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沈华

2020年04月02日 07:41

高惺惟
《金融与经济》 2020年第3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有序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治理金融风险,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改革开放有序推进,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监管得到加强和改进。但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尚有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面,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而且要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深化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关键一招。要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分析国内国外大背景。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通过发动贸易摩擦、科技打压和长臂管辖等手段阻碍我国发展,我国经济自身也面临着经济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和创新驱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大背景,这一切需要完善资源配置制度,找准金融服务的重点领域,发挥好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起面向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

金融本质理论指出,金融发展的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好的金融制度应当体现现代金融的基本功能,体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原则,体现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包容性金融发展战略。20世纪60年代,以戈德史密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肯定金融发展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发展》

一书中指出:第一,从纵向来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相关率有提高趋势 。第二,从横向来看,发达国家的金融相关率要远远高于欠发达国家。之后,众多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金融的供给体系还存在着不少短板,无法满足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无法满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存在着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定位不当,以及市场结构、银行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均衡等问题。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着被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高杠杆、影子银行、美元体系绑架以及监管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只能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以解决。

(一)我国金融体系大而不强

金融市场上的外部性、脆弱性比其他行业更加明显,几乎所有国家都对银行业实行了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更加严格的监管。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存在,一方面有效地解决了信用过程中授信主体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存款人与银行及银行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造成金融市场失灵。自Minsky于1982年首次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后,金融脆弱性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日趋完善,对我国经济保持四十年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个过程中金融体系本身也在不断壮大,按一级核心资本全球排名前十的银行有四家来自中国。但这个金融体系是大而不强的,因为其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弱。具体表现为:

一是被房地产“绑架”。近现代,每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与房地产泡沫有着必然的关联,在银行信用扩张的推动下,房地产价格出现上涨。在房价上涨形成强烈预期之后,房地产市场必然出现投机盛行的现象,进而出现巨大泡沫。在泡沫日益变大的趋势之下,政府不可能任由泡沫自由发展,金融机构同样会日趋谨慎,从而收紧银行信贷,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之下,房价上涨的预期发生扭转,导致房价下跌,引发房地产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和个人按揭贷款违约率的上升,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规律是从历次金融危机中总结出来的,任何国家都难以逃脱。2018年底,我国的房地产贷款余额38.7 万亿元,占整个信贷的比重接近 30%。这仅仅是房地产直接贷款的规模,如果加上跟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间接贷款,该比重就会更高。一旦房地产行业出现问题,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必然会急剧上升,引爆金融危机,因此可以说我国的金融体系被房地产所“绑架”。

二是被地方政府债务“绑架”。虽然我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总体可控,但隐性债务规模较大,包括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名股实债以及政府购买服务变相融资等形式。众多研究机构分别从资产端和负债端对我国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了测算,测算的结果大多在30~40万亿元之间。如此规模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期限较短,未来三年是集中的还债期,存在着较大的违约风险。从地方政府债务的构成来看,银行贷款占了近50%,剩下的通过银行表外业务等通道成为隐性债务,但同样与银行高度相关,一旦出现违约,必将影响银行的信用。对于如何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短期来看,借新还旧和展期是应对陆续到期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方式;但长期来看,迄今尚未找到有效可行的办法,可以说处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经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一大难题。

三是被高杠杆“绑架”。纵观历次金融危机,一个共性因素就是信贷膨胀导致的全社会杠杆率显著增加。明斯基危机模型认为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是金融体系脆弱的主因,而且过度和不当运用金融杠杆会产生庞氏融资效应。国际上衡量信贷膨胀有一个“5-30”规则:如果信贷余额占GDP的比重在5年的时间内增长超过30个百分点,就说明这

个国家已经出现了信贷膨胀。我国信贷余额占GDP 的比重从 2011 年的 111.99%上升到 2016 年的143.26%,五年的时间上升了31.27个百分点。按照“5-30”规则来看,确实出现了信贷膨胀。分部门来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虽然总体得到控制,但仍然比较高,2018年为157%,远远高于其他主要国家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这个问题同时出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很多企业的扩张是靠高负债得到的,风险非常大。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受到巴塞

