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新中国 70 年理论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

沈华

2020年05月26日 09:01

孙大权
《人文杂志》2020年第5期


本文的理论经济学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他们是理论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学科,本文没有涉及理论经济学中的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其他学科。理论经济学是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它的演变和发展与新中国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演变与发展息息相关,总结 70 年理论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可以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提供历史经验,也可以为总结中国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得失提供历

史启示。对此论题,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丰富的论述,本文的特点是: 一是将新中国 70 年来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贯通性的比较论述,勾勒出理论经济学 70 年的演变脉络; 二是论述了政治、经济对理论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学家对推动理论经济学发展的贡献。全文重点在于梳理理论经济学演变脉络,尤其注重历史转折

点的叙述,而对于理论经济学具体内容的演变与发展论述相对较略。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理论经济学( 1949 - 1978)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 1949 - 1978) ,中国的主流理论经济学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知识体系。本时期又可分为五个阶段:

1. 苏联与中国自编的《政治经济学》并行( 1949- 1954)

1949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全党干部应必读《政治经济学》等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 同年 7 月,( 苏) 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 干部必读) 由北京解放社出版。该书主体内容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其附录《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该书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权威著作。除( 苏) 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是此时期干部教育的必读书外,一般国民教育仍大多采用中国经济学家自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949 年 3 月,王思华著《政治经济学教程》比前述苏联教科书增加了大量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容,它是新中国 建立初期 的 重 要 教 科 书。1949 年 8 月,沈志远著《新经济学大纲》( 解放版) 因其论述系统、内容丰富,许多高校将其选用为教科书。1949 年前后,刘少奇批准将薛暮桥著《政治经济学》( 1942) 用作全国干部读物和高中教科书。1951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该书前后翻印达数百万册。 薛暮桥著《政治经济学》是新中国初期发行量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之一。1950 - 1952 年,复旦大学青年教师蒋学模到中国人民大学向苏联专家学习政治经济学,1952 年 7月,蒋学模根据所学苏联专家的讲课内容编著《政治经济学讲话》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第一本比较详细地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教材。1953 - 1954 年,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写了《政治经济学讲义》( 上、下册) ,蒋学模为主要编写人员之一。该讲义下册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它全面吸收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952) 一书的主要观点。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自编的第一本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

关于这一时期的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对民国时期的学术与教育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各高等学校用社会主义经济学课程体系全面代替民国时期所开设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1950 年 6 月,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振汉写信给去美国的胡适说,经济学课程开始改变和马列化,“目前如经济学概论,经济分析,等课,均已取消( 如清华) ,或改为选修课( 如北大) ,下年起,全国各大学均将无此课程。以前吾人所学之理论,将仅在思

想史中,或专题中得一位置,亦仅为批判式的。”说明民国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处于被批判的边缘地位。

2. 统一采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5 -1958)

1955 年 6 月,苏联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出版。当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急需向苏联学习经验,因此,高教部通令全国高校一律采 用《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一书。从1955 年到 1958 年,“《苏联教科书》的观点,实际上是斯大林的观点支配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三篇组成,一是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三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是一本广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前两篇内容从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输入中国,新意不多。第三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等内容,它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成为中国各界人士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这期间,中国部分经济学家并不迷信苏联教科书,而是根据中国经济问题的特点提出了新的理论,马寅初就提出了“综合平衡论”和“新人口论”,其中“新人口论”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理论基础之一。

关于 1955 - 1958 年间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界开始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凯恩斯等经济理论,1957 年,樊弘著《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批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彪如著《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批判》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更好地批判西方经济学理论,学术界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经济学经典原著,如,徐毓枏译的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57) ,藤维藻等译的哈耶克著《物价与生产》( 1958) ,郭家麟译的张伯伦著《垄断竞争理论》( 1958) ,等等。凯恩斯《通论》在中国首次出版全文中译本,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957 年春,陈振汉等发表《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认为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应该首先进行透彻的研究,然后再考虑是否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和利用的问题,比如凯恩斯的乘数论、边际观念和统计学。 “反右”运动开始后,陈振汉等的意见被认为是复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阴谋。吴半农指出,陈振汉等人认为可以吸取乘数论、边际观念、统计学这三方面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荒谬的,“统计学是一门阶级性极强的社会科学”,“我个人觉得,对于象‘计量经济学’这类无用的东西,是大可一笔抹煞的。”1957 年“反右”运动后,从事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受到了进一步打击。

3. 中国自编融入中国建设经验的政治经济学( 1959 - 1965)

