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消费发展趋势及对策

沈华

2020年04月26日 03:37

关利欣
《消费经济》2020年第2期


一、引言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全国各地都采取了居家隔离等有效的防控措施。持续数月的疫情不仅从需求端改变了居民的消费和生活习惯,也从供给端对消费市场的正常运转造成较大冲击。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疫情防控开始实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专门印发《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推动全产业链复工复产和服务业复工复市,消费市场作为此次疫情影响首当其冲的领域亟需尽快重启。 

疫情过后,在消费需求端和供给端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消费将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不仅消费者行为将更加理性和多元,其对市场消费供给和消费环境也将提出更高要求。时,在外部经济形势越发复杂严峻的背景下,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凸显,疫后国内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启动和恢复离不开消费需求的带动,经济增长将更加倚重国内消费市场。这些情况均要求我们在疫后复工复产过程中紧密围绕消费趋势变化,提高有效供给能力,从而有效激发消费需求潜力,拉动经济平稳回升。 

因此,本文基于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从总结疫情对消费市场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影响入手,结合消费者行为和市场供给变化着重分析疫后中国消费市场将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并针对消费对国内市场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促进消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建议。 

二、消费发展的一般理论和实践分析 

从消费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和各国消费发展升级的实践来看,消费不仅受到收入、储蓄、预期、信贷能力、社会心理等因素影响,还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市场供给需求变化、外生冲击等因素直接相关。 

(一)消费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围绕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展开了广泛讨论。当期收入、过去收入、未来收入都会影响消费者的跨期消费最优选择。Keynes 认为消费支出是由人们的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的。当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时,其中用于消费的数额也会增加,但消费增量随收入增长有所下降[1]。Duesenberry 的相对收入假说主张,人们更关心自己与他人相比的相对消费水平,个人的消费行为受他人的消费行为影响[2]。Modigliani 认为,个人消费或

储蓄行为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而且是把个人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做最佳分配,从而获得最大效用[3]。Friedman 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相对暂时收入,持久收入对消费影响更大[4]。 考虑理性预期因素后,消费受到不确定性、储蓄和信贷能力的影响。Hall 将理性预期方法应用于消费行为理论,认为寻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形成自己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决定下期消费[5]。Leland 指出,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消费者将会选择比确定性情况下更多地进行储蓄,消费行为因而就变得更为谨慎[6]。Deaton 指出,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较低,因为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只能消费当期的财富。消费者一旦预

期到未来可能面临流动性约束,当期消费就会下降[7]。Carroll 和 Samwick 的缓冲库存储蓄假说认为,储蓄相当于一种缓冲存货,在境况差时维持正常消费或在境况好时增加消费[8]。 在放松对理性行为人的假设后,消费又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Shefrin 和 Thaler 的行为生命周期假说将社会心理学中的自我控制、心理记账和心理建构引入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现期收入、现期资产和未来收入三个心理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逐次递减[9]。Laibson 的

双曲线型时间偏好理论认为,消费者在消费决策上会倾向于将储蓄计划安排推迟,而在本期更多地消费[10]。Loewenstein 和 Rabin 等估测偏见的习惯消费模型提出,消费者最优选择受决策所处时点状态的影响过大。估测偏见会导致低估习惯形成,使得消费随时间增加的趋势变缓,从而增加生命早期消费,降低储蓄率[11]。 

此外,Weber,Simmel,Veblen 等在社会学视角上研究发现,消费还受到阶层地位、模仿、炫耀和习惯的影响[12-14]。Erlandsen 和 Nymoen 等在人口结构角度上分析,认为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是影响消费的因素之一[15]。 

(二)消费发展升级的实践总结 

从各国消费发展升级的实践来看,消费不仅受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宏观因素影响,还与居民收入和预期、市场供给水平等多重因素紧密相关[16]。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公共卫生事件等外生冲击也会从供需两端影响消费市场。 