尔协议的严格控制总体可控,但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过高的问题大大增加了其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去十年快速上升,居民债务与存款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25.7%上升到 2018年的75.7%。过度使用金融杠杆必然增加金融机构脆弱性,带来巨大风险隐患。

四是被影子银行“绑架”。影子银行包括通道业务和同业业务,通道业务拉长了风险链条,使监管者站在资金的初始端看不到资金的末端,风险传导隐蔽化,同业业务通过表内资金表外化规避金融监管,导致金融空转现象严重,同样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基于此原因,银保监会于2018年4月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目的就是更好地防范影子银行风险。《意见》出台之后,具有较高风险的影子银行产品和业务受到严格管制,余额大幅缩小。但由于“正规金融”缺位现象严重,融资环境突然趋紧导致债券违约率大幅上升,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监管部门不得已又放松监管力度和节奏。由此可见,在我国融资模式不够健全、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受阻的背景下,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存在“骑虎难下”现象。

五是金融监管制度不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管,绝对不能成为被监管机构的代言人,更不能成为其“保护伞”。包商银行被接管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管制度的漏洞。包商银行不是“小”银行,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排名,在2018 年中国银行排名 100 强中,包商银行排名 37位。如此有影响的一家银行却隐藏着巨大的信用危机,究其原因,一是违反了单个股东持股比例的限制。“明天系”通过其旗下关联公司共持有包商银行89%的股份。这直接导致包商银行大量资金被大股东违规占用,长期无法归还,形成逾期贷款,导致包商银行的信用危机。二是过度依赖同业存款。存款占总负债的比例从 2014 年的 60%下降到 2017年的 40%,其同业拆借利率高于市场一般水平。三是贷款集中度过高。2016 年底,包商银行最大 10家贷款占资本净额的比重为28%,贷款集中度风险显著增加。而以上三条原因,均与监管制度不完善有关。

六是被美元体系“绑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我国的金融安全是难以保障的。既要保持足够的外汇储备以满足外汇需求,又要安排好外汇储备的投资以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既要在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下承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要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承担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既要担心被列为汇率操纵国后的不良影响,又要预防随时可能到来的“金融制裁”。尤其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变数依旧较大的背景下,我国需要探究贸易摩擦背后的金融摩擦将给我国带来的影响,包括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中国资本流出的风险以及金融制裁的风险等。2019年,三家中国银行被美国列入制裁清单,这意味着贸易摩擦已经并可能在不断扩大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我国需为更严重情况的发生做好准备。

(二)我国金融体系存在“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就是政府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纵观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还存在诸多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界限不清的领域。利率无法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我国长期存在着金融抑制的现象,表现为政府对金融资源要素的价格管控过多,人为压低利率,使有限的金融资源流向国有企业,而有融资需求的非国有企业无法获得价格合理的金融资源支持。利率是一种价格,只有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才能高效的配置金融资源。麦金农和肖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存在着广泛的金融抑制现象,表现为对利率、汇率以及金融机构准入等领域管制过多。2015年10月,我国中央银行宣布不再对存款利率上限实施管制,意味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利率距离市场化定价还有很大距离。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界限不清。普惠金融不是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义务,商业银行应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效益。给中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的普惠性贷款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需要从深层次挖掘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如果政府过多地采用行政命令或行政激励的手段要求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普惠性贷款,带来的必然是“虚假普惠”。当然,金融的确要更好地为农户、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服务,“嫌贫爱富”不是金融的全部。这就需要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在政策上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去做普惠金融的同时,让政策性金融机构去兜普惠金融的“底”,财政去兜政策性金融的“底”。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而我国当前还严重缺少专注于做普惠金融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股票市场IPO核准制剥夺了部分拟上市公司的融资权和投资者的选择权。第一,在核准制下,企业能否上市的决定权在审批部门手中,意味着“上市”成为一种掌握在政府手中的福利,金融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政府决定的,审批部门的决策决定着企业能否继续生存下去,这也直接导致审批部门的官员成为拟上市企业“围猎”的对象。第二,核准制下的审核时间过长,很多排队的IPO企业完成审核的周期长达3年,这就导致很多企业在其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却无法获得股权融资。第三,核准制限制了投资者的选择权。审批部门官员的知识和经验是有限的,他们的判断有可能失准,很难准确地判断出一个企业是否是“绩优股”“潜力股”,尤其是对于自己不熟悉的行业、企业,以及在沟通过程中主观上不太认同的企业,就容易判断失真,可能会将一个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拒之门外。

