费信心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居民消费品及其上游制造业都将面临需求萎缩风险,特别是汽车、房地产、时尚产业等中高端消费品行业。另外,制造业中的出口部门可能会面临境外客户订单转移导致的需求萎缩问题,特别是技术含量较低且国际竞争激烈的轻纺、电子、家电等代表性加工贸易部门。最后,与生活类服务为互补品的制造业也会因为服务需求的萎缩而受到牵连,比如与餐饮业互补的饮料食品加工业,与商贸服务相关的服装鞋帽、美妆饰品、家电家具制造业等等。

2、生产成本上升的直接影响

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验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在供给侧是短期的,只要制造业企业能够有序开工,疫情对制造业产能的冲击就会在短期内快速消失。但是,目前情况下由于对企业的复工复产有一系列的防疫要求,导致中小企业复工成本上升、原材料运输成本上升等等。使得部分中小制造企业经营困难,严重的情况下,部分较脆弱的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很有可能会被破坏,从而导致较长期的负面影响。

湖北省作为重点疫区,短期内仍不具备企业全面复工的可能性。部分观点认为湖北省占全国GDP的比重尚不足5%,因此湖北的停工和封锁不会给全国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然而,湖北企业的停工可能会引起产业链中断,引起其他地区上下游合作伙伴生产受阻。以武汉的汽车产业为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球汽车工厂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除了东风、神龙、吉利等整车企业外,还聚集着德尔福、法雷奥、万向等汽车零部件企业500多家。如果武汉车企不能在短期内正常复工,恐将会给中国汽车产业带来较严峻的供应链冲击。

3、产业链转移的潜在影响

中美贸易争端以来,规避关税的贸易转移性境外产业转移时有发生,在全球范围内唤醒了低成本的生产能力,在境外形成了一个廉价产业链,如果我国的工业生产不能快速复工复产,新一轮的境外转移也可能发生。所以在科学防疫情况下,尽快的创造条件复工复产,恢复产业全链条的供给与生产是当务之急。

但严格的防疫措施、原材料短缺和物流缓慢等引发的产业供应链中断,对产业体系和产业品牌造成的冲击要高于其他因素。一旦发生产业转移境外,形成境外低成本生产链对我国制造业的替代效应,会对工业体系造成不可逆转的冲击。

4、疫情对农村养殖业的影响较为突出

此次疫情爆发对农业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春耕春种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保障与供给,从目前来看,各地政府对此做了充分准备。但是疫情对农村养殖业的影响较为突出。一是市场需求萎缩。居民春节聚会取消和对动物传播疫情的恐惧,使得保质期较短的生鲜禽肉、水产、蛋奶等产品面临滞销危机。二是农产品物流受阻。疫情期间各地封路导致了部分养殖户饲料供给中断,且禽肉等产品无法及时运出,一些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型家庭养殖户面临倒闭危机。三是养殖原材料成本上升。疫情期间养殖产业饲料生产、物流运输、生产管理等费用上涨,提高养殖产业成本。

二、疫情下的产业发展新机遇

1、生活服务业迎来线上发展新机遇

随着5G的普及,疫情加速了线下消费向线上转移的步伐,如零售行业,线上购物从日用品向生鲜拓展,近期苏宁菜场、盒马鲜生、易果生鲜、京东生鲜业务量急剧增加。文娱行业,线上电影首发试水,电影《囧妈》和字节跳动签约,实施线上免费投放,这很可能是线下院线向线上转型的开始。文旅企业推出全景虚拟旅游文化项目,通过新媒体和虚拟现实等途径,将线下旅游转化为线上旅游。多家新媒体平台对武汉雷神山和火神山两家医院建设工地的全程直播更是催生了“云监工”这一网络热词。各大学通过爱课程和中国大学慕课平台开放优质在线课程,教育培训机构则开放了正价课程、毕业冲刺、名师答疑、科普视频、学习资料等多种教育资源,在线课程免费将成为学习时尚。

2、生产服务业线上经营模式不断创新

疫情加快了网络电商创新进程。如叮咚买菜平台率先推出了“无接触收货”服务,顾客可以选择无接触收货,UU跑腿、饿了么也随之跟进。在疫情冲击下,无人零售、无人餐饮、无人机配送等新型业态将加快发展,苏宁、美团等零售企业已着手布局无人配送这一领域。

3、线上云办公将迎来跳跃式发展

疫情冲击下,很多服务企业调整生产模式,大力推广在家办公,《2020年春节企业复工情况调研报告》数据显示,17.8%公司倾向于在家办公。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等多家互联网公司都宣布2月3日-7日在家办公。“线上复工”模式初具规模。由于用户需求激增,2月3日上午办公第一天,企业微信、阿里钉钉等办公软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问题。2月3日,华为软件宣布为江苏企业免费提供6个月远程办公平台使用权限,包括远程视频会议系统、远程办公系统和员工健康状况报告系统等。可以预见,线上云办公市场将迎来快速增长期。

4、云平台将成为合作研发的准公共载体

为与疫情赛跑,许多互联网企业和研发机构通过在线平台进行科研合作,如腾讯设立2亿元资金池,发起“战疫开发者公益联盟”,面向全国招募开发机构,联合更多服务商抗击疫情。新药研发机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向全社会科研人员免费开放一系列先进的内部资源,包括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平台和大数据分享平台、高通量筛选平台、多个化合物分子库等。

5、禽肉牲畜类生产消费模式迎来新变革

此次疫情可能会给养殖业在生产消费模式上带来新变革。为防止动物传人疫情的再次爆发,我国主要城市可能均会全面启动禁止家禽等活动物菜市场现杀的新规定,养殖业将会形成从单纯养殖养育向屠宰加工、分类包装、冷链运输、配送到户等一体化发展趋势,为现代养殖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养殖业可能会迎来新的一波生产标准化革新浪潮,中小型养殖散户会被逐渐淘汰。

三、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调控对策

1、短期政策:“稳”字当先,有序恢复经济秩序

面对此次疫情带来的冲击,政府应以“稳”为主,有序恢复经济秩序。

第一,要有计划地逐步输送劳动力返城就业,避免出现无序返程高峰。一方面,要坚持非主要疫区、青壮年劳动力优先返城,大学生、非急需行业、中老年或有基础疾病的高危劳动力延后返城的基本原则,引导民众合理安排返城计划。另一方面,铁路、民航和长途客运巴士在售票时应严格把控客座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增派监管人员安排乘客分散就坐,确保所有乘客体温正常并全程佩戴口罩,防止疫情因春运返程而进一步扩散。

第二,要合理调配紧缺的防疫资源,尽快推进企业分批、有序复工。当前口罩、消毒剂等防疫物资短缺是制约企业全面复工的主要障碍,各地方政府在复工问题上不能“一刀切”,不能让复工诱发大规模群聚感染。首先,应在保障医院等一线单位的防疫物资供应基础上,重点保障疫情防控必需、公共事业运行必需、群众生活必需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重点领域的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其次,鼓励有基本防疫条件且有紧急业务需求的企业尽快复工。最后,对于防疫条件较差且没有迫切营业需求的企业,鼓励其延后复工。

第三,要尽快启动应急企业救助计划,帮助企业降成本、渡难关。在国家已经推出的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基础上,各地方政府也要根据自身财政情况,尽可能推出适合本地企业现实需求的救助计划。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适当减免或延后企业缴纳地方性税费,补贴企业营业场所租赁成本,增加财政担保中小企业贷款的力度,与水、电、交通、电信等公共事业企业合作降费或延缓收费,在税收优惠等政策方面积极奖励上半年大规模吸纳就业的企业,引导现金流困难企业与员工达成临时性薪资调整协议等。

第四,可根据各地财政能力发放电子消费券,以消费刺激经济快速复苏。消费是我国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疫情进入消退期后,各地政府可考虑与支付宝、微信、美团等互联网企业合作发放限时、限量、定向的“电子消费券”,鼓励民众在指定时间内增加消费,帮助企业度过生存难关。此外,在发放消费券时,应优先向低收入、失业或就业困难居民倾斜,并将消费品类主要限定于购买民众基本生活所需的服务或消费品。各地政府部门充分利用互联网企业平台,实时监控消费券使用的大数据信息,做好过程把控,即使调整消费券发放策略,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

2、长期政策: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防范类似事件的爆发

在“非典”疫情之后,时隔十七年我国就再次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疫情,严重扰乱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这提醒我们必须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防止类似疫情的再度爆发。

第一,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受传统饮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影响,我国民间捕食野生动物甚至是保护动物的行为屡禁不止,爆发下一轮动物传人疫情也不再是耸人听闻。因此,我国有必要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国家所有的野生动物资源统一管理,全面禁止野生动物的私人捕猎、交易和食用,由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国家林业、草原和渔业管理部门,组建专门企业,全面垄断国内野生动物的保护性开发。对于中医药所需的野生动物资源,由专门企业统一开发、加工、销售。此外,我国还应考虑将野生动物私人捕猎、交易、食用等行为入刑,从源头上切断野生动物疾病传人的风险。

第二,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疫情防控体系,增强各地方的防疫能力。我国当前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资源分布失衡,这导致落后地区可能无法及早发现疫情,或者疫情发生之后也根本无力管控,最后扩散到全国。因此,我国未来应一方面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预警发布权下放至县市级基层疾控中心,确保潜在疫情的早发现、早预防。另一方面,应建设以“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为区域核心的全国防疫体系,确保各地常备充足的防疫场所、设备、物资、人员,确保潜在疫情在本省能发现、能处理,避免异地诊断和救治延误疫情管控的黄金窗口期。

第三,依法拓展政府常态化信息公开的广度和力度,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此次疫情的爆发揭露了武汉市和湖北省在疫情防控体制上的诸多体制漏洞,而政府信息的不透明是导致这些潜在漏洞多年以来没被发现和填补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未来应在信息公开方面不断进步,建设透明型政府:在广度上,各级政府应逐渐采取信息公开的“负面清单式”管理体制,对于非法律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全面公开,在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和智慧支持下提前填补体制缺陷和漏洞,以避免酿成更大的危机;在力度上,各级政府应探索信息公开质量的人民评议制度,定期组织媒体、企业、居民、学者等民众代表,对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全面性、及时性进行评议,并建立评议追责制度。

作者: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 张为付;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 张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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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为付 张晓磊0Mon, 24 Feb 2020 03:45:00 GMTMon, 24 Feb 2020 11:37:00 GMT
<![CDATA[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101003/56753.aspx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鼓励吸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的措施;确定鼓励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并新增优惠利率贷款;部署对个体工商户加大扶持,帮助缓解疫情影响纾困解难。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六稳”举措,扩大有效内需,努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当前要更加注重稳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一要扩大今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增加基层医疗、社会服务等岗位招募规模,加大对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支持。二要引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和录取时间,对延迟离校应届毕业生推迟报到、落户等时限。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2年户口和档案托管,按应届毕业生身份办理就业手续。三要积极扩大农民工就业。加大稳岗和就业补助。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新上一批带动就业能力强的项目。重大工程建设、以工代赈项目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

会议确定了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支持措施。一是鼓励金融机构根据企业申请,对符合条件、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贷款本金,给予临时性延期偿还安排,付息可延期到6月30日,并免收罚息。湖北省境内各类企业都可享受上述政策。二是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5000亿元,重点用于中小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同时,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至2.5%。6月底前,对地方法人银行新发放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50个基点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允许等额申请再贷款资金。鼓励引导全国性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力度,努力使小微贷款利率比上年有明显下降。国有大型银行上半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要力争不低于30%。政策性银行将增加3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以优惠利率向民营、中小微企业发放。

会议指出,支持吸纳2亿多人就业的8000多万个体工商户纾困,有利于稳定亿万家庭生计。为支持广大个体工商户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加快复工复业,会议确定,一是自3月1日至5月底,免征湖北省境内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其他地区征收率由3%降至1%。二是个体工商户按单位参保企业职工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照中小微企业享受减免政策。三是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发放低息贷款,定向支持个体工商户。四是切实落实将除高耗能行业外工商业电价进一步阶段性降低5%的政策。五是鼓励各地通过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方式,支持出租方为个体工商户减免物业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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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Wed, 26 Feb 2020 02:39:00 GMTWed, 26 Feb 2020 10:32:00 GMT
<![CDATA[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正当时]]>/109011/56743.aspx近几天,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扩散不断加重。随着埃及出现一例确诊病例,疫情已扩散到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四个大陆的29个国家。而且,世界卫生组织最担心的疫情向卫生体系和能力薄弱的国家传播正成为现实,防止疫情全球蔓延的机会窗口正在失去。

笔者认为,由于各国对疫情的认识不同,应对的措施和能力有别,所处的情况和环境也各异,如果各自为战,全球疫情防控的前景将很不乐观。面对疫情可能向全球扩散的严峻局面,国际社会唯一的选择就是团结合作。中国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的疫情防控形势已出现积极向好的态势。根据中央最新部署,扩大国际和地区合作是当前加强疫情防控的七大重点工作之一。

首先,支持联合国担负起团结国际社会的重任。疫情发生以来,“疫情歧视”屡有发生,而缺乏团结合作精神已成为疫情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团结国际社会,携手努力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对联合国的一次重大考验。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号召会员国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抛弃歧视和偏见,共同应对这一正成为全球性危机的重大挑战。为此,中国应积极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开展相关工作,推动联合国大会等机构采取相应行动。

其次,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加快和强化疫情防控的专业合作。由于疫情在国际上特别是开始向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扩散,加快和强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已刻不容缓。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卫生领域的专门机构,在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方面具有权威性和专业性优势,世卫组织也正采取新的行动。中国与世卫组织有长期的良好合作,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及时开展紧密合作。面对疫情蔓延的新特点和新情况,中国可以通过分享病毒的最新研究成果、防止疫情传播的实践和做法、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药品疗效和经验方案等,为世卫组织主导和引领下的国际卫生合作做出独特的贡献。

再次,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现有国际机制积极推动疫情防控的地区合作。鉴于疫情在相关国家传播的事实和可能,建议及时利用上述国际合作机制和平台开展疫情防控的国际协调。一方面,及时启动相关项目和行动,调动相应的资金和资源为疫情防控服务;另一方面,把疫情防控纳入现有合作框架。

最后,尽快为出现疫情的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和支持。中国发生疫情以来,已经有16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30多个国际组织负责人对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中国也接受了大量国际援助。现在,许多曾经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疫情。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恢复,中国可开始力所能及地提供国际援助。除了及时向出现疫情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更可行的是提供精准的支持,包括提供急需的医护物资,分享可行的救治方案,建议有效的预防措施等。(作者是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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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洪0Wed, 26 Feb 2020 02:08:00 GMTWed, 26 Feb 2020 10:01:00 GMT
<![CDATA[马克龙政府“印太战略”及其挑战]]>/109006/56735.aspx作为当前本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印太战略”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特点。近年来,法国政府致力于强化该战略的多边合作性质及军事安全属性,加强介入印太地区事务,将打造“稳定的多极秩序”作为其“印太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试图恢复欧洲大国形象、重振国家力量。

自从2017年马克龙成功当选为新一届法国总统以来,法国战略重心逐渐东移。马克龙政府希望重新评估“印太战略”,提升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的能力,并在大国竞争中获得主动权。本文将重点关注两个问题:第一,马克龙政府“印太战略”的特点及目标。第二,马克龙政府实施“印太战略”的挑战。

一、法国“印太战略”的缘起

法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全球权力重心已经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包括人口、经济、政治和军事等,亚太地区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日趋增长。[1]早在冷战结束后,法国就开始将自己的力量转移到亚太地区。1991年,法国推动旨在解决柬埔寨问题《巴黎和平协定》(The Paris Peace Agreement) 的达成。1993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造访越南,成为1975年以来首位访问越南的西方领导人,从而为越南申请加入东盟及实现越法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1996年,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起成立亚欧会议 (Asia-Europe Meeting,ASEM),为加强亚欧两大洲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创立了崭新的机制化平台。[2]该平台增进了法国与亚洲国家的距离,同时也加强了与这些国家在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合作。

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前期,法国开始减少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直到萨科齐政府上台后,法国开始将目光重新聚焦到印太地区。2008年,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指出,法国除关注西非外,还应放眼整个印度洋和东亚地区。[3]在奥朗德政府时期,法国提出全面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视该地区为法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较为独立且以经济外交为主的东亚战略。2013年4月,法国国防部发表《防卫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强调亚太对于法国和欧洲防卫与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同年8月,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东盟秘书处发表题为《法国与亚洲》的演讲,宣布“法国也要转向亚洲”。2016年,法国国防部发布《法国与亚太安全》(France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报告强调:“尽管欧洲与亚洲存在地理上的距离,但今天两者的安全与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4] 2018年5月12日,马克龙造访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悉尼的花园岛海军基地发表演讲,阐述了法国的“印太战略”,其目的是在该地区扮演协调和稳定器的角色。此外,马克龙政府还提出了“巴黎-德里-堪培拉”新战略轴心,该战略轴心的目的是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并保护印太地区不受霸权主义影响。在2019年6月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法国详细介绍了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内容,具体包括四个优先事项,即对话解决纠纷、贡献地区安保新力量、支持民族国家自治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5]

二、马克龙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特点

马克龙政府的“印太战略”有着详细且长远的规划。目前,马克龙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注重印太地区国家外交关系的层次性和差异性。一方面,法国短时间内提升了与印太地区国家的互访频率与规格,且注重互访的层次性,从而增强政治互信。2017年5月就任法国新总统后,马克龙在短短一年内就对“印太战略”所涉及的4个国家均进行了国事访问,随后法国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也访问了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2019年6月26日,马克龙访问日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双方在记者会上一致认为:“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是两国合作的最优先课题,双方计划在印太推进联合项目。”另一方面,日益重视双边和多边合作,在保持与印太传统大国开展合作的同时,积极主动地与南亚、东南亚的新兴国家及中小国家发展良好关系。与奥朗德政府执政时关注日本不同,马克龙政府在印太地区侧重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广泛和深入的网络化合作,积极与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展开对话,涉及领域更加多元。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法国将继续与印太地区的印度、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共同面对地区问题。

这将有利于法国打造基于“开放、法治、多边和全球化”的世界,并进一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网络。2019年,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利(Florence Parly)在《法国与印太安全》(France and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的报告中分析了法国在印太地区扮演的角色、安全状况、面临的挑战以及在该地区要承担的责任。她指出,在经济、军事、科技、能源、海洋、环保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法国应与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展开双边和多边合作,确保印太地区安全,维护该地区的多边主义秩序。[6]

二是充当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的先锋力量。在印太地区,法国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这将有利于巩固自身的军事地位。根据最新资料显示,在北印度洋,法国已在阿联酋和吉布提两国分别部署了6架多用途阵风战斗机(阿联酋)、4架幻影-2000战斗机(吉布提),以及8架直升机和1架战术运输机;在南印度洋的留尼汪和马约特岛上驻有军队,并部署了两艘侦察护卫舰、两艘多任务护卫艇(含极地巡逻舰1艘)和两架战术运输机;在太平洋地区的新喀里多尼亚和法属波利尼西亚驻有军事基地,部署两艘侦查护卫舰、5架海监飞机、4架战术运输机和5架直升机。[7]

作为第四大武器出口国,法国不仅专注于为印太国家的军事现代化建设提供服务,而且也利用印太国家间的军事装备更换,赚取高额经济收益。目前为适应军事外贸订单,法国制订了相应的武器出口政策:第一,多侧重于与印太国家的军工业合作,在保证本国高精尖武器优势的情况下开展技术转让;第二,在印太地区建立高水平的军事工业技术中心。这些军事工业中心将开展军事技术的研发,促进地区军事技术交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是法国与澳大利亚的潜艇研发项目,以及在马来西亚建造的阿特拉斯A400M型运输机(ATLAS A400M)项目。[8]

三、马克龙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

随着印太地区重要性的日益提升,自然成为法国发挥影响力的极佳舞台。马克龙政府“印太战略”的目标可归结为三点:

第一,依托“印太战略”,发挥法国在全球治理的作用。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台之后,在全球外交、欧洲一体化等领域持续发力,目的是要彰显法国的国际存在感。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法国在充分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将其全球治理理念,特别是海洋安全治理理念扩展到印太地区,为建立和平与稳定的印太地区做出贡献。目前,法国尤为依托印太地区的东盟、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机制,以此增强法国在区域治理理念上的话语权。马克龙政府的“印太战略”进一步提升了法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从而为构建稳定的印太地区秩序、恢复法国国家形象提供支撑。

第二,扩宽合作渠道,重振国内经济。近年来,法国经济呈下行趋势,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法国失业率为10.4%。自2017年马克龙上台后,失业率已控制到10%以下,但距离7%的目标仍相距甚远。同时,法国年轻人失业率一直很高。[9]法国统计局指出,随着大罢工持续,负面冲击未来将蔓延至更多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剧了法国经济的脆弱性。[10]在此背景下,马克龙极力推崇“印太战略”,欲借助印太地区庞大的消费市场,重振国内经济。随着法国与印太诸国的深入交往,经济繁荣已与印太地区紧密相连。目前,印太地区新兴国家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法国积极开拓印太市场,加大投资力度,加深经贸合作关系,希望搭乘印太地区经济腾飞的“快车”,带动法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缓解国内失业状况。法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奥利维耶·沙姆巴尔(Olivier Chambard)认为,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可有效促进法国与印太国家经济发展。[11] 法国今后会更广泛地参与到印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中。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划和发展新能源等措施,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印太地区。

第三,维护海外利益,强化实力存在。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海外利益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海外领地和海外公民。从地理位置来说,虽然印太地区与法国相距遥远,但它是法国应对全球挑战中不可忽略的地区。在南太平洋,法国的海外领地主要包括马约特和留尼旺岛、外岛领地及法属南部和南极领地、新赫里多尼亚、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和克利珀顿岛;目前在印太地区的法国公民数量已超过了在非地区。根据法兰西共和国驻华使馆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法国在印太地区拥有的海外领地,大约93%的专属经济区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在该地区共计有150万名法国人居住。”[12]二是经济利益。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弗朗索瓦斯·尼古拉(Francoise Nicolas)发现,法国在印太地区的专属经济区占其总量的90%,[13]这也是全球最大的专属经济区,因此印太地区对法国来说至关重要。法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奥利维耶·沙姆巴尔表示,2018年法国进口产品的9.3%来自印太地区,同时,出口产品的10.6%流向了该地。[14]除政府外,法国企业对印太地区的投资领域也较为广泛,包括海洋运输、公路建设、港口建设、机场建设、卫星建设和海底电缆等方面。