第一,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决定消费地位。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率随人均 GDP 提高呈“U 型”曲线走势,且均在人均 GDP4000 美元时进入上升区间。消费贡献率变化也呈先降后升态势,在人均 GDP4000 美元后是保持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最主要驱动力。一国消费的发展水平不仅与国民收入水平紧密相关,也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直接相关。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将不断增强工业化后期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居民收入水平和预期决定消费需求。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收入水平上升是消费发展升级的有力支撑。收入水平是消费能力的绝对表现,是支撑消费需求增长的坚实基础。收入水平不仅影响消费总量,也影响消费需求结构,还影响着居民的消费倾向。收入支出预期是消费主体在外部环境作用下,对未来可支配收入和支出事项进行提前估计、判断。良好的社会保障可以降低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风险,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增强居民即期消费的信心,反之则会抑制消费。 

第三,市场供给水平影响消费潜力释放。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供给能力是消费发展升级的重要条件。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供给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结构,需求能否最终得到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状况。从衣食住用行相关的各种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到各种服务,可以说,生产不仅能够满足人的消费需求,甚至还能创造消费。流通也能够从供给端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为商品和服务供给提供了顺畅流通的通道和平台。市场有效供给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消费需求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条件。 

第四,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消费行为。社会文化因素影响消费倾向和模式。消费文化观念是约束居民消费行为或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东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导致消费者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观念。如我国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对于西方民族而言,居民消费倾向较低,且更习惯“量入为出”而非“入不敷出”。此外,消费政策和法律环境也会对消费信心和行为产生影响。如消费调控与消费激励政策、消费市场的政策法治环境、消费者权益保障等,都在消费者实现消费需求的过程中施加影响。 

第五,外生冲击影响消费市场供需。金融危机、战争、自然灾害等外生突发性冲击虽然发生概率很小,但一旦发生便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巨大破坏[17]。从外生冲击对消费的影响来看,在供给端,外生冲击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损害,从而影响正常生产和消费市场供给;在需求端,外生冲击导致消费者预期改变,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更加保守。以往全球重大外生冲击主要对供给端产生重大影响,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却从影响消费端开始,引发从市场需

求到供给的全面波动。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市场的影响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外生冲击对消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从消费市场需求端来看,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广大居民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消费对象、消费能力均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从消费市场供给端来看,虽然餐饮、住宿、旅游等传统服务业受疫情冲击较严重,但线上服务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兴起,实现了服务供给的有效补充。同时,供应链局部断裂导致消费品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一)疫情对消费需求端的影响 

安全健康意识迅速觉醒。疫情之下,居民消费更加关注安全与健康,消费者不仅对防疫用品需求增加,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也有所增强。短期来看,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品成为必备品。2020 年 1 月 19 至 22 日期间,仅京东平台就累计销售口罩 1.26 亿只、消毒液 31万瓶、洗手液 100 万瓶。电子体温计、感冒用药、VC 泡腾片、护目镜等相关商品,销量也明显增长。人们更加重视所处环境的安全,注意居所和购物环境的通风消毒等。长期来看,消费者对于安全、健康的商品和服务需求也将持续增加。人们将更加重视食品安全以保证身体健康、增强锻炼以提升自身免疫力、使用公筷或分餐以避免交叉传染、对公共场所卫生要求更高、在人员密集环境做好自身防护等,居民安全健康意识将进一步提升。 

线上生活习惯全面养成。在疫情期间出行受限的影响下,消费者迅速从线下生活为主切换到线上生活、工作、娱乐模式,实现了线上习惯养成和黏性增加。一方面,线上消费对象范围不断拓展,网购对象从标准化程度较高和易于快递配送的商品向生鲜、医药等非标准化和低频商品延伸。春节期间,京东到家全平台销售额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70%,盒马日均蔬菜供应量是平时的 6 倍,叮咚买菜日均订单增长 3 至 4 倍,美团买菜用户环比增幅平均为200%,美团外卖慢性处方药销量增长 237%。数字文化娱乐服务受到追捧,视频、游戏等用户迅速增加,线上教育、办公等迅速兴起,网络授课、视频会议等成为居家生活新常态。

另一方面,线上消费群体也迅速扩容,老年居民和学龄儿童也加入线上购物和线上学习娱乐大军。京东大数据显示,2020 年春节期间,平台上针对老年群体的家庭护理产品销量增长明显,1 月 20 至 27 日期间,心电/血氧仪下单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 18 倍,其中 56 岁以上用户购买血氧仪的下单量同比增长 400%左右;此外,由于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使得全国 2亿学生开启了在线学习的场景,“一老一小”成为线上消费重要主体。 