(三)融资结构不均衡制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金融供给是否适应金融需求,需要从金融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两个角度进行考量。2018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达到 268 万亿元,总量不可谓不大,但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一是市场结构失衡: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不平衡。我国的金融市场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很小。从2018年社会融资组成情况来看,新增人民币贷款占 81.4%,债券融资占 12.9%,股权融资仅占 1.9%。这样一种市场结构既会导致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又不利于分散风险。二是银行结构失衡:中小银行数量少,业务比重偏低。从金融需求侧来看,民营企业已经达到“五六七八九”;但从金融供给侧来看,我国仍然是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这就造成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门不当户不对”。金融服务“重大轻小”,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国有银行、大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不适合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这是导致融资难、融资贵痼疾的体制原因,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增加了民营企业由于流动性不足导致破产的风险。三是产品结构失衡: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较少,尤其是从社会融资和信贷数据结构来看,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占比远远高于中长期贷款。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确定金融产品,而不是反过来让企业适应银行的贷款期限。相比国外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可以长达7年,我国的流动资金贷款大多是1年,尽管可以延期、展期,但无形中增加了成本。

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决定了金融改革的方向,当前随着经济领域改革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要求金融创造与之相匹配的条件。金融的本质就是要通过融资方式,实现资金融通,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然要与金融本质高度契合,通过改善金融结构,减少无效、低效金融供给,增加有效、高效金融供给,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动力系统”,其目标就是要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让金融的活水能够恰好浇灌到实体经济之树,底线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根本途径就是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这个机制需要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共同发挥作用。

首先,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服务实体经济,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金融供给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疏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进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既要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又要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去,满足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其次,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釜底抽薪”之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之一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中提高防控风险的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化解经济高杠杆风险,2018 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稳杠杆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但结构性去杠杆的任务依旧艰巨,尤其是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高杠杆。结构性去杠杆与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存在统一的一面,并不是对立的。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够真正降低企业杠杆率,降低企业杠杆率才能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第一,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僵尸企业”释放出更多的金融资源,这些宝贵的资源会在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下流向高效率行业和企业,这既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又能够化解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攀升的风险。第二,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降低企业的杠杆率,让企业轻装上阵,既能够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激发管理层经营活力,促进企业加强管理;又能够防范企业面临

的高负债风险,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成本;还能够帮助企业补齐资本短板。第三,我国经济“釜底抽薪”的稳杠杆方法就是建立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这个市场应该是既为大型企业,又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市场,应该是满足各种类型的投资者和融资者多样化需求的市场。

最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就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要是市场能配置的金融资源,权力就交给市场;只要是企业能够做的事情,就交给企业去做。政府应该去配置市场无法配置但又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去做企业做不了、不愿做、做不好的事情。同时要发挥好政府守夜人、监督员、服务员、投资人的职能,担负起培育市场的重任,保证市场在公平、公正、稳定的法治化环境中运行,为市场提供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具体来看,一是将利率、汇率等定价权交还市场。中央银行通过市场化手段对利率、汇率进行调节,但不能行政干预。二是严格区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边界。商业性金融机构应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以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为目标,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实现社会效益,政府不应

过多干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具体经营。在商业性金融不愿涉足的领域,政策性金融应及时补上。三是大力推动以注册制为重点的资本市场改革,只有注册制才能真正实现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才能让资本市场成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自由选择的平台。四是加强金融监管。以保护金融消费者为目的的金融监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坚决不能