目前,法国在印太地区共部署8000名士兵。这些军事力量将与印太各国的军队一道,通过打击暴力犯罪、毒品走私、人口贩卖、恐怖主义来保障法国公民利益不受侵害。基于强大的海外军事力量,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弗朗索瓦斯·尼古拉(Francoise Nicolas)表示,法国会和印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日本等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开展合作,保护海外主权,并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5]

四、马克龙政府实施“印太战略”的挑战

目前,法国在印太地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于“印太战略”的实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北亚局势。在东北亚地区,朝核问题一直是全球关注的重点。法国认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可以为法国与东北亚国家合作、维护多边主义秩序提供安全保障。虽然法国正努力参与到朝核问题的解决中,但能否拿出有效方案且在该问题上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将是一个问题。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托马斯·戈马尔(Thomas Gomart) 和马克·海克(Marc Hecker) 认为:“虽然法国在朝核问题中扮演的不是主要角色,但法国也应该在半岛无核化的道路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维护世界和平。朝核不仅是‘印太’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多边渠道来解决。”[16]

第二,反恐问题。如上文所述,法国在印太国家拥有巨大的海外利益,同时建立了许多企业和机构,这也成为恐怖主义的攻击目标,并阻碍“印太战略”的具体推进。目前,法国已深入参与解决地区危机,确保主要航线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化和有组织犯罪等事务,为“印太战略”保驾护航。但需要指出的是,恐怖主义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较为分散,很难集中力量进行有效打击。因此,法国如何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并提出解决方案仍值得期待。

第三,科技安全问题。当前,印太地区大国竞争正进一步加剧,法国极为关注如何在大国科技竞争中获取优势。尽管科技可以提供新的机遇,但也存在着风险。例如,随着印太地区大国网络空间竞争逐渐升级,网络空间安全问题逐渐凸显。尤其在国际法框架内,印太地区互联网科技竞争监管机制较为薄弱、制度有待完善,这将给法国互联网科技安全带来严峻挑战。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利认为,今后法国应该在网络技术和监管制度上进行改善和升级,同时法国应该与印太国家展开对话,通过多边机制完善科技监管制度。[17]

结语

“印太战略”是法国共和国前进党上台后提出的涉及西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战略调整方案。“印太战略”并非马克龙政府所独创,而是战后法国历届政府关于亚太战略长期思考和调整的结果。它继承了法国传统亚洲安全战略思想,强调恢复法国的欧洲大国形象、重振国家力量。然而,法国“印太战略”的军事安全属性比重较大,其经济功能并不完善。未来,如何拓展“印太战略”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空间,进一步发挥经济外交的“比较优势”是马克龙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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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书丞 李想0Tue, 25 Feb 2020 08:50:00 GMTTue, 25 Feb 2020 16:44:00 GMT
<![CDATA[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京闭幕]]>/101003/56727.aspx本报北京2月24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14人现场出席会议,57人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共171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

会议经表决,免去柯良栋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在常委会会议上,栗战书作了讲话。他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凝聚起众志成城抗疫情、风雨无阻向前进的坚定意志和强大正能量,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措施是有力有效的。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夺取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栗战书指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本次会议作出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这有利于回应社会重大关切,为维护公共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法律保障,也有利于提升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各有关方面要严格执行决定,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倡导和推动全社会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栗战书说,本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党中央部署,分析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需要,按照宪法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经过认真研究、慎重考虑作出的决定。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各级领导干部,还有许多医护工作者、科研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等各方面代表,他们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适当推迟召开大会,有利于集中力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也有利于大会召开时聚焦主题,顺利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大会各项组织筹备工作要继续推进,为会议召开做好周密准备。

栗战书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积极贡献。一要健全疫情防控法律体系,保证法律制度有效实施;二要加强全社会法治意识的培养,推动依法防控各项工作;三要依法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助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增强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在本职岗位上担当作为,结合人大的立法、监督、代表等方面工作,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推动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等改革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国务委员王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前,栗战书委员长主持召开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九次委员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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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Tue, 25 Feb 2020 02:12:00 GMTTue, 25 Feb 2020 10:06:00 GMT
<![CDATA[免收通行费政策解读 | 服务疫情防控促进复工复产保障经济发展]]>/109010/56719.aspx经国务院同意,从2月17日0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所有依法通行收费公路的车辆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就此政策,解读如下:

1、为什么要出台疫情防控期间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政策?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目前全国人民正在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经国务院同意,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先后两次延长小型客车重大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开通了防疫应急运输“绿色通道”,对运送应急物资和人员的车辆实施免费并优先便捷通行的政策;将重要生活、生产物资运输纳入应急运输管理并同步优先免费通行;出台了政府组织的农民工包车免费通行政策;继续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铁路、公路水路交通工具上座率控制在50%以下,上述政策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更好地服务疫情防控工作,促进企业复工复产,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国务院同意,决定在防疫期间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

2、免费范围和免费对象是如何规定的?

免收通行费的收费公路范围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经依法批准设置的所有收费公路(含收费桥梁和隧道)。免收通行费的对象为依法通行收费公路的所有车辆,包括所有客车、货车、特种车辆,等等。

3、免费的收费公路包括哪些?

这次免收通行费的收费公路范围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经依法批准设置的所有收费公路(含收费桥梁和隧道),包括全国联网收费公路、以及各地开放式收费高速公路和普通收费公路。

4、免费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是如何规定的?

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时间范围从2020年2月17日零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具体截止时间,将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另行通知。其中,联网收费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开放式收费的高速公路和普通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的时间为准。

5、实施免费政策,收费公路投资者、债权人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是为了公共利益作出的重大决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将另行研究出台相关配套保障政策,统筹维护收费公路使用者、债权人、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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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波0Sat, 15 Feb 2020 00:00:00 GMTMon, 24 Feb 2020 12:28:00 GMT
<![CDATA[疫情防控绷住劲 经济发展用对力]]>/109011/56711.aspx与时间赛跑,防控疫情刻不容缓,稳经济促发展同样耽搁不起。在2月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有序复工复产提出具体要求,每一条都聚焦当下面临的实际困难,每一条都锚定必须实现的发展目标,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疫情防控绷住劲,经济发展用对力,各地区各部门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我们就一定能夺取“双胜利”。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十三五”规划收官,任务繁重,责任重大。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再加上强大的制度优势,能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抗击疫情,这些构成了战“疫”同时接续奋战全面小康的坚实基础,增强并坚定了我们夺取“双胜利”的信心。

夺取“双胜利”,关键在信心,不要被问题和困难吓倒;还得靠招数,要抓得实之又实,细之又细。复工复产要有序推动、经济社会运行秩序要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用力关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用对地方。复工复产耽误不得,那就“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中小微企业遭遇困难,那就“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脱贫攻坚正在决战,那就“帮助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加快建立健全防止返贫机制”;疫情给外贸领域带来的冲击不容小觑,那就“用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是要把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筑牢。将这一系列用对力的实招落到实处,我们必将展现中国经济超强的韧性、十足的潜力、巨大的回旋余地,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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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瑾0Mon, 24 Feb 2020 02:49:00 GMTMon, 24 Feb 2020 10:41:00 GMT
<![CDATA[以“正向符号”矫正消费认知偏差]]>/109007/56756.aspx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新经济模式层出不穷,其中创意、文化、艺术等相关的产业正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即便是传统的制造业也越来越具有文化内涵。这些新经济模式被称为“符号经济”。

符号经济的首创者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不仅仅是物品和服务的消费,更重要的是一种符号的消费。这种理论其实是说,人们消费的不是物品,而是附着在物品上的某种符号。比如曾经流行的鱼翅,有人宣称鱼翅富含胶原蛋白,有营养且很稀缺,所以,有些人趋之若鹜。但问题在于,鱼翅这种食品的生产本身就违背了伦理道德,受到广泛的抵制;更何况鱼翅根本不具备所宣称的功效。既然人们已知道鱼翅根本没有多大的食用价值,可能还不如一条普通的鲫鱼,为何还有一些人热衷消费?可能的原因就是鱼翅成了一种符号消费品,因为其价格昂贵,消费行为就成为财富的象征。这些人爱好鱼翅,无非是一种炫富方式而已。

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有着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基本需求可以体现为纯个体属性,而高阶需求则是社会化的。为了满足社会化的高阶需求,人类消费过程中实现了物品和劳务的符号化,从而从物品和劳务的消费进化为符号消费,由此产生了更丰富的符号经济。因此,符号经济是为了满足人类高阶需求而自发形成的经济形式,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恰恰是人类自身进步的标志。

现代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已经可以给符号经济构建更自洽的理论。按照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思想,个体的消费决策不仅取决于消费的内容,更取决于消费的框架,也就是说,个体的消费决策具有框架效应。这个框架就是物品和劳务的描述,比如外观设计、广告营销、参数设定等。同样一台空调,如果仅仅是实物的呈现,并不足以吸引消费者。假定空调厂商给这台空调贴上绿色认证标签,那么这台空调就被赋予了文化含义。购买这台空调不仅是为了调节室内温度,更重要的是展示了消费者的环保消费理念。绿色认证就是一种符号,它引导消费者寻求某种社会属性的认同,从而让消费者有了归属感,甚至有了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的满足。

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各种奇葩需求也开始出现,看似造就了经济的五彩缤纷,实则扭曲了资源配置,浪费社会生产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保健品的消费。保健品单从使用功能看,的确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一旦保健品被“符号化”,情况就发生了质的转变。通过广告和各种促销机制,普通的物品被神化成具有独特康复功效的神奇药品,事实上迄今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物品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把符号化和人类认知能力关联起来是符号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符号化的背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认知偏见作支撑,这种认知偏见就体现为决策和判断中出现的框架效应。既然如此,如果通过合理的机制来引导符号化,实际上可以改进人类社会的福利水平。笔者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正向符号化”的过程。正向符号化是反异化的,是对消费者认知偏见的矫正。如一些重工业地区严重依赖当地的矿产资源,随着资源逐步耗竭,这些地区的重工业就会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符号化就显得非常关键。通过把这些地区的重工业园区的厂房、设备以及企业文化等完整保留下来,重新设计改造,构造成令人耳目一新的工业文明旅游胜地,就创造出了一种文化旅游的新商业模式,即便在当地矿产资源完全耗竭的情况下,其产业转型后仍然保持了发展的可持续性。这种符号化就是正向符号化。这种正向符号化矫正了人们对资源耗竭地区的偏见认知,同时给社会带来了正外部性。

作为新经济的符号经济应该以正向符号化为核心理念,让符号经济增进社会福祉。无论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是其他相关产业的转型和创新,都应该秉承正向符号化的理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通过符号化正确引导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真正实现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愿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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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0Wed, 26 Feb 2020 10:31:00 GMTWed, 26 Feb 2020 18:23:00 GMT
<![CDATA[同舟共济 众志成城]]>/101004/56746.aspx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汇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文学界积极行动,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守望相助,以各种方式为战胜疫情助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但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作家评论家纷纷写下文字表达心声,向英勇无畏的医务工作者致敬,为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加油鼓劲。


铭刻我们国家和民族坚毅的身影

铁  凝(中国作协主席)

我们共同承受着一段艰难沉重的时光。纷繁的情感以巨大的强度冲击着我们,震撼着我们的灵魂。这里面有千万年来人类面对时疫疾病的本能恐惧,有对我们生死相依的民族共同体的刻骨铭心的感受,有对那些逝去的生命的锥心痛惜,有对不计其数的医务人员、对所有坚守抗疫岗位、奔赴前线的奋战者的敬仰和牵挂。“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加强烈地体认到,我们与他人紧密相连。他人的失去就是我们的失去,他人的苦痛就是我们的苦痛。而那些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奋然前行的人们,他们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他们照耀着民族精神的天空。他们身上,蕴含着中华民族于艰难困苦中经受种种考验而决不屈服、生生不息的力量。面对他们,我们理当尽每个人的一份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文学事关记忆,事关大义,需要承担、需要深思。我相信,我的作家同行们会以多种方式记录下这轰然作响的时间,铭刻我们国家和民族坚毅的身影。


向无畏的战斗者致敬

刘  恒(中国作协副主席)

向无畏的战斗者致敬!

向无我的思考者致意!


众志筑长城

莫  言(中国作协副主席)

同心驱疠鬼,众志筑长城。


期待你们平安回家

扎西达娃(西藏文联、西藏作协主席)

寄语全国支援武汉的广大医护人员:期待不久的那一天,我们放心出门,你们平安回家!


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跋涉前行,遇到过各种艰难险阻,战胜过无数风险挑战,形成了坚毅顽强、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无论多大的磨难,都摧不垮“千磨万击还坚劲”的中华儿女。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面对它带来的巨大的苦难、疼痛与牺牲,中华民族再次迸发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与病毒作斗争的意志和勇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患难见真情”,无论是在武汉,在湖北,还是在祖国的其他地方,14亿中华儿女心连心、手牵手,以团结一致、不畏艰难的勇气、胆量、信心,发起了一场可歌可泣的全民抗疫的伟大人民战争。春天已经来了,战争必将胜利,让我们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书写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新篇章。


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

刘慈欣(山西作协副主席)

病毒带来的传染病曾经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也成为我们今天和未来必须面对的挑战。疫情像放大镜,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灾难面前的巨大优越性,也让我们看到了需要改进的地方。相信在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下,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后盾,经过全社会群策群力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迎来美好的明天!


肩上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

舒  婷(福建文联副主席)

也许泪水流尽

土壤更加肥沃

也许我们歌唱太阳

也被太阳歌唱着

也许肩上越是沉重

信念越是巍峨

也许为一切苦难疾呼

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

也许

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录旧诗《也许》于鼓浪屿,献给坚持在战“疫”前线的民族英雄们。)


“疫情快过去吧,快点!”

叶  辛(中国作协副主席)

为武汉忧心,

为湖北担心,

为疫情中的人们焦心。

疫情快过去吧,快点!

春天来了。

中国列车要增速了。


你们平安,便是春天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

我们伟大的国家、坚韧团结的民族必会度过严冬,迎来春天。在这样的时刻,遥望武汉和湖北,遥望所有的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在一线英勇战斗的和坚守在家的,惟愿你们平安。你们平安,便是春天。


被那么多的英雄事迹感动

贾平凹(中国作协副主席)

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正经受着这次大灾难而奋起抗“疫”。武汉是主战场,全国每一个人都是战斗员。当我们在经受大灾难的时候,都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生与死、健康与疾病、平安与恐惧等问题,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叫众志成城,什么叫世间大爱。这几十天来,虽然居家隔离、身不能出户,但时刻关注着新闻,被那么多的英雄和英雄事迹感动。作为一个作家,能做什么呢,就是记录每一天发生的事情,自己写文章或电话联络、组织更多的作家写文章,为这个国家呐喊,为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所有工作人员加油。我们一定会胜利。


以文学的力量温暖人

叶  梅(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

这是一场严酷的战争,没有硝烟但更为惨烈。但我们坚信,经历了无数考验而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定会越战越勇。这场疫情对于文学工作者也是一场大考,我们应当由此深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进一步呼吁尊重生命、尊重科学,彰显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和所有工作人员美好的品格,挖掘人性的勇敢、善良和仁慈,鞭挞丑恶和卑劣,以文学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万众一心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照亮今天和未来的烛光

刘震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站出许多值得尊敬的人,以及一批批奔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用声音、专业和生命,谱就一曲曲动人之歌,也会成为照亮今天和未来的烛光。多少年过去,我们除了会记住这场灾难,也会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冬已尽,春可期

邱华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宇宙浩瀚,病毒的历史至少已有数十亿年。相比而言,人类历史太短暂了,这是从我们诞生起就必然面对的境遇。但人的文明要建起高塔,必须相信存在某种能将彼此维系的东西,这就是希望、良知、信心和勇气。这些古老的伦理,能够帮助我们战胜病毒,获得呼吸,并与大自然中的万物一起生存与生长。因此,一个人就可以是一束光。冬已尽,春可期。


显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力量

梁鸿鹰(《文艺报》社总编辑)

有人类社会就有各种夺命的危难,人类与重大疾患和疫病已经进行了几千年的搏斗。每次泣血而艰辛的抗争,收获的是光荣与骄傲,显现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力量,并推动科学进步。在此次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全国各界担当付出,医务工作者牺牲奉献,所展现出来的勇气与智慧,必将化为我们今后战胜困难的丰厚精神财富。人们在最危急时刻的人间大爱,在最需要时候的信念坚守,必将激励中华儿女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更深切的感受,更深厚的表达

白庚胜(中国作协副主席)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遭受了一次次磨难,每一次都能浴火重生。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中华民族又一次经受严峻考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决策领导下,医务工作者、人民子弟兵和众多党员、干部、群众冲向抗疫一线,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熔铸到一个空前的强度,爱心、情怀、责任放射出最璀璨光华,用忠诚、智慧、生命谱写了新时代最壮丽的英雄史诗。这些感人的事迹和精神,值得我们不断去书写。对于文学写作者,我们期待有更积极的投入、更深切的感受、更深厚的表达。


阳光终将温暖每一寸大地

何建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人类每一天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奋斗和挣扎着,快乐与苦难始终伴随着我们。当年在北京经历过非典疫情,我想对武汉人民说一句话: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能力战胜一切灾难,阳光终将温暖每一寸中华大地。


每个人都提供正能量

徐贵祥(中国作协副主席)

一个人的事情做好了,一家人的事情就做好了;一家人的事情做好了,大家的事情就做好了;大家的事情做好了,这个国家就做好了。每个人——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每个人——如果都能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多提供一点点正能量,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能够更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相信我们国家一定能实现从物质实力到精神实力的更大提升。


我们患难与共、唇齿相依

冯  艺(广西作协名誉主席)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部署,汇集全国资源与力量迎击疫情。我看到那些为了我们而穿着沉重、严实、闷热的防护服,日夜不停地守护在病榻旁的白衣天使,充满感激。我看到政府遏制疫情的措施也越来越有力。这些充分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一名作家,我应该用自己的笔去褒扬那些不顾个人安危、连续奋战的广大医务人员,讴歌那些日夜奔波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干部群众,记录那些令人心痛、令人感动又令人振奋的中国故事,因为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唇齿相依。告诉当下,告诉未来,人人都要珍爱自然,珍惜生命。


战胜一切病毒

南  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

强壮民族肌体,战胜一切病毒!


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韩少功(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提枪上马赴国难,天下悲欣愿大同。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万众一心

阿尔泰(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以文学记录抗疫斗争

柳建伟(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中国防控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已经打响一个多月了,现在正到了巩固战果、迎接胜利的吃劲关键期。中国的作家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用文学这种特殊的武器,积极有力地投入到这场艰难困苦而又伟大卓绝的斗争当中,全面深刻反映记录中国人民在抗疫斗争中经历的一切,为中华民族留下可供反省的心灵秘史。中国无与伦比的社会动员能力,几万医护人员驰援湖北、驰援武汉的不怕牺牲的精神需要表现,处在疫情困境中的个体人的种种际遇,更应该得到充分的展现。


美好灿烂的明天一定会来临

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副主席)

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总是伴随着意想不到的灾难而行进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样告诉我们,前行的道路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请相信今天的中国必将用事实告诉世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14亿英雄的人民,是不会被任何艰难险阻所击败的。我们期待的那美好灿烂的明天也一定会来临!


那些平凡而伟大的榜样

张  炜(中国作协副主席)

在这场竭尽全力的抗争中,让我们永远记住人的勇气和牺牲,还有这个危难时刻的警醒,那些平凡而伟大的榜样。继续往前,用我们全部的力气,去争取时间,争取光明。


坚信春天必定会到来

高洪波(中国作协副主席)

相信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不会被一次突发的病毒疫情击垮,春天的脚步谁也拦不住。希望作家朋友们定心静气,保护好自己,既然17年前的非典我们夺取了最后的胜利,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也终会战胜,这是绝无任何悬念的。我坚信这一点,就像坚信春天必定会到来一样。


凝聚起光亮和温暖

王跃文(湖南作协主席)

大疫当前,文学能起的作用主要是尽力凝聚起光亮和温暖,让人们能够面对疫情,鼓起勇气去战斗。现在抢救生命刻不容缓。事过之后,人们的思与行都要回归原点,三思而后行。多想想对不对,再看看行不行。人类是在不断汲取教训中进步的。


做点事长力气

麦  家(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春节前夕,疫情来势汹汹,眼见国内医疗物资短缺,我想做点事,联系了多年的合作伙伴,委托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美国分公司开展物资采购工作。然而,这条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美国的商超陆续出台了“限购”“提价”等措施,有些急需物资处于缺货状态,直达中国的航班部分取消……困难重重,但咬着牙做,最终还是突破重重关卡,实现了初心。人生沧海,做点事长力气。


去希望窗外的希望

池  莉(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这个时刻,心神稳定是我们的拯救,理性冷静是我们的力量,勇敢顽强是我们的必须,咬牙挺住是我们的本分。又一个黎明来临,拉开窗帘,东方既白,太阳照常升起,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忍住悲伤,克服畏惧,去希望窗外的希望。


向医者仁心致敬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因有疫情袭来,痛失了那么多本是鲜活的生命,令人难过不已。而这个春天,也成为考验、淬炼和凝聚民族伟力的季节。向医者仁心致敬!向在抗疫前线奋战的各行各业的英雄致敬!

因有众志成城,这个年份也一定是中华民族夺取重大胜利的伟大历史时间!


最终的胜利者必将是我们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此次疫情,诡异险恶,无疑是民族国家之灾难。但人类最终都以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使病毒败走。灾难绝非是一个国家的,也是全人类的。事态的蔓延,再度告诫人类,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此次疫情,中华民族表现出的是临危不惧,是阔达胸怀,是强大的组织力与行动力,当无愧于人类。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战役,是人类历史上难忘的一幕,而最终的胜利者必将是我们。


心系武汉,致敬医护

王  蒙(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心系武汉,致敬医护。严密防守,战胜疫情。读书写作,寸阴寸金。健康乐观,考好大考。


惟敬担当

陈建功(中国作协副主席)

夺情逆行,长泪辞岁

寄语何堪,振臂也愧

辞赋小道,壮夫何为

惟敬担当,泣血默对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每天都密切关注有关的新闻、舆论、信息。看到那么多医护人员勇敢前行的大无畏精神,克服一切困难救死扶伤的牺牲精神,令人感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这是基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奋斗史得出的结论,也是抗击疫情应该树立的必胜信念。坚定信心、同舟共济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力量,科学防范、精准施策是理性应对危机的必需本领。2020年的春天,伴随着对疫情的控制直至战胜疫情而到来。


向挺身而上的人致敬

刘兆林(辽宁作协名誉主席)

新冠肺炎病魔虽得到一定遏制,但要彻底歼灭,还需我们所有人都严管自己,不漏任何死角。向民危国难时挺身而上的人们致敬!