精神文化需求愈发旺盛。疫情期间,虽然消费者的食、住、用、行等物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但精神文化需求却未受影响,甚至比以往更加旺盛。一方面,消费者在满足生存与安全需求后,更注重精神需求的满足,居家时间的延长也使得消费者对与疫情相关的信息报道关注更多,信息公开成为大众每日必需的资讯和社交需求,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相应增加。网易定位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疫情期间,居民除了在家居类事务的时间投入显著增加外,资讯获取、投资理财成为增加时间投入最大的两项事务。奉献、责任、团结、正能量、勇气是疫情期间居民所见所感的关键词。另一方面,随着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信息消费内容和渠道的多元化也在不断增强,不同年龄人群选择关注电视、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朋友圈、小视频 APP等不同的信息来源,以及商业财经、娱乐综艺、健康保健、美食烹饪、科技、育儿等不同内容,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部分群体消费能力下降。大量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和农民工收入受到疫情影响,消费能力有所下降。在城市,服务业从业人员收入普遍下降导致部分城市居民消费能力下降。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持续提高,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仍是第三产业中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而疫情期间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出现资金流断裂、退出市场的情况,导致从业人员收入和消费能力下降。中国饭店协会餐饮行业调查显示,疫情之下面对客源的骤降以及众多限制性要求,许多餐饮企业选择停业止损,受访对象中有 19%的企业有减员计划,分别有 33%和 24%的受访企业仅对普通员工发放基本工资和本地区最低标准工资。在农村,受疫情控制“封路、封村”等措施的影响,春节假期后人员流动受到限制,疫情导致的复产复工进度缓慢对不同行业的农民工收入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影响其消费能力。 

(二)疫情对消费供给端的影响 

传统消费行业受到冲击。疫情期间消费者主动减少外出购物、聚餐聚会等活动,非生活必需类商品消费和餐饮、住宿、旅游等服务消费受到明显冲击。一方面,商品消费受疫情影响显著。2020 年 1 至 2 月份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52130 亿元人民币,同比名义下降20.5%。其中,限额以上单位的金银珠宝类、汽车类、家具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的商品零售均同比下降 30%及以上。另一方面,传统服务消费迅速降温。其中表示较为明显的是餐饮业与旅游业收入大幅下降,我国餐饮业占 GDP 比重接近 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 11%,就业人数达到了 3000 万人,也因此成为此次疫情中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2020 年 1 至 2 月份,餐饮收入为 4194 亿元,同比下降 43.1%;旅游及相关产业对 GDP 的贡献达到 11%左右,直接和间接从业人数超过1 个亿,同时也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2019 年春节期间,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次为 4.15 亿,实现旅游收入 5139 亿元,增长速度均超过 7%,而 2020 年一季度旅游人次和收入同比均为负增长。 

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在冲击餐饮、住宿、出行等传统服务消费的同时,网络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线上办公、线上医疗、线上娱乐、线上教育等快速普及,催生了“无接触”的数字消费新场景,服务型机器人、无人机配送开始探索商用[18]。百货邀请导购直播卖货,品牌商尝试网红直播带货。为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零售及餐饮企业积极开拓线上业务,加快发展互联网销售、外卖送餐等无接触服务。美团发布的《无接触配送报告》显示,2020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8 日期间,采用“无接触配送”订单占总订单量的 80%以上。疫情期间医疗资源极度紧张,且线下就医存在交叉感染等高风险,线上“无接触式”就医模式被居民所接受。据平安好医生数据,疫情期间该平台访问人次达 11.1 亿,新注册用户量增 10 倍,平台日均访问量为平时的 9 倍。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做法催生在线教育服务消费的刚性需求,标准化及定制化在线教育课程、在线直播教学系统、教学培训等服务消费产品迅速普及。据腾讯课堂数据,2020 年春节期间该平台在线用户数增长近 128倍。疫情期间居民外出受限,线下观影、演唱会等线下消费遇阻,文娱服务消费的惯性需求转移至线上,线下票房、演唱会等消费支出转为线上数字内容支付,助推线上文娱服务消费规模的增长。 