“缺位”。

三、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目标,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基本底线,用好政府与市场“两只手”。以“五度”改革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搭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四梁八柱”,有助于通过优化金融结构来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体系,有助于明确市场导向与加强监管的职责。

(一)“宽度”改革: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从金融契约的角度看,股票的经济性质与银行存款不同,它体现的是一种对公司收益的剩余索取权。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个体股东难以弄清企业真正的收益是多少。同时,公司的经理人决定公司是否分发红利,因此即使公司事实上取得了盈余,经理人也可以拒绝分红。很显然,如果没有适当的经济、法律环境,股东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股票市场就很难发展起来。长期以来,我国过度依赖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这导致企业的杠杆率居高不下,金融风险不断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举措在于发展和做大做强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资源配置功能将在调整产业结构并构建创新型经济体系中起到核心作用。尽管我国资本市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效率低下与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同时存在。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一方面要使资本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第一,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任何一个符合条件的企业有权到资本市场上获得股权融资,每一位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看好的企业进行投资,这就需要通过注册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

和资源配置手段,不能歧视性地选择上市对象,应把选择权交还市场。第二,通过退市制度实现金融资源合理配置。一个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资本市场一定是一个吐故纳新、不断更新的市场,资本市场就是要通过引导资源向高效率的产业和企业流动来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这就需要将这个市场打造成一个“有进有出、进出有度”的市场,退市机制必不可少。

另一方面要管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真正发挥好“守夜人”的作用。第一,股票价格的高低与监管部门的业绩没有任何关系,监管部门作为“守夜人”,需要维护市场的公平与透明,需要打击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虚假信息披露等违法行为,需要建立严格的退市制度,但不需要干预市场的价格,人为地制造牛市。第二,资本市场要更加注重保护投资者,让投资者通过长期投资获得收益,而不是通过短期炒作进行套利。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严格执行上市公司强制分红制度。上市公司需向投资者派发红利的规定虽然很早就有,但严格执行的很少,监管的力度不够,这就导致投资者通过炒作赚取溢价来实现收益。这不利于将一个“投机”市场转变为“投资”市场。第三,加大处罚力度。“治乱需用重典”,对于资本市场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违法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否则这个市场是无法规范的。

(二)“深度”改革:真正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

古典利率决定理论的奠基人马歇尔认为利率由资金的需求和供给所决定,其中资金的需求源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资金的供给源于人们愿意放弃当前资金而等待未来更高收益。金融发展理论认为,改革金融体系、消除金融抑制是发展中国家想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路径,认为发展中国家想摆脱贫困,必须实行利率市场化,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利率在资源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完善金融资源的配置机制。尽管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初步完成,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不再进行管制,但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依旧不健全,作为借贷资金价格的利率尚不能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的融资环境面临着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一

方面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快速上涨,流动性总体充裕;另一方面是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不畅,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渠道就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使市场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尽量减少计划和行政手段的运用,让商业银行根据市场供求的定价机制决定资金的价格,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来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中央银行间接调控的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以市场供求决定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以物价稳定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这样一个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会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向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更多地流向中小民营企业。

(三)“温度”改革:实施普惠金融战略

金融应摆脱“嫌贫爱富”的惯性,更多地为享受不到金融资源和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我国高度重视普惠金融战略,应通过合理高效的渠道积极发展普惠金融。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民营银行以及村镇银行各有定位、各司其职、相得益彰。一是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应明确其定位,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导向,紧盯“做强、做优、做大”的核心目标。在国有企业的分类中,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属于商业一类,应以经济效益最大化和股东权益最大化为目标。“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国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只要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能够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家这个最大股东就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也为普惠金融战略的实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二是政策性银行应明确职能定位,理清业务边界。政策性银行以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要等为业务价值,主要作用是弥补部分领域的市场失灵,做商业银行不愿做、做不到和做不好的事情,而不应混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普惠金融不是所有金融机构应尽的义务,在鼓励广大中小银行积极参与普惠金融的同时,应组建成立新的政策性银行专门聚焦于普惠金融业务,为普惠金融“兜底”。同时,基于风险防控的角度,必须厘清两类业务之间的界限和分工,建立有效的“防火墙”,这也是加强金融监管与防控金融风险的必要条件。三是农村商业银行依靠在本地长期积累的信用,加上其较为灵活的利率政策,可以更好的为中小微企业服务。