一个同舟共济的民族

苏  童(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这场疫情,可能会成为每个中国人永生难忘的记忆。这记忆不可避免带着伤痛和反思,但所有的记忆都是为了贡献给未来。现在所有中国人的心都分成两半,另一半都在武汉。一个同舟共济的民族,一定能抵达光明美好的彼岸。


我祈祷病毒早去

迟子建(黑龙江作协主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哭过两次。一次是看到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的妻子,送别丈夫的视频。想起18年前,我也是这样痛哭着送别爱人,而我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蔡利萍女士却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甚至连拉一下丈夫手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自己当年的送别是那么的奢侈。还有一次是看到武汉有位护士上夜班,她怕万一感染了病毒传染给家人,不让丈夫送她。但这位丈夫开着车,默默跟在步行的妻子身后,用车灯给她照亮。我祈祷病毒早去,让蔡利萍女士能够脱下防护服,呼吸着春天洁净的空气去祭奠亲爱的丈夫;祈祷那位用车灯照亮妻子前行路的丈夫,能够早日拥吻他热恋的人!愿这一天早些更早些到来,一定会的!


那些年轻人的身影

格  非(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每天都在关注这方面的大量讯息,有忧虑,也有感动。除了那些可敬而可爱的医务工作者和驰援湖北、武汉的社会各界人士之外,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些“八〇后”“九〇后”乃至“〇〇后”的青年志愿者。从他们的身影中,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未来。


众志成城,万众一心

唐家三少(网络文学作家)

突逢疫情,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共度时艰。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我看到了太多的感动。只有我们伟大的祖国能够如此之快地控制住这样大规模的疫情。湖北加油,中国加油,世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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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霖0Wed, 26 Feb 2020 02:04:00 GMTWed, 26 Feb 2020 10:05:00 GMT
<![CDATA[重大疫情中共同体秩序建构的哲学思考]]>/109002/56737.aspx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很难针对疫情本身提出专业性建议,但从哲学的角度反思这场重大疫情对共同体秩序建构产生的重大影响,对于理性分析和科学应对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毋庸讳言,当一个国家越是经历重大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便越凸显出作为生命共同体的特质,原来各个单子式个体的散漫行为和兴趣,都会集中到与人的个体生命生存最为相关的事件发展上来。这个时候,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国家和社会更容易展现自身的制度优势,也更容易暴露自身存在的缺点与问题。此时,能更好地检验这个生命共同体自身的健康状况和处理艰巨任务的能力,也更能够检验共同体的免疫系统状况及其更新升级能力。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能够看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健全程度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传效度,也能够看出生命共同体中个体生命的理性化程度及其与生命共同体秩序建构的辩证关联。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它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在此意义上,人是一个小写的社会,社会则是一个大写的人。正因为社会与人具有生命和意识观念上的同构性,因此,社会和国家都是一个具有人的总体性生命表现的生命共同体。在此生命共同体中,既有人作为个体性生命的维度,也有作为人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经历的社会性生命维度,还有作为人的使命性存在的精神文化生命维度。在这三个维度的生命活动之中,人自身的生命表现得以充分表达,也能够在“类”的意义上形成共同体的秩序与价值共识。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第一个维度的个体生命更多考虑自身生命的安全,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第二个维度的个体生命则通过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常识来寻求社会关系的平衡,也保持个体的生命与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比如听从政府和单位的安排,运用自身的经验来做好防护工作并传播正向的社会舆论;第三个维度的个体生命则从更深层次来理性反思疫情的来源及其发展趋向,积极地提出各种建议对策,并且在实践层面对整个事件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生命共同体的良好秩序建立在塑造理性化的生命个体基础之上。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在共同体的教育环境中成长为特定的社会成员的。在此过程中,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成为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先入之见”,让社会个体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个性化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言:“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当受到共同体教育塑造的社会个体成为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实践能力的社会成员时,他又必然会用自身的实践能力来推进共同体秩序和价值理念的建构。在此意义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共同体秩序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作为社会成员的生命个体自身实践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当面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作为生命个体的社会成员对于共同体的秩序建构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国家治理常态下,社会公众都用自身的常识和经验来参与国家机器和社会秩序的建构,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作为一般状态的“常人”来参与各个社会阶层的分工,并承担自身的社会分工职责。而当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除了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医疗部门会直接面对事件的重大考验外,其实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安全都受到潜在威胁。在此情境下,无论是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还是社会秩序和价值秩序,整个社会共同体就从“发展常态”过渡到“例外状态”,在这一状态转变过程中,每个生命个体都面临着诸多的价值抉择和实践抉择。比如,得知“武汉封城”消息后是留在原地,还是找机会出城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区域;当政府明令不得再举行任何聚会,是选择听从指令,还是继续组织聚会;其他省市的医护人员接到支援武汉的通知,是选择义无反顾前行还是选择逃避;这些不同的抉择都可以反映出作为生命个体的社会成员自身理性化的程度,以及与共同体之间的生命关联程度。

一个理性化的生命个体,必然会通过自身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寻求自身与共同体之间关系最合理化的平衡。在此基础上,超越了个体狭隘利益的社会成员,能够具有一种总体性的生命视域,将自身看作是社会共同体中重要构成单元,认识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而在“例外状态”中发挥超出“常人”的价值功能。如在疫情严重时,奔波在防控和治疗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抉择与行为虽然一部分是社会分工的责任感和对职业伦理的遵循,但更多的是作为生命个体的成员已经超越了个人生活的“洞穴”,是以生命共同体良好秩序的建构为指向,实现自身生命的使命性价值。也正因为有一大批具有理性化和理想化的生命个体的奉献与引领,共同体在面临重大危机和挑战时,各项机能依然能够良好运转,自身秩序依然能够稳定构建。这也就是所谓“看上去岁月静好,其实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在共同体秩序建构过程中,相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社会治理更多是一种服务化、网格化、精细化的治理方式,比如从武汉市到湖北省各地级市陆续“封城”,这是国家治理方式,可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按照程序强制执行。在此形势下,民众必须具有大局意识,以一时的不便换取更多人的生命安全。但居民的隔离和感染个体的排查与救治,则更多依靠社会治理模式,应当让公众感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生活便利,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社会治理达到服务化、网格化、精细化的层次,并且能够形成快速网络反应机制,就必然能够提升民众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同。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会促进社会成员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社会意识形态受主流意识形态所影响与决定,但同时也具有社会化、生活化维度。它是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由公众的思想共识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并且形成公众舆论和社会舆论。根据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哈贝马斯的界定:“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公众舆论具有健全的常识形式,一般反映了真正的现实需要和现实趋势。在此次疫情的升级转化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总体是趋于正向发展的,虽然有一些针对地方早期对疫情管控不力的指责,网络上也散布着一些不实信息,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一些不太正常的心理与心态。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疫情快速传播,整个国家面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产生过多的负面情绪,造成严重的社会性伤害,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共同体秩序,影响疫情防控大局。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定的心理预期和基本诉求,比如疫情管控、信息发布、资源供给、医疗救助等,如果心理预期和基本诉求能够得到回应和满足,社会意识形态的恐慌心理就会消失,由自然性灾难疫情向社会性心理疫情转化的多米诺骨牌就不会出现,社会公共领域就能够保持井然有序,社会意识形态的合力就会形成战胜疫情的正向合力。

如果将国家看作一个生命共同体,则这个共同体自身也会有自己的免疫系统。在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相对独立的免疫子系统。如果进行内在分层,社会意识形态的免疫系统既是一个公众舆论的内在平衡系统,也是一个非主流思潮的防护系统和新的思想元素吸纳包容转化系统。在社会意识形态免疫系统效能提升方面,首先要做到主流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以及个体心理预期和心理满足之间的平衡。其次要做到有效防止对于生命体有害的细菌病毒类信息(谣言或异端思想)入侵感染生命体,导致危险。在重大疫情发生过程中,谣言快速传播往往会在自然性疫情基础上形成更严重的社会性心理疫情,使公众质疑和否定政府决策乃至专家的建议,甚至造成生命个体与生命共同体之间的对抗。此时,就需要对谣言予以澄清、屏蔽或隔离,让公众具有对于疫情的正确认识,并配合政府打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后,面对自媒体中不实信息的广泛传播,要安排系统化的公众舆论议题设置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谣言得以广泛传播主要是因为真相缺席或被延迟发布,对于不实信息或“真实的谣言”或夹杂个体利益的“专业建议”,需要政府及时做好信息发布,让真相来击穿谣言,让主流意识形态来引领公众舆论,让真正的权威专家来戳穿利益的谎言。在这一过程中,生命共同体自身免疫力得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也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与认同。如此这般,通过对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对,将有利于提升社会成员个体生命的理性自觉,也有利于生命共同体价值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

 

(作者:梅景辉,系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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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景辉0Tue, 25 Feb 2020 08:53:00 GMTTue, 25 Feb 2020 16:45:00 GMT
<![CDATA[积极应对疫情下的就业大考]]>/109011/56730.aspx往年这个时候,大规模的春季招聘即将开启。企业会在未来的两个月间密集举办多场高校招聘会,集中放出大量工作机会和实习岗位。春节前没能拿到理想offer、没定下工作、考研或考公务员失利者,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春招。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正常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也打破了春招的正常节奏。多地早在春节假期期间就发布通知,暂时取消现场招聘会或延期举行春招。近期,人社部等五部门印发通知,要求暂停各类高校毕业生就业现场招聘活动,鼓励高校和用人单位利用互联网进行供需对接,实行网上面试、网上签约、网上报到。

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874万,同比增加4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创纪录的毕业生数量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及疫情带来的多方面影响,今年就业形势的复杂性、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焦虑情绪也不可避免地在高校毕业生群体中弥漫。

缓解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焦虑,高校和有关部门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有必要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搞清楚疫情之下毕业生面临的急迫困难和问题,这也是精准施策的前提和基础。此外,高校和有关部门还要大力开拓就业渠道,加强网上就业服务,加强政策宣讲力度,并做好学生心理关怀和权益保障,全力为他们的就业求职保驾护航。近段时间以来,一些高校已先后开展网上招聘专项行动,推出就业手续“简办”“秒办”,开设就业指导“空中课堂”等,让毕业生吃下定心丸。需要注意的是,考核之下,一些学校难免会为了数据好看心生掺水造假的侥幸,相关政府部门要健全监督和问责机制,确保就业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招聘方式的改变虽带来诸多不便,但这还算不上对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最大考验。疫情冲击之下,多数企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又承压最多。此外,对于那些产业链长、劳动密集的行业,当前的复工节奏势必对企业业绩构成影响,很难说招聘计划不会因此而缩水。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据某企业招聘平台的统计数据,2月3日至2月12日,应届毕业生新增岗位规模出现一定降幅,近两年备受关注的互联网、金融、房地产、消费品等行业,新增应届生岗位平均降幅达三成多。只有企业恢复元气,才能激活用人需求。当前,在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中,通过多种手段切实帮助企业减轻经营负担,解决人员、交通等影响企业复工的现实困难就显得尤为迫切。

就业事关每个家庭利益,也事关社会稳定大局。如何通过这场压力测试,考验我们共同的智慧和力量。其中,当然也包括874万高校应届毕业生。疫情的到来为每个人的就业都带来了不确定性,但这不确定中有危也有机,如何发现属于自己的机会并且成功把握住,似乎是在这个超长的应聘准备期中值得毕业生们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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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洁0Tue, 25 Feb 2020 02:27:00 GMTTue, 25 Feb 2020 10:19:00 GMT
<![CDATA[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报告发布]]>/101004/56722.aspx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卫思谕) 2月21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新冠疫情课题组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 

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报告指出,总体来看,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小于SARS疫情时期。首先,尽管短期来看和消费相关的各项指标的总量会发生明显下降,但增加值的下降不会十分严重。第二,不同于SARS疫情,新冠疫情发生在第一季度,恰为全年经济活动最少的时期。第三,近年来物流运输、电子商务和网络协同办公的发展,使得在防疫期间继续开展部分经济活动成为可能。第四,此次疫情过程中,政府在经济运行方面应对措施的出台较SARS疫情明显前移。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在战胜新冠病毒的过程中,关键就是要安全顺利地实现全面复工,这将比任何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都更为重要。

报告以2003年在政府积极应对措施下SARS疫情的影响为基准,预测新冠病毒爆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参照SARS疫情对2003年不同行业增加值增速的影响,报告对当前的疫情影响进行预测。第一,由于物流运输、电子商务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在防疫期间继续开展部分经济活动成为可能,因此疫情对服务业的影响将弱于2003年。第二,由于此次政府更加积极倡导居民减少出门次数,这将会显著抑制批发零售消费的增长。 

走向全面复工的挑战与应对

与非典等其他疫情相比,新冠病毒具有传染性较强、隐蔽性强、健康人群死亡率较低的特点,社会各界应做好在经济社会基本正常运行的环境下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弱而不灭、死灰常在的思想准备和政策预案。不能期待疫情完全排除之后再考虑全面复工,相反应研究在全面复工的过程中应对疫情,从应急反应过度到常态化全面应对。在走向全面复工的过程中,主要将面临四个挑战。

一要严防复工后疫情大面积反弹。为了避免复工后的疫情反弹,必须推出防感染型经济活动的规范和标准。要针对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区有相应的科学管理办法。目前复工的关键是恢复生产性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和建筑业,建议把当前的社区网格化防疫管理推广到工作岗位的防疫管理,对于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进行统一管理。其中最关键是三个步骤,第一在工作场所要采取严格防控疫情的生产操作规范;第二改善员工统一住宿、餐饮和卫生方面的条件,修建临时性板房,减少员工的居住密度,甚至可以租用一些经济型酒店来帮助企业解决住宿问题,这也是疫情防控时期帮助相关酒店业恢复经营的一种方式;第三针对复工人员的身体状况进行不断监控。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出台鼓励企业复工的相关政策,帮助企业分担防疫成本。对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流程复工的企业,有关部门应推出疫情复发成本兜底的承诺。科学复工后的一整套严格的管理流程,反而可以避免因为疫情形势转好后社区管理和居家防护的松懈,尤其是大量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人员普遍生活在公共卫生基础差和防疫知识薄弱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在科学的基础上宣布防疫规范下的复工,实际上有利于在更长的时期控制传染。

二要避免地方政府一心保疫情数据,无心复工。疫情爆发期,疫情防控的应急性措施是控制传染,因此各地方政府防疫工作的核心是控制感染人数。目前,应该说医疗部门和科研部门已经对新冠病毒的传播特点和致死率取得了很多共识,随着防疫应急性措施开始产生效果,对于地方政府的防疫工作考核指标应相应发生变化。不能一味看重新增病例数,而是应强调每亿元GDP的病例数,兼顾防疫和复工。过度强调对于新增病例数的零容忍,一方面政府将对于复工有顾虑,付出过高的经济成本,一方面将可能形成瞒报的动机,反而不利于最终战胜疫情。因此,要对地方政府和复工企业明确一点,只要在复工期间严格执行了疫情防控规范,由复工产生的新增病例不追究地方政府和企业责任,同时由上级财政对于企业发生的隔离费用进行补贴。

三要保证关键企业复工。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各行各业有着很长的产业链,由于过去互联网和物流的快速发展,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十分紧密,国际合作十分密切,如果产业链上的一个供应商出现问题,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应对关键产业链进行梳理,对部分关键的短缺环节要进行产能兜底,要高度重视当前部分大型企业的零部件供应难题,应与企业密切沟通,给予企业在寻找替代方案时的政策便利。政府特别应优先照顾两类企业,一类是有出口订单、有出口履约压力的企业;一类是处于全球关键产业链、供应链,为外资企业生产配套产品的企业。保证这两类企业恢复生产,按期履约,对维持中国企业信用有重大意义。中国出口企业在疫情中如能按期完成订单,有助于外商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发展的信心,也有助于展现出中国企业生产经营的韧性,以及中国应对危机的强大优势。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供应链的安全,防止西方一些国家以供应链断裂为借口,进行制造业的转移。

四是安抚社会大众对于复工的忧虑情绪。在医疗收治和医药研发方面不断推进的同时,还要在社会心理方面加强应对。就社会心理而言,目前大众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新增病例、重症人数、死亡人数等数字以及部分个体病例遭遇。建议多公布一些更为具体的统计数字,帮助社会更加全面理性客观地认识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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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思谕0Mon, 24 Feb 2020 12:27:00 GMTMon, 24 Feb 2020 20:20:00 GMT
<![CDATA[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109012/56714.aspx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制度保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紧紧抓住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关键点,大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新概括和最新发展,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体现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合。这几项经济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释放了经济发展新活力,提高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这一制度在“量”上保持了公有资产的优势,在“质”上强化了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控制力,实现了质和量的结合。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协同配合,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经济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有制制度决定分配制度,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要实行按劳分配,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并存又决定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这一分配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确保了这一分配制度的长期稳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缩小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提高劳动者收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分配制度健全了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了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可以合理调节城乡、区域、群体间分配关系,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是强市场、强政府和强企业的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到基本经济制度的范围,这是我们党对市场经济作用以及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认识的深化,向全世界表明了未来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不变。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作用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在国有经济改革段落中提出“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将“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放在首句,有深刻含义。

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可以进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探索。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以公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可以使公有资产组织形式及其经营方式多样化。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决定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公有制本身形式多样化,自身多样化包括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等,而且公有制自身多样化形式之间可以相互结合,形成更加多样化的公有制自身实现形式。同时公有制的产权载体也多样化,公有制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也可以多样化。第二层含义是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其他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依据公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可以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现国有经济与国有资产在概念上和操作层面的分离,进一步表明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不只国有企业这一类型,可以探索多种实现形式。

国有经济应该进行战略布局调整,有进有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有多次讲话,他提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促进国有资本向战略性关键性领域、优势产业集聚,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步伐。”针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振兴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在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中,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国资布局和国企布局的优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新实现形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混合所有制改革列入国有经济范围,是把混合所有制改革纳入到了所有制改革的范围,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就意味着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一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提高国有资本竞争力,有利于民营资本拓展发展空间,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新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也给民营企业带来了发展新机遇。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可以促进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融合发展,从而激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完善支持公有制新实现形式的政策体系。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新实现形式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新探索,是巩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途径。但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完善支持公有制新实现形式的政策体系,重点解决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力、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平等保护各类产权的问题以及混合所有制的运行机制问题。围绕混合所有制的发展,要突出转换经营机制,探索适应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管控模式,提升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融合发展,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形成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

把完善高水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结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结合,国内高水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制相结合,这是高质量发展实现的体制机制基础。为此,我们要把完善高水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结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把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相结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有效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实现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结合,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实现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结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市场体系。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发挥监督引导调节作用,通过宏观经济调节、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公共品供给来发挥政府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通过政府与市场作用的结合,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现高水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结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国内要建设高水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完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有效激励。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完善产权界定制度、产权配置制度和产权交易制度,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人才的激励机制以及科技管理的政策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另一方面对外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比而言开放的要求更高、层次更高,意味着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通过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进一步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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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平0Mon, 24 Feb 2020 03:02:00 GMTMon, 24 Feb 2020 10:54:00 GMT
<![CDATA[分类指导,做到精准高效防控]]>/109011/56759.aspx多次召开会议、多次听取汇报、实地调研指导工作、视频连线抗疫前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防控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从“加强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到“实行分级分类诊断救治”;从“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到“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贯穿其中的重要方法论。

疫情防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救护、监测、保障等多项工作,涉及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和不同人群,也会随着疫情形势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工作重点。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既要握指成拳,也要看到每个指头的长短;既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要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当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湖北省和武汉市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同时,其他各个省份及其县区的疫情、发展态势和防控形势是不同的。这就需要针对不同区域情况,制定和完善差异化防控策略,避免一刀切,真正做到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

分类指导,首先要做到因地制宜。不久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体现着“分类指导”的方法论。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仍然是全国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指导意见也明确,“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扩散”。对其他地区而言,指导意见要求分别实施“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和“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管控”的不同策略,并强调“北京市要继续做好防控工作,确保首都安全”。从城乡差异看,要针对大城市人口集中、流动性强,中小城市及农村医疗资源相对紧缺等特点,分别对症下药、全力补齐短板、防止疫情扩散。

分类指导,也要因人施策。如何救治重症、危重症及轻症患者?如何治疗孕产妇、婴幼儿等特殊病例?如何加快疑似病例的检测速度?如何在抗击疫情的同时确保其他疾病患者获得及时医治?这些问题事关不同人群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考验着医疗资源的调度、配置能力,更考验着政策措施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在日常防控工作中,从不同类型小区实施分类管控,到动态管理居民出行,再到加强对高风险人群的排查、对困难群众的关爱,各地摸索出来的好经验、好办法启示我们,采取精准防控、精准服务,才能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既安人心又暖人心。

当前,各地企业正在陆续复工复产。如何在疫情防控的同时为复工复产创造良好条件,也要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对于保障城乡运行必需、疫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和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企业,应优先支持复工复产,其他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有序复工复产。面对疫情带来的用工短缺、运输困难、市场需求尚未恢复等问题,有关部门应从减税降费、金融服务、保障用工需求等方面精准施策,尤其对中小微企业、受影响较大的行业,要给予差异化支持。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彰显着各地的治理能力。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抓好有序复工复产,统筹工作任务很重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需要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让疫情防控工作不断精准化、精细化,我们定能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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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羚0Thu, 27 Feb 2020 02:10:00 GMTThu, 27 Feb 2020 10:02:00 GMT
<![CDATA[彭清华在广元调研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时强调 盯住薄弱环节继续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 紧扣实际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101003/56751.aspx

2月24日,省委书记、省委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彭清华到广元市青川县木鱼镇红旗食用菌产业园调研,与正在木耳基地劳动的村民交谈,了解产业扶贫带动脱贫群众持续增收情况。

2月24日至25日,省委书记、省委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彭清华前往广元市调研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各项部署要求,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化,科学分析研判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采取更加有力的针对性措施,在继续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2月24日,彭清华书记到青川县竹园镇银沙村调研,了解蔬菜规模化种植和市场销售情况。