供应链稳定性遭遇考验。在服务业之外,此次疫情的蔓延也给生产制造业的供应链稳定运行带来直接影响。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出现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国内外都面临供应链断链的风险和挑战。从国内看,受到各地复产复工进度不同的影响,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复工不同步,导致出现了生产停摆、物流不畅、产品滞销等一系列问题。从国际看,海外疫情发酵导致的市场需求与全球供应链危机正在反向冲击我国生产制造业。加州大数据公司 Resilinc 的

数据显示,2020 年 3 月初,中国有 36000 种以上的零部件、9000 家以上的工厂、1500 个以上独特的一级/次级供应商受到疫情影响;而韩国、日本和意大利,分别都有数以千计的零部件、工厂和独特的一级/次级供应商受到影响。供应链的冲击已经远远超出中国,并在亚洲和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 

消费价格面临上涨压力。在中短期,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蔬菜等生活必需品需求增加,口罩、酒精等防疫用品预防式购买激增的同时,养殖业、种植业、制造业等却出现供给不足和生产停顿的情况,导致生活必需品和防疫物资价格上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5.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20.6%,猪肉、鲜菜等领涨物价;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5.2%,环比上涨 0.8%;3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4.3%,

环比下降 1.2%。在中长期,随着部分国家对人员和货物的跨境流动限制,消费品领域已经出现成品库存缓冲区减少、下单到交货之间的期间推迟、订单交货延迟、供应商按配给供货、生产线停摆、为客户配给产量、收入损失等现象。高科技与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工业、重型机械、半导体和医疗设备等领域均已出现上述问题。同时,石油、棉花等大宗商品国际价格大幅波动,国际商品价格波动也将影响国内价格。 

四、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消费发展趋势 

在供需两端均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期,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消费升级趋势不会改变,消费领域线上线下将深度融合,理性消费意识将进一步增强,海外消费红利将留在国内。 

(一)消费引领经济增长 

从国际来看,疫情全球肆虐将引发新一轮贸易保护,许多国家采取了“封闭”国境措施,停止一切非必要的人员流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同时,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各国进出口和投资最易受到冲击,有时甚至拖累经济增长,促进国内消费成为拉动经济走出危机的重要方式。在外需形势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国内市场和需求将成为我国的关注重点。从国内来看,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我国已经逐步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消费连续六年成为“三驾马车”中的主引擎。为应对疫情对国民经济的冲击,中央和地方政府已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在恢复生产的同时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复苏。目前,企业复工复产步伐正在加快,消费需求加速释放。国家统计局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 2 月第四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的开工率接近七成,比第三周提高两成多;住宿和餐饮业的开工率提高约 13 个百分点。随着需求端消费信心的反弹和供给端复产复工的推进,消费市场的恢复将领先于投资和出口,消费将继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二)消费升级趋势不变 

从长期来看,我国消费升级趋势没有改变,消费市场潜力依旧巨大且有待加速释放。首先,收入提高成为消费升级的有力支撑。当前,我国正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水平促使消费需求不断释放。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1.03 万美元,各层次消费需求快速扩张,品质消费需求增加。其次,城镇化加速推进为消费增长开拓空间。相较于发达国家 80%左右的城镇化率,2019 年底我国城镇化率仅为 60.6%,未来仍存在较大提升空

间。随着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人均消费支出也将随之增加,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消费规模的扩大。同时,我国乡村市场前景广阔,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营商环境改善、农村居民购买力提高以及线上销售渠道向农村地区下沉,乡村市场消费潜力正在逐步释放。再次,产业升级增强消费有效供给能力。未来我国高新技术科技在芯片、高技术装备等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将有所突破,制造业将不断向高端智能化发展,与现代服务业