在“大跃进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建议全党要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 年 12 月至1960 年 2 月,毛泽东会同陈伯达、邓力群等一起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 3 版) 下册,毛泽东在研读谈话中指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本书有些基本错误观点,比如不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不讲两条腿( 中央地方、大中小企业、土洋并举) 走路,片面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宣扬物资刺激,突出个人主义。不讲社会矛盾,不提阶级斗争,不提倡群众运动。 毛泽东的谈话从整体上否定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 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编写会议,要求突破苏联教科书的传统理论框架,总结和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学习和贯彻毛泽东阅读苏联教科书所提出的意见,编写适合我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 1960 年春,全国共编写了 14 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编写的《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 》于 1960 年 4 月在内部发行,它贯彻了毛泽东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路

线、两条腿走路等经济理论与政策,更像一本政策汇编。此外,姚耐、雍文远、蒋学模等编《政治经济学教材( 社会主义部分) 》( 试用本) 于 1961 年 9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该书理论性更强,不是政策汇编,但总体来看,该书仍然体现了当时“左”的思想与理论。另外,1959 年 11 月起,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主持编写了《社会主义经济论》,1962 年上半年和 1963 年上半年,孙冶方将《社会主义经济论》的主要内容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进行了讲授。 该书以最少劳动耗费取得最大效果作为红线,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的总生

产过程作为叙述体例,对苏联教科书有所突破。虽未公开出版,因孙冶方被批判,该书仍产生了一定影响。总体来看,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还处于探索过程中,这就很难从实践总结出一套全新的理论。此时期所编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不成功。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1962 年起,刘少奇等人主持了对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工作的调整。1963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在一次政治理论课教师会议上宣布停止使用各地自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律恢复使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关于 1959 - 1965 年的西方经济学。中苏关系破裂后,1961 年,中宣部、教育部提出对当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及其各种流派的理论也要编写教材。既要批判也要介绍。1962 - 1964 年,《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4 册出版,该丛书指出: “高等学校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一般设有介绍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课程。本书就是为了适应这个课程教学参考的需要而编写的。”其中,巫宝三、孙世铮、胡代光编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 第四册) : 经济计量学》介绍了经济计量学的产生和发展,建立模型、估算参数、验证理论、预测未来和规划政策等方法。该书是中国首次系统引进计量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期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一批西方经济学重要著作的中译本。比如,藤维藻等译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 1962) ,朱志泰等译的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 1964) ,等等。这些著作主要是供批判用,但同时也有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作用。

4. 十年动乱时期的极左政治经济学 ( 1966 -1976)

1966 -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控制的理论战线批判了刘少奇的“洋奴哲学”和“唯生产力论”,批判了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价值规律支配一切论”“政治工作为生产服务论”“企业自治论”。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被当作修正主义样板大批特批。西方经济学科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当然在批判和打倒之列。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受到剧烈冲击,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经济类院校被撤销。《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重要经济刊物停刊。

同时,在“四人帮”的主持和影响下,重新编写了几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73 年,上海编写小组编写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975年,北京编写组编《政治经济学( 试用稿) 》,等等。在这些教科书中,最能体现“四人帮”极左理论的是1976 年上海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该书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四人帮”主持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它只是其篡党夺权的工具,应被彻底否定。

5. 拨乱反正时期的理论经济学( 1977 - 1978)

从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到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经济学界对“四人帮”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召开了 14 次会议对上海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批判,并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一书。其次,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林子力、有林著《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清算了“四人帮”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方面的错误理论。第三,在于光远等人的组织下,召开了四次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会,对前述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按劳分配”“唯生产力论”等理论拨乱反正。 通过对“四人帮”错误理论的批判,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这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

改革开放使理论经济学得到了大发展,该阶段又可细分为三个时期。

1.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理论经济学( 1979- 1991)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 1) 政治经济学科的发展与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政治经济学家积极投身改革开放所需要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首先,中国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全新的理论。1979 年 3 月,卓炯指出:“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我认为不能对立起来。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就是计划商品经济”。同年 4 月,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中,有学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只是会后的会议综述者没有指明具体提出者是谁。同年 6 月,谢佑权、胡培兆在《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有计划地利用价值规律》中最早明确提出: “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此成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突破了从 20 世纪 30 年代就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

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其次,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1979 年 12月,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该书发行达 1000 万册,对理论和实践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卫兴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他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在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中国政府授予卫兴华国家最高荣誉。