2月25日,彭清华书记到旺苍县尚武镇新生村调研,了解农作物种植和田间管护情况。

经过前一段时间各方面的努力,广元市在2月23日实现确诊病例“清零”,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广元是典型的农业大市,农村地区如何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同步做好当前春耕生产,彭清华十分关注。他来到广元市青川县竹园镇银沙村、沙州镇青坪村和旺苍县尚武镇新生村、东河镇南凤村,实地了解织密群防群控网、做好春耕备耕、农民工外出务工等情况。春回大地,每个村都可以看到忙碌的劳动场景,村民在田间除草灌溉、播种覆膜、防治病虫,彭清华沿着田埂走进菜地茶园,与村民和村干部亲切交谈。他说,广元已连续多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了好的基础和条件,但决不能有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要继续扎实做好防输入工作,引导农民增强自我防护,以家庭为单位有序下田、分散作业,杜绝人群大规模聚集劳作。要加强生产生活物资统一采购配送,减少扎堆赶场,避免可能潜在的交叉感染。疫情过后,乡村旅游可能面临较快反弹式增长。要提早谋划做足准备,抓紧完善相关服务设施,化危为机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2月24日,彭清华书记到青川县沙州镇青坪村调研,在茶园察看当地利用浙江安吉捐赠的350万株“白叶一号”茶苗,进行规模化种植情况。

广元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所有贫困县、贫困村都已脱贫摘帽,彭清华十分关心脱贫成效巩固提升情况。南凤村贫困户借助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住进了新房子,返贫监测预警机制又及时帮助他们化解了一些致贫风险,群众奔康信心十足。得益于东西部扶贫协作,青坪村利用浙江安吉捐赠的350万株“白叶一号”茶苗实现了千亩规模化种植,茶产业发展更有后劲了。青川县木鱼镇红旗食用菌产业园,通过入股、返租等多种方式与贫困户建立了联结机制。彭清华对这些做法给予肯定。他说,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群众就业、农副产品运输和销售等带来一定影响,当务之急要采取务实管用办法及时解决这些问题,让脱贫群众能够持续稳定增收,防止出现新的返贫致贫。务工收入是大部分贫困群众的主要经济来源,要千方百计帮助外出务工群众安全顺利返岗,大力支持有本地就业意愿的群众就近择业,创造条件为特殊困难群众提供更多公益性岗位和短期务工机会。产业扶贫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现在不少村都结合实际发展了特色产业,关键要让产品有市场、卖得好、卖出好价钱。各地要加强产销对接,用好“四川扶贫”公益性集体商标标识,积极发展农村电商,保障交通运输,确保农民群众丰产又增收。


2月24日,彭清华书记到广元经开区中孚铝业公司调研,观看企业产品展示,了解电解铝产业发展情况。

当前全省正加快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项目开工建设,广元市进展怎么样?彭清华来到广元经开区中孚铝业公司、旺苍县尚武镇旺(苍)仙(居)扶贫协作产业园,询问了解疫情防控、企业生产经营、项目规划建设、用工保障等情况。当得知厂区和园区实施封闭管理,在岗工人均持有健康证明时,彭清华勉励企业和施工单位进一步做好食堂、宿舍等重点区域防控工作,切实保障员工生命健康安全。围绕解决用工难题,要积极组织贫困劳动力和因疫情防控一时无法外出的农民工参与扶贫项目建设,以务工保生产、以就业促扶贫,努力实现项目社会效益最大化。彭清华强调,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是一次重大考验。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继续保持连续作战精神、发扬顽强奋斗作风,以更加务实举措把党中央和省委各项部署要求一项一项落到实处。各级党委、政府要给予基层党员、干部更多关心关爱,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激励他们把更多精力放到抓落实上来,更好干事创业、建功立业。

省领导曲木史哈、王铭晖,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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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帅0Wed, 26 Feb 2020 02:30:00 GMTWed, 26 Feb 2020 10:26:00 GMT
<![CDATA[保护传承敦煌文化 增强中华文化自信]]>/109002/56741.aspx

2019年8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研究院视察莫高窟、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护和弘扬传承敦煌文化艺术情况,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作为一名毕生从事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的文物工作者,我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讲话,备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我们做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针,激励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我国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根基,不断吸纳着来自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多元一体的敦煌文化始终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又闪耀着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璀璨光芒,成为举世瞩目、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自“西海”(地中海、里海)东行经西域门户伊吾、高昌、鄯善三道,总凑敦煌。作为汉王朝的西部边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东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汉王朝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奠定了敦煌文化的舞台。

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属于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火烧沟类型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对敦煌地区的开发。前121年汉武帝开疆扩土,敦煌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为西域的经营拉开了序幕,进而使中西交流成为汉王朝的国家行为。前111年设敦煌郡以后,不少内地的世家大族迁入敦煌定居,这些世家大族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少量原居民所积淀的与西域、中亚千丝万缕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坚实的汉晋敦煌文化土壤。而这种以移民为主体的居民,及在新迁地域共克时艰的开发经历,使他们较少拘泥于区域的异同,而更富于相互理解和包容,终于形成这一地区自觉的包容并蓄的文化基因。这样就使汉族与月氏、匈奴遗绪及以后与鲜卑、粟特、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和平共处成为常态。

从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悬泉置驿站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接待西域诸国来汉廷的使节,曾接待过来往于汉廷和西域之间的大月氏、康居、龟兹、罽宾、大宛、乌孙、于阗、精绝等29国使节。敦煌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期就将“浮屠”这一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指向的外来词语用作地名,可见敦煌作为汉王朝西陲郡治,已成为了解异域文明的窗口和文化交融的首善之区。汉末三国期间来华的著名译经高僧、居士安世高、安玄、支楼迦谶、支谦、康巨、康孟详、康僧会、白延等,正是分别来自西域的安息、大月氏、康居、龟兹等国。三国两晋至十六国时期,佛教在敦煌逐渐扎根,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并存并进,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之一。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则是敦煌佛教文化发展的最显著标志。

中国现存四大石窟中,云冈、龙门石窟皆因北魏诸帝尤其是孝文帝所置,虽均地处京都,但因人置废,故都具有很强的时段性。麦积山石窟最得山水地利灵秀,自是禅僧遁世隐修的不二之选。而敦煌是河西诸绿洲中为戈壁环绕的最小绿洲,其经济实力与帝都及开发较早的甘肃东部相较,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计。但又是什么原因使从东而来的乐僔和法良独独垂青于此呢?

撩开乐僔于此“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及法良所见“诸多神异”的神化面纱,真实的答案只能是——适宜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可以说,正是敦煌地区这样特定的连接东西、沟通中外的文化窗口功能及三百多年佛教文化的浸润所积淀的丰沃的佛教文化乐土,促使乐僔、法良肇始于此“架空镌岩”。尽管敦煌地区此后亦屡历兵燹,最终仍然造就了一千余年各朝开窟不辍、历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遗存了以大量中古文书与其他各类文物所构成的优秀人类文化遗产。

伴随着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流散和传播,在中华文化的谱系中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敦煌学”,使敦煌走向世界。王国维先生将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的汉晋木简、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北京内阁大库的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称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而敦煌一地所出便占其二。其中敦煌塞上木简是指斯坦因在敦煌长城遗址采集的数百枚木简。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又获汉晋木简数万枚。这些科学发掘的木简资料极大地充实了敦煌文化的内涵。

敦煌文化的内涵非常广泛,作为以地冠名的地域文化,其核心无疑应以敦煌木简和敦煌石窟群(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五个庙石窟等)的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以及藏经洞文献的综合研究为标志。

敦煌佛教的发展与兴盛,历代世家大族、甚至皇室贵族是主要推动者。在莫高窟,凡是规模宏大、艺术精美的洞窟多为世家大族所建,且形成一种传统:往往一家一窟,或一族数窟,或父子相继、甚至祖创孙修的营建传统。在世家大族和皇室贵族的带动下,下级官吏和一般世庶民众也热衷于开窟造像。除莫高窟外,在敦煌西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瓜州榆林窟等,都留下了大量的僧俗各阶层民众开凿的洞窟。

揭开佛教教义的神秘帷幔,敦煌壁画丰富多彩的佛国世界正是当时现实世界的真实折射。我们从繁盛神秘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所看到的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民俗节庆、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人生百态,如农作图中的满足和亲切、嫁娶图中的喜悦和热烈等,就不再有时间的距离而可以直接对话;建筑、服饰、用具、工具等具有不同时代烙印的物质造型,如普通民居的朴实可信、帝都崇楼的天国蓝本,则似乎触手可及、可感可知,从而构成敦煌中古时期活灵活现的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图谱。敦煌壁画所包涵和直接反映的历史、民族、文化、教育、经济、建筑、科技、民俗、生产生活、医疗卫生、东西交流、汉晋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寺院、宗教、宗教流派、参禅仪轨、石窟形制、石窟(壁画、雕塑)艺术、世族关系、供养方式等丰富内涵,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不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文明交融的文化宝藏,而且还具有古代文明的博物馆功能。

在敦煌文献中,仅藏经洞出土文献就达五万多件,目前可知有明确纪年者上起西晋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下至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加上敦煌石窟北区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含八思巴文)、梵文(含婆罗迷文)的元代佛教典籍以及叙利亚文《圣经》摘录等文献,它的起止上下限与敦煌石窟的开凿基本同步,也历时千年。这些文献以多种文字的写本为主,还有少量印本。约占90%的佛教典藏著作不仅充分展示了敦煌地区活跃的佛教文化背景和诸家争鸣、并存的良好文化氛围,佛教文献本身还具有极为难得的拾遗补缺和校勘的历史文化价值。而道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典籍和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梵文佛教典籍,从一个侧面反映多元文化交流的面貌。其他文献虽总量不大,内容却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语言、文学、教育、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科技、美术、音乐、舞蹈、体育等,几乎包含了中古时期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且文化内涵远远突破了敦煌本身的地域局限,足以代表中华文明及与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背景,因而堪称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由于敦煌地区多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长期并存,致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如特定地理条件下发达的商业经济生活形态、复杂的城市居住布局、独特的饮食结构和形式、华美多姿的服饰装扮、具有浓郁佛教氛围的岁时节令、不弃传统善融新俗的嫁娶丧葬等,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当中国的丝绸、陶瓷、纸张等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时,西方人也同时带来了中国过去所没有的葡萄、苜蓿、郁金香等植物,狮子、豹及西域名马等,还有精美工艺品,如金属工艺、琉璃和玻璃、呢绒、毛毯及各种装饰物等。许多外来的物品在敦煌壁画中留下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初唐第209、329等窟的藻井图案中的纹样装饰。敦煌壁画受印度和西域的影响,其中的狮子和大象等形象,也描绘得比较真实。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波斯的工艺品通过丝绸之路大量传入了中国,如狩猎形象是古代波斯最流行的主题,表现狩猎形象的银盘就曾在中国北方多有发现。波斯萨珊朝(3—5世纪)正是罗马帝国强盛的时代,欧洲的罗马文化、西亚的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从中亚到西亚的辽阔地域相碰撞,处处留下了文明交汇的印痕。敦煌西魏第249窟窟顶壁画中就有波斯风格的狩猎图。隋到初唐时期敦煌彩塑与壁画菩萨的服饰中,出现大量的波斯纹饰,如联珠对鸟纹、联珠对兽纹、菱格狮凤纹等。

玻璃、琉璃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帝王和一些贵族能够拥有。在隋唐敦煌壁画中,如初唐第401窟的菩萨手持玻璃碗,碗边还镶嵌着宝珠,盛唐第199窟的菩萨也手捧一玻璃杯,杯中插花。类似的玻璃器皿,在不少洞窟壁画中均有出现,反映了当时玻璃器皿的流行。香炉作为礼佛的供器,往往借鉴外国样式而制作。

敦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前国际交往的通都要邑,多元文明的荟萃交融在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均得到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脉中,同时蕴涵着古代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因此,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敦煌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讲话中深刻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大量的各类历史文物遗存,启示我们去认识敦煌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佛教文化的昌盛,不仅体现在中国大乘佛教的各个主要思想宗派的相互促进和发展,传译、抄写佛经以及开窟造像、举行法会等正统的宗教活动的频繁和规模,也体现在敦煌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岁时节庆和娱乐活动中所反映的几乎无时、无处不在的佛教文化印迹。同时,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也以它所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多神崇拜的思想方法存在于古代敦煌。另外,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圈内畅行其道。敦煌文化这一现象的价值在于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和睦相处。

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非汉语文献,许多是已经消失的“死语言”,如回鹘文、于阗文和粟特文等。这些文献对于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其与汉文文献以及多种宗教的共处、交流本身,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和包容并蓄。在这样文化基础上的文化昌盛和博大精深,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昌盛的因果逻辑,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取向,应该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商业都市,敦煌的商业文化很兴盛。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反映商业活动和纠纷的文书。如《塑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是一份私人间订立的契约文书,内容为塑匠赵僧子因缺少劳作工具,将自己儿子典给亲家。这些文书,其实也反映了敦煌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契约精神。

古代敦煌文化表明文化与教育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扬以文化人的职能。文化学术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阐释和史书研习、地志、地理典籍的撰修等方面。自敦煌开郡伊始,就设立学校教书育人,使敦煌文人代出、雅士不绝,在这种文化教育氛围中的敦煌文学与艺术也别具丰采。敦煌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世文人诗文的抄本,属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正统文学作品;一类是以讲经文、变文、词文、话本、缘起故事、俗赋、曲子词、白话诗等为代表的俗文学作品。特定意义上的“敦煌文学”显然是指敦煌特有的俗文学,它鲜活、明快,具有浓郁的宗教、生活气息。鸿篇巨制《维摩诘经讲经文》,已经孕育了后代章回体白话小说的雏形。藏经洞所出敦煌讲唱文学作品近200个写卷,包括近80篇作品。敦煌文学作品真实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唐五代民间文学面貌及发展演化脉络,其体制形式和语言风格对宋元话本、元杂剧、明清章回小说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

敦煌的文学艺术体现着兼收并蓄、自信创新的恢弘气度。敦煌壁画题材极为丰富,壁画绘制积极汲取相应时代最先进的绘画技法和理念,于线条和色彩的腾转挪移中紧扣时代脉搏,深涵经义意蕴,致使画作美不胜收。主要有佛像画、佛经故事画(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中国传统神话画、佛教史迹故事画、经变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等。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中原画家作品大都失传的今天,敦煌壁画就成为我们认识中古时代中国绘画史的重要依据。在南北朝时期,传自西域的画法逐渐被中国的画家所吸收,画史记载北齐画家曹仲达画人物衣纹稠叠如出水之状,被称为“曹衣出水”。南朝张僧繇曾采用“凹凸法”在南京一乘寺绘制壁画。曹、张的画法正是传自印度和西域的画法,在敦煌早期壁画中十分流行,如北凉第275窟、北魏第254窟等壁画中,描绘人物通常沿人体轮廓线用重色晕染,中央部位则较淡,体现出立体感。这一技法与印度阿旃陀石窟第2窟、第17窟等窟中的壁画人物完全一致,说明是来自印度的画法。在新疆的克孜尔石窟也采用了同样的技法,也称“西域式晕染法”。

盛唐时代,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把中国人物画艺术推向了高峰。吴道子的大量绘画作品绘于长安和洛阳的寺院,随着这些寺院的湮灭,壁画也就不存在了。敦煌第103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以劲健的线描,略施淡彩,勾勒出一个气宇轩昂、雄辩滔滔的维摩诘形象;第158窟南、北壁表现涅槃经变中的弟子及各国王子,人物神态生动,线描流畅而遒劲,色彩相对简淡,正是吴道子一派的人物画风格。唐代第39窟、172窟、321窟、320窟等众多洞窟中的壁画飞天形象,表现飞天轻盈的体态,流畅而飘举的衣饰飘带,也体现着“吴带当风”的气韵。从南北朝到宋元时期,敦煌绘画虽然也具有本土的特点,但从艺术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始终受到中原地区绘画发展的强烈影响,中原出现的新画风,总会迅速传到敦煌。因此,敦煌艺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缩影。

敦煌石窟几乎每窟皆有乐舞形象,壁壁尽是曼妙舞姿。难得的图像与相关敦煌文献互为印证,为了解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的发展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其所表现的音乐内容,展示了一个从早期对印度、西域风格的模仿,到隋唐以后中国民族音乐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舞蹈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早期舞蹈较多印度、西域及北方游牧民族风格,隋唐在融合基础上题材、类型不断丰富,形成气势恢宏的民族化新风尚,迎来了大唐盛世舞蹈艺术的黄金时代。其中展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支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汉以来,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的敦煌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中古时期的敦煌及周边地区长期存在着吐蕃、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敦煌的居民,形成了汉民族与周边各民族和谐相处、文化交融的状况。因此,敦煌文化具有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显著特点。

敦煌壁画不仅展示了中古时期汉民族服装演变的历史,而且保存了古代西北多个民族的珍贵服饰资料,可称为中国服饰文化的宝库。除了北朝时期的鲜卑族外,中唐时期出现了吐蕃人物形象,如第159窟的吐蕃赞普头戴朝霞冠(指红毡高帽),辫发束髻于耳侧,颈饰瑟瑟珠,身披大翻领的左衽长袖缺袴衫,腰束革带,长靿乌靴。北宋末期,回鹘势力在敦煌一带强大起来,壁画中出现了不少回鹘人供养像,如第409窟有回鹘王及王妃形象,回鹘王戴桃形高冠,身着团龙纹的圆领窄袖袍,腰系蹀躞带。回鹘王妃则头戴桃形凤冠,耳坠大耳环,身着大交领的窄袖长袍,这是典型的回鹘服装。

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以后,壁画中也留下了西夏党项族的服装。如榆林窟第29窟西夏武官供养像,人物头戴云缕冠,身着圆领窄袖袍,腰间有护髀,束长带,足登乌皮靴。女供养人像,头戴高髻小团冠,身穿交领窄袖衫,百褶裙,弓履。小孩形象是头顶秃发,也与文献记载相符。西夏服装,可说是汉、夏混合装。元代壁画中有蒙古族人物的形象,如榆林窟第6窟明窗壁画中有4铺夫妇二人供养像,男子头戴宝顶莲花冠,垂辫髻,着质孙(蒙古民族的袍式一色服),足登六合长靿靴。女子头戴顾姑冠,身穿交领窄袖长袍。

“异族婚姻”也是敦煌地区婚姻关系的一大特色。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相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交流和相互了解,以至于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相互通婚。敦煌文书《杂抄》中有“慈到郡,处平割中,无有阿党。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的记载,说的是早在三国时仓慈任敦煌太守时就有胡汉通婚的情况。唐宋时期敦煌石窟壁画绘有胡汉通婚的图像,如榆林窟第38窟西壁的婚礼图,分别着回鹘装和汉装的男女来宾围桌而坐,围幔内新人正在行礼,新郎头戴幞头,着汉式袍服,正在弯腰行礼,旁边站立着头戴桃形冠,颈饰瑟瑟珠的回鹘新娘,画面生动地反映了汉族与回鹘族之间通婚的场景。

近年来,随着藏经洞所出非汉语文献的破译与解读,少数民族文学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吐蕃文、回鹘文的文学作品。吐蕃文文学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此类写卷有6件,可能为吐蕃时期传入。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比对,发现无论内容还是篇幅,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都迟于吐蕃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吐蕃文本的重要价值。古代藏族人还翻译了不少古代汉语文学、史学名著,如《尚书》、《春秋后语》及《孔子项托相问书》等,上述吐蕃文写卷在敦煌藏经洞中也都有发现。

回鹘文作品如讲唱文学《善恶两王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汉文本采用的是对话形式,回鹘文本被改为陈述式。此外,还有回鹘语韵文体《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作品。在一个回鹘文佛教诗集残卷中,我们还可看到必兰纳识里根据汉文佛典而创作的回鹘文诗歌《普贤行愿赞》。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古藏文的《火灸疗法》、《杂疗方》等,代表了藏医学的成就。《医理精华》本是印度很有影响的古典医学的代表著作,藏经洞保存了译自梵文的于阗文《医理精华》。汉、藏、印等不同文化系统不同语言文字医学文献的共处,展示了不同医学文化在敦煌地区的交流和相互借鉴。

今天的敦煌文化研究要在以往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亚、西亚以及南亚印度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古代于阗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等民族文字研究被称为“冷门”和“绝学”,但这些“冷门”和“绝学”往往可以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打开新的窗口,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的借鉴。

 

保护传承文化遗产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讲话中,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表示肯定。要求我们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特别强调,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要求我们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回望敦煌研究院数十载风雨历程,一代又一代莫高窟的坚守者正是在党和国家文物工作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以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使千年古老遗产重新焕发出熠熠光彩。

16世纪中叶,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嘉峪关封关,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几成废墟。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浩劫,被中国学者称为我国学术一大伤心事。为了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几代中国学者顽强奋斗,为中华民族学术自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为中国学术自信的一个典范。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青年学子,身赴大漠戈壁,艰苦奋斗,初创基业。新中国诞生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开展了抢救性保护。20世纪8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扩大编制、增加部门、汇聚人才,莫高窟事业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弘扬传播的崭新阶段,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2003年,我们建议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专项法规,经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实施。《条例》颁布后,我们进一步制定了莫高窟保护、旅游开放洞窟标准和游客预约管理等规章制度。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内,无论旅游基础设施或办公设施,严禁破坏莫高窟的本体和环境风貌、严禁建设违规商业设施。《条例》为莫高窟的保护、利用与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保障。

莫高窟的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规划》在对莫高窟文物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保存、利用、管理和研究分别作出系统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出总体规划的目标、原则和实施细则。为保护、利用和管理莫高窟提供了专业性、权威性、指导性的依据。至今已有效实施了10多年。

敦煌研究院遵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确定的真实、完整、可延续地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最高理念,不仅保护莫高窟本体各个时代的所有洞窟、壁画和彩塑,而且还保护历史留存的所有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因为历史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是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

敦煌研究院多年来始终遵循“不改变原状”的文物保护要义,采取多种保护技术措施,实施莫高窟崖体和洞窟加固,抢救了许多洞窟精美的壁画和彩塑;针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逐渐退化,采用数字化技术,逐步实施莫高窟全部文物的数字化储存;为提高莫高窟保护的主动性和预见性,以风险管理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开启了预防性保护,建立了莫高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等,防患于未然。这些措施都体现了文物本体及其环境“不改变原状”的保护精髓,真正让莫高窟得到真实、完整的有效保护,让莫高窟“延年益寿”。

敦煌研究院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为旅游开放创造条件。为充分发挥莫高窟的教育弘扬传承功能,精心挑选了不同时代、不同窟型的典型彩塑和壁画等代表性敦煌艺术向游客开放,使游客在短时间的观赏中能看到洞窟的精华。为使游客能深度观赏,还在莫高窟建设了博物馆和藏经洞陈列馆,进一步解读莫高窟的文化价值。敦煌研究院还通过数字敦煌使莫高窟文化艺术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出甘肃、走出国门,多次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走近大众。通过数字网站中英文版上线,使全球可以在线共享“数字敦煌资源库”30个洞窟高清数字图像和虚拟漫游节目,运用新媒体平台讲好“敦煌故事”,让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积极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始终坚持负责任旅游的原则,将保护贯穿于旅游开放的全过程。随着莫高窟的游客数量迅猛攀升,为了妥善解决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之间的矛盾,我们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利用数字敦煌档案资源,将洞窟壁画、彩塑制作成数字电影。让游客先观看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在对敦煌艺术有了初步体验后,再到莫高窟实体适度观赏洞窟,做到石窟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双赢。