加速融合,为强大国内市场提供充分的商品供给。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使线上服务的供给不断增强,服务供给和需求将大幅度提升,产业升级将更好地满足居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三)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当前,从智慧交通、教育、物流、政务、社区、医疗到制造领域,都与数字化紧密相连,不管是疫情防控还是复工复产,数字经济都在大显身手,线上线下融合将向更多传统行业拓展。一方面,随着传统企业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探索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新模式,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将进一步提速。数字化、敏捷化、定制化、柔性化、服务化供应链将成为现代供应链创新发展的方向,供应链加速创新将促进各行业传统运行模式和利益格局调整,成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和设施支撑。另一方面,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已掀起新一轮浪潮,传统电商加速渗透本地生活服务,线下商超走向线上零售及配送,线下体验、线上购买、即时配送等新兴服务模式加速形成。本地生活服务业将进入以数字智能化驱动的“互联网协同”与“开放赋能”的新阶段,通过持续识别细分市场需求,分类创造丰富的应用场景,发现更多商业价值、更高效创造价值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19]。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将对服务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不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服务业,其活力将进一步被激发。 

(四)理性消费意识凸显 

由于消费信心、消费理念、消费方式等均受到疫情影响而改变,广大消费者对未来收入预期和消费倾向将有所下降,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将表现得更加理性成熟。一方面,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疫情在全球蔓延导致消费者预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出现,相比于盲目购买高价商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理性消费。在产品选择方面,麦肯锡最新消费者态度调查显示,针对疫情结束后消费品使用量如何变化,60%至 70%的受访者预计消费品

使用量将恢复到正常水平或略有提升;10%的受访者表示将大幅增加消费品使用量,一定程度反映了需求的延迟;20%至 30%的受访者表示将继续保持谨慎,略微甚至大幅减少各品类使用量。可见理性消费将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更加凸显。另一方面,随着受教育程度更高、家庭条件更加优越的年轻消费者逐渐成为消费主体,专家型消费、兴趣型消费将逐渐成为主流,消费者既重视必要的品质,也强调谨慎的态度,不再盲目跟风或奢侈炫耀,而是倾向更

多地彰显自己的个性和主张。网易定位调查报告显示,疫情过后,消费者对理财保险方面消费意愿较强,生活服务类消费中仅健身消费意愿较强,另有超过一半受访者有学习或考学计划。疫情也将促使消费者重新审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进而调整生活工作结构和方式。未来一段时期,消费者将更加理性地安排消费支出,从超前消费转变为量入为出,避险性消费和投资需求将有所增加。同时,人们对猎奇性消费也将有所收敛,食用野生动物、奢侈浪费等

行为将被摒弃。 

(五)海外消费回流国内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蔓延,全球范围内跨境人员流动陷入冰点,我国海外商品和服务消费受阻,部分海外消费需求将会转移至国内。在海外商品消费方面,疫情发生前人均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人数上升、原产地占优的消费观念等因素均推高了我国居民的境外消费[20]。此次疫情扩散严重的地区如韩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等都是我国居民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且在当地购物金额较大。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海外“高收入人

群、高端消费”支出占比较高。据贝恩咨询公司数据,2019 年全球消费者在个人奢侈品上的支出为 3060 亿美元,中国购物者占全球奢侈品销售总值的三分之一以上,超过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5%,且大部分是在海外消费。而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国内消费者海外出行和海外高端消费受到限制,将使得今年我国居民海外购物规模大幅缩水。

在海外服务消费方面,我国居民用于海外的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支出规模近年来迅速扩大,正在赶超海外商品消费。以教育为例,2019 年预计我国自费留学人数大幅增长约 20%,全部自费留学开支达 3000 亿元人民币左右,占 2019 年我国最终服务消费的比重超过 1%。而疫情限制自然人流动,也将影响海外服务消费。随着海外疫情时间的延长和国内复工复产的有序开展,大量居民会选择在国内增加相应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五、疫后消费发展对国内市场提出新要求 

受疫情影响,我国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重中之重。同时,我们应当注意,消费行为的变化在改变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对企业和政府及时适应新变化、从供给端发力提升供需匹配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一)具有正外部性的个人行为需要固化 

此次疫情成为广大居民提升公民素质的重要契机,健康文明的消费理念逐渐成为共识,团结合作的中华文化特点显现。我们有必要将这些成果固化,让社会公众充分认识个人行为的外部性,树立强烈的消费道德意识,自觉地按照道德准则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时刻考虑到自己的消费行为可能对社会和他人造成的影响,形成文明消费方式,提倡高尚的精神追求。鼓励大家继续保持在此期间形成的良好习惯,树立“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的公共卫生理