农村商业银行要做到机构不出县、业务不跨县。农村商业银行应找准符合自身的差异化定位,确立经营重点,满足“三农”和中小企业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的业务需要,将业务“做小做散”,降低贷款集中度和户均贷款规模。四是进一步扩大民营银行试点。增加民营银行数量是增加金融供给的有效手段,能够填补大型银行无暇顾及的市场,是破解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的有效手段。在防范民营银行的风险方面,可以通过对最大股东持股比

例的限制等举措防范关联交易问题。五是利用好金融科技在推动普惠金融中的积极作用。金融科技兴起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越是在传统的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备的地区,互联网金融发挥作用的空间就越大。

(四)“亮度”改革:加强金融监管

金融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存在较大的外部性,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必须从严,监管尺度不应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成橡皮筋,应坚持一个标准。中小银行的危机主要源于被大股东掏空。“明天系”“安邦系”等出问题就是源于大股东借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形成利益输送的链条,将其投资的金融机构视为自己的“提款机”。由于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使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形同虚设,严重打击了金融信用,最终引爆金融风险。此时的金融已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而是沦为实体经济的“抽血机”,成为制造、传递金融风险的“黑手”,成熟的金融市场和有效的监管制度绝不允许出现如此咄咄怪事。此次央行与监管部门直面“明天系”“安邦系”等“历史遗留问题”,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果断出手,十分必要。这将成为强化监管的新起点,有助于重塑中国金融生态。

金融科技借助电子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的融合,创新了金融业态,增加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在众多领域提高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与此同时,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增强了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增加了许多新的金融风险点,对金融监管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个别机构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干着非法集资、非法融资、非法吸收存款的事情。面对这些新变化,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创新金融监管手段,平衡好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的关系,做到既鼓励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金融创新,又能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监管沙盒”制度值得借鉴。“监管沙盒”就是为金融创新提供一个试验区间和安全空间,测试机构可以在“沙盒”内创新其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模式,经过认证的金融消费者可以在“沙盒”内充分享受这些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收益,同时承担风险,监管部门“静观其变”,并对这个交易过程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如果风险可控,则进一步放开;如果风险隐蔽且传染性过大,则抑制其发展。总之,“监管沙盒”旨在创建“缩小版”的真实市场和“宽松版”的监管环境,充分利用“先试点、再总结、后推广”的模式,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找到一条有边界的道路。

(五)“广度”改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真正决定主权货币价值和国际化水平的是综合国力,我国经济稳定、高质量的增长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第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只要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高质量的强劲增长势头,人民币国际化就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这个过程中需要培育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微观经济主体,重点是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增强货币选择和使用的话语权。第二,坚定不移推动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再出发。未来应坚持人民币利率、汇率由市场决定,在遵循富有效率、稳健有效的原则下,循序渐进地推进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的开放,让离岸人民币有更好的投资场所。第三,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建设。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运行已有三年,目前有30多家直接参与的银行,800多家间接参与银行,覆盖机构数量与SWIFT持平,但交易量和金额远低于

后者,原因在于 CIPS 服务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不高。未来,CIPS 一方面需要熟悉业务,另一方面需要培育市场习惯和行为,努力实现哪里有人民币,哪里就有 CIPS 的服务,发挥 CIPS 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基础设施作用。第四,提出我国自己的数字货币方案。Libra 的出现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冲击,它企图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想法,使其有可能替代 SDR,进而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性货币。当然,Libra 也有可能被一种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安全的数字货币取代。无论如何,Libra的发展方向代表数字货币的趋势,我国应在这一领域的政策研究和储备上更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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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惺惟(1982-),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金融改革与金融风险。(北京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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