第三,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方面,1979 年,谷书堂、宋则行主编“北方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同年,蒋家骏、吴宣恭主编“南方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两本均是高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科书,在写作体例上有所创新。它们的核心观点是“公有制 + 有计划按比例 + 利用价值规律”,说明它们的主体思想还没有突破苏联教科书。1980 年,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作为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教材,该书“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新经验,力图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其后,该书根据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发展,对教科书不断进行修订,从 1980 - 2001 年,发行 1800 万册,它是中国现代使用最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在于光远的倡导下,薛永应、熊映梧等人创立了以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 这对拓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深入研究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和具体政策主张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马恩原著中找到改革的理论指导。林子力在《资本论》论中找到了雇工 8人以下仍是个体劳动者身份的证据,为城镇私有小企业争得了某些合法生存空间。 1984 年,张熏华在马恩原著中找到: “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国有土地也应收取地租的重要政策。张熏华的文章得到了中

央领导的重视,⑥他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观点,为城市国有土地出让收取出让费( 租金) 提供了理论依据。

( 2) 学习和引进西方经济学

1979 年 3 月,邓小平指出: “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又指出: “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 就可比的方面说) 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邓小平在此虽未明确指出要学习西方经济学,但他号召大家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多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并承认中国社会科学( 包括经济学) 在许多方面落后了,这就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指明了方向。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于光远、许涤新具体组织和领导了学习引进西方经济学( 详后) ,这说明,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实践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背景下,从 1979 年开始,中国官方组织和支持了一系列的引进和培训西方经济学的活动。1979 年 5 月,陈岱孙等 17 人发起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基本宗旨之一是: “学习外国经济学说中一切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用的东西,吸取一切可供我国借鉴的东西。”这与此前对西方经济学只是批判已经有了根本不同。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不久,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调查组理论与方法研究小组负责人于光远就委托“研 究 会”举 办“国 外 经 济 学 讲 座”,从1979 年 11 月到 1981 年春,全国 43 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共举办 60 场讲座,培训了全国数百名经济理论人员。他们讲授内容大致有六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由厉以宁、张培刚、范家骧等主讲。二是国际经济学,由罗志如、厉以宁、藤维藻等主讲。三是国民经济核算与计量经济学,由崔书香、孙世铮、高鸿业等主讲。四是工业、农业、企业管理等应用经济学,由陈振汉、安希彶等主讲。五是西方最新经济理论,张培刚、吴斐丹、胡代光等讲熊彼特、后凯恩斯、货币主义、哈耶克、新制度经济学、激进经济学等当代西方经济思想。六是苏联、东欧的经济思想。 以上内容几乎涵盖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全部知识。43 位经济学家大多是民国时期学习西方经济学,新中国又从事相关工作的学者。

1957 年,陈振汉等人因主张西方经济学的乘数分析、边际分析、统计方法值得借鉴而受到批判,在这次讲座中,“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指出: “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关于投资乘数的分析……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经济计量方法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供我们参考。”说明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得到了重新评价。其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将专家的讲稿汇集成为《国外经济学讲座》4 册公开出版,每一册均发行 23000 册以上,它大大扩大了这次讲座的影响。再其后,厉以宁等又将讲座讲稿整理扩充成为专著出版,如,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1980) ,宋承先、范家骧《增长经济学》( 1982) ,厉以宁《消费经济学》( 1984) 等。1979 - 1981 年举办的“外国经济学讲座”及其出版物,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重新系统学习和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开始,它是中国当代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1979 年 11 月至 1982 年 3 月,高鸿业翻译的美国学者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上、中、下册)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将美国最新的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完整地引入中国,这是中国引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又一重要事件。

1979 年,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商议在经济研究所举办数量经济学培训班。1980 年 6 - 8 月,克莱因、邹至庄等 7 位美国教授在颐和园举办了为期 7 周的数量经济学培训班,学员有林少宫、茅于轼等 100 人。在颐和园讲习班的推动下,1982 年,中国数量经济学第一届年会在西安召开。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成立。 1984 年,张寿、于清文编著《计量经济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

中国学者编著的第一本全面系统的计量经济学著作。到 1984 年前后,计量经济学已经初步系统地被引进到中国。

1984 年,中国教育部与美国福特基金会达成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在中国人民大学( 1985 -1995 年) 和复旦大学 ( 1988 - 1993 年) 建立两个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中心,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为该项目的发起人和美方负责人,后来称这个培养中心为“福特班”。福特班作为当时中国国内最为系统地讲授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培训项目,培养了一批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人才,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以介绍而不是批判为主的关于西方经济学说的教材。如,张培刚、厉以宁著《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1980) ,胡代光、厉以宁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 1982) ,宋承先编著《现代西方经济学》( 1988) 。一些高校开设了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课程,1989 年 4月,国家教委启动编写财经类核心课程大纲,包括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经济数学基础等 10 门,从此,现代西方经济学开始被引入到中国的大学课程中。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理论经济学( 1992年以来)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它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 1) 政治经济学的变化与新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冲击,政治经济学理论出现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几种主要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方面。1993 年 8 月,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吴树青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 出版。吴树青等在《前言》中指出,本书“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上,既要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过渡性,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又要如实地阐明它的历史