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持续多年开展合作,共同对莫高窟的保护、传承和管理进行了探索研究,吸收了国内外的先进保护理念和成功管理经验,学习了先进的保护方法和工艺,使古代壁画保护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并逐渐与国际接轨。敦煌研究院还采用多种办法,培养不同层次人才,充分借助国内外合作的有利条件,选送中青年专业人员到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修学习。现已建成一支多学科的专业人才队伍,为莫高窟的保护传承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严格管理,获得了国内外广泛认同和赞许。2010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旅游开放经验作为典型案例,向各国世界遗产地传播供大家分享。会议形成的大会文件附件文本指出:“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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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樊锦诗0Tue, 25 Feb 2020 08:57:00 GMTTue, 25 Feb 2020 16:49:00 GMT
<![CDATA[我省27所高校线上开课 第一课聚焦疫情]]>/101011/56733.aspx“疫情之下,我国旅游业是否遭遇危机或面临挑战?旅游业中各种主体在营销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2月24日,线上教学第一日,四川农业大学老师结合专业特点,将疫情相关内容融入课程之中。新学期,四川农大旅游学院19门课程的第一堂课都安排了与疫情相关的讨论环节。据教育厅高等教育处统计,2月24日,我省5所部委属和22所地方属普通本科高校正式线上开课。此前,2月17日,四川师范大学已经线上开课。

根据前期教育厅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普通高等学校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方案》,各高校提前做好了开展线上教学的各项准备工作,统筹整合校内外课程资源,合理调整教学课程、教学时间及教学计划安排,研究制定了线上教学实施方案。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在慕课平台和实验资源平台服务支持带动下,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程平台、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采取学生自学、在线学习、直播授课等教学方式,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据悉,教育部组织多个在线课程平台制定了多样化在线教学解决方案,免费开放包括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在内的在线课程2.4万余门,覆盖了本科12个学科门类,供高校选择使用。我省各高校将充分利用好在线课程资源,结合实际,精心遴选,原则上优先选用国家级、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资源,按时组织学生在线学习。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还在前期课程建设基础上,组织有关教师录制或将已录制完成的部分课程内容在学校网络学习空间上线运行。

线上教学期间,各高校将加强教学服务与管理。充分发挥教学名师、骨干教师带头作用,运用基层教学组织集体智慧,加强教师在线教学工作指导;加强学生线上学习的过程管理,及时做好在线答疑,督促学生按时完成在线学习、课后作业和在线考核,保证教学进度和质量;建立学生、辅导员、班主任、授课教师联动机制,全方位做好教学服务管理和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确保学习效果。

2月24日四川省开课本科高校名单:

部委属5所: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

地方属22所:四川农业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西华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西南医科大学、成都大学、川北医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医学院、绵阳师范学院、内江师范学院、宜宾学院、四川文理学院、乐山师范学院、四川旅游学院、攀枝花学院、四川工商学院、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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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丹0Tue, 25 Feb 2020 05:55:00 GMTTue, 25 Feb 2020 13:52:00 GMT
<![CDATA[尹力主持召开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第十六次会议 学习贯彻中央部署 落实分区分级防控 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恢复正常交通运输秩序]]>/101003/56725.aspx

2月24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指挥部指挥长尹力主持召开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第十六次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在毫不放松抓好分区分级防控的同时,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各级干部要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之中,进一步狠抓工作落实,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进一步提高工作本领,奋力夺取抗疫胜利。

会议指出,交通运输是人员和货物流动的基础。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恢复正常交通运输秩序,对于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对于脱贫攻坚等重要工作推进和重大项目工程建设,对于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和积极意义。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落实中央部署要求,把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作为当前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抓细抓落地。要按照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要求,细化完善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及措施,针对高中低不同风险等级区域间不同流向的交通运输实际,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做好交通组织工作,既把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又保障健康人员和生产生活物资安全有序高效流动。要压紧压实责任,鼓励支持各地创造性开展工作,针对解决具体问题,不断调整完善、细化优化措施,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努力做到严防控和保畅通两手抓两手硬。当前,各地要重点做好复工复产的务工人员的客运,农资和鲜活农产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保障供给运输,确保今年脱贫奔康目标任务实现,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全省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决不可掉以轻心、心存侥幸,决不可盲目乐观、麻痹松懈,要继续加强个人、家庭、社区等各个层面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引导,采取严格的社会管理措施,减少人员聚集交叉,不断巩固抗疫成果、扩大战果。

省卫生健康委、公安厅负责人在会上发言。指挥部副指挥长和各工作组负责人,各地政府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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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彦殊0Tue, 25 Feb 2020 02:06:00 GMTTue, 25 Feb 2020 10:00:00 GMT
<![CDATA[解读《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109010/56717.aspx为落实以社区防控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指导社区科学有序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及早发现病例,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减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监测方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就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印发通知。通知对相关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即充分发挥社区动员能力,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群防群控,稳防稳控,有效落实综合性防控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防止疫情输入、蔓延、输出,控制疾病传播;明确了县(区)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街道(乡镇)和社区(村)所承担的具体任务;强调了各县(区)党委政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街道(乡镇)和社区(村)的保障责任。与此同时,结合通知印发,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对社区、社区疫情划分、社区传播疫情、密切接触者等概念进行明确,从社区未发现病例、社区出现病例或暴发疫情、社区传播疫情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了疫情的防控策略及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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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波0Mon, 27 Jan 2020 00:00:00 GMTMon, 24 Feb 2020 12:25:00 GMT
<![CDATA[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101003/56709.aspx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经过艰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第一,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第二,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第三,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第四,加快科技研发攻关。第五,扩大国际和地区合作。第六,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第七,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第一,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第二,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第三,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第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第五,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第六,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第七,切实保障基本民生。第八,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必须加强党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履行领导责任,特别是抓落实的职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勇当先锋,敢打头阵,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要在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表现突出的干部要大力褒奖、大胆使用,对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对在斗争一线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根据情况分层分级予以表彰和嘉奖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全文见第二版)他强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湖北和武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各条战线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各种支持的国家、国际组织、友好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向在抗击疫情中不幸罹难的同胞、牺牲的医务人员表示深切的悼念,向正在同病魔作斗争的患者及其家属、因公殉职人员家属、病亡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战略策略,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把武汉和湖北作为全国主战场,加强对武汉和湖北防疫的统一指挥,统筹抓好其他地区防控工作,加强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习近平指出,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日夜值守,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广大志愿者等真诚奉献、不辞辛劳,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和人大、政协以及各人民团体等主动担责,社会各界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纷纷捐款捐物,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经过艰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习近平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习近平提出7点要求。第一,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要紧紧扭住城乡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两个关键,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输出,加强力量薄弱地区防控,切实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第二,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要坚决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环节,加强京津冀地区联防联控,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第三,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要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落实防护物资、生活物资保障和防护措施,切实加强防止医院感染工作,做好医务人员科学防护和培训。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动态,积极组织蔬菜和畜禽等生产,畅通运输通道和物流配送。第四,加快科技研发攻关。要综合多学科力量开展科研攻关,加大药品和疫苗研发力度,及时总结推广有效诊疗方案。第五,扩大国际和地区合作。要继续同世卫组织保持良好沟通,同有关国家分享防疫经验,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第六,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要继续做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宣传解读,深入报道各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完善疫情信息发布,广泛宣传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第七,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及时化解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依法严惩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习近平就有序复工复产提出8点要求。第一,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低风险地区要尽快将防控策略调整到外防输入上来,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要依据防控形势有序复工复产,高风险地区要继续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第二,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第三,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要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针对部分企业缺工严重、稳岗压力大和重点群体就业难等突出矛盾,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第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要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狠抓攻坚工作落实,帮助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加快建立健全防止返贫机制。第五,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打通人流、物流堵点,放开货运物流限制,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要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快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用工、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第六,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要抓紧解决影响春耕备耕的突出问题,组织好农资生产、流通、供应,确保农业生产不误农时。第七,切实保障基本民生。要保障主副食品供应,强化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对患者特别是有亲人罹难的家庭要重点照顾。要统筹做好其他疾病患者医疗救治工作。第八,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用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扩大金融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

习近平指出,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必须加强党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履行领导责任,特别是抓落实的职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勇当先锋,敢打头阵,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要在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表现突出的干部要大力褒奖、大胆使用,对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对在斗争一线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根据情况分层分级予以表彰和嘉奖。要关心关爱广大基层干部和深入基层的各级干部特别是湖北、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的干部群众,及时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法。要推动防控资源和力量下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疫情防控。要针对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的明显短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李克强在主持会议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深刻分析了当前疫情形势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迎难而上,奋力拼搏,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有关同志,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各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团级以上单位设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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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Mon, 24 Feb 2020 02:38:00 GMTMon, 24 Feb 2020 10:33:00 GMT
<![CDATA[如何打好“产业经济保卫战”?]]>/101006/56760.aspx编者按
一年之计在于春。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正处于关键阶段,一场逐步恢复有序生产的“产业经济保卫战”也随之打响,保持产业链稳定事关产业发展全局。如何在严格防控疫情的前提下,打好“产业经济保卫战”?本期《问计高质量发展》邀请省内外四位专家出谋划策。

专家名单
白明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蔡之兵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副教授
许彦
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经济部主任、教授
吴垠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疫情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是一个渐进过程,要充分判断长期的影响
●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较大,价值链高中低端的实体产业都会受到潜在影响
●不能让短痛成为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隐患,不能将“刹车”变成“停车”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产业经济有哪些直接和潜在的影响?
白明:首先对外贸会产生较大冲击。我们不妨观照一下17年前的抗击非典时期,那时,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直接受到挑战。而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是一个渐进过程,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依然较大,因此受冲击时期估计不短,要充分判断可能会受到的长期影响。
蔡之兵:从产业视角看,这种冲击可能会带来三种潜在的负面影响。
第一,疫情可能会加快位于价值链低端实体产业的转移速度。这类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疫情持续存在,劳动力无法正常复工,会影响正常生产。考虑到全球贸易网络的紧密联接程度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替代性特点,若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可能会出现一定规模的产业流失,并轻度动摇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第二,疫情可能会减缓位于价值链中端实体产业的集聚速度。位于价值链中端的大多数产业是具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如汽车、装备制造、医药、化工、通信设备、光电等产业。我国大部分城市都在发展此类产业,过去十年来,这些产业的空间专业化分工即空间集聚程度都在提升,形成包括武汉、合肥、重庆、成都、长沙在内的一大批制造业明星城市。如果这种产业高度分工和地区高度专业化的趋势继续保持,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目标近在咫尺。但是,此次疫情,不仅可能会延缓武汉进一步提升其优势产业集聚份额的速度,还可能会间接放缓全国产业分工格局的正常演变趋势。
第三,疫情可能会干扰位于价值链高端实体产业的升级速度。近几年,全球不断爆发的贸易摩擦已经表明位于价值链高端如半导体、发动机、新材料等实体产业的重要性。我国已经明确表明,要尽快弥补价值链高端产业的不足。承担这一使命的空间主体主要以我国特大城市为主,其中,武汉市在半导体、光电通信、激光等高端产业的战略布局都具有重要地位,如果疫情长时间持续,无疑会干扰这些高端产业的升级过程。
记者:对正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四川有哪些重大影响?
许彦:短痛不容忽视,但不能让短痛成为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隐患,不能将“刹车”变成“停车”。要认识到,中国经济的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并未改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稳中能进仍是主旋律。我们要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决心,打好产业经济保卫战。企业不是单纯的经济个体,而是产业链生态圈的重要环节,企业的阵痛归根结底要依赖产业链的发展来治愈。打赢产业经济保护战就是要打赢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这是提升四川“免疫力”的关键之举。
吴垠:服务业已经损失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挽回,重启服务产业链,还需尽早使居民摆脱“疫情心理阴影”,重启各类消费。四川的农业和工业总体上受到的直接冲击有限,通过轮休等方式复工后,第一、第二产业将撑起四川上半年产业贡献增加值中的绝大部分。因此,在服务业受到冲击、短期较难恢复的前提下,力保农业和工业,特别是通过技术自动化密集度替代农业和工业的劳动力密集度生产,将有利于四川产业链不断链、有保障、可持续,也为下半年服务业的全面重启奠定基础。
疫情带给产业发展的启示
●“一城独大”型区域经济在“一城”遇到外部冲击时,易陷入困局
●未来生产过程可能通过一系列技术在实现虚拟集聚的基础上,重构生产模式
●弥补夯实产业基础、完善产业体系将是我们疫情后建设产业链的重点
记者:危机也是一种新的契机,疫情给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蔡之兵:第一,区域协调发展有必要。虽然疫情还没结束,但湖北今年经济发展无疑会受到巨大影响,原因在于湖北是典型的“一城独大”区域经济结构。2019年武汉市GDP占全省比重约为35%,是第二名襄阳的3.33倍。这种区域经济格局在“一城”遇到外部风险冲击时,容易陷入较大发展困局。因此,各省应该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思路,有意识地培育1—2个与首位城市经济规模差距在一倍左右的次中心城市,形成金字塔型区域经济格局,提升区域经济的稳定和健康程度。四川正在推进经济副中心区域和经济副中心城市建设,经此一“疫”,应加快实施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产业安全需提早谋划。疫情冲击我国尚未成熟的高端产业,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过去对产业尤其是产业链安全重视不够。中美贸易摩擦和国外高端产业的培育过程已经证明,由于技术门槛高、研发投入需求量大、利润率高,这些技术的转移意愿极弱甚至几乎不可能。因此应该集中专业力量,对国家产业链和国际技术前沿水平进行全面、长期、深入的梳理式跟踪研究,找出自身产业体系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尽快制定并全力推动自身产业链安全系数提升规划。
第三,产业分工有要求,重要环节需“备胎”。对部分重要的产业环节和产业,应该充分考虑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种重大风险事件的冲击,制定针对性的地区产业备胎计划,保证“一地”遇到巨大外部冲击时,仍有其他地区能够迅速递补,从而保障产业和国家经济体系安全。
第四,疫情带来新挑战,虚拟集聚是方向。此次疫情给产业发展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对传统生产模式的冲击。未来生产过程可能不再强调生产要素在物理空间上的集聚,而是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控制、大数据平台等一系列技术在实现虚拟集聚的基础上,重构生产模式,既降低物理空间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又能避免各种要素直接携带的风险。
记者:四川是资源大省、人口大省、制造业大省,四川快速恢复生产既是全国抗疫一盘棋的需要,也是四川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民生要求。
吴垠:从产业供需角度发力,四川可以统筹做好“六稳”工作。第一,在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着力稳定居民消费,发展网络消费,扩大健康类消费。如大力发展线上康养产业,为第三产业创造良好的创业和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居家消费需求拉动线上线下的电商、物流产业增长的效应。第二,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通过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让疫情期间创新创业活动不停摆,有利于疫情结束后大量新成长市场主体不断涌现,带动整个经济保持强劲的就业吸纳能力。第三,坚持积极就业政策,把劳动力市场指标作为调整四川产业政策力度的依据,实现产业间的就业互补效应,同时用足用好失业保险金援企稳岗政策,提供更有针对性、效率更高的公共就业服务,有效衔接劳动力供求双方,缩短摩擦性失业周期。
许彦:一方面,短期来看,要让资源流动起来,让市场逐渐活起来。当前,由于劳动力流动、生产资料配置、市场等不确性因素较多,四川产业链部分环节出现了短期缺失,部分企业面临的发展风险较大,这就要求政府统筹施策,一是加大中小企业的帮扶力度,加快落实四川省出台的十三条政策。二是有序恢复市场作用,在科学防疫的前提下分区域有序恢复物流、逐渐恢复市场能力是营造产业链运行环境的重要抓手。三是抓好重大项目实施,加快释放消费力,增强产业链的恢复能力。
另一方面,着眼长远,应借此机会查找四川的产业链弱点,完善产业体系建设。疫情是短期的,但经济冲击难以避免,弥补夯实产业基础、完善产业体系将是我们疫后建设产业链的重点。一是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协同创新是制约四川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业、新能源产业等优势产业链综合竞争力的主要短板,需要着力发挥四川重点企业、优势龙头企业的核心作用,特别是进一步发挥如长虹、二重、东电等一大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大型国企的作用,以它们为核心来加快形成产业链的创新生态圈。二是优化产业链的空间格局。四川区域产业发展的同质化仍然严重,导致城市群产业统筹发展能力弱,产业竞争大于产业合作,有必要依托产业功能区来重塑区域产业链联系,强化城市产业功能定位。三是提升要素市场竞争力。要素能力常常决定着区域产业链的发展水平,产业链的竞争力常常体现为区域要素市场的竞争力。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优化土地供给制度、完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培育和吸引各梯次人才,夯实和提升产业链发展的要素供给基础。
疫情下如何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
●群众对生活必需品的“刚需”,必须用更强有力的“刚供”加以保障
●四川的应急产业应同精密制造、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有机农业等产业协同发展
●加快构建上下一体,数据可信的全国实体产业企业信息系统
记者:疫情对一些产业造成冲击,但对一些产业却带来全新的契机。
白明:在当前防疫大局下,欲保“刚需”先保“刚供”,围绕“刚供”的产业,可以实现先期复苏。从确保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层面看,隔离措施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有助于切断疫情的传播链,但也会给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运行增加诸多不便。在这些不便面前,保“刚需”的难度也会比平时大许多,必须要靠比“刚需”更具有刚性的“刚供”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做到防疫与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之间相互兼顾。一方面,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电子商务大国,按照前不久商务部与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的《零售、餐饮企业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经营服务防控指南》,外卖平台开展“无接触服务”模式就受到充分肯定,其他物流业公司也可以推广。另一方面,疫情之下,无论是满足“刚需”,还是确保“刚供”,全社会都需要付出明显高于平时的成本。解决这一问题,当务之急是要贯彻落实好商务部提出的四大工作重点,包括在联保联供机制下确保重点地区供应,动员符合条件的商贸企业开门营业,扩大急需短缺物资进口,加强市场监测预警等。
蔡之兵:短期来看,恢复元气、恢复信心、恢复生产等三个恢复是应对疫情冲击的根本思路。首先,需要局部对冲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因疫情而受到的损失,按照疫情持续时间长短的不同,可灵活运用税收减免、定向补贴、下调贷款利率或减免部分贷款等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其次,可综合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精准的补贴政策、明确的投资政策来提高可预见的市场需求规模,稳定企业预期。最后,鼓励地方梳理辖区内具有代表性的智能化和无人化制造企业并鼓励这些企业尽早恢复生产,为国内企业恢复生产提供信心。
吴垠:四川应着力发展应急产业,补短板、占高地、优布局。应急产业是为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等提供专用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具有覆盖面广、产业链长、涵盖领域多等特点,建议把四川的应急产业同精密制造、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有机农业等产业进行协同,凸显“平时制造、战时应急、占据高端、铸链成网”的特点。例如,四川要借力疫情防控,占据应急救援处置、应急技术研发、应急装备制造、检测与预警、应急抢险服务等许多领域产业发展的高地,形成四川的应急产业标准、体系、自主创新能力、核心技术突破、关键装备研发、企业技术储备等任务。此外,建议把我省南、北、西方向的产业重镇、康养重镇作为重启四川产业生产、优化产业布局的重点。
记者:长远来看,产业链应该如何提档升级?
蔡之兵:第一,国家政策制定部门、工信部门、科技部门、研究机构、一线企业应该组成强大的专业团队,尽快全盘梳理国内产业链的短板并制定出包括发展方向、技术难度、前序产业、要素要求、承担主体、支撑资金等内容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补链计划,尽快消除影响产业链安全的漏洞。
第二,加快构建上下一体,数据可信的全国实体产业企业信息系统。目前我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仅包括地级市层面的宏观经济数据,不仅缺乏企业结构这一微观经济主体信息,也缺乏县区级别区域的经济产业信息。为了保障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和提高宏观调控的精准性,应该由统计部门牵头构建半年度或者年度更新的包含微观经济主体结构和县级行政区经济信息的数据系统,确保决策层能够准确掌握外部风险所带来的具体冲击结构和程度,为宏观政策的精准出台奠定基础。
第三,鼓励有条件的省份按照金字塔型区域经济格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第四,鼓励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向虚拟集聚方向转型。这不仅能有效避免由于人工成本上涨或劳动力数量异常变化而导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实现市场需求、技术研发、制造生产等环节的无缝对接,最大程度提升实体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效率。
许彦:随着国内外比较优势的转变,四川部分成本导向的产业链竞争力正不断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组装类产业外迁正在加大,抗风险能力也较低。这对四川加快产业链升级步伐提出了新要求。
四川推进产业链向中高端发展,增强经济效率,一是进一步加强产业链国内外协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相继提出,四川迎来了国内外产业链协作的重大机遇期。抓住机遇就是要依托于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重点区域,加快推进四川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建设,加快构建通道经济枢纽节点,不断提升产业链协作水平,吸引国内外产业链龙头企业入川。二是加大新经济领域产业链的培养和支持力度。疫情发生后,四川新经济领域企业在分析疫情数据、调控物资需求与供给、疫情控制、医疗支持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既体现了四川新经济领域产业的蓬勃发展,又体现了新兴产业链的强大发展前景。加快发展5G应用、区域链、智能+等新兴产业链,推动优势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是提升四川产业链经济效率、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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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华0Thu, 27 Feb 2020 02:13:00 GMTThu, 27 Feb 2020 10:08:00 GMT
<![CDATA[习近平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101003/56752.aspx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各级党委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统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把农业基础打得更牢,把“三农”领域短板补得更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习近平强调,当前,要在严格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全力组织春耕生产,确保不误农时,保障夏粮丰收。要加大粮食生产政策支持力度,保障种粮基本收益,保持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稳定,主产区要努力发挥优势,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自给率,共同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化等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并加快推广使用,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要做好重大病虫害和动物疫病的防控,保障农业安全。要加快发展生猪生产,切实解决面临的困难,确保实现恢复生产目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春耕在即,农时紧迫。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紧抓实抓细春季农业生产。加强春耕备耕和越冬作物田间管理,推动农资企业加快复工复产,打通农资供应、农机作业、农民下田等堵点。落实和完善相关政策,稳定粮食播种面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恢复双季稻,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抓好蔬菜、畜禽等生产,畅通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加快生猪补栏扩能,把加大扶持养殖场户的政策落到位。加强重大动物疫病和病虫害防治。统筹抓好脱贫攻坚、农民就业增收、农田水利建设等工作,确保农业生产平稳发展,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25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统筹抓好农村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秩序,抓紧解决制约春耕生产的突出问题,稳定春播面积,确保夏粮生产首战告捷。要清醒认识粮食生产存在的风险隐患,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生产设施现代化建设,推进科技进步,强化生产支持保护。加快恢复生猪生产,保障猪肉市场供应。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三农”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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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琳0Wed, 26 Feb 2020 02:36:00 GMTWed, 26 Feb 2020 10:30:00 GMT
<![CDATA[民法典绿色原则: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展开]]>/109000/56742.aspx“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无不浸润着时代特征的价值理念。此种价值理念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体现于民事立法中配套的制度规则。民法典编纂的一个重大使命即为实现民法的现代化,彰显21世纪的时代特征。所谓民法典的时代特征,是指民法典的理念、规则、制度,应反映时代需求,体现时代精神,表现出法律与时俱进的品性。①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法律,实质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在资源环境日趋恶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民法总则》积极因应社会需求,于第9条处开创性地规定了绿色原则。不难发现,绿色原则析出有丰富的立法考量,在以伦理为指导、以政治为推动、以社会为基础的背景下明揭于法典。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须经解释方得适用。面对这一新兴的基本原则,我们不无疑问。绿色原则与公序良俗、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何种关系?该原则是否影响民法典分编立法?该原则在民法典分编中如何展开?本文正是基于对上述疑窦的回答来渐次呈现绿色原则的清晰轮廓,以求教方家。