念,坚持不随地吐痰、打喷嚏遮掩口鼻、人员密集处佩戴口罩、勤洗手、使用公筷或分餐、禁食野生动物、不信谣传谣等良好习惯,从每个人做起,共同打造更加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环境。 

(二)消费行业创新发展模式需要常态化 

此次疫情倒逼出新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其中一些服务创新可以在未来得到常态化发展。如快递行业推出无接触配送、餐饮行业实行全流程安全操作准则,线上办公、线上医疗、线上娱乐、线上教育等新模式,网络直播、在店直播等新方式,服务型机器人、无人机配送、无人驾驶外卖等新技术接连出现并得到广泛应用。我们有必要引导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在疫情过后得以常态化发展,通过完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消费行业线上线下全渠道

融合,构建“智能+”消费生态系统,从而更好地满足居民消费需求[21]。

(三)市场有效供给需要多元化 

随着疫情对城乡不同收入群体产生不同的收入效应,原本纵深度较大的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呈现消费分层的特点,市场供给需要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从而更好地实现供需匹配。对于高收入人群,国际化高端消费需求有条件在国内释放,需要国内市场增加国际高端品牌商品和服务供给,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消费环境。对于中等收入人群,高品质商品和服务消费需求依然强劲,对居民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的有效供给仍然不足,亟需通过供给端扩容提质发掘消费市场潜力。对于低收入人群,满足更好生活需要的高性价比商品和服务将持续受到欢迎,下沉市场、老龄市场依然存在市场空白,尚需要更多市场创新来填补。 

(四)消费设施和软环境需要优化 

无论是疫情防控期间的短期需求,还是消费升级的长期趋势,广大消费者对于便利化的商业网点、电子商务、快递物流、文娱健身、教育医疗等消费基础设施的需求均不断增加,对于质量标准、消费者保护等软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不仅需要统筹规划城乡基础设施网络,促进城乡消费基础设施统一布局,完善城乡生活性服务基础设施,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政府投资,推动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也需要进一步健全服务质量标准和认证体系,强化消费市场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 

(五)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需要精细化 

此次疫情给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带来重大挑战,亟需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科学技术水平和人的行为模式变化,转变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式。我们需要及时修正疫情期间暴露出的问题,更好地发挥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公共福利等方面职能,为居民消费创造更好的环境,让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增进社会公共福祉,满足民众多元化需求,积极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六、促进消费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建议 

疫情过后,为了更好地发挥我国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实现消费对国内经济的支撑作用,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消费行为变化,进一步创新消费供给、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回补;也需要继续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一)加强消费者教育宣传引导 

从青少年入手,强化公共健康教育,倡导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通过青少年引导全社会转变消费理念,培养良好的消费文化。通过播放公益广告、开展公益活动等方式,提倡文明适度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推广垃圾分类、减少白色污染、杜绝食物浪费,提高家庭和公共场合卫生标准水平。拓宽信息传播途径,做好科学普及,优化宣传舆论效果,有效引导疫后社会心态和行为反应,增强群众信心和信任,保障社会秩序稳定。 

(二)培育消费市场新增长点 

从供给端入手,顺应居民消费结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调整的趋势,着力满足居民新的消费需求。加强国际优质消费资源集聚,并顺应国内消费升级趋势,主动扩大符合市场需求的消费品进口。释放新兴消费潜力,加快 5G、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新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应用,顺势推动线上购物、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线上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引导绿色健康消费,推广健康的饮食、出行、公共卫生等行为习惯,带动绿色、健康、医疗等商品和服务消费。加快发展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等新型信息产品。鼓励企业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各类电子产品智能化升级。加快完善机动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回收网络。满足汽车消费需求,适当放宽汽车限购政策,便利居民出行。 

(三)完善多层次城乡消费载体 

从消费载体入手,培育层次多元的消费中心城市,分层次培育国际型、全国型、区域型消费中心城市,分类配置品牌、品类等消费资源,以步行街、特色商圈为载体,建设集购物、 餐饮、文化、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消费集聚区与示范区,打造消费中心城市消费地标,提升城市群消费活跃度。完善下沉市场商业网点布局,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完善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商业网络,打造一批集聚优质消费资源的商贸小镇,推动县域与农村消费升级潜力的释放。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加大推进基础好的农村地区产业化发展,通畅农产品上行流通渠道,打通农产品供应链条。提升农村物流服务网络覆盖率,充分发挥农村电商的作用,推动工业品下行。 