进步性,以及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在对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上,既要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及其优越性,又要如实地肯定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还发展得很不成熟,它的内在规律性还有待进一步认识,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样地评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观点在以前的著作中是罕见的。该书的资本主义部分着重分析了列宁逝世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该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这样四个层次循序展开论述。不管是在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该书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学教材变化最大的一本。

2002 年 1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出版,该书在体例与内容上比吴树青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 1993) 又有了重要的变化,它不断修订再版,是中国高校经济类专业使用最广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之一。2011 年 5 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该书由刘树成主编,吴树青、逄锦聚等全国政治经济学专家集体编写而成,该书在内容和体例上比前述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又有了新的发展。此外,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方面有所创新,这里以孟捷作为代表予以说明。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 2001) 中将产品创新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形式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联系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积累理论有重要的推进。孟捷在《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16) 及其近年来的一系列文章里,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新的阐释,使之可以运用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治关系、政治权力嵌入经济等现象。孟捷在《价值和积累理论》( 2018) 中对剩余价值论做了新的阐释,使之不仅可以解释现代市场经济中劳资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而且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解释两者之间的合作和在分配上的正和关系。

中国政治经济学家的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2019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主席授予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家卫兴华“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卫兴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他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中国政府授予卫兴华国家最高荣誉,这既是对卫兴华个人的肯定,也是对中国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贡献的肯定。

( 2) 西方经济学知识的普及与应用

1992 年后,经济学界逐渐形成西方经济学就是市场经济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可以借鉴西方的 市 场 经 济 学 的 共 识。 在 这 种 背 景 下,1998 年 11 月,教育部规定经济学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共 8门; 工商管理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学、经济法等共 9 门。 教育部这一规定,意味着全国高校经济学类和工商管理类学生必须学习西方经济学,上述课程除政治经济学

外,其余课程如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均是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全国高校经济学类和工商管理类学生必须学习西方经济学整个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和工商管理教育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2007 年,全国有本专科在校生 1884. 89 万人,其中财经类学生是 361. 45 万人,占全部在校生的 19. 17% 。 以此估计,从 1999 至 2019 年 20 年间,中国可能有 2000 万左右的大学生必修了西方经济学课程。

中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还借用了西方经济学有用的东西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如,中国采用了西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SNA) ”,中国学者关于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等等。中国政府的某些经济政策也参考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1998 和 2008 年,中国两度实施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参考了凯恩斯主义思想。2015 年起,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些政策也参考了美国供给学派的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学家在将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中国经济实践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创新。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理论创新的代表之一。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提出并倡导的研究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理论,它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决定此经济体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交易费用的基础设

施和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以来,对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2018 年 12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授予厉以宁、林毅夫两位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这是国家对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者贡献的肯定。

3.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6 年以来)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明确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又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 习近平的讲话为新时代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等学科均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贡献。中国理论经济学界已经涌现出了一批最新成果,如逄锦聚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 2018) ,顾海良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 2019) ,蔡昉、张晓晶著《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9) ,等等。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三、结语

新中国 70 年来理论经济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成果,包括: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理论; 等等。 70 年理论经济学的演变历程及其取得的重大成果说明: 一是政治对理论经济学的演变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提倡学习和批评苏联“教科书”,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八大”“十四大”“十九大”的决议,都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二是理论经济学的任务是要更好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实际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需要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需要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同时也需要批倒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也需要学习与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中国理论经济学有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理论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三是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在适应中国政治、经济的变化过程中,在各个时期均有代表经济学家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了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如马

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孙冶方的“价值规律第一论”,卓炯、谢佑权等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论”,谷书堂、蔡继明等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论”,薛暮桥、吴敬琏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张军、樊纲、盛洪等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孟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论”,等等。国家主席习近平授予厉以宁、林毅夫“改革先锋”荣誉称号,授予卫兴华“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中共中央宣传部等授予马寅初、卫兴华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这些都是国家对中国理论经济学家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贡献的充分肯定。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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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5月26日 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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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