一、绿色原则:何以成为基本原则

就何谓民法的基本原则,学者基于不同的观察视域和认识能力进行了不同的明晰与界定。佟柔先生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我国民法的出发点和依据。②梁慧星教授从基本原则的功能出发,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的指导方针,是一切民事主体均应遵循的行为准则,是解释民事法律法规的依据,是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③李开国教授认为,民法基本原则是体现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根本要求,贯穿民事立法、司法、守法始终,具有普遍适用效力和衡平作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是民法精神实质之所在。④龙卫球教授从民法思想理念的演替出发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民法中最高层次的价值准则,是全部民法的主导性思想所在,承载着民法基本价值的内在品格,具有稳定性与历史性。在技术上隐含于法律规定之中,本身不具有直接适用性,须具体化为可适用的法律规定才能贯彻。⑤尹田教授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宪法或基本法设定的总体价值观念的指导下,以实现民法既定任务和特定功能为目的的基本法律思想,是指导民法各项具体制度的法律价值坐标。⑥赵万一教授认为,民法基本原则是指能够彰显民法的独特法律价值,承担民法特有的历史使命,并对民事活动起指导作用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原则。⑦徐国栋教授从立法-司法机关关系出发认为,民法基本原则是其效力贯穿民法始终的民法根本规则,是对立法者在民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⑧于飞教授从司法适用出发认为,民法基本原则包括“一般法律思想”与“概括条款”,仅具有“概括条款”性质的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裁判功能。⑨随着《民法总则》第132条、第153条第二款的颁行,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民法的根本价值理念,在司法实践中仅具有填补漏洞和解释法律的功能。⑩侯佳儒教授从民法体系和民法学体系的架构出发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民法之“意思自治原理”的逻辑演绎,是民法体系、民法学体系的架构原则。(11)

就上述学者观点而言,虽有歧见,但更显共识:其一,民法基本原则主要彰显社会的价值理念。其二,民法基本原则为民法所特有,且各基本原则相互依存。其三,民法基本原则贯穿民法始终。本文基于“求同存异”的研究态度,拟对本文中心问题进行讨论。

(一)绿色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之辨

在《民法总则》编纂过程中,许多学者反对将绿色原则上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一个重要的理由是绿色原则能为公序良俗原则所覆盖。详言之,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利益,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立法目标能够通过公序良俗原则加以实现。(12)对于该观点,笔者不以为然。具体而言,公序良俗可拆分为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两个部分。善良风俗表达的是社会的一般道德规范,其并不包括所有的社会道德,而只是将维系社会存在发展的最低伦理标准纳入其中。(13)质言之,善良风俗主要谈及的是人之为人的问题,其具体范畴仅指关涉人类本性的根本性道德要求。而绿色原则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讲求的是可持续发展,其调整范围已从人与人之间延伸至人与自然之间。是故,绿色原则难以纳入善良风俗范畴。那么,绿色原则能否为公共秩序所涵射呢?根据现有通说,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的一般利益,此种一般利益存在于现行法之外,体现于法律的一般精神和价值体系之中。(14)从逻辑内涵观察,貌似公共秩序能够涵括绿色原则,但从法律适用的效果与司法适用的态度观察,我们发现公共秩序与绿色原则实为“貌合神离”。申言之,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无效,但违背绿色原则的法律行为并非必然无效,其法律后果亦可是法律行为有效但需承担违约责任抑或侵权责任。此外,基于民法的私法属性,民法最忌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为名任意干涉个人权利和自治空间。(15)以至于司法实践对公共秩序的适用秉持着谦抑原则,在谦抑的背景下,公序良俗难以达至环境保护的目的。最后,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维度观察,公共秩序主要体现的是“代内公平”,然绿色原则除彰显“代内公平”理念,更多的是宣示极具伦理价值导向的“代际公平”理念,这是公共秩序难以完成的使命。(16)因之,公序良俗原则不能覆盖绿色原则,二者具有不同指代对象。

(二)绿色原则与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之辨

所谓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指存有加害他人目的之权利行使被看作是违法的,不让该项权利的行使发生原本应有的私法上的法律效果。(17)通说认为,权利不得滥用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权利滥用禁止系违反诚信原则之效果。(18)二者只是观察的视角不同,前者为权利行使的反面规定,后者为权利行使的正面规定。(19)作为对民事权利进行限制的一般条款,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反映了人类生存及人类可持续发展之根本利益高于个人自由的现代民法思想。(20)因之,从利益衡平与追求安全价值的目标来看,当环境问题导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将环境保护纳入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系最佳选择。(21)基于上述逻辑,绿色原则似乎无单独存在的必要,其价值理念完全可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所替代。但结合《民法总则》第132条之规定,其是否为民法基本原则,现都存在疑窦,因之,该观点不攻自破。权利不得滥用的具体内容规定于《民法总则》第132条处,要求“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不难发现,该规定并未置于《民法总则》第一章,其基本原则地位受到质疑。其次,其处于“民事权利”章节之下,反映其功能主要侧重于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因之,即使权利不得滥用为民法基本原则,且其能够调控规制民事主体的破坏环境行为,其发生的作用域亦仅限于“权利行使”部分,不能规制“法律行为效力”部分,这是相较于绿色原则的一个短板。此外,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与绿色原则的本质虽均为“勿害他人”,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言及的“他人”仅指“人”的范畴,而后者的“人”实为“人与自然”。因此,绿色原则有单独存在的必要性,其价值理念不能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所涵射。

(三)延伸:民法各基本原则同质抑或异质

民法的基本原则既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又区别于下位法的基本原则。那么,是否代表民法各基本原则相互独立,具有异质性?就民法各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学界少有论述。林诚二先生从原则的层次位阶出发,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乃一切民事法律规范之最高指导原则,其他民法基本原则均是该“帝王条款”的展开。(22)王轶教授从各基本原则的概念出发,认为民法各基本原则相互依存、补充。(23)侯佳儒教授从法解释学角度分析,认为民法各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实为基于“意思自治原理”的展开和具体化。(24)董学立教授从民法理念的具体形态出发,认为民法各基本原则均反映不同的民法理念,各基本原则共同外显民法的“内在价值”。(25)是故,从现有研究来看,民法各基本原则之间并非具有异质性。笔者对此深表赞同。从存在价值来看,似乎各基本原则的价值指向须为异质,否则不具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但从法典的形式逻辑理性观察,每一个法律价值判断都是使价值体系走向现实的手段,同时又是可使价值体系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走向新的统一的要素。所以法律价值判断必须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联系并成为统一法律秩序的一部分。(26)质言之,民法各基本原则在内容上虽具有上面提及的异质之处,但其异质之处更多的是着眼点不一致,在意义功能上均是为外显民法精神,宣誓伦理价值。绿色原则对私权虽有限制,对传统民法基本原则虽有挑战,但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人们的主观意识亦随之变化。在这种矛盾和变化的社会环境下,价值体系总是在趋向着统一。(27)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8)将绿色原则纳入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典之中,非但不是限制私权,反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私权,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从而通过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目标。综上,绿色原则与其他民法基本原则并非矛盾对抗,而是相互依存补充。

此外,确定基本原则的依据应以需要为导向。民法基本原则必须能够满足中国社会需要,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求。(29)在环境生态污染严重的现实背景下,绿色原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功能。


二、绿色原则:为何必须具体化

(一)法的安定性——以拉德布鲁赫公式为中心

拉德布鲁赫公式的主要内容阐述于《法律的不法与超越法律的法》一文之中,其核心要义是法应满足安定性、正义、合目的性三个要素,其中法的安定性居于首位。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应是安定的,它不应此时此地这样,彼时彼地又那样被解释和应用,这同时也是一项正义的要求。(30)在1946年,他就劝告司法机关必须以对法的安定性尽可能少的损害来致力实现正义的要求。(31)质言之,法的安定性(32)是实现一国统治秩序的必备条件。就法的安定性而言,其涵括法的可预测性与可接受性两个要素。具体而言,可预测性意味着法律规范并非晦暗不明而是清晰明确,能够为人们有效地计划和安排自己生活提供行为指南,并且,该法律规范应尽可能少地给予做法律决定的人以自由裁量权,以避免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武断和恣意。概言之,可预见性意味着一切人可以评估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可以预期其行为的法律意义。(33)至于可接受性,意味着法律规范与法律决定能够为人们所认同。(34)

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属于一般条款(Generalklauseln),该条款是以非常一般性的方式表述的思想内容,这些思想内容被赋予原则性意义,属于判断标准,欲达立法目的,其内容还需要加以填补。(35)相较于法律规则,其并不对权利义务各方的行为模式和保证手段的内容和要件做十分确定的、详尽无遗的规定,而是运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不确定概念(36),授予司法机关结合具体的事实状态自由裁量解决问题的权力。(37)在《民法总则》编纂过程中,赵万一教授就以绿色原则无法得到法律强制和法律救济,且无法通过具体民法制度加以细化和表达为由,反对将绿色原则纳入民法基本原则行列。(38)因之,欲使绿色原则满足法的安定性,内涵外延臻于明确,立法目的得以实现,绿色原则应予具体化。

(二)法的现实化——从考夫曼法律秩序阶层构造出发

所谓法的现实化,就是法从“可能的状态”变为“现实的状态”。(39)阿图尔·考夫曼认为,法律秩序阶层亦即法律现实化过程可界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为抽象的—普遍的、超实证的及超历史的法律原则。阶段二为具体化的—普遍的、形式的—实证的、非超历史的,但对一个或多或少长久的时期有效的制定法。阶段三为具体的、实质的—实证的、有历史的法。质言之,法律现实化过程即为从法律原则到法律规则,再到法律判决。对于法律现实化过程,其进一步提出两个重要命题:(1)在这一过程中,每一阶段均不可或缺。(2)无任何一个阶段可从下一个较高的阶段单纯演绎而来。(40)根据该学说理论,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在法律体系中所处的层面不同,前者处于第一层面,表达了特定法律体系的根本理念,后者处于第二层面,是前者的现实化或具体化或详细化。(41)

结合本文主题,绿色原则在民法的生态化过程中之必要性毋庸置疑。但正如恩斯特·拉贝尔所言,“没有附带判决的法律,犹如没有肌肉的骨架”。为避免绿色原则沦为“骨架”,宜对其进行具体化处理。根据现有学说,基本原则的具体化方案有二:一是从司法判例出发,使同类相聚,一类判例针对一类现实中的问题,具体地分析此类型的要件、法律效果及判断基准,制定相应裁判指引,从而为法官提供具操作性的帮助。(42)二是从立法出发,以绿色原则为立法准则,在民法典分编中予以展开,对民法规则予以生态化处理,形成与之契合的法律规则。不难发现,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完成的主体不同。方案一由司法机关完成,方案二由立法机关完成。就我国司法现状而言,绿色原则为新近颁行的《民法总则》之创新性规定,以绿色原则为裁判规范的司法判例并不丰富,甚或该原则究竟能否成为裁判规范亦受到质疑。(43)因此,从司法判例出发,对绿色原则予以具体化的方案并非明智之选。是故,绿色原则的具体化路径就落在民法典分编的“肩上”。需要指出的是,绿色原则具体规则谱系的重心究经是否回归至环境法抑或是编纂至民法典分编,其落实路径不无争议。管见以为,面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情势危机的现实背景下,与其希冀环境法予以规制,不如把握当前编纂民法典的契机,将绿色原则的具体规则谱系嵌入民法各编之中。此外,环顾各国民法典制定的时代特征,均有其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旨在建构法国大革命推翻“旧政权”后的法律秩序,以贯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乃在实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法律的目标。(44)作为21世纪民法典的代表之作,我国民法典乃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45)因之,将绿色原则在民法分编中以法律规则的形式展开,是绿色原则从理念到规则的现实化要求。

综上所述,法律原则并不是一种非常一般的规则,毋宁其无例外地须被具体化,此工作首先应由立法者来承担。(46)绿色原则应在民法各分编中以法律规则的形式渐次呈现。

三、绿色原则:如何在民法典分编中展开

(一)物权制度的绿化

1.完善相邻关系制度

所谓相邻关系,系指相邻不动产的权利人之间,因行使不动产权利而需要相邻各方给以便利和接受限制,法律为调和此种冲突以谋求相邻各方之间的共同利益而直接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47)概言之,为达至物尽其用、便利生产、共荣共存,不动产相邻各方应负有必要的容忍义务。考察该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域中的历史演替,可回溯至《民法通则》第83条,相较于《民法通则》之规定,《物权法》虽以专章的形式对相邻关系的处理规则予以延伸和扩充,但其仍未突破传统民法的羁束。(48)申言之,现行法域下的相邻关系仍以不动产的毗邻为前提而存在,其权衡的对象主要是经济利益与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并未考虑人们对美好生存环境的向往,换言之,该制度并未考量“不可量物”(49)排放所形成的“天涯若比邻”的特殊相邻关系。(50)举例示之,基于环境的生物性、地理的整体性、生态的连锁性,很难否定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与我国山东沿海地区之间的相邻关系。是故,为实现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均衡保护,赋予相邻各方以污染妨害排除请求权,我国宜在相邻关系制度中嵌入环境保护相邻权。所谓环境保护相邻权,是指基于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而发生的一定范围内的相邻关系,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具体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相应义务。在该项权利下,环境保护相邻各方,可以基于环境上的整体性,通过实现邻地损害防免权,达至环境上的共益性。需要指出的是,《物权法》第90条虽有关涉“不可量物”排放的规定,但其并非环境保护相邻权。质言之,其相邻范围仍固守于不动产相邻各方之间,其核心仍是强调物尽其用而忽视节制和保护。(51)因之,在绿色原则的指引下,宜对我国现有相邻关系制度予以完善,实现物尽其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共彰,规定环境保护相邻权。

2.建构公众共用物制度

就公众共用物制度,主要为环境法学者关注,但在民法生态化的语境下,民法对该制度不应置若罔闻。所谓公众共用物(the commons),是指不特定多数人(即公众)可以自由、直接、非排他性享用的东西。换言之,“公众共用物”就是每一个民事主体不经其他人(包括政府、组织、单位和个人)批准或许可,也不需要额外支付相应费用(即向他人交付专门使用费),而可以自由地、直接地、非排他性使用的客观存在物。(52)对于公众共用物的合理开发,能够为人们的发展需要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但利之所存弊之所在,基于公众共用物共享性、非排他性的特点,人们对其毫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致使“公地悲剧”的出现,环境污染即为这一“悲剧”的典型样态。因之,为避免“公众共用物悲剧”(53)的出现,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宜效仿法国民法典,对公众共用物制度予以构建。(54)详言之,应将公众共用物纳入物权客体,对物权的排他性规定予以但书处理,并将公众共用物的“生态价值”纳至物的价值属性,以弥合公众共用物与传统物权客体之间的差异。就公众共用物的具体样态,物权编宜采列举+兜底的立法体例,对其所有权予以详细规定,如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主体确定为国家,国家基于可持续发展予以科学配置。此外,将公众共用物的使用权纳入用益物权体系,实现物尽其用与生态保护“帕累托最优”。最后,生态环境本就存在自净能力,基于环境容量(55)的可交易性,物权编宜将环境容量使用权(排污权)(56)纳入物权范畴,赋予其可交易性、用益性、可担保性,从而为排污权交易合同提供制度补给。至此,授予环境容量使用权以物权性质,不仅能够鼓励各民事主体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使保护环境由负担转向权益,还可以令环境保护走向市场化道路,使得人们享受环保带来的红利。综上,物权的生态化升级宜考虑公众共用物制度,并规定环境容量使用权。

(二)合同制度的淳化

1.排污权交易合同有名化

区别于传统的行政管控手段,排污权交易是指环境容量使用权交易,是环境保护走向市场的一种体现,实质是一种环境保护的私法措施。(57)市场是最好的“调节器”,对排污权交易的法律肯认,可以刺激环境保护由被动转向主动、由负担转向增益。需要言明的是,排污权交易合同并非指交易方可通过合同约定任意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或污染环境。为避免排污权交易合同异化为一种转移生态破坏的媒介以及基于环境自净能力的有限性,排污权交易合同区别于一般的买卖合同,适宜的方案是对排污权交易合同进行有名化处理。回溯合同制度,在合同自由的原则下,合同类型本就是一个从无名合同到有名合同的演替过程。(58)其次,排污权系民事主体经排污许可获得的一项权利,排污许可本质上是政府的管制行为,因此许可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财产内容,它不是民法上的财产,但许可本身为被许可人创造了一种“事实上的财产权”,其本质是排污行政许可部门授予私主体使用环境容量的法律利益。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法律化就是将许可利益的转让在法律上予以确认。(59)因之,排污权交易合同基于合同目的以及合同标的物的特殊性,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出卖人宜有特殊限制,此外,合同的生效时间亦应特殊规制。详言之,排污权交易合同的出卖人应取得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排污许可证(60),否则其实为“无权处分人”,该合同法律效力待定,在其取得排污许可证之际,该合同自动溯及有效。另外,为有效监管环境生态保护,确保排污许可证的持有者严格按照许可证核定的污染物种类、控制指标和规定的方式排放污染物,(61)充分运用“看得见与看不见这两只手”,排污权交易合同的生效宜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以避免排污权交易合同沦为规避环境监管的手段。综上,基于排污权交易合同对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效应以及排污权交易合同自身的特殊性,民法典编纂之际,在合同编中宜对其有名化,单独作为一种有名合同对待。

2.将环境保护义务纳入附随义务体系

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少是永久不变的。(62)对待环境问题,债法亦然。正如黄越钦先生所言,债之关系并不以引起标的之某种契约上或法律上之给付目的为已足……而是把当事人置于法律连带之特别关系中,使得当事人在大多数的情况对他方当事人之人格与财产可发生很大影响。(63)换言之,债之关系上的义务群,乃债法的核心问题。现代债法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债之关系上义务群的形成与发展。(64)这一契约法理论的新发展,其根源在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规则上的渗透,发展的典型成果是契约附随义务的确认。所谓契约附随义务,是指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使当事人应当负担的以保护他人之人身和财产利益为目的的通知、保密、保护等义务。(65)就现行法考察,附随义务最明确的规定,当数《合同法》第60条第2款,即“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66)但囿于固有理念,传统的契约附随义务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以及“他人”的文本语义,居于附随义务之基础类型的保护义务仅在于强调对他人财产和人身义务的保护,很难关注到对生态环境本身的附随保护。(67)因此,在绿色原则已确定为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的背景下,宜将附随义务的法理基础从单纯的诚实信用原则推演至诚实信用原则与绿色原则。在绿色原则的浸润下,契约当事人不仅应保护当事人固有利益,还应对生态环境予以附随保护。质言之,在契约交易过程中,不应以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亦不应忽视对环境带来的负外部性。甚或遇契约当事人违反保护生态环境的附随义务,至严重生态环境损害之际,则可成立解除契约权。(68)是故,为因应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宜将环境生态保护纳入附随义务体系。

(三)侵权制度的生态化

1.将环境权纳入民事权益范畴

所谓环境权,即自然人享有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具体体现为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宁静权、日照权、通风权等基本环境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索赔权、诉讼权、自卫权等派生环境权。对环境权的民法规制,有利于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构建原权利。(69)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民法总则》第110条并未对该项权利予以明确规定。(70)反对的主要理由为环境权属一项基本权利,不属于私权范畴,不宜由民法予以规制。笔者以为,根据权利分类理论,公权、私权与基本权利并非存于同一标准语境之下。不应因环境权具有基本权利属性,就将其斥于民法之外。具体而言,公私权利划分是以调整的法律关系为界分标准的;基本权利是相较于普通权利而言的,其界分是以权利内容的重要程度为依据。(71)因此,环境权系一项基本权利并不能否定环境权的私权品性。以生命权为例,其基本权利属性毋庸置疑,但并不否认其遁入民法的可行性。故此,以环境权为基本权利来否认该项权利进入民法规范,实难令人信服。此外,在各部门法中,民法承担了最主要的实施宪法的任务。(72)在某种层面上可认为市民社会的民事权利是宪法权利在民法中的具体化。(73)即使环境权为一项基本权利甚或宪法权利,亦不能否定环境权的民事权利进路。再次,予环境权以私法化,能够激励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当前,法律、管理、科技等领域提出的治理环境方略层出不穷,立法机关以及各级政府颁行的法规、政策频频出台,但为何环境污染状况愈演愈烈,很大程度是忽视了公众的参与。“权利的名分是原告获得请求权基础的最可靠证明”,将环境权作为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具体展开,能够形成一种自发自觉的监督、控告制度。(74)反之,没有环境权,绿色原则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将被釜底抽薪,沦为无源之水或空中楼阁。申言之,基于我国并未实现宪法的司法化,环境权入宪的本质仍仅是对保护环境的价值理念予以强调,并不能从司法层面予以推进。此外,《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诉讼主体的资格仍有较大限制,在民法典中将环境权予以确认,犹如授民众以“武器”,能够充分唤醒个人对环境保护的维权意识,从而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综上,为实现法典的形式逻辑体系性,为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与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提供原权,宜将环境权纳入侵权责任编。