(四)提升商品服务质量和监管 

从品质提升入手,加快国内外市场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对接,整治假冒伪劣,保障消费者权益。引导制造企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完善工业消费品质量标准细则,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产品标准统一。加快制订和完善家政、养老等行业的服务标准,健全服务质量标准体系,鼓励骨干服务企业率先应用标准。加快发展第三方质量检验检测和认证服务,在家政、餐饮、养老等重点领域开展服务认证示范工作,强化标准贯彻

执行和推广。从监管层面严格把关产品和服务质量,规范城乡消费市场秩序,进一步完善集体诉讼机制,维护消费者权益。 

(五)增强收入保障以提升消费倾向 

从收入保障入手,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探索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将外来农民工统一纳入工作所在地进行管理,享受与市民同样的医保、社保待遇。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投资,创新政府投资方式,探索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有效撬动社会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教育、医疗、养老、体育健身、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继续落实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

除等政策,切实降低居民税收负担鼓励消费。加强失业保障、就业援助等支持力度,推动农村儿童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的落实,完善困难人群的兜底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消费预期。 

(六)提升智慧治理和服务水平 

从基层社会治理入手,探索建立常规的网格化、精细化社会治理模式,推动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增强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匹配的智慧治理能力,为智慧消费发展创造条件。以社区服务为核心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各类社会综合治理和公共服务平台,提升社会服务的精准化程度,顺应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的大趋势,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的消费模式。 


[参考文献] 

[1]  Keynes,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M].  United  Kingdom:  Palgrave Macmillan, 1936. 

[2]  Duesenberry, J.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3]  Modigliani,  F.,  Brumberg,  R.  H.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A].  Kenneth,  K.  Post-Keynesian  Economics[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388–436. 

[4]  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5]  Hall, R. 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6): 971-987. 

[6]  Leland,  H.  E.  Saving  and  Uncertainty:  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82 (3): 465-473. 

[7]  Deaton, A. Saving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J]. Econometrica, 1991, 59(5): 1221-1248. 

[8]  Carroll,  C.,   Samwick,  A.  The  Nature  of  Precautionary  Weal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7, 40(1): 41-71. 

[9]  Thaler,  R.  H.,  Shefrin,  H.  M.  The  Behavioral  Life—Cycle  Hypothesis[J].  Economic  Inquiry,  1988,  26(4): 609-643. 

[10]  Harris,  C.,  Laibson,  D.  Dynamic  Choices  of  Hyperbolic  Consumers[J].  Econometrica,  2001,  69(4):  935-957. 

[11]  Frederick S., Loewenstein, G.. O’Donoghue, T. Time Discounting and Time Preference: A Cri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6): 351-401.  

[12]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3]  Mllering,  G.  The  Nature  of  Trust:  From  Georg  Simmel  to  a  Theory  of  Expect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Suspension[J]. Sociology, 2001, 35(2):403-420. 

[14]  Scheve, C., Veblen, T.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M]. Südost: 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2016. 

[15]  Erlandsen, S., Nymoen, R. Consumption and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8, 21(3): 505-520. 

[16]  关利欣,  梁威.  中美消费发展升级历程比较及启示[J].  中国流通经济, 2019, (5): 13-21. 

[17]  陈国进,  晁江锋,  武晓利,  赵向琴.  罕见灾难风险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J].  经济研究, 2014, (8): 54-66. 

[18]  郑江淮,  付一夫,  陶金.  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  消费经济, 2020, (2): 3-9. 

[19]  魏际刚 ,  温明月 .  推进本地生活产业数字化进程 [EB/OL]. 

http://www.drc.gov.cn/xsyzcfx/20200309/4-4-2900312.htm, 2020-3-9/2020-03-20. 

[20]  梁威,  关利欣,  胡雪.  消费国际化趋势下的中国对策[J].  国际贸易, 2020, (2): 25-29. 

[2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 [EB/O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3/t20200313_1223046.html, 2020-02-28/2020-3-13. 


作者简介:关利欣(1983-),女,满族,吉林延吉人,博士,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有益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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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4月26日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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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四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