2.创设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建构与否,现已成为生态文明体制形成与否的重要标志。就语义层面观之,生态损害与环境损害相对应。前者侧重关注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本身产生的负外部性,而后者更多地注重人类的行为经由环境要素的传导而对人身和财产造成的负面影响。(75)就环境损害制度而言,《侵权责任法》第八章予以了明确规定,即环境污染责任。但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固有价值束缚,人们往往忽视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检索我国现行法,《环境保护法》第64条虽以引致条款的形式规定“生态损害责任依照《侵权责任法》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但戏剧性的是我国《侵权责任法》对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并无明确规定,因之,在我国现行法域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实为立法空白。(76)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要素的生态价值之于人类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与生态价值。因之,在绿色原则的灌注下,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应从现有司法案例汲取司法经验,建构契合我国实践需要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具体而言,生态损害行为并不直接侵害民事主体的人身与财产权益,而是对生态系统本身造成损害,基于生态系统的公共物品属性,该损害后果的本质体现为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侵害。(77)因之,该类损害应配套相应的公益诉讼制度。其次,生态系统的损害,其治理和修复费用较高,为避免侵权行为人因赔偿损失而陷于破产,侵权责任法应配套相应的责任承担方式——修复生态环境。(78)最后,为避免资金不到位,致使生态环境长期处于恶化状态,得不到有效修复,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宜构建生态损害赔偿金垫付制度。

道使之而成,物谓之而然。(79)绿色原则遁入民法虽有争议,但在“后民法总则”时代,应更多地从解释论出发对该原则予以解读。此外,民法各基本原则虽非异质,彼此间相互补充、依存,但绿色原则并非对公序良俗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重复表述,而是各有其关注的重点。最后,从拉德布鲁赫公式以及考夫曼法律秩序构造阶层理论考察,为实现法的安定性以及法的现实化,避免绿色原则沦为没有裁判的“骨骼”,在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过程中,宜以绿色原则为立法准则,将生态化理念灌注至相应法律制度。就物权编而言,宜完善我国相邻关系制度,扩大相邻范围,将环境保护相邻权嵌入该制度。另外,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宜在物权编构建“公众共用物”制度,将环境容量使用权纳入物权体系。就合同编而言,基于排污权交易合同当事人与合同生效时间的特殊性,以及为刺激环境保护由被动转向主动、由负担转向增益,宜将排污权交易合同有名化为一类单独的合同类型。考虑到传统契约附随义务理论基础仅限于诚实信用原则,未觉察到环境保护的必要,在绿色原则演替为民法基本原则之际,宜将该原则纳入附随义务体系,令契约当事人承担保护环境的附随义务。就侵权责任编而言,基于生态系统本身的美学价值与生态价值,宜构建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并且,为给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提供制度补给,彰显法典的形式逻辑体系性,宜将环境权纳入民事权益范畴。综括上述,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宜将绿色原则在民法典分编中具体展开,实现民法典的生态化,从而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侯国跃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玖林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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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国跃 刘玖林0Tue, 25 Feb 2020 08:56:00 GMTTue, 25 Feb 2020 16:51:00 GMT
<![CDATA[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及其改革]]>/109009/56734.aspx问题的提出

石油和天然气是中东地区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国家财富。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在中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中东产油国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产业、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模式。中东国家凭借丰富的油气资源,不仅成为国际能源市场的重要力量,而且成为国际能源权力的中心。产油国的油气生产、供应、油价政策,甚至能源投资、贸易、金融政策,长期并深刻影响着国际能源供求和能源安全,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为此国内外学者做了很多研究,积累了大量文献资料。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学界有关中东国家能源消费与需求政策,特别是能源补贴政策的分析研究仍然比较少,具有进一步挖掘和深化的空间。

实际上,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东地区的油气消费增长迅速,目前正在发展为世界上主要的能源消费地区。“可以确定的是,海湾正在从全球能源市场的主要供应中心,变成一个主要的能源需求增长市场”。像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样,中东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源于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特别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其产业结构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关系更大,尤其与国家的能源消费政策密切相关。海湾国家以丰富的油气资源为基础,不断发展石油化工、化肥、钢铁、电解铝、电力、道路基础设施等产业,这些产业无一不是巨大的能源消费产业,能源强度高,导致了内部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中东产油国不仅拥有世界上生产成本最低的碳氢化合物资源,而且内部的能源消费价格也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长期实行低价能源消费政策的结果是进一步刺激和鼓励了国内的能源消费,低廉的能源价格对中东国家的能源消费和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东国家能源消费政策的另一重要特征是能源补贴。数十年来,能源补贴或能源的补贴化(the subsidization of energy)一直是中东国家经济社会政策取向的普遍特征。电力、油气价格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中东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东社会契约的重要内容。尽管能源补贴政策鼓励了能源消费,刺激了内部电力、交通运输和商业的能源需求,有利于国家的工业化集中于能源密集型产业,但能源补贴扰乱了市场信号,造成了浪费和能源的过度消费,导致低效率的稀缺资源分配,阻碍了节能投资和节能行为以及替代能源的发展,降低了国家下游生产的竞争价格优势,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事实表明,低廉和补贴的能源消费政策越来越难以持续。2014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石油供过于求、油价低迷,沉重打击了中东产油国对石油租金的过度依赖,经济改革和财政改革成为中东国家的当务之急。减少、降低能源补贴,提高能源价格,加速经济多元化,改善政府收入和恢复财政平衡,成为经济和财政改革的主要目标。

本文拟对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政策、能源补贴的作用和影响,以及能源补贴改革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希望能为中国的中东问题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政策及其动因

过去数十年来,能源的补贴化——能源补贴及低价能源消费政策,在中东国家广泛存在,成为中东经济社会的普遍特征。中东国家不仅以国家垄断能源价格的形式实施能源补贴政策,而且补贴化的能源消费价格长期低于世界市场水平,致使中东国家的能源价格扭曲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一)中东国家能源补贴政策的实施

能源补贴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手段之一,被世界各国广泛运用。然而,全世界能源补贴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并且约50%的补贴用于石油产品,电力和天然气补贴程度相对较小。2013年,全球化石燃料补贴总额达到了5 500亿美元,是可再生能源的4倍。全球能源补贴最严重的地区在中东,中东能源补贴份额占世界能源补贴总额的比例高,数额大。从20世纪70年代始,中东国家陆续出台了能源补贴政策,并逐渐成为世界能源补贴力度最大的地区。国际能源机构(IEA)研究表明,中东地区有11个国家实施了明显的能源补贴政策,且全部属于世界能源补贴最高的前15个国家之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1年中东税前能源补贴达到2370亿美元,占全球能源补贴的48%、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6%、政府收入的22%。国际能源机构列出2010年全球能源补贴最高的10个国家,其中7个来自中东地区,科威特、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位居前列,四国2010年向各自居民收取的燃料和电力费用低于国际价格水平的1/3。国际油价飙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能源补贴的增长。2009~2011年,国际油价从60美元/桶涨至100多美元/桶,全球能源补贴金额也从3 000亿美元大幅增至4 800亿美元,中东地区每年的能源补贴超过2 10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2014年,中东的石油补贴占全球石油补贴总额的56.4%,电力补贴占全球电力补贴总额的45.4%,天然气补贴占全球天然气补贴总额的53.2%。平均补贴率最高的国家为伊朗(82%),最低为伊拉克(53.7%)。其中,伊朗燃料补贴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19.3%,为世界之最。

在巨额补贴的作用下,中东地区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明显的低价特征。总体来看,该地区的汽油价格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最高的时候也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0%左右。2010年,伊朗、沙特阿拉伯、利比亚、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国家的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升不到0.4美元,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甚至不到0.2美元,即便是苏丹、伊拉克、突尼斯、叙利亚、约旦、摩洛哥等国的零售价格较高,阿拉伯世界平均零售汽柴油也只有0.6美元。相比之下,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零售价格高达1.7美元,德、英、法、丹麦等国则接近2美元。2010年,中东地区有11个国家的汽油与柴油价格低于每升0.5美元,价格最低的伊朗则低于0.1美元;而同一时期中东地区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约为0.4美元。中国2010年的汽油与柴油价格分别为每升1.11美元和1.04美元,沙特阿拉伯的汽柴油价格仅为每升0.16美元和0.067美元。

从补贴的手段和方式上看,中东国家能源补贴主要有以下3种。第一,最常用的方式是在消费环节提供能源价格补贴,即通过减免各种能源消费税费的方式,使民众以极低的价格享受各种能源带来的便利和福利,包括各种品号的汽油、柴油和家用天然气等燃料以及电力等二次能源。补贴通常用于石油产品和电力,此类能源消费价格通常含有25%~95%不等的价格补贴。政府为此降低相关能源产品的销售价格,达到增加国民福利的目的。第二,除了针对民众的消费补贴,中东国家还对企业和耗能部门在生产环节予以补贴,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针对发电、海水淡化等高耗能产业的补贴。此种补贴方式可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大为降低,有利于企业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扩大利润空间。如黎巴嫩政府长期对国家电力公司(Electricite Du Liban,EDL)提供财政和补贴支持,是比较典型的案例。第三,采用现金补贴。中东国家能源补贴还有一种不太普遍的现金补贴方式,采取此类补贴方式的国家主要有伊朗、约旦、摩洛哥和也门,即向中低收入目标群体发放一定的现金补偿,以提高或补偿其能源购买力。此类补贴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行政成本相对较低,补贴的数量和规模便于控制,不会对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约旦等国政府在取消了针对燃料的价格补贴后,便通过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弥补燃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损失的方式,减轻或降低能源补贴改革带来的影响。

从补贴程度上看,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中东国家可划分为三大类,分别为非常高补贴国家、高补贴国家与高税收国家。其中,非常高补贴国家包括卡塔尔、科威特等11国,主要是海湾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拥有较为丰富的油气资源,政府掌握着巨大的油气出口收入,其能源补贴往往针对全体国民,数额也十分巨大。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进口食品提供大量政府补贴,70年代中期,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迫使沙特阿拉伯政府将财政补贴扩展到能源领域。凭借着丰厚的石油收入,沙特阿拉伯对全体国民提供高额能源补贴,提升人民福祉,增强本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伊朗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石油等能源产品实施补贴,初始目的是舒缓因两伊战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矛盾。随后,伊朗能源补贴力度逐渐加强,并成为世界上燃料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伊朗的汽油售价每升仅0.1美元,同期世界每升平均超过2美元。2014年,伊朗化石燃料补贴总额高达78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3%,同期沙特阿拉伯的化石燃料补贴为713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伊朗超过沙特阿拉伯,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燃料补贴最高的国家。2013年和 2015年,埃及能源补贴占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高达16%和10%。

高补贴国家包括也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与突尼斯六国。这类国家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较为贫乏,化石燃料无法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为落后。政府只能对部分耗能领域进行重点补贴。例如,也门的能源补贴主要集中在柴油领域,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水泵的运行成本,促进名为“卡特”的农作物种植业发展。2009年,在也门所有能源补贴中,柴油补贴占比69%。黎巴嫩的能源补贴主要集中在电力部门,21世纪初,政府每年对黎巴嫩国家电力公司投入的补贴资金约为10亿美元,从2012年起上升至20亿美元。约旦政府主要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发放燃油现金补贴,其2014年度补贴额为2.1亿约旦第纳尔。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在能源补贴领域是一个特例,该国油气资源贫乏,却是本地区工业化、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其产业以知识密集型为主。对于化石能源,该国不仅未给予补贴,反而收取高达60%以上的重税,致使该国的汽柴油价格为本地区最高。

(二)中东国家实施能源补贴政策的原因及其积极作用

能源补贴被视为一种合法的政策工具,在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体中得到广泛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经验表明,能源补贴可以以多种方式有利于产油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东国家能源补贴政策的初始目的是促进国内产业发展,保护低收入人群,具有社会安全保障和社会契约的重要意义。这是中东地区广泛存在能源补贴的重要原因。

第一,能源补贴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培育和壮大优势产业,促进经济增长。实施能源补贴政策,对培育中东国家的优势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是世界的主要油气产地。依据要素禀赋理论,中东国家必须充分利用优势油气资源提高产能,建立强大的油气工业,扩大油气出口和增加政府收入,带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最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2015年,电力和工业部门的能耗占中东能耗总量的72%以上,发电量中90%左右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发电。该地区的工业结构比较单一,大多数集中于油气和石化领域。能源密集型产业如水泥、化肥和化工,是中东能源消费政策重点补贴的产业。政府补贴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促使企业向消费者提供能负担得起的商品和服务,对于培养和壮大优势企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增加出口收入和政府收入、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有利于稳定商品市场价格,抑制通货膨胀。中东经济体长期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国际石油市场波动频繁,化石燃料贸易的国际市场价格起伏不定,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受国际大宗商品周期波动的影响。众多中东国家政府实施经济调控职能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能源和食品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此外,高燃料价格导致的产业成本增加也会引起消费成本上升,最终传导到消费者。因此,对能源消费政策进行调整,对国内能源价格实行政府垄断定价和能源补贴,降低能源价格,稳定市场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一直是中东国家的主要政策调控目标。

第三,有利于扩大能源获取,保护低收入群体。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21世纪初,全球大约还有16亿人口没有通电,20多亿人口仍然依赖木柴、木炭等传统燃料取暖和做饭。其中,阿拉伯国家大约有6 500万人口没有通电,另有超过6 000万的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电力供应严重不足,两者占阿拉伯国家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1.6%,包括占总人口29%以上的低于2美元/天的贫困人口,这些人口无法或很少获得现代能源。在也门等阿拉伯国家中,约1/5的人口依赖木材、粪便和农业废弃物等非商业燃料做饭和取暖;在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和叙利亚,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10%。2003年,北非国家和西亚阿拉伯国家仍然有5%和12%的人口在使用固态燃料,他们基本上与现代能源无缘。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木材的稀缺性使得木材消费平均水平低于世界54%,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木材使用率仅为5%,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却高达89%。中东实施能源补贴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就是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获得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液体燃料、液化石油气和电力等多种形式的能源消费。伴随着能源补贴政策的实施,中东地区的通电率大为改观,20世纪90年代,中东地区总人口约255亿人,整个地区通电率达到85.9%,大约还有3 600万人尚未通电。到2012年,该地区人口增至4.01亿,整个地区通电率升为96.2%,大约还有1 520万人口尚未通电。

中东国家实施以补贴为主的能源消费政策,具有全民优惠、普惠和分享资源财富的特点,同时对高成本燃料实施补贴,扩大能源普及率,对中低收入家庭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在社会安全网络不存在或存在不充分的情况下,从高燃料价格中保护低收入家庭被认为是能源补贴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有些中东国家政府针对燃料中最典型的柴油,向低收入家庭广泛提供直接补贴,也可以进行间接补贴,因为柴油在公共交通领域被广泛运用,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运输燃料,在农村地区也被农民大面积使用。有些国家向生产者提供经济补贴。补贴降低了能源生产成本,能源生产商向终端用户提供更低成本的能源消费商品,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的能源消费。此外,一些国家政府没有采取直接针对穷人的做法,而是采取国家垄断定价,使国内石油产品价格低于国际价格水平,而不管这些燃料是由穷人使用还是由富人使用。因此,“能源补贴是重要的,即使不是唯一,也是欠发达国家构建社会安全网的支柱,并且相较于卫生和教育等福利支出,能源补贴更加重要”。

第四,有利于履行社会契约,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油气资源丰富的海湾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属于自然财富,能源优惠、普惠和分享的思想被隐含地认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契约,政府提供低价燃料、水和电力是一种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低能源价格是统治者和公民之间社会契约的核心要素,是石油租金管理和分配的一种方式,这是租赁制国家的共有特征。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在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国家,人们普遍认为享受低价能源是与生俱来的权利,通过石油与天然气开发政府已经获得了巨额石油财富,因此政府应通过能源补贴的形式对国家财富进行再分配,使人民享受到石油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实惠。

第五,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或实现社会稳定。应该说,一些中东国家政府通过向油气生产商提供巨额补贴的方式降低国内能源价格,或直接或间接提供能源补贴,以达到减轻民众不满情绪、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目的。在石油租金管理问题上,中东国家实行能源补贴和低价政策,既有安抚人民的作用,又具有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目的。这种情形在2012年前后突尼斯、埃及发生社会政治动荡、社会不稳定波及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时,有关国家政府采取的政策,效果最为明显。长期以来,为了换取民众对王室政权的支持,海合会国家大都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高能源补贴政策。必须看到,即便中东国家对能源补贴进行了改革,但中东部分国家内部政治、社会和宗教矛盾仍然尖锐,政府不得不持续扩大福利支出,能源补贴改革缓慢进行,以继续赢得民众支持,维持社会和政权稳定。

总的来看,在中东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能源补贴一定程度上具有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社会保障和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从政策效用看,中东地区油气资源丰富,油气开采、生产成本低廉,中东国家利用自有资源优势实施能源补贴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油气产业及钢铁、水泥、建筑和采矿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油气产业发展成就显著,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履行社会契约、保护低收入群体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具有积极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对于长期动荡、政府更迭频繁的中东国家而言,政治稳定是重要目标,通过能源补贴实现的经济目标和社会保障目标,也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尽管如此,中东国家能源补贴的积极作用也不能被高估。

能源补贴政策实施中面临的问题

虽然能源补贴政策在降低能源价格、稳定物价方面起到了显著成效,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东国家能源补贴的经济社会成本越来越高,不利影响逐渐显现。特别是2014年国际能源市场石油供过于求、油价低迷以来,中东国家出口和政府收入锐减,财政支付平衡困难,能源补贴难以为继,能源补贴改革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一)能源补贴的经济成本及其不利影响

第一,能源补贴和低价能源政策鼓励和刺激了能源消费,导致了大量的能源浪费,降低了企业和社会节约能源的动力。统计资料表明,1980~2009年间,整个阿拉伯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翻了4番,年均增速为4.5%,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世界上能源消费高增速地区,并且,多数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速超过了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合会国家能源需求增长迅猛,年均增速超过了6%,能源消费自1980年以来翻了5番。1980年至2015年,中东国家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了5倍,年均增长率为5.4%,其中海合会国家增长率超过了6%,增速仅次于亚洲。能源消费的迅速上升正日益侵蚀着该地区的能源出口能力。其中,埃及、阿联酋和也门已分别成为石油、天然气和成品油的进口国。迅速增长的国内石油消费对沙特阿拉伯未来的出口潜力具有消极影响。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裁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国内石油消费继续快速增长,到2028年,其石油出口可能下降多达300万桶/日。英国智库研究专家认为,按照目前的石油需求增速,到2030年,沙特阿拉伯将不再是石油出口国,而可能变成一个净石油进口国。

过去30年来,世界各国的能源强度呈普遍下降趋势,受低价和补贴能源政策的影响,中东地区的能源强度却逆向发展,不降反升。进入21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的能源强度继续增长,人均能源强度进入了世界最高行列。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1980年以来的能源强度增长了3倍,沙特阿拉伯2012年人均石油与天然气消费量分别为每天15.6升和9.4立方米,分别为中国的13倍和32倍。目前,世界上能源强度最高的十个经济体中有8个来自于中东国家。40年前,中东人均能源消费不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水平的50%,海湾国家目前的人均能源消费却远远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人均能源消费居高位,巴林为近9 000公斤石油当量,卡塔尔为17 000公斤石油当量,能源强度之高乃世界之最。普遍的能源浪费现象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能源利用效率的迅速降低。

第二,巨额能源补贴成为国家的沉重财政负担,严重影响国家收支平衡和经济发展。能源补贴最明显的消极结果是政府不断累积和不断增长的财政支出负担,特别是进口能源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官方能源补贴账单从2005年的72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19亿美元,年均增速21%,相当于埃及的财政赤字总额。非洲开发银行估计,埃及直接和间接的能源补贴实际成本高达230亿美元,相当于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11.9%。也门2008年花费在能源补贴上的财政支出占政府支出的34%以上,超过了教育和卫生支出总和的1.5倍。2008年,叙利亚的能源补贴占政府支出的34%。2015年,科威特人均能源补贴为1 547美元,为世界最高的能源补贴国家之一。2014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关于能源补贴的报告,估计海合会国家每年用于燃料和电力补贴的金额高达1 600亿美元,相当于海合会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其中沙特阿拉伯补贴额约占了一半(参见图2)。同一时期,埃及的能源补贴开支达到了政府总开支的19.5%,也门也达到了政府总开支的约1/3。

在众多中东国家,能源补贴的财政负担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显然,能源价格和补贴政策的改革已经变得日趋迫切。随着2014年末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油气产品出口收入的下降使得中东国家难以维持现有的能源补贴制度。2014年、2015年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使沙特阿拉伯的主要收入来源大幅减少,致使利雅得遭受了2007年以来最严重的政府预算赤字,政府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和发行债券。沙特阿拉伯2014年出现了高达540亿里亚尔的财政赤字。2015年7月,沙特阿拉伯政府被迫在2007年后首次发行债券,从当地银行借款40亿美元,以弥补低油价导致的预算赤字。在油价低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中东产油国均面临着较大的平衡预算压力。

第三,长期补贴和低廉的能源政策有利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却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单一,妨碍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挤出效应”,不利于扩大和增加就业,不利于多元化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石油和天然气在中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油气产业一支独大的局面一直存在。中东产油国的油气收入占国家出口收入的比重,从经济相对多元化的阿联酋的33%,到高度出口导向的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88%,再到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97%,油气收入长期居高不下。碳氢化合物工业对政府收入的贡献更加突出,从阿尔及利亚的66%、也门的62%到多数海湾国家和利比亚80%~90%,绝大多数中东产油国的政府预算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严重依赖能源工业发展和油气收入。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经济中,长期以来,制造业创造的附加值一直相对较低,其比重远不及采掘业创造的附加值,即使在也门和叙利亚这样较小的产油国也不例外。叙利亚采掘业创造的产值比制造业的产值多6倍,一些海合会国家采掘业创造的产值比制造业多10倍,只有6个阿拉伯国家制造业创造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迄今为止,6个海合会国家以及利比亚和伊拉克,仍居世界上经济最不多元化的国家之列,也是最严重依赖碳氢化合物创造经济产值、出口、政府收入,甚至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国家。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以及石油化工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海合会国家,油气产业部门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但其雇佣的劳动力则不到5%。2010年,沙特阿拉伯矿业、石油和天然气产业雇佣的劳动力是74 212人,仅是私营部门全部劳动力的1%。也就是说,油气产业“可以创造好的工作,但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石油国家资源诅咒和结构性问题不得不面临的风险”。

(二)能源补贴的社会成本及其不利影响

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政策的社会成本和影响也不能低估。由于低收入群体能源消费较少,能源补贴实际上更多地保护了中高收入者的利益,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同时,各国补贴力度不一导致的能源价格差距也催生了能源走私犯罪;大量化石燃料的消费催生了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

第一,能源补贴社会安全网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其对社会的稳定意义也没有被充分证明,能源补贴的不均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虽然能源补贴一直被认为是保护低收入群体的重要社会保障手段,然而,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消费能源较多的大型企业与中高收入家庭往往会得到更多的能源补贴。相关研究表明,能源补贴也难以真正实现减贫和促进社会稳定,能源补贴的主要受益者是少数高收入阶层。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表明,阿拉伯世界最大的补贴获益者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收入者,大量的能源补贴流向了相对富裕的少数人口,而非大量的贫穷居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埃及、约旦、毛里塔尼亚等国中最穷的1/5人口只享受到了柴油补贴总额的大约1%~7%,而最富有的1/5人口则获得了42%~47%。

第二,能源补贴催生了大量能源走私犯罪。中东各国能源补贴水平不一,力度存在明显差异,燃油产品的价格区别较大。以2010年燃油价格为例,阿尔及利亚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是每升0.32美元与0.17美元,摩洛哥的汽油与柴油价格分别为每升1.23美元和0.88美元,突尼斯的汽油与柴油价格为0.94美元和0.82美元。各国间燃料价格的巨大差异为能源走私提供了利润空间。阿尔及利亚的燃油产品被大量走私到摩洛哥、突尼斯、马里等邻近国家。该国政府因汽油走私,每年损失将近20亿美元收入。2013年7月,时任阿尔及利亚能源部长优素福·优斯菲(Youcef Yousfi)曾称,每年约有15亿升燃油从阿尔及利亚走私到邻国。

第三,能源补贴也对地区的环境保护造成了不利影响,环境成本居高不下。中东低廉的化石燃料价格和能源补贴刺激了能源消费的增长,鼓励了能源浪费,抑制了节能,制约了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发展,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东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为1.36%,是世界平均水平0.20%的6倍多。时至今日,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世界最高水平,其中,卡塔尔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50吨,世界平均水平仅有4.6吨。预计到2020年,中东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占世界排放总量的10%。大量化石燃料的消费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目前科威特、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已经跻身于世界上最高污染国家的行列,其中,科威特城在2011年成为了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第十大城市。在绿色能源发展方面,化石能源的挤出效应也非常突出,虽然一些中东国家政府也曾出台过绿色能源发展计划,但到目前为止该地区各国能源需求的95%以上仍旧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只有埃及、摩洛哥、伊拉克和叙利亚建设了少量水电站,而太阳能发电的比例则不足1%。

能源补贴改革及其影响

如前所述,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既产生如期的一些积极成效,也存在很多问题。由于能源补贴政策难以为继,中东国家相继进行了缓慢改革。

(一)能源补贴改革的主要内容

逐步取消、减少或降低能源补贴,逐步提高能源价格,成为中东国家能源补贴改革的主要内容。其中,油气资源较为贫乏的摩洛哥、也门、约旦、突尼斯等国为补贴改革的先行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摩洛哥便迈出了燃料补贴改革的步伐。最初,摩洛哥政府决定对航空用油与部分能源密集型产业(如水泥和化肥)逐步削减其补贴力度。1995年,该国实施了第一次液体燃料价格改革。至2000年,摩洛哥成功地把补贴支出降低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7%。2006年,摩洛哥政府再次取消煤油补贴,并减少对包括汽油、柴油在内的部分石油产品的补贴,使汽油、柴油和煤油的税率分别上涨了9%、7%和8%。2012年,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该国政府进一步削减能源补贴,并在2013年对石油产品实行新的价格机制,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并轨。2014年后,摩洛哥政府彻底取消了对汽油、燃料油和柴油的补贴。至2015年1月,该国的能源补贴只剩液化石油气(LPG)一项。

伊朗、利比亚、埃及、伊拉克等国家的能源补贴改革起步较晚。伊朗的补贴改革较有代表性。2007年,德黑兰开始实施能源补贴改革,大幅度提高柴油和重燃料油的税率,柴油由每升58.6里亚尔(约合0.0063美元)涨至每升4 477里亚尔(约合0.484美元),重燃料油由每升30.8里亚尔涨至每升2803里亚尔(约合0.303美元)。伊朗政府还加强了燃料监管以缓解燃料的过度消费问题。2010年,伊朗议会通过了“补贴改革法案”,减少或取消对能源产品的补贴,计划在五年内分阶段削减补贴,最终使石油产品价格水平达到不低于波斯湾离岸价格的90%,天然气价格不低于出口平均价的75%。2010年,伊朗政府启动了新一轮补贴改革计划,试图在五年内将伊朗国内能源价格提高到国际价格的95%。同年12月,伊朗宣布了液态燃料的新价格体系,随后公布了天然气、电力和水的新税率,并允许增加出租车和公共交通的最高限价。2015年5月,伊朗政府决定取消燃料补贴,正式实施“燃油单一价格制度”。汽油价格随之从7 000里亚尔(约合24美分)/升提高到1万里亚尔(约合34美分)/升,柴油价格从2500里亚尔(约合8美分)/升增加到3 000里亚尔(约合9美分)/升。

石油资源最丰富的沙特阿拉伯凭借巨额的石油出口收入长期维持代价高昂的能源补贴制度。然而,在2014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冲击下,迫于油价下跌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沙特阿拉伯政府决定削减能源补贴,对能源补贴制度进行改革。利雅得研究了国内消费行为和需求,并借鉴25个国家的改革经验,推出了改革的指导原则。其中,家庭用户改革原则应在保护家庭最低能源消费需求的前提下鼓励减少消费,并将改革节约的资金用于与家庭密切相关的医疗保健、住房等领域。非家庭用户改革原则要求对能源实行逐步提价,让受影响行业能够逐步适应,同时将改革节约的资金优先用于新兴产业。交叉原则要求有关部门根据市场情况定期更新能源价格,并提高公共事业部门服务水平,保障改革政策的公开透明。

2015年沙特阿拉伯对能源和水的补贴占国家补贴总额的80%。2016年,利雅得对家庭和非家庭用户实施了第一阶段能源和水价改革,将家庭用户的汽油价格从原来的每升0.45~0.60里亚尔提至0.75~0.90里亚尔;非家庭用户的交通用柴油从每桶10.60美元提价至19.10美元,工业用柴油从每桶9.12美元提高至14.00美元;非家庭用户的天然气价格,从原来的每百万英热单位0.75美元涨价到1.25美元。在电价改革方面,沙特政府将家庭用户电力价格由每千瓦时0.05~0.26里亚尔微调至0.05~0.30里亚尔。通过上述补贴改革,沙特阿拉伯在能源领域的补贴开支减少了45%。

此外,沙特阿拉伯还制定了下一阶段的改革路线图。在第二阶段中,能源产品的价格将在2017~2020年中逐步继续提高。最终,国内能源产品的价格将以相关产品的出口价格为参考。相关部门也会根据国际市场走向对国内能源产品的售价进行定期修订。

(二)能源补贴改革产生的初步影响

在中东地区,海合会国家属于能源补贴最多、最高的地区。尽管提高能源价格、减少能源补贴的改革遇到了广泛反对,但海合会国家仍然把国内汽柴油价格逐步提高,最终目标是与国际油价接轨,电力价格也逐步提高。2015~2018年间,海合会国家的汽油价格每升平均由0.30美元提升至0.54美元,油价上涨了80%。中东能源价格改革降低了政府开支,取得了初步成效。2013年,摩洛哥的能源补贴改革成功地减少了政府财政赤字。2014年,价格指数机制的全面推行和补贴改革又使摩洛哥减少了近20%的补贴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至2015年,摩洛哥补贴支出降至140亿迪拉姆,而这一数字在2012年曾经高达550亿迪拉姆。伊朗2010年的补贴改革节约了近60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15%)的政府财政开支,同时,汽油价格上涨使伊朗国内汽油消费由6 600万升下降至5400万升,提升了伊朗成品油的出口能力,并产生了810亿里亚尔的额外收入。2016年,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补贴改革节约了270亿~290亿里亚尔的财政支出,同时将能源消费增长率从2015年上半年的3.5%降低至2016年上半年的1.7%。约旦通过改革也成功使补贴费用从200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降至2010年的0.4%。

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引起了普遍反对,不利影响也随之显现。从目前情况来看,削减能源补贴和提高能源价格,对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发展和国民生活造成了影响,涉及国家的宏观经济。改革降低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并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第一,能源补贴的减少、降低和能源价格提高对中东国家的宏观经济造成了冲击。能源补贴改革增加了社会的整体生产成本,对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等关键宏观经济指标均造成潜在影响。能源补贴改革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直接影响到严重依赖油气或电力产品的经济部门,如石化工业、运输业、钢铁工业等,对其他经济部门的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能源补贴的减少导致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生产成本增加,减少了产业的利润,削弱了产业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能源成本上升还可能导致企业融资困难,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中东地区的乙烯产能占世界产能比例的20%以上,该地区的乙烯、聚烯烃新建装置规模均为世界级水平。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卡塔尔、阿联酋等国以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石油为主要原料,建成了许多现代化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大力发展乙烯、甲醇和塑料等化工产业,制造化工原料、燃料和汽车燃料,以及石化企业原料或冶金工业燃料。此外,中东国家一些能耗巨大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水泥、建筑和采矿等部门也需消耗大量能源进行作业,伴随城市基础设施大力建设而发展的钢铁工业,其能耗需求还将不断上涨。沙特阿拉伯在2016年将非家庭用户的天然气价格,从原来的0.75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提高到1.25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将非家庭用户的交通用柴油价格,从原来的10.60美元/桶提高到19.10美元/桶,工业用柴油从9.12美元/桶提高至14.00美元/桶;将非家庭用户的“HFO380”燃油价格,从原来的2.08美元/桶涨到3.80美元/桶。阿曼于2013年初,将国内工业用天然气价格提高了一倍(为3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到2015年将天然气价格翻了一番。各国纷纷针对工业用天然气和工业用油进行提价,这部分成本直接增加到石化、钢铁等产业的生产成本中。面对刚性能源需求,提高能源价格无疑会大幅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沙特阿拉伯综合农业公司阿尔马莱(Almarai)声称,能源补贴改革导致的燃料和电力价格上涨使其在2016年增加了3亿里亚尔(约8 000万美元)成本。为了减少灌溉导致的能源和水利成本,沙特阿拉伯政府还计划在2019年淘汰掉目前种植的高耗水型绿色饲料作物(主要是紫花苜蓿),仅此一项,沙特阿拉伯农业部门2021年将多支付5300万美元的饲料进口费用。

第二,能源补贴的降低和能源价格上涨也对中东国家的物价和通胀造成不利影响。对于消费者来说,补贴的降低与能源价格的上涨相当于间接税的增加,难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造成实际收入与支付能力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回应生活成本的增加,民众很有可能会要求增加工资以弥补损失,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东国家对柴油、汽油、煤油等石油产品进行提价,民众或企业需支付更高价格获取所需能源。伊朗政府2015年5月启动实施“燃油单一价格制度”,将汽油价格从7 000里亚尔(约合24美分)/升提高到1万里亚尔(约合34美分)/升,柴油价格从2500里亚尔(约合8美分)/升增加到3 000里亚尔(约合9美分)/升。也门在2005年7月将柴油、汽油和煤油的价格提高144%,2010年汽油提价25%、柴油提价11%,2014年推出“价格回调”政策,大幅提高汽油、柴油价格。约旦从2005年开始逐步取消燃油补贴,到2008年2月取消了主要燃料产品补贴,普通汽油价格增长了33%,柴油和煤油增长了76%;从2014年开始按每年15%的增长率梯式增加银行和酒店等工商企业的电力价格。埃及逐步取消电力部门补贴,截至2016年7月,埃及工业部门的税率增加幅度为25%~40%。沙特对家庭用户的汽油和非家庭用户的交通用柴油、工业用柴油价格进行了调整。阿曼从2016年1月15日起,将优质汽油和普通汽油价格分别提高了33%、23%。此外,中东国家使用水、电与高能耗的海水淡化产业和发电产业密切相关,因此水电价格配套调整作为其能源补贴改革的重要部分。摩洛哥从2014年8月1日起提高水、电价格,水费提高6%、居民用电提高6%、工业用电提高4%。沙特在2016年推动能源价格改革之后,微调了电力价格和水价。卡塔尔政府2015年10月开始实施阶梯水价和阶梯电价,加大对浪费水电行为的处罚力度。巴林政府从2016年2月开始逐步淘汰对非巴林人的住宅部门电力补贴。高燃料价格导致的产业成本增加将最终传导到消费者身上,使消费成本上升,引起消费者的损失。因此,能源价格大幅波动将造成通胀上行,削弱经济获益。

第三,能源补贴的减少降低了民众生活质量,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影响社会稳定。单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中东地区的居民长时间将能源补贴视为政府向民众分享国家财富的一种福利待遇,是一种社会契约,如今取消或降低补贴已经引起国民的不满。能源补贴改革不可能不对民众的实际收入和家庭福利造成影响。一方面,随着能源产品价格的上涨,民众将被迫在燃料与电力方面支付更高的价格;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成本的整体性上升与通货膨胀,诸如食品、日用品等消费品的价格也将提高。在此过程中,低收入群体将受到更大的影响。这可能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为社会动荡埋下伏笔。也门政府削减燃料补贴的改革就遭遇过民众的激烈反对。2005年7月,也门政府宣布削减燃油补贴后,该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冲突导致20多人丧生,300多人受伤。2014年7月,也门政府再次宣布燃油提价后,该国首都萨那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在没有征询民众意见的情况下突然提高燃油价格。此次游行示威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底,引发了政坛动荡。2011年1月,约旦政府公布将电价平均提价约9%的能源补贴改革方案后,国内民众和工商界立即表达了不满,并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同年3月,约旦政府被迫中止实施提升电价计划,将电价恢复到调价前水平。此外,伊拉克、巴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的民众也均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由此引发的商品价格升高,多次进行抗议活动。2019年11月15日,伊朗政府宣布上调汽油价格并实施新的配给制度,引发部分民众不满,该国多座城市爆发抗议示威活动。

(三)政府的应对举措

为了抵消能源补贴改革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中东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第一,一些国家尝试在改革中建立了燃料价格自动调整机制。这一机制替代了原有的价格管制体系,为削减能源补贴与保障国内市场燃料价格的稳定具有积极意义。1995年,摩洛哥政府对液化石油产品的补贴机制进行改革时,建立了一个随鹿特丹市场价格变化而变化的国内价格指数机制(Priceindexation System)。该机制规定,如果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在最近两个月上下波动超过2.5%,则相关部门将会重新评估国内主要液体石油产品的价格。2015年8月,阿联酋也建立了国内汽油与柴油价格与国际油价的联动机制。阿曼与约旦也将国际油价、地区国家燃料售价作为参考依据,每月调整国内燃料的售价。

第二,中东国家还在能源补贴改革中积极制定配套缓冲措施。为了减小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尤其是为了避免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受损,中东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缓冲措施。其中,针对性的现金补贴是主要的缓冲措施之一,政府向特定人群发放一定量的现金或优惠券,以弥补生活成本上升带来的损失。此外,一些国家政府积极探索利用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能源补贴改革对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2005年能源补贴改革开始时,约旦政府加大了对社会福利系统的拨款,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性措施,向主要劳动力是非政府雇员或退休人员的家庭发放现金补贴,给低收入的政府雇员和退休人员发一次性的奖金,增加公务员工资,对于每月消耗电力不到160千瓦的家庭维持电价,免除了13种基本商品、节能产品和农产品的关税,减免部分餐厅的销售税,临时减免年营业额低于140万美元的出租车和公交公司的消费税。

结语

丰富的油气资源、石油财富以及广泛和普遍存在的能源补贴和廉价能源消费政策,一直是中东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主要特征。过去50年来,油气资源在中东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使中东国家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就能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言,能源补贴和廉价能源消费政策具有特定的历史、思想和市场基础,与中东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自然资源赋权的社会契约思想,以及发展缓慢的多元化经济密切相关。能源补贴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利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稳定商品价格,有利于低收入人群受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和历史条件下促进了中东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能源补贴和廉价能源消费鼓励了资源浪费,刺激了能源消费需求的急剧增长,导致低效率的稀缺资源分配,阻碍了节能投资和节能行为以及替代能源的发展,降低了国家下游生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增加了政府财政支出负担。总之,能源补贴和廉价能源消费政策未能体现稀缺资源的价值,是对稀缺资源市场供求关系的严重扭曲,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严重背离,最终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经济发展。就此意义而言,能源补贴改革势在必行,且意义深远。

中东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石油财富不会自动转换为高水平的经济社会繁荣、社会稳定和人类发展目标。只有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其他产业的发展,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努力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进行经济社会转型,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东国家的“资源诅咒”问题,也才可能根本杜绝能源补贴问题,从而实现资源价格的完全市场价值。目前,部分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改革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取得了部分成功,打破了资源的恶性循环,说明能源补贴改革是可行的。一方面,这些能源补贴改革可使政府减少财政开支,为经济多元化发展节省出宝贵资金。另一方面,随着能源补贴的削减与能源价格的上升,原有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可促使经济结构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尽管改革红利预期巨大,中东国家能源补贴改革却遭到了国内民众的普遍抵制和反对,进展缓慢,难以一蹴而就。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不论是从经济社会层面还是从政治层面看,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改革都是一项微妙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一方面,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粮食和其他基本商品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已经或可能再次触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影响政治稳定,阿拉伯剧变的教训仍然在影响着中东国家的能源补贴改革进程和方向。另一方面,中东国家能源补贴改革的步伐深受国家财政能力和财政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未来仍将如此。因此,至今为止,中东产油国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内油价完全与国际市场接轨,能源补贴仍然普遍存在。能源补贴改革实质上是利益调整,牵涉面众多,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步、分阶段性调整和进行,前期的缓冲措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非常必要,补贴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也必须兼顾。更加重要的是,维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确保能源补贴改革的重要前提。展望未来,中东国家能源补贴和能源消费政策的调整和改革,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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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磊 杨泽榆0Tue, 25 Feb 2020 06:34:00 GMTTue, 25 Feb 2020 14:26:00 GMT
<![CDATA[人大常委会决定适当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01003/56726.aspx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关于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

决定指出,鉴于近期以来发生新冠肺炎的重大疫情,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适当推迟召开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具体开会时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决定。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24日上午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说明时介绍,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20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按照这一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为大会的召开进行了一系列筹备准备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沈春耀表示,当前遏制疫情蔓延、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处于关键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许多各级领导干部,还有科研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护工作者、工人、农民等,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确保聚精会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委员长会议经认真评估认为,有必要适当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近来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属于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可以采取限制或者停止人群聚集活动的紧急措施。”沈春耀介绍,经研究,根据当前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需要,适时推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时间,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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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汉 陈菲0Tue, 25 Feb 2020 02:10:00 GMTTue, 25 Feb 2020 10:03:00 GMT
<![CDATA[解读《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同风险人群防护指南和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口罩使用指南的通知》]]>/109010/56718.aspx为指导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同风险人群防护工作,降低因防护用品配备使用不当等引发的疾病感染风险,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控组组织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专家,研究起草并于近日印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同风险人群防护指南》(以下简称《不同风险人群防护指南》)和《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口罩使用指南》(以下简称《口罩使用指南》)。

《不同风险人群防护指南》针对普通居家人员、出行人员、居家隔离人员、特定行业人员等四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不同的人群,提供了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和防护措施建议。其中特定行业人员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司乘人员、出租车司机、公共场所服务人员、武警、交警、安保人员、媒体记者、快递人员等行业人员,隔离病区工作人员、医学观察场所工作人员、疑似和确诊病例转运人员,流行病学调查人员,标本采集人员、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环境清洁消毒人员、尸体处理人员等。

《口罩使用指南》针对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最重要的佩戴口罩的措施,提出佩戴的原则、推荐口罩的类型和使用对象、口罩使用后的处理原则、儿童佩戴口罩的标准和注意事项等内容,指导公众科学合理佩戴并规范使用口罩,实现有效防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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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波0Wed, 05 Feb 2020 00:00:00 GMTMon, 24 Feb 2020 12:26:00 GMT
<![CDATA[“不见面审批”不只有利疫情防控]]>/109011/56710.aspx新冠肺炎疫情当前,“不见面审批”成为一些地方政务服务的优先选项。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利用“网上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公安出入境微信号、北京交管“12123”APP等网上办事平台,推行“不见面审批”政务改革,方便市民办事。此前,朝阳、丰台等区也推出“不见面审批”举措,努力维持公共服务高效运转。

“不见面审批”也可称为“云审批”“无接触审批”,是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现代物流服务,通过网络办理审批事项,实现申请人和审批人不见面即可办结的审批模式。这一从“面对面”到“键对键”的“云审批”,既可显著提高办事效率,也可在防控疫情的特殊时期,降低防控成本和风险。

此次疫情发生之前,网上办事的“云审批”已在多地开展,初步取得了良好效果。比如,人们可以通过APP购买实名认证的电话卡;可以通过APP缴纳交通违章罚款、申请车辆牌照等。经过之前的运行以及对办理系统和办事流程的不断完善,一些“云审批”已经能够满足民众的正常需求。

以网上换领机动车号牌为例,申请人注册账号且绑定手机号码,通过实名验证后,拍照上传购车发票等手续,进入选号系统挑选号码,此后通过快递接收号牌并自行安装。与现场办理需要申请人往返车管所多次相比较,“云审批”模式中,仅需接触快递员一次即可。显而易见,该模式极大地节省了办事民众的金钱和时间成本。

在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大背景下,“不聚集”“少外出”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遵守该规则就是为防控疫情做贡献。“云审批”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申请者外出和聚集,进而避免审批事项办理过程中因聚集而带来的感染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在严格防疫和有序复工都要抓的重要时期,“云审批”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一方面,企业复工产生审批需求,另一方面,市场监管要求审批工作不能停滞。

可以说,“云审批”的推行,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发挥了助力疫情防控的作用,让政务服务、城市运行和市民生活不因疫情而停摆。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抗击疫情也成为一次对“云审批”系统及运行效果的压力测试,即便抛开疫情防控这一特殊时期,“云审批”也可成为部分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的办理渠道。

“不见面审批”不只是有利于疫情防控,相关部门也认识到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接下来会进一步加快建设步伐。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不断修复系统,补足漏洞,提高运行效率,优化办事流程,给社会治理提供更多技术支撑,实现信息多跑路,公众少跑腿,让人们切实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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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洪举0Mon, 24 Feb 2020 02:46:00 GMTMon, 24 Feb 2020 10:40:00